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外面的世界
昆明
二哥浦承统带着母亲和琼英从广州回到昆明以后，一直住在我们家的商号里，没有回到宣威。一九二六年三月，父亲带着我、石英和小姑姑浦济贞（也就是小祖父的女儿，我们叫她毛孃）也到了昆明。
我们是坐着滑竿跟着马帮一起往昆明走的。
这是一个晴朗的春日，道路两旁的花草树木早已经抽芽吐绿，一些不知名的小花点缀其间，看上去就像画一样美丽。小鸟儿在树木的枝权间轻盈地跳跃着，发出好听的叫声，好像在和我们愉快地交谈着什么。我们的心情也和这些小鸟一样，跳动在同一个欢乐的节拍上。
沾益、曲靖……所有这些只是从大人们的谈话中才听到的名字，如今都真真切切地展现在眼前了。我迫不及待地等着昆明的到来。我早已经用大人的叙说和我的想象在心中制造了一个新奇的世界：那里的女人都不裹脚，那里有无数的商家店铺……
我正在向那个世界走去。
走了八天，到了昆明。当我们见到了母亲、二哥和琼英时，我们高兴极了。
二哥现在再也不用惦记广州的生意了，这样倒也好，他可以一心一意地帮助父亲经营昆明的公司。公司就在毡子街的一个宅院里，这是父亲早年置下的产业，是他的公司在昆明的分号兼罐头加工厂。现在，它是我们家在外面的唯一的商号。
这是一个两进的院落，前后都是两层的木楼。后一个院子的楼下是生产火腿罐头的车间，前一个院子和后院的楼上住人。在我童年的印象里，那些木楼都是又高又大的。
我和琼英在昆明见面，第一个印象是她长高了，比原来更漂亮了，而且，仍然天真活泼。
姐妹三人见面，自然是十分高兴的，喊喊喳喳地说个没完，连晚饭都没怎么吃。晚上，我们住在后院楼上的一间房子里，又说了半宿的话，这才进入甜蜜的梦乡。
当时我二哥已经结婚生子二嫂是一个宣威姑娘，他们的感情很好。我母亲在昆明的时候，我们姐妹生活上的事情自然都由母亲安排，有时候母亲回老家去，二嫂就来照顾我们。在我的印象里，二嫂是一个性格温柔的人，心上不放什么事情，所以她活得总是很开心。二嫂不太善于做家务，有了孩子以后都是由奶妈看护，但她有一副好心肠，对我们姐妹很关心，所以，我们当时那个家很和谐温暖。
我们上学的事情是二哥在外面安排的，当然，那时候我无法知道细节。我只记得有一天他从外面回来，兴奋地对我们说：“这下好了，你们明天就可以去上学了！”
母亲问他是在哪里，他说是在昆明市第十五小学。
我们姐妹三人都很高兴。毛孃当然也和我们一齐去上学，她也很高兴。
第二天，二哥亲自把我们送到了学校。从此，我们在这里开始了读书生涯。
在宣威的时候，父亲曾经给我们请过一个先生，在家里教我们读书。宣威并不是没有学校，那里是有一所从原来的榕城书院改造过来的小学的，但是，宣威是一个极为封闭的地方，具有浓厚的封建意识，这唯一的一所小学只招收男生，不招收女生。所以，宣威的女人也就很少是受过教育的，一代一代地走着受压迫的老路。我父亲毕竟是走南闯北见过一些世面的人，加之他对于我们的疼爱，在心底里总是不希望我们也像别人家的女孩子一样无知无识，将来受罪，所以就给我们请来了一个老先生教我们读书认字。
这个老先生被请来教我们，却并不认为我们读书有什么用，以为不过是有钱人家给孩子找的一种消遣，也就不太尽心，一天到晚只是教我们摇头晃脑地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女儿经》之类的东西，既不讲解，也不教我们写字，那时候我们把这称之为读“白眼书”。
这种“白眼书”读得人实在是厌烦极了。那时候父亲已经相继把哥哥们都送到昆明去读书了，遇到假期他们回家来，总要给我们讲一些闻所未闻的故事，比如那里的女孩也和男孩子一样上学堂呀，那里女孩都不缠足呀，那里的学校教的都是些什么新内容呀，等等，惹得我们对昆明很早就充满了向往。
我们在宣威读“白眼书”，终归还是打了一点文化基础，所以到昆明市第十五小学报名时，老师根据我们的程度，直接把我们安排到了三年级。我、毛孃石英和琼英同在一个班里。
这所学校是由一座庙宇改建而成的，还有很重的庙宇痕迹，屋顶和屋檐都是青灰色的瓦当，院子里有几棵大小不等的松树和柏树。
同宣威相比，在这里我们接受的完全是一种新式的教育，它不再把宣扬传统的道德教条作为唯一的目的，它展现给我们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世界。知识像海洋一样在我们面前摇曳着光波，等着我们去学习、去探索、去投入其中畅游……我第一次在强烈的对比中感觉到了宣威的沉闷与闭塞。
当时我们开设的课程有国语、算术、自然、体育、音乐等等，每一门课都那样使我们着迷，下了课，我连教室也不想离开。我们学习非常用功，考试的时候，每门功课都是优秀。
在我们三个姐妹当中，我的年龄最大，已经十五岁了，按说这时候应当上完小学了。我的一个姓郑的老师对我说：“你要是有决心，以后我单独辅导一下你，争取早一点儿升入中学。”我当然有决心了！从此以后，每天放了学郑老师都要把我留下来，辅导我学习下个学期的课程。这样，我对于课程的掌握就明显地加快了，半年以后就转入了四年级。四年级的李老师也同样给我补课，我在四年级也是只学了半年，就直接考上了高小。
高小我上的是省立女子中学（1932年改名为云南省立昆华女子中学，简称昆华女中）的附属小学，这在当时是一所很有名的学校。
我有一个叫李含珍的表姐在这里当老师，她了解我的基础和年龄，就和校长商量，让我从二年级读起。那时候初小四年，高小是两年，这样，我前后用两年的时间就学完了一共六年的课程，于第三年以全校第三名的成绩考上了赫赫有名的省立女子中学。
