第四章青春序曲
你不也是一个新时代的青年吗？
我的叙述已经打破时间顺序了。事实上，一九三○年秋天到一九三一年初我不在昆明，那时候我中断了学习，回到了宣威。
为什么回到宣威？这主要是四哥的考虑。当时，他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已经带着新婚不久的妻子李兰英回到了宣威。他知道我在昆明参加革命活动的情况，在那样一个血雨腥风的年代，什么事情都会发生，所以，他几次来信让我先回老家避一避风头。
那时我在昆明曾参加互济会、反帝大同盟，这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后来我又在宋贞和和李若芝介绍下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这些四哥是知道的，而且，他还让我给党的秘密机关送过文件。
当时正好快放寒假了，我也想趁此机会回老家一趟看看。于是，在一个阴霾密布的早晨，我离开了昆明，踏上了回宣威的路。
我在昆明已经呆了五年。五年前离开宣威的时候，我还是不懂事的孩子，现在，我已经是一个有一定社会责任感的青年了。我的人生目标也许还不是那么鲜明，但我已经从赵琴仙等人的身上，看出了什么才是轰轰烈烈的人生。我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回到宣威，我就感觉到了和昆明迥然不同的压抑氛围。宣威亘古不变的一切是那样令人难以忍受，我就像是放飞过的小鸟，又被关到笼子里来了。我知道了蓝天，知道了自由飞翔的滋味，现在又要被拘束在狭小的天地里。
那一年我十九岁，当时，这个年龄在当地已经是结婚的年龄了，我一回到家里，就引出了这方面的话题。
使我十分不理解的是，我回到宣威以后，很多到我们家来串门的人总会提到一个共同的话题：你们家老八什么时候结婚哪？孩子不小了，应当结婚了……某某某十五岁就结婚了……就好像我结不结婚是关系到他们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一样。
我讨厌这些人，讨厌她们无事生非地乱嚼舌头，但是我没想到她们的这些议论对我会有什么的样结果。
还是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家就曾把我和一个姓陈的人家公子订了婚。我记得陈家很富有，也是一个大户，就住在上堡街上段（我们家在中段）。和我订婚的青年叫陈绍曾，我回到宣威的时候，他也正好放假从上海回家了。
我回家以后，母亲请来了木工做桌、椅、箱柜，据说是给我做嫁妆的。联想到最近以来涌到我耳朵里的一些话语，我才知道我将面临的是一场多么严重的问题。我应当怎么办？是四哥让我回家的，我找他去。
我国哥浦承绪带着他的新婚媳妇李兰英回到宣威的时候还带来了油印机、纸张等当时在昆明办报用的东西。那些东西就藏在我们家的一个夹壁房间里。
四哥在我的心目中始终是有先进思想、对事情有独到见解的人。我想求他帮我说服家里，不要强迫我和陈绍曾结婚，没想到这次他竟一反常态，完全抛弃了以往经常挂在嘴边的妇女解放的主张，说：
“你真的也不小了，这事应当考虑了。”
“你是说我应该把这门婚事接受下来？”
“那你能怎么办？”
“……四哥，我觉得你原来不是这样子的。”
四哥苦笑了一下，专注地看了看我，说：“你知道以前经常到咱们家来的那个姓王的人吗？”
“我知道。”
“那人叫王德三，是中国共产党云南省委书记，他被捕了，还有很多别的人……他们可能都得牺牲……”
四哥脸色灰黯。
“你想一想，那么大的革命潮流，说垮就垮了，我们个人又能怎样？你这次回来，也好，正好可以检点一下自己，想一想今后该怎么办……”
我觉得他是在想着自己该怎么办。
看着完全被失败的情绪攫住了的四哥，我无言以对。我用不着和他讲大道理，大道理他比我懂得多得多，甚至可以说，我仅仅懂得的一点儿革命道理，还是他教给我的。他需要的不是这个。我为他感到惋惜。他是一个经历过风雨的人了，他的绝望和灰暗的情绪，也许来自另外一些我所无法知晓的缘由？他不应当是这个样子的，我的四哥不是这个样子的。
现在想想，我四哥那时确实有理由贪恋常人的人生，因为他的的确确是幸福的——有一个温柔美丽的妻子，家里有他切切实实的一份产业，他犯得上再去抛头颅洒热血去吗？我无法接受四哥的这种观点，但我又能够拿出多少更雄辩的理由说服他去倾洒鲜血呢？！
对我自己，我却要说：不，我不走那样的路！莫说我现在一无所有，我就是有了四哥现在有的一切，我也不会贪恋温柔富贵之乡。因此，那个讨厌的婚事就越发叫我无法忍受。
我没有阻止住事情的发展：婚期已经定下来了，就在这一年的某月某日。
当时我不知道陈绍曾在这个问题上是什么态度，没有办法的办法：我直接给陈绍曾写了一封信。我把这封信通过陈绍曾的妹妹转交给了他。
在信中，我明确表示我是从来没有同意过这桩婚姻的，这是父母包办的。我说你是一个新青年，你难道不知道这种父母之命、媒的之言的婚姻是没有感情的、不道德的婚姻吗？你正在上大学，更重要的是，你也是一个热血青年，难道你就打算在父母的安排下度过自己的一生吗？那么你学了那么多的知识又是为了什么呢？