省立女子中学初创于一九○八年，是整个云南省唯一的一所女子中学。
我被编在第十三班。新的校舍，新的老师，新的同学，我好像又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内心里涌动着兴奋的浪潮，看什么都充满了诗意。我觉得我们的教室又高大又豁亮，充满了灿烂的阳光。一排排桌椅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仿佛在欢迎着我的到来。我的同学大部分来自昆明市，也有的是从外县来的，大家聚到一起喊喊喳喳地总是说个没完，说各自的家庭，说家乡让人高兴或让人烦恼的种种事情……
毛孃、石英和琼英在昆明市第十五小学也只读了两年，就考入了昆华女中附小。我在昆华女中读到二年级时，她们也考进了昆华女中，我们基本上是一直在同一个学校上学的。
我在前面说了，我们姐妹三个和毛孃是住在我们家毡于街的房子里的，二哥给我们专门收拾出来了一间屋子。平时，二哥和二嫂关照我们，但屋子里的卫生之类的事情，还是由我们自己负责的。
我们郑重其事地分了工，房间轮流打扫。轮到琼英，她总是想办法推脱，头也不抬地坐着看书。她对书异常迷恋，只要手里捧上一本书，她就会忘乎所以，世界上的一切就同她没了关系。毛孃和石英有时候迁就她，就替她把屋子打扫了，可我们毕竟都只是十多岁的孩子，有时候我就不乐意了，和琼英闹意见，赌气或者吵架。有时候吵得很厉害，弄得彼此不愿意说话，但这并没有改变琼英好读书的习惯，她照样我行我素，照样一拿到书就忘了整个世界。
琼英除了看书之外还有一个让我无法理解的爱好：听京剧。那时我们家有一部留声机，还有很多百代公司出版的京剧名家唱片，她每次放学回来，都要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地听。她听戏很投入，听着听着，慢慢地了解了不少戏曲知识。她知道“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苟慧生、尚小云，也知道“四大须生”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奚啸伯等等，对他们的著名唱段《贵妃醉酒》、《游园惊梦》、《昭君出塞》、《祭塔》、《借东风》、《空城计》等等都非常熟悉。直到现在，已经是八十多岁的人了，卓琳对京剧的热情仍然不减当年，她订了戏曲杂志，电视上要是有京剧节目，她也一定要看。
昆华女中校风严谨，对学生的管理非常严格，有许许多多的规定，比如在校期间不许谈恋爱，学习期间不许外出，必须遵守作息时间等等。当时我们都感觉校方对我们管束得太紧了，但是现在想一想，我又觉得这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个人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必须在小的时候培养起一种良好的习惯，在思想情操、意志品质上有一个基本的训练，只有这样，才能在未来的风雨中经受得住挫折，才能够树立起远大的志向。
记得我初入校时我们的校长是张培光，后来他辞了职，由雷协中任校长。不久，雷协中也辞了职。后来，我们的校长叫杨家凤，他严厉而刻板，同学们都很怕他。因他鼻子有点歪，我们暗地里都叫他“杨歪
尽管学校有严格的校规，可那时我们毕竟正值青春年少，免不了要在某些方面“破坏”一下校规，比如因为贪玩误了上课，在课堂上交头接耳等等。那时候我们真是太贪玩了，每逢节假日，我们总要仁一群俩一伙地到大观楼去，到翠湖去玩，而且永远也玩不够。
我还记得翠湖离学校较近，离我家也不算太远。这里原名“菜海子”，又叫“九龙池”，初建于一三九○年，当时是明代镇守国公沐英的别墅，湖面宽阔，直通滇池。清代吴三桂盘踞云南，在这里填湖修筑王府后，面积便锐减；到了他的孙子，把翠湖西部辟为御花园，又一次缩小了翠湖的水面。好在翠湖风景秀丽，终于能够穿越历史，幸存下来。
翠湖的美就在于这个“翠”字，阳春三月，漫步入内，扑面而来的是一片翠绿：浓荫夹道，柳丝低垂，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真是一副古人诗词的境界。
翠湖里有一条由南向北贯通湖面的长堤，人称阮堤，它是清代道光年间云贵总督阮元修筑的；由东向西还有一条唐堤，是一九一九年云南军阀唐继尧命人修建的。
我们喜欢在阮堤的拱桥边停留观光，看涨起来的翠湖水一遍一遍地拍打堤岸，看桥边的老垂柳翩跹着嫩嫩的枝叶，看穿梭来往的红男绿女在湖水边嬉笑追逐，我们在湖边看风景，我们也成了风景中的人物。
我们常去的地方还有昆明西郊的大观楼，大观楼因为临近太华山，所以，它所在的地方又叫近华浦。这里是大观河和滇池的交接处，临水傍田，地势开阔。清朝康熙二十一年，湖北一个名叫乾印的云游僧人在这里盖了间茅草屋讲经，后来，康熙二十五年，云南巡抚王继文主持修建了大观楼。同治三年，大观楼毁于兵事，八年，又得重建。
大观楼是一座三层高的木楼，它前临草海，遥对西山，临湖的一面挂有清代寒士孙髯翁作的一幅长联，闻名于世。全联长一百八十字，上写滇池风物，下写历史感慨，状物写情，令人叫绝，被称为“古今第一长联”。
我们去那里的时候，大家都争着要把这一百八十字的长联背诵下来，以作炫耀。我现在都还记得这副长联：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洲，梳裹就风鬟雾鬓，更艹频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孤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喝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杆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大观园里还有很多花卉，夏天的荷花自不必说，秋天的桂花、冬天的梅花、春天的兰花、玫瑰，可以说四季飘香。我们去踏春的时候，最喜欢在玫瑰园里逗留了，那里的花开得丰满、鲜艳，给人以丰富的联想。
有风景的地方必有美食，昆明的小吃也曾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乐趣，我们爱吃街头的米线、饵块，尤其爱吃过桥米线。
米线是云南人爱吃的风味小吃，系选用优质大米通过发酵、磨浆。澄滤、蒸粉、挤压等工序，再放入凉水中浸渍漂选而制成的。米线细长、洁白、柔韧，有很多吃法，有凉米线、小锅米线、大锅米线和过桥米线。
过桥米线源自蒙自，它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汤，二是各种肉片和米线，三是佐料。吃时用高深的瓷大碗一只，放入味精、胡椒面、熟鸡油，然后将滚开的汤舀入碗内。汤端上桌后，切忌急着品尝，因为那会烫伤嘴唇和舌尖。应先将鸽蛋磕入汤碗内，接着把各种生肉片、鱼片及猪肝、腰、肚头片等依次放入，再用筷子轻轻地拨动，待烫熟后再加入米线。为了味道可口，还可以放入各种蔬菜入汤，待烫好之后再用筷子夹着，蘸上早已配制好的甜醋、咸酱油。辣子油、芝麻油等佐料。过桥米线的调汤、开片和佐料都特别讲究，所以，吃起来味道特别鲜美。
……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那时候的心地是多么单纯啊，世界展现给我们这些少男少女的全部是温柔甜美的一面，我们的目光还不具备投到广大的社会背景上去的能力，所以我们才如此浪漫，如此活泼。
人生启悟第一天
昆华女子中学一直有着良好的革命传统。本世纪初，学校里就开展了解放妇女的斗争，号召青年妇女离开闺阁厨房，走进学校，走上社会，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五四运动在云南造成很大影响，又是昆华女中与之配合，率先成立了爱国会，走上街头声讨军阀政府的卖国罪行。
一九二五年在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消息传到昆明，昆华女中的同学义愤填膺，马上和其他的学校一起组织了五卅后援会，捣毁了日本人在昆明开办的保田洋行和府上洋行。那时候抵制日货，商店不卖日货，学生也拒绝用日货。在校方的支持下，昆华女中还利用文艺演出和募捐等形式支援上海工人的斗争……
在云南早期的革命活动中，昆华女中先后涌现出了赵琴仙。吴澄、徐克、马微量（又名马冰清）、宋贞和（又名来方）、李若芝。张煜、江玉芝（又名江淑珍）等著名人物。其中的赵琴仙曾经对我产生过极大的影响。
我第一次见到赵琴仙是在昆华女中附小上学的时候，她那时是我们的音乐教师。
赵琴仙是昆华女中的前身昆华女师的学生，毕业以后就在学校图书馆工作，同时还兼着附小的音乐课。我。石英、琼英都是她的学生，她教我们唱歌。我记得她是中等个子，留着在当时象征与旧观念决裂的五四式的短发头，浑身充满了活力。她给我们组织了一个少年学术研究会，每次开会时总是给我们讲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故事，讲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讲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制度，讲那里的妇女怎样挺起腰杆当家做主人等等。她用富于激情的语言向我们描述出了一个充满光明、令人想往的社会，我们都陶醉在她的叙述之中，教室里安静得可以听见人的呼吸声。
“然而，”赵老师把话锋一转，“同学们，睁开眼睛把我们四周看一下，看一下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里。在这里，帝国主义列强欺压我们，掠夺我们，反动的清朝政府不敢说半个‘不’字，他们卖国求荣，签订了一个又一个卖国条约。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却没有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沉重的大山，中国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大大小小的军阀为了争夺自己的地盘，不惜把整个国家拖入战争的深渊……”