与此同时，在家里我也进行了激烈的反抗，几天几夜不吃一口饭，不喝一口水。
我的小祖母首先看不下去了，就对我母亲说：“你看把孩子逼成什么了？孩子还小，过两年就过两年，到那时候再说……”
母亲也不愿看到我那痛苦的样子，又反过来劝我父亲。我父亲总算松动了：过几年就过几年吧！但是父亲又是一个极好面子的人，跟人家商定的事情，怎么好去向人家反悔呢？我想那时候他老人家一定是非常为难的。
我头上的一场风暴总算过去了，这使我感到异常惊喜。这是我在自己命运问题上的第一次抗争，而且，是我胜利了，我怎能不感到万分高兴呢？
后来陈绍曾又回上海念书去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那封信起了作用？
宣威，现在在我的心里已失去了她的魅力。小时候我徜徉其中的那个五彩缤纷的世界，现在却变得这样狭小而闭塞。我一千次一万次地问自己：我难道就要在这里度过自己的一生吗？！
我意识到自己抗婚虽然成功了，但这个家庭毕竟不是我久留之地。父亲虽然开通，母亲虽然慈祥，但他们毕竟都还是生活在旧的观念之中，我应该有属自己的新的生活。
我不愿像旧社会的女人那样生活，我还是要回昆明读书去，这才是我的出路。
这样想了，我便去和母亲商量。母亲看出了我的难处，这一回对我表示非常的支持，她对我说：“你去吧，你在家里我们也不能帮你什么，出去要注意照顾好自己。”
我尽可能地宽慰了母亲。
后来父亲也同意让我去昆明念书，他开始为我的第二次出行做准备了。
那时候，王德三等人壮烈牺牲的消息已经传到了宣威，我国哥完全被击垮了。
望着他那没精打采的样子，我深深地为他感到悲哀。
回到昆明，我觉得又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心情无比舒畅。由于有了在宣威的那段经历，我更加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虽然当时已耽误了一个多学期的课程，我被安排到了十四班，但我还是决心下功夫补上落下的课程。
昆明的政治气候已经大不如前了，在经历了一九三○年那场劫难之后，共产党的活动已经基本停止。以前和我一起进行革命活动的战友们，有的已经牺牲了，有的至今仍然被关在监狱里，目前还在的人相互之间也断了联系。所以，那段时间对我来说相对是比较平静的，但那段时间也是我思想最为沉重苦闷的时候。
我回到学校以后，由于我以前的所作所为，校长找我进行了一次严厉的谈话，警告我说如果我仍像以前一样参加政治活动，就开除我。
那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我国的侵略，龙云在抗日的问题上也表现出某种进步性，他不仅不制止人们的抗日思想和行为，而且还让人在学生每年开运动会的北教场的城墙上写着数尺高的“炼就钢筋铁臂，誓与倭寇拼命”十二个大字。
这段时间最让我感到痛心的，是我四哥对革命的消极态度。
前面已经说过，我父亲在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后，对政治一直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他的人生理想已经不是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时那样高远了，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面对日本人的入侵，他尽管也感到忧虑和愤慨，然而，内心里更多的却是对个人的无力感的哀叹。他用发展自己的商业来充实自己，他拼命要制造出一种让自己感到满意的现实。这样，他就又以空前的热情经营起了自己的商号。但是他毕竟是六十岁的人了，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就让自己的儿子全部转到了商业上，力图经过合力经营，扩大产业。
那时候我们家的商号实际上已经仅限于昆明一处了，所以我二哥、三哥，后来还有我四哥最后都到了昆明。
四哥来到昆明以后，开始和二哥、三哥一起应付买卖上的事情。党组织一直没有恢复，他也无心找党组织，这样，慢慢地他就和党失去了联系，并且以后再也没有恢复过联系。
也许他的内心是十分苦闷的，这我能够理解，让我无法理解的是，他竟然如此自暴自弃：他不仅抽大烟，后来还常在外面与人打麻将。
他在我心目中留下的完美形象终于在某一天坍塌了。
那天，我吃过早饭，梳洗完毕，背着书包准备上学去了，忽然看见四哥躺在床上又抽开了大烟。他是刚刚赌博回来，也许是又输了，情绪很不好，脸上黄蜡蜡的没有血色。当时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冲动地走到他跟前去，厉声说道：