赵老师的话使我想起了在老家的所见所闻。民国以来，云南的战事就一直不断。军阀混战时，我们在宣威者家就常见兵来兵往的混乱局面。那时候，宣威人最怕遇见退兵了，退兵从前线下来，县里安排的地方他们不住，偏要住到老百姓的家里。老百姓不开门，他们就拿枪砸，硬闯进去。他们进了老百姓家里，抢东西、侮辱妇女的事件屡有发生。我们还不到十二岁，家里就让我们藏起来，不许出门。平时，家里人哄小孩也常这样说：“红边边来了，红边边来了，再哭，就让红边边把你抓走。”那时的军人帽子上都有一道红边边，所以老百姓这样叫他们。这样一哄，果然管用，小孩子马上就吓得不敢哭了。我们家院子深，从前街到后街，一共六个院子，常常把中间的两个院子堵起来，以避战祸。老百姓怕兵，就连地方警察也害怕遇见当兵的，那时候，警察被人们称为“猫菜”。当兵的是猫，警察就是猫的菜了，过路的大兵也常欺负他们，让他们尽点“孝心”。云南人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长期的军阀混战，再好的汉子，当几年这样的兵，也会变得没有良心的。这样的兵，这样的军队，还能指望他们救国吗？
我始终认为，是赵琴仙老师给了我最初的启发，有了这个启发，才会有我对革命道路的选择。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跟赵老师学会唱《国际歌》的：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因特纳雄耐尔，
就一定要实现。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
让思想冲破牢笼。
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
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因特纳雄耐尔，
就一定要实现。
是谁创造了人类的幸福，
是我们劳动群众。
一切归劳动者所有，
哪能养得寄生虫。
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
吃尽了我们血肉。
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
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因特纳雄耐尔，
就一定要实现。
后来我才知道，赵琴仙是昆明人，家境很不好，从小受了很多的苦。也许正因为这样，她很早就参加了革命活动。还在昆华女师当学生的时候她就加入了“青年努力会”，很快成了骨干。一九二六年，她曾经在共产党人王德三在广州大沙头主办的政治训练班中学习，听过周恩来、邓中夏、阮啸仙、恽代英等人的讲座。回到昆明以后，赵琴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办过一份叫《女声）的杂志，专门探讨妇女解放问题，为广大妇女从政治上。经济上翻身进行呼吁。这份杂志在昆明很有影响。她不仅仅在理论上对妇女解放的问题进行探讨和呼吁，还亲自到昆明西郊的滇池去，给那里的船家妇女宣传革命道理，教她们读书识字。
我还记得一九二七年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前后在昆明发生的一些事情。
当时的云南还掌握在军阀唐继尧的手里，唐表面上拥护国民革命，做过一些好事，并且曾经参加过护法运动，然而他终归是一个旧军阀，在做任何事情时不可能不为自己考虑，凡事只要威胁到他在云南的统治，他必然会采取一切手段予以打击。
一九二七年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那天，昆明的各界妇女举行了轰轰烈烈的庆祝活动。我们昆华女中和女中附小高年级（我这时在女中附小高小上学）的同学在赵琴仙的领导下，走上街头，与其他各界的妇女汇合到一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那次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心情非常激动，我跟着赵老师一起高呼着革命口号：
“反对蓄婢纳妾！”
“争取男女平等！”
“提倡婚姻自由！”
“打倒封建军阀！”
“打倒帝国主义！”
……
周围的群众受到鼓舞，也纷纷加入到了我们中来，游行的人越来越多，仿佛整个昆明都动起来了。
队伍行进到正义路的时候，正好赶上唐继尧乘着他的绿呢大轿从这里经过，我们就把轿子团团围住，举着手里的小旗子，高呼：
“打倒军阀唐继尧！”
“打倒土豪劣绅！”
“打倒贪官污吏！”
……
唐继尧连头都没有敢探出来，就在一些士兵的簇拥下匆匆逃离了人群。
当天晚上，昆明的各界妇女在国民党省议会厅召开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晚会，把会议大厅挤得水泄不通，很多同志都登台进行了讲演。她们代表千千万万受压迫的妇女喊出了长久压在心中的话语，号召广大妇女团结起来，同社会的黑暗势力进行斗争。
“人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慷慨激昂的《国际歌》声又一次响了起来。
会议正在高潮之时，突然，大厅里的电灯全部熄灭了！很显然，这是坏人在捣乱。会场一时混乱了起来。
这时候，赵琴仙镇定自若，一步跳到讲台上，高声喊道：
“大家不要慌，不要走动，我们马k就去查明情况，我们的会议还要开下去！”
果然，过了十几分钟，电灯又亮了。原来，是有人用钳子铰断了会议厅的电线。当赵琴仙把这一情况在会上说明以后，与会人员义愤填膺，纷纷对这种卑劣的破坏手段予以谴责和声讨。
在赵琴仙的主持下，会议又进行了下去。