“四哥，你看看你现在成什么样子了？都变成什么人了？”
四哥惊讶地欠起身，问道：“我怎么了？”
我冲他叫道：“别人都在忙有意义的事情，而你……你只知道在这里抽大烟！”
四哥的心情本来就不好，一听我这话，腾地一下从床上站了起来，说道：
“赔钱货，你有什么权利来教训我？！谁给你的这个胆量？！”
平时我最烦有人说我们女孩子是“赔钱货”，现在一听四哥也这样说，更是火冒三丈，就和他对吵了起来。也许他从来没有见过我如此放肆，气得脸色都变了，顺手就用烟枪打了我！
我跑了出去，住到同学江玉芝的家中，不回家了。石英和毛孃知道我的下落，但她们回家也不说，只是说“不知道”。四哥很着急，怕我一个人在外面出事情，反复问石英和毛孃。她们说：“人是让你打跑的，到哪儿去了我们怎么会知道？”后来，怕事情闹得太大了，石英和毛孃来劝我，我才回家去了。
琼英远行
人们经常把青春比作花朵，我想这是不错的，我们的确可以把青春比作一生中的开花时节。在这样的时节，我们一切都已经开始而又没有开始，一切都在做出安排而又没有安排，因此，常常有着某种程度的苦闷、访惶，某种程度的稚嫩与焦躁，尤其是在不知道该向哪里走的时候。
一九三一年前后，我、石英、毛孃就处在这样的时候。
昆华女中每一年都有毕业的学生，按说毕业应当是高兴的事情，可我们看到的却是即将分手的同学们搂在一起没完没了的痛哭。她们哭，不仅仅是因为别离之情，事实上，她们很大程度上是在为自己未来的命运而哭——毕业了，学习生活结束了，她们又要回到她们曾短暂地挣脱的那条老路上去了，这意味着她们马上就要像她们的母亲或母亲的母亲那样开始走灰色而又漫长的人生之路了。如果她们压根没有看过外面的世界，如果她们从来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另一种活法，她们就不会为未来而感到悲哀了。现在的问题是，她们看到了一条美丽的人生之路，可自己又没有力量坚定地走上去，剩下来的当然就只有痛哭了。
这件事对于我们姐妹和毛孃的触动是很大的，一个问题自然而然地提到了我们的面前：我们将来怎么办？为此，我们进行过一次又一次热烈的讨论。
我留恋昆明，我不想离开它，我隐隐约约地觉得，赵琴仙等人所做的那一切，好像就是我将来要做的……石英赞同我的看法，可她比我更不知道具体应当怎样做。
但是，无论走一条什么样的新路，对我们来说都有一个怎样说服家人的问题。就是上大学，也需要家人提供资助，而那时，对女孩子上大学，家人是轻易不会同意的。所以，我们一次次地做着人生的设想，一次次地选择着未来，又一次次地没有着落。我们甚至想过，如果不得不回宣威，那么，我们就住到“庙后头”（这是我们家在县城外面购置的一块土地，有一幢房子，是个独家庄，后来我四叔住到那儿去了），自耕自食，也不结婚，过自己的日子——这已经无异于课文里说到的过“世外桃源”的生活了。可是，现实毕竟是现实，这是比一切想像更为有力的东西，接着我们就想到了一系列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真的能够满足那种自食其力的所谓世外桃源生活吗？我们的同胞都在受苦受难，我们的祖国正处在生死存亡的时刻，我们能无动于衷吗？而且，说实在话，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里，就算你满足那种世外桃源的生活，那也只是个空想，是不可能实现的。
琼英还小，只是贪玩，她的思想中还不会想这些问题。
好在现在离毕业还远，我们还有时间进行充分的考虑和选择。
云南历来比较重视体育运动，据说这还和唐继尧有关。当初龙云能够获得唐继尧的赏识，就是因为龙云从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的时候，在一次擂台比武中出手不凡，打败了法国大力士。
龙云执政以后，发扬了这一传统，在学校大力推广体育教育。
那时候我们体育课上的训练项目有短跑、长跑、排球等等，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选择发展，只有早操跑步是每个人都必须参加的。除此之外，昆明每一年都举行各种形式的体育比赛，这对于提高学生爱好体育的兴趣，增强学生的体质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们在昆华女中上学的时候，昆明每年都要举行一次大型体育运动会，运动会一般都在北郊的北教场举行。每到召开运动会的日子，昆明简直就和过节一般，人们早早地就开始向北郊聚拢，运动场上人山人海，彩旗招展。这里不仅有数以千计的学生，就连昆明的市民和周围的农民也都挤到北教场看稀罕来了。
城墙上用白灰书写的“练就钢筋铁臂，誓与倭寇拼命”的一行大字，每个字足有好几尺高，远远看去，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在我们姐妹三个人中，琼英是最爱好体育运动的，这也许和她活泼的天性有关。