这次的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尽管有这样一个小插曲，开得还是很成功的，它给了我很大的震撼。在我的心目中，赵琴仙就是一个英雄，一个楷模。直到以后永远，她在主席台上慷慨激昂演说的情景，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鼓舞着我，激励着我，从此，我也就知道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第二天，受反动政府操纵的《西南日报》对前一天的庆祝活动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发表了一篇题为《昨夜灯熄裙破哭“三八”》的文章，肆意中伤和侮辱妇女，下流之至。
这篇文章理所当然地激起了广大妇女的极大愤慨。
赵琴仙立即在昆华女中图书馆召集各界妇女组织代表会议，商讨对策。
经过激烈的讨论，决定再一次组织妇女游行，抗议报馆对广大妇女的侮辱和攻击。
赵琴仙带着图书馆的女工和一部分女中的学生、教师以及其他地方的妇女代表，汇成一条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向位于武成路的《西南日报》所在地进发。
在西南日报社大院，赵琴仙要求报社总编沈某出来对那篇文章做出解释，并要求报纸发表公开的道歉声明，保证以后不再有类似事件发生……但是，沈某态度高傲，拒不出来与妇女代表见面，并称：报社没有错。这种蛮横无理的态度激怒了广大妇女，游行队伍试图冲到报社里面去和沈某评理。报社早有防备，里外都有人把守，冲不进去。怒不可遏的人们便用棍棒、砖头把报馆的招牌、门窗玻璃砸了个稀烂，撕毁了堆在院子里还未发出去的当期的报纸，然后撤离了那里。
这次对报馆的冲击没有招致报复，但是，当局一定注意到了赵琴仙这个共产党人。当时正处在国共合作时期，他们还没有胆量对共产党人下毒手。
他们在等待时机。
这个时机很快就来了。
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间，蒋介石集团在帝国主义的种种威胁利诱之下，加紧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逐步沦为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和帝国主义的新的代理人。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身在上海的蒋介石在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和帮会流氓的支持与合作下，为实行反革命政变做好了最后的准备，他下达了“清党”的命令，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0
当天深夜，帝国主义分子越过租界，搜查、拘捕共产党员和革命工人一千余人，并立即移交给蒋介石。十二日凌晨，全副武装的流氓打手冒充工人，袭击工人纠察队，大批反动军队紧随其后，借口“调解工人内江”，乘机收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支，占领上海总工会会所，枪杀和拘捕工人领袖和共产党员。当天，总工会发出全市总同盟罢工的命令，各区工人群众纷纷举行规模巨大的抗议集会，并从反动军队手中夺回了上海总工会会所。四月十三日，十多万工人举行罢工，召开群众大会，会后冒雨游行。这时候，早已埋伏好的反动军队突然向手无寸铁的游行群众开枪，当时就打死一百多人，伤者不计其数。接着，蒋介石集团又下令禁止罢工和游行，解散了上海总工会。
从四月十二日到十五日，共有三百多人被杀害，五百多人被捕，五千多人下落不明。汪寿华等许多著名的共产党员和工人领袖先后被害。
这就是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自此以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反共、反人民的浪潮。在广东，著名共产党人和工人领袖萧楚女、熊雄、邓培、李启汉等被杀害；在北京，李大钊被秘密绞杀；其他诸如南京、无锡、宁波、杭州、厦门、福州、重庆等地，也都有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英勇牺牲在反动派的屠刀之下。
这股反动逆流波及到了云南。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唐继尧呕血不治而亡，继而掌握云南统治大权的是另一个军阀龙云。龙云同蒋介石之间是一种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对于蒋介石的命令，龙云常常故意拖延或拒不执行，全看对于他在云南的统治是不是有利。
云南的党组织为了减少损失，及时地转入了地下，一些重要人物暂时躲避到了乡间，再加上龙云不那么情愿执行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的命令，所以，在最初的几个月里云南的党组织没有受到重大打击。
这一年的八月，为了笼络和控制龙云，协助云南的所谓“清党”工作，蒋介石派了一个叫李宗黄（又名李白英）的人来到昆明，从此，云南就开始了白色恐怖。云南的国民党右派在李宗黄的指挥下，根据他们以往掌握的情况，开具黑名单，到处进行反革命清洗。李宗黄还成立了专门的手枪队，用来对付云南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成德中学的学生、共青团员梁元斌有一次在武成路向过往群众宣传演讲，被国民党特务跟踪，当他跑到一个小巷时，手枪队的打手们向他射击，他中弹身亡。
群众非常激愤，抬着梁元斌的尸体开始游行。这次游行全市学生都参加了，我们女中及附小高年级的学生也都参加了，我们高呼口号：
“打倒李白英！”
“惩办杀死梁元斌的凶手！”
“集会、结社是我们的自由！”
……
国民党反动派早已把昆华女中看成眼中钉，肉中刺，一心想予以清洗，现在终于找到了机会。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八日，数百名军人突然开进昆华女中，把学校围了个水泄不通。他们像南子一样把女中蓖了一遍，赵琴仙等一百多名师生被捕。
当时正是春节，学校已经放假了，我不知道赵老师她们为什么那个时候还在学校。难道是她们仍在商量怎样同反动当局进行斗争吗？我记得有人说赵老师已经转移到乡下去了……总之，这个消息对于我们犹如晴天霹雳，不知道该怎样做才好，我们只能默默地在心里念着：赵老师千万不要出事，千万不要出事啊！
然而，这只是我们的一种善良的愿望。
一九二八年三月三十日。我吃了早饭，照常背着书包去上学。当我们正上着课的时候，一个不幸的消息传到了学校，说今天抢杀了四个共产党，其中一个就是我们最敬爱的老师赵琴仙。据说她在临死时还呼着“打倒反动派！”“中国人民革命万岁！”“共产党万岁！”……等口号。
这一天，昆华女中、附小高级班都没有上课，全校师生都沉浸在对赵老师的哀恸之中。我们都哭了，我们敬爱的音乐老师赵琴仙被反动派杀害了，这在我们幼小的心中激起了对这些杀人魔鬼的无比仇恨。
赵琴仙家境贫寒，只有一个寡母与她相依为命，靠她当教师的菲薄薪金维持两人的生活。赵琴仙就义以后，昆华女中富于正义感的老师发动学生捐款，为赵老师买了棺材，收殓和殡葬了她的遗体。我们还去找赵老师的母亲，要了一张赵老师相片的底片，拿到照相馆一人洗了一张，作为永久的怀念（直到现在，已经七十年过去了，我还珍藏着这幅相片）。当时，赵琴仙老师的母亲是在大街上靠卖洗脸水为生的，生活极为困难，我们把剩下的捐款存到银行里，让赵老师的母亲每个月从银行提取一些利息，作为生活的补贴。
这件事极大地影响了我。进中学后，我和同学们经常在一起回忆赵老师的音容笑貌，回忆她所做过的工作，她讲过的故事，由此我们还严肃地探讨过社会问题……我们都认为赵老师从事的是正义的事业，这个世界的的确确是黑暗的，应当像《国际歌》中唱的那样，把它“打个落花流水”……
赵琴仙就义这件事，使我对共产党有了较为成熟的认识：既然共产党员就是赵琴仙这样的人，那么，共产党就是好的，是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共产党在我心中开始占据一个特殊的位置。
我发现，经历了这件事之后，我长大了不少。
书与人
一九二七年二月，我四哥浦承绪从上海回到了昆明。
他是一九二六年被父亲送到日本留学的，在早稻田大学预科班学习。在日本期间，他与艾思奇、廖承志、郑易里等早期的共产党人比较接近，思想受到很大的影响。艾思奇和郑易里都是云南人，以后，前者成为优秀的马列主义理论家、哲学家，后者成为优秀的学者，他们在中国近代史上都留下了自己精彩的一笔。郑易里在四哥的人生道路上产生过更为直接的影响，由于某种历史机缘，他也曾给我、石英、琼英以很大的帮助。
和那时候的很多进步青年一样，四哥看到国内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内心里充满了救国救民的激情，一心想着怎样回国做一些实际的事情。这样，他没有把大学读完，就毅然回到了上海。在上海，四哥经郑易里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参加了党的工作。
他这次回到昆明，实际上是受党的派遣协助当时的中共云南省委书记王德三从事地下工作的，但是家里人都不知道。当时我们家在昆明的商号经我二哥苦心料理，已经很有起色了，很需要人。听说四哥要回来，二哥是很高兴的，以为这样四哥就可以帮一帮他了。没想到四哥回来以后，只把毡子街的家当成了一个住处，一点儿也不过问商号上的事情。四哥的确也很忙，他当时和郑易里、王叔衍（当时中共云南省委之一）一起形成三人小组，广泛开展革命活动。他经常到外面去，要到很晚很晚的时候才回来，谁也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
他经常把一个人带到家里来，跟家里人说是他的一个朋友。那个人每次来的时候，也不多和我们家里的人说什么，径直就向楼上四哥的房间走去，一进去就不再出来了。遇到吃饭的时候，四哥就把饭盛上，给那个人端到楼上去。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人就是王德三。