琼英爱玩，不看书的时候，她在学校就常常上树爬墙。有一次在家里，趁人不注意，她甚至爬到了屋顶上去玩耍。在体育课上，她是一个最忙的人，一会儿试试这个项目，一会儿试试那个项目，一刻也不闲着。
体育老师很快就发现这个结实的姑娘有很好的短跑条件：她的肌肉坚实有力，爆发力极强，步幅匀称，跑姿正确。于是，老师告诉了她在这方面的优点，并建议她专门练短跑。琼英愉快地接受了老师的这个建议，从此开始专心致志地练开了短跑。
琼英在老师的辅导下，刻苦训练，短跑的成绩很快得到了提高，先是在昆华女中的运动会上拿到了第一名，后来又在昆明市的运动会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好成绩，成为我们学校有名的短跑健将。
时间到了一九三一年。
这一年，南京要举办一个全国性的运动会，各省都要挑选代表参加，琼英作为少年组五十米短跑的选手被云南省代表队挑中了。
九月初，琼英得到了云南省体育代表队的通知：代表队准备出发。
此次赴南京参加运动会的云南代表队一共二十五人，他们从昆明坐小火车先到越南的海防，然后从海防乘船到香港，路上走了四天四夜。她们到达香港的时候，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人占领了东三省，局势极为紧张。
有消息说，南京的运动会可能要被取消。
代表队没有受这个消息的影响，继续北上，到达了上海，又从上海乘车到达了南京。这时，消息被证实了：运动会已正式决定不开了。
领队把大家召集到一起，向大家宣布了这一消息，说：“情况就是这样，愿意回去的，跟我们一起走，人多，凑在一起安全一些；不愿意回去的，比如有亲友可投的，也可以留下来，大家可以自由选择。总之，我们希望大家都安全，没有十二分的把握，不要离开队伍，尽量争取一起回去。”
结果大部分人都表示要跟着队伍回去。
琼英想到北平去读书，因为她知道李含珍表姐现在就在北平。所以，她找到领队，用平静的语调说：“我决定不回去了。”
“你？”领队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要知道，琼英是整个代表队中年龄最小的。“你是说你不回昆明了？”
“是的。”
“那你去干什么？”
“我想到北平去，到那里去念书。”
“这你可要好好想一想。北平有你的亲戚吗？有人照顾你吗？”
琼英说是有一个亲戚的，她说她马上给父亲写信，争取父亲的同意。“不同意也没有关系，反正我是要去的。”
领队看没有什么可能说服琼英回去，也就不说什么了。
琼英第二天就给父亲写了一封信，“通知”父亲她的这个决定。这封信到了父亲的手里，会引起怎样的震动，是可想而知的。不过，通情达理的父亲还是同意了他溺爱的这个小女儿的选择，并且告诉她，她的开销问题由他来想办法（关键是怎样送达她的手中）解决。
琼英接到这封信时是在上海的郑易里的家里。当时云南代表队的人已经离开了南京，她是拿着四哥写在纸上的地址到上海找到郑易里的。
说起郑易里，琼英是不陌生的，在昆明的时候，他经常到我们家来找四哥谈事情，我们都叫他郑大哥。一九三0年底，云南省党组织被破坏后，我四哥曾约他到我们宣威的老家住过一段时间。他在宣威住了两个多月，然后去了四川。以后，他又经重庆到了上海。
郑易里非常支持琼英的决定，并且尽可能地对她的生活做出了安排。
琼英在上海呆了个把月的样子，终于登上了开往北平的列车。
临走的时候，郑易里和她约定：她在北平的开销，由他负责汇寄。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四哥想出来的好办法：郑易里和我们家有生意来往，我们家把火腿罐头寄给他，他再按时给琼英汇寄生活费用。
现在，琼英这个用自己的勇气和魄力选择了崭新的人生之路的十五岁的小姑娘，正怀着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之情向她的未来之路进发。
我们人生道路的下一次汇合，已经是五年以后的事了。
在这五年中间，又会有多少或苦或甜的故事发生在我们身上啊！
红军从我家乡过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晚，日本关东军南满铁路守备队奉命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一段路轨，反而诬陷中国军队破坏，以此为借口突然袭击中国军队驻地沈阳北大营，并轰炸了沈阳城。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日本侵略者的野蛮罪行和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政策激起了全国各阶层民众的无比愤慨，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这场运动也波及到了昆明，人们纷纷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声讨日军的侵华罪行，要求国民政府对日宣战，出兵抗日。