王德三是云南祥云人，原名王懋庭，又名王正麟，号德三。他早年在大理中学、昆明成德中学学习，一九二一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在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北京大学，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加入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九二二年，经邓中夏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党指示他赴广州，到黄埔军校任第三期训练班政治教官。一九二七年二月，他又被派回昆明，主持成立中共云南省临时工作委员会。
王德三回到云南以后，一方面积极开展工农运动，一方面不断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做了许多艰苦卓绝的工作。
经历了血雨腥风的一九二七年，云南省的党组织不但没有被摧垮，反而一天天壮大了起来。一九二八年秋，中共云南省临时委员会书记王德三出席了党的六大。从苏联莫斯科返回云南昆明后，他就主持召开中共云南省党员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云南省委。在这次会议上，他被选举为中共云南省委书记。
为了宣传党的主张，推动工农运动的发展，中共云南省委办了一个秘密的油印刊物，叫《斗争》。这个刊物当时在进步学生中是很有影响的，我万万想不到的是，这份刊物竟然是我四哥和他经常带到我们家来的那个人办的——王德三编写，我四哥刻印。
那段时间，我、石英、琼英最高兴的事情是能够看到一些进步书刊。除了《斗争》外，四哥还为我们订了有名的《东方杂志》、《少年》等公开发行的刊物，他总是鼓励我们多看书，尤其是要多看有进步意义的书。那时候，琼英总是捧着一本《妇女与社会》，就连吃饭的时候也不放下。这些书刊回答了许多我们急于想知道的问题的答案。
现在想起来，我还是非常感激四哥的，没有他的引导，我们姐妹三人不会那样早地就对无产阶级革命产生清楚的认识，我们也不可能从整体上了解中国是什么样子，世界是什么样子。
四哥从日本回来以后，只要一有空儿，就给我们讲在日本。上海的所见所闻和所感。那时候他是那样富于激情，这种激情也极大地感染了我们，我们仿佛已经做好了准备，为了人民大众的解放，为了古老中国的崛起，斗争一辈子，就是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在四哥的引导下，我们读了鲁迅的《呐喊》和《彷徨》、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郁达夫的《沉沦》、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等著作，还读过鲁迅主编的《雨丝》及创造社出版的《创造月刊》等在当时有很大影响的刊物。这些书籍和杂志无情地鞭挞了黑暗的旧社会，把血淋淋的现实撕破了给人看，激起了人们的愤怒；同时，它又直面人生，把人们在黑暗中摸索的处境、内心的访煌与苦闷一一揭示了出来。这些书不仅仅给我们勾勒出了一个艺术的世界，它很大程度上也使我们证实了对现实的印象，所以才使我们如此着迷。我们不认为它们是小说或者诗歌，在我们看来，那是被描摹了的现实，是极端苦闷的人的心灵的呐喊。从这些书中，我们看到了云南、甚至全中国的不合理的现实，看到了生活在传统包袱下的女人的命运。同时，让我们感到毛骨悚然的是，我们还隐隐约约地看到了我们未来的结局——假如这个社会不改变的话。
我在小学的时候，记得有一天，老师给我们讲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讲到陶渊明不甘与那个时代同流合污，幻想有一处没有矛盾、没有战争的世外桃源。讲完之后，老师启发我们对未来进行想像，让我们想像一百年以后社会将发展成什么样？并且要我们在此基础上写一篇名叫《百年一觉》的作文。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作文题目，我们非常感兴趣，都低下头做起自己的文章来。
一百年以后，社会将是什么样呢？我希望它是什么样的呢？
要想像未来，首先应当看一下眼前的现实。我看到了毕业后不知道该走向哪里的那些搂在一起痛哭的女同学，看到了我的老家宣威那些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女人的人生悲剧，看到了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黑暗，看到了我们这个备受列强欺凌的祖国母亲流下的泪水……这一切是多么需要改变啊！一百年以后，我们的社会难道还是这个样子吗？我们就不能为祖国做一些什么吗？
我的想像的翅膀扇动了起来……我借着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的意境，假托我睡了一觉醒来时，已经是一百年以后了……我的眼前出现了异常绮丽的光芒……那是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人有衣穿，有饭吃，女人和男人一样工作和学习……我们的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再没有帝国主义列强来欺负我们……
我飞快地把我心中的那个世界用笔记录了下来。
老师看了我的作文以后，评价很高，还在全班同学面前朗读了一遍。老师给我写的批语是：“……思想愈出愈新，文笔愈翻愈妙。该生若能长期而进，前途很可乐观……”