当时的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一方面为了顺应社会潮流，另一方面也是怕学生们把事情闹大了影响到他在云南的统治，所以做了一些有利于抗日的工作。昆明的所有大中学生都被组织了起来，男校的学生成立抗日救国义勇军，女校的学生成立义勇军救护队，统一训练，统一管理。我们每天接受训练，演练战地救护工作，日子过得很充实。
我被任命为我们班义勇军救护队的班长。当时班长以上的人是都要穿军装的，所以我也有一套灰军装。我把头发剪得短短的，穿上军装后不自觉地就把自己看成了一个军人。上面对于我们这些穿军装的人要求也很严格，有各种各样类似于军人的约束，比如在大街上见到宪兵队要立正敬礼等，我是无法接受这一点的，毕竟是这些人枪杀了那么多我所敬仰的共产党人。所以，每次从学校回家我都尽量不走大街而走小巷。
熟悉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九三七年的卢沟桥事变，在将近六年的时间里，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侵略者并没有组织积极有效的抵抗，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以及其奉行的“剿共”政策，大大削弱了我们全民族抗日的力量，致使日本侵略者长趋直入，占领了我们的大半河山。
在这种大背景下，我们的抗日救国义勇军、义勇军救护队也就仅仅成为一种单纯的“训练”，不可能开赴到前线去面对面地和敌人进行拼杀了。
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的全面抗战才正式爆发。云南的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军将士在卢汉的率领下，奔赴抗战第一线，与日军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只是在那个时候，云南妇女自觉组织的战地服务团才得以亲临战火纷飞的战场，以实际行动实现她们抗日救国的梦想。而在那时，我已经在延安的红军大学里接受着党的教育。
一九三五年春，在我的老家发生了一件对我的将来产生重大影响的事情，这就是红军长征路过宣威。
在这以前，我对我们党在南方的活动已经有了一些了解，但那是零碎的。尽管红军经过宣威的时候我还在昆明读书，没有看到他们打土豪，分田地，没有看到他们怎样同反动军队进行战斗，但终归还是通过各种渠道第一次具体地了解了这支人民军队的情况。那段时间，昆明的进步学生都非常关注红军在宣威的活动，我是宣威人，很多人就来向我打听消息，其实我并不一定比他们了解得更多。
众所周知，在国民党反动派调集大量军队对我军进行所谓“围剿”的时候，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曾经给我党我军造成极为严重的危害，致使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率领中央红军主力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年都等地向湘西转移，开始了伟大的长征。
长征途中，红军及时调整了自己的战略战术，尤其是在贵州遵义确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之后，逐渐由被动变为主动，一改过去被动挨打的态势，在川滇黔边实行灵活机动的运动作战，四渡赤水，突破乌江，佯逼贵阳，然后向云南疾进，乘虚取道北上，巧渡金沙江，终于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以来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红军就是在这期间来到宣威的。
第一批经过宣威的是中央红军第九军团，这是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一方面军的部队。
红九军团由宣威以南的沾益进入宣威，驻扎在板桥。红军的大部分部队都没有进村，而是露营在镇外的公路两侧。他们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沿线执勤（为了封锁消息，红军截断了昆明通往宣威的电话线），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不打扰百姓。进入板桥的部队不失时机地在群众中开展了打土豪、分浮财的活动，受到了群众的拥戴。
红军战士和当地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一个红军战士把自己的一盏马灯送给了一直帮助他做宣传工作的小学生，对他说：“小兄弟，我没有什么东西送给你，就送给你这盏马灯吧，你可以用它来照着你学习文化。等你长大了，希望你来找我们红军。”还有的战士把自己的棉衣脱给了衣不遮体的穷苦农民。
红九军团的军团部设在板桥镇南面的一所小学校里面。这所小学校原来是一座寺庙，民国初年的时候，改成了学校。
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军团政委何长工、军团参谋长郭天民、军团政治部主任黄火青都住在这所小学校里，在这里运筹帷幄，制定攻打宣威的作战计划。使当地百姓惊讶的是，这几个“大官”不但没有一点儿架子，还亲自到老百姓中间来了解宣威附近的情况呢。很久以后这始终是当地人的一个重要话题。
天还没亮，红九军团便按照部署分批向宣威进发了。
在宣威城附近的黄家山嘴，部队做了短暂的集结，然后开始分兵围城。当围城的红军接近城门时，才发现城里已无守军。原来，伪县长陈其栋慑于红军的声威，当夜带着他的政府官员和守城部队早已悄悄地溜走了。宣威不攻自破。
红军战士列队进城，受到了宣威民众的热烈欢迎。
红军还没到宣威的时候，一些有钱的人家就都把珠宝财物装在罐子里，用绳子沉到了井底下，怕的是红军把这些钱财没收分给穷人。但是，红军并不是见到所有有钱人都予以打击的，他们只是打击那些作恶多端的恶霸。
红军在宣威一共镇压了三户恶霸。这三户恶霸平时坑蒙拐骗，巧取豪夺，横行乡里，有极大的民愤。红军一开进宣威，马上号召人们检举控诉恶霸豪绅的罪行，结果这些人都被揪出来了。
镇压了恶霸，百姓们看到红军真的是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也就更加拥护红军，很多青年人都要求参加红军，板桥的徐文烈等中学生就是这时跟着红军一起走的。徐文烈后来成了一名著名的将军。
当时我父母亲也在昆明，家里只有我的小祖母。按说我们家在宣威也是比较显赫的，但红军并没有像对待恶霸那样对待我们，我想这恐怕主要还是因为我们家没有什么“恶迹”的缘故。
我的小祖母在家里招待红军吃了一顿饭，那顿饭是她诚心诚意请他们吃的，但红军吃过饭以后还是在碗底下搁下了钱，把我小祖母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一九三六年三月，还有一批红军经过宣威，即贺龙、任弼时等人领导的红二方面军红二、六军团，他们在宣威还与前堵后追的滇军打了一场有名的虎头山战役。
虎头山战役异常激烈，整整打了一天，红军共歼敌近千人，自己也伤亡三百余人。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红军在打退了敌人四个团的围堵之后，于当晚主动撤出了战斗，分两路向东南方向转移，进入贵州。
红军两次经过宣威，在宣威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红军在宣威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我暗暗地下定决心：总有一天，我也要成为一名红军战士。我还想过要是红军过宣威时我在老家，我一定会跟着红军走的。
但我那时毕竟是在昆明。在我那样想的时候，我心里是没有什么具体计划的，因为我当时的确不知道下一步该迈向哪里。革命，还只是远处的一盏灯火，我想向那里奔走，可我的脚下没有一条可以踏行的路。
好在我很快就要找到这样一条路了——不管我有意还是无意，我就要找到这条路了。
毕业就是失业
一九三五年上半年是我们中学毕业前的最后一个学期，我们都不再像过去那么活泼乐观了。想到将来的出路，大家都有点茫然：在那样一个因循守旧的封建社会里，女人要想离开家庭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几乎是不可能的。走出校门，除了极少数几个人能在小学里谋一份职业外，绝大部分人都必须回到传统的老路上去，结婚生子，做男人的附属品。受了这么多年的学校教育，让我们再回到旧的生活中去，是难以接受的。怎么办？
七月，我们期待已久而又担心害怕的毕业日期来到了。学校照例为我们在大礼堂召开了毕业典礼，欢送我们走上社会，但我们都高兴不起来。我们知道，所谓走上社会，实际上就等于走上了千千万万没有得到解放的妇女们所走的黑暗的老路。对于我来说，也就意味着重新回到我非常不情愿回的宣威老家去——我简直难以想像，我怎么可能在那里生活下去。再加之马上又要出现的婚姻问题，使我更加心烦意乱。我不知道毕业典礼上人们都说了些什么。
毕业典礼结束以后，我们几个同班的同学迟迟不愿离去，又吵吵嚷嚷地回到了我们的教室。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诉说着自己的心事，心中被惆怅和愤懑塞得满满的。我们多么想好好发作一下，排解一下我们心中的郁闷呀！可我们有什么办法呢？除了恶作剧般地把教室门外的班级牌子摘下来写上“失业厅”几个大字挂在门上以外，我们能够做什么呢？毕业了，失业了，这两句话对我们来说几乎是同一个意思。
我们依依惜别，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我们心爱的昆华女中。我们离开教室的时候，那个写着“失业厅”三个大字的牌子，还孤零零地挂在教室的门口，像在默默地为我们送别。
结束了学习生活，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家里没有我呆的地方了。有时，我甚至一整天一整天地去找过去的同学去聊天，或者干脆到外面去胡逛，想方设法拖延回家的时间。天黑了，不得不回家了，我才不情愿地走进家门。碰到什么人我也懒得说话，或者说，我害怕碰见任何一个人，我只希望一个人独行在这个世界之上，独自品尝这绵绵的痛苦和孤独。唯一能够使我的心得到宽慰的，是我的十妹石英和毛孃，她们也和我一样，因为她们也和我在同一年毕业，走出了昆华女中的校门，进入到了无所适从的境地。我们知道谁也安慰不了谁，所以我们就彼此说着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傻话：
“红军来的时候咱们要是在宣威就好了，咱们就可以参加红军了。”
“我真希望自己永远不要长大，永远生活在十五六岁……”
这怎么可能呢？不管我们的意愿如何，生活都在一天一天地往前走，每一天都在把新的问题提到你的面前。人生就是一个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我们之所以感到困惑，并不是由于问题有多么复杂，而是我们还不具备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我们需要帮助，可是，谁又能够给我们这种帮助呢？处在这样一个封建社会里，一个女人想要做点工作，谈何容易，简直是比登天还难。
我的父亲和母亲这时候不在昆明，他们已经回了宣威，把生意上的事情全交给了二哥、四哥。三哥这时也在昆明，但他对商业毫无兴趣。他们当然不希望我们姐妹俩再离开他们，以前从他们的言谈话语中，我已经听出他们已经很后悔让琼英离开他们了。当然，他们是好心，他们不愿让自己的妹妹们离开他们在这乱世上去胡跑，他们觉得对妹妹的最负责的态度就是让她们像所有人那样走“常人”的路，过“常人”的日子——我二哥一直在过“常人”的日子，我三哥，这个黄埔一期的学员，曾经满怀救国救民豪情的青年军官，现在不是也回了家，在过“常人”的日子吗？至于我四哥，这个曾经在党旗下宣过誓的共产党员，现在早已堕落成了一个萎靡不振的人了……这样的所谓“常人”的日子，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但是我没有办法去向任何人讲述这里面的道理。我第一次体会到，生活中常常是道理归道理，现实归现实。那么，我能不能从我哥哥们那里得到一种人生的启悟，并获得宝贵的支持呢？不能。他们好心地劝我：
“你已经二十四岁了，实在是该结婚了。你应当……”
我不愿意听这些，我讨厌听这些！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英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于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了贺兰山阙。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夜深人静之时，从三哥的屋子里又传出了这抑郁而悲壮的歌声。这是他在缅怀自己曾经有过的激情吗？这是他内心深处那不灭的渴望吗？这是他面对现实的无可奈何的慨叹吗？不知道。我不知道。听着他一遍又一遍地吟唱这支歌，我常常激愤万分。我就是从三哥那里学会唱这首歌的，直到现在我还常常低声哼唱。这首歌当时也正好唱出了我心中的郁闷。
我和石英就这样在家里无所事事地呆了半年。
在这半年里，我几乎把我所遇到的一切人生难题都想了一遍。我实在不愿再听嫂子们关心的劝导：“女人家，还是要有一个自己的家呀！”“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你可千万别错过了好的时光，该结婚还是要结婚的呀！”我曾经和十妹商量要不要回宣威去？回去以后又怎么办呢？我们总不可能永远不结婚吧？再者，我们也没有养活自己的条件，靠什么过活？这样一些极为实际的问题，足以使最辉煌的梦想黯然失色。现实在一点一点地把我们往那条我们最不想走的路上挤，我们就像落在了一股巨大的潮流之中，身不由己，飞快地在向着深渊坠落。
唉，一个女人，一个不甘屈从于命运的女人为什么就这么艰难？！
看来，昆明已经没有我发展的余地了，我只能离开这里，到别的地方去寻找自己生存的空间。
这时候，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想到了琼英。我们知道她已经在北平考上了北京大学，知道她目前正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攻读她选择的物理学专业。这一方面使我们羡慕不已，另一方面，越发使我们感觉到我们自己处境的艰难。我们常常坐在一起默默地瞑想。
和我比起来，石英的性情平和一些，她尽管也在为自己的前途焦虑，但她总是把那些焦虑深深地埋在心底。有时候她看我愁苦得太过分了，反而来安慰我，这更使我感到痛苦。毛孃的处境也和我们一样，她的父亲把自己的家产败光了，生活无着，是我父亲把他们一家接来养着的。因是依人肋下，高中毕业后，毛孃不敢有所侈求。我二哥急于给她找个人家有所依靠，只是找的对象太不合适了，比毛孃大十几岁，我们帮着毛孃极力反对才算罢了。但以后怎么办？毛孃要能独立生活才不至受制于人，因此，她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找个工作。但在当时的社会，女人除了当个教师，别无出路。教育厅要招二三十个小学教师，用考试录用的办法，可报名应考者竟四百多人，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实际上没有上层关系者，考试也白搭。幸好当时我们有个朋友，在云南省唯一的保育院当院长，她们需要一个替孩子们管衣服被褥的管理员，毛孃就到保育院工作去了。毛孃走了，剩下的就是我们姐妹俩的出路问题了。当然我们可以提出去上大学，但这谈何容易。在那时的社会，像我们家，女孩子那么多，平时对女孩就不重视，我们姐妹能够上中学已是破例了，要上大学，不经过屈折的斗争是办不到的。
看来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走出这个家庭，像琼英那样自己到外面去闯一条生路。
石英也赞同我的这个想法。
现在，家里能否同意我们离开家就成了问题的关键。当时我们对于钱的问题几乎没有想过，我们不准备要家里一分钱，我们相信通过我们的双手是一定可以养活自己的。
说来也巧，那时政府正好颁布了一部名为《女子继承财产权》的法律。这部法律规定：女人和男人一样，有继承财产的权利。
这部法律在我们家里引起的震动是巨大的，我听到过哥哥们在一起议论有关的条文，但是他们在我和石英面前都装得仿佛从来不知道这回事情。
我和石英一开始并没有在意这件事情——我们对于能否继承财产并不感兴趣。但是，当我们把这件事同我们目前的处境。我们想上大学的选择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突然从中发现了一种非同寻常的意义：如果我们用放弃对于财产的继承权来换取家里对于我们上大学的支持，阻力或许就会小一些，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大一些。
终于有一天，二哥把我叫到他的房子里，和我进行了一场推心置腹的谈话。
他先说了一下目前我们家生意上的情况（在这以前他是从不和我谈这些的），说开销如何大，生意如何不景气，等等。我知道他有话要对我说，就静静地听他说下去。
最后，他说：“你们姐妹几个都长大了，按说应当像大人那样对家里的事情有个看法和主张了。你们有文化，对事情有新的见解，这都是让人高兴的。可是国民政府新公布的《女子财产继承权》规定女人和男人一样享有继承遗产的权利，我们家十六七个女孩子，一分就没有了，因此我希望你们不要提出来。对于你们俩今后的生活问题，我们可以商量。”我听二哥这么一说，就毫不犹豫地说：“只要你同意我们去上大学，我们不仅不要财产，连嫁妆我们都不要。”二哥听了我的话，说：“你们想到哪里去上大学？”我说：“我听一个同乡说，江苏无锡有个农大很好，她就是从那里毕业回来的。我们想去考农大。如果你同意更好；如不同意，那你今后就别管我们，我们出去自谋生活，死活你都别管。”二哥听了我这话，沉默了一会，说：“那好，我赞成你们去考农大。但我也有个条件你必须遵守：你在外面学习，不许参加任何组织。这必须要十妹担保。”于是他把十妹叫来，问十妹能不能担保我在外面读书不参加任何组织？我还怕十妹不敢承担这责任，谁知十妹听了后说：“只要二哥让我们去读大学，我一定不让八姐参加任何组织。”就这样，我们的求学愿望达到了实现。我想二哥是了解我们的，他如果不同意我们去上大学，万一我们真的出走了，他向父母如何交待？更何况他同意我们上大学，也花不了更多的钱，这是一举两得的事，他何乐而不为！过后我问十妹：“你真的能保证我吗？”十妹说：“我自己都保证不了，还保证你？反正应承下来就是了！”但二哥确实相信了她，因为她过去在学校一直是个好学生，还得过奖学金呢。
这样我们就顺利地达到了目的。
因为有两个同学要赶着出去考名牌大学，我们来不及征求父母的意见就动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