那是我的一个梦，甚至可以说，我以后的人生道路都同这一梦想有关，不同点在于：一个理想的建立远远不是一个梦可以解决的，它需要我们去进行奋斗，去流血，去牺牲……
石英和琼英看了我这篇文章，也极为喜欢。很长时间以来，这篇文章一直是我们之间的一个重要话题。
我们讨论未来，醉心于读书，也很热衷于和其他趣味相投的同学一起交流感想。当时，昆明的青年学生中间成立了一个较为松散的组织：读书会，我是其中的成员。读书会的会友们后来都是从事革命活动的积极分子，我也不甘落后。有一段时间，我们姊妹三人和小毛孃经常出去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我记得那一般是晚上，我们把别人写好的宣传条幅（有时也是自己写的）贴到人家的墙上，或塞到人家的门缝里，那行为真是有点惊心动魄。要是标语张贴完了，我们有时就拿粉笔在人家的墙上、门上直接写上去。贴标语和写标语的时候，我们通常只用一两个人，其他的人都在四周放哨，碰见巡逻或其他人来了，就赶紧跑掉。
一九三○年十一月，一个叫王少猷的人在昆明叛变了革命。这个人的叛变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中共云南省委书记王德三、王德三的妻子马微量、我党卓越的活动分子吴澄、李国柱、江玉芝等被捕，云南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江玉芝是与马微量一起被捕的，她机敏地说她是来看望表姐的，人家看她年幼，就把她放了。自此后我和江玉芝到狱中去看马微量，都说是她的表妹，马微量生了孩子后，我们常送些吃用的东西给她和孩子。
我四哥浦承绪接受王德三的指示，带着印制进步刊物的器械、纸张提前离开昆明，隐藏到宣威，侥幸没有被捕。
吴澄是昆明人，她也是昆华女中的学生，一九二四年毕业。本来她是可以留校任教的，但是为了给别的同学提供一个就业的机会，她主动放弃了这个职位，去参加昆明市教育局举办的小学教师任教考试。结果她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被分配在市立第五小学（华山小学）教书。
吴澄是一个好学上进的人，在第五小学当教师的时候，她还经常到东陆大学（现在的云南大学）去做中文系的旁听生。
后来因为对校方的专制和徇私舞弊不满，吴澄和校方产生了冲突，被迫离开了昆明市第五小学。她想自己创造一种新的就业方式，便和几个青年妇女创办了“女子合作社”。她们自己筹集了七百五十元滇币，买了三台织袜机、四台织布机，就在吴澄的家里开办了一个手工作坊。她们织土布、织袜子，然后就拿到大街上去卖，竟真的赚了一些钱。后来，她们又扩大了“女子合作社”的生产范围，增加了腌咸菜一项，也销得不错。
她们经常到省立第一中学去卖咸菜，后来引起了一个年轻人的注意。这个年轻人就是省立一中图书馆的管理员李国柱。李国柱了解到吴澄她们是自己组织生产、销售这些东西的，非常感兴趣，就来向她们了解情况，慢慢地他们之间就熟悉了。那时候李国柱正在发起成立一个叫“青年努力读书会”的组织，就把吴澄吸收了进来。
那是一个充满了革命激情的年代，吴澄和李国柱也正值青春妙龄之时，他们怀着救国救民之心，共同投入到了革命斗争的行列之中。五卅惨案发生以后，他们一起在昆明发起成立了“五卅惨案后援会”，对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宣传和鼓动人们起来同反动势力进行斗争，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一九二六年，吴澄和李国柱双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李国柱是云南省共青团的负责人，我记得对我们姐妹三人曾产生很大影响的革命刊物《赤光》就是他主办的。为了宣传妇女解放，他还和赵琴仙一起主办了以反映妇女问题为主要内容的《女声》期刊。
一九二七年以前，蒋介石还没有背叛革命，国共两党还处在合作时期，龙云在政治上也还比较开明，所以在面子上还是很照顾共产党的。龙云曾经给吴澄封了个国民党云南省党部委员兼妇女部部长的职务。
但吴澄从来没有改变过一个共产党人的立场，仍然为党、为劳苦大众进行着坚决的斗争。她工作认真负责，在昆明领导和参与了多次群众集会和游行，代表妇女在很多场合发表过演讲。她在推动云南省的妇女运动发展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云南妇女解放协会就是在她的奔走呼号下成立起来的。
一九二七年四月，吴澄作为云南省代表，到武汉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并列席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代表大会。
大革命失败以后，党的活动转入地下，吴澄协助王德三工作，一度曾任中共云南省临时省委代理书记，主持过省委的工作。
共同的革命理想使吴澄和李国柱产生了真挚的感情，一九二八年秋，他们结了婚。
这次，他们是一同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的。
在狱中，吴澄临危不惧，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崇高的气节。
当时，马微量是王德三妻子的身份没有暴露，而吴澄是知道这一层关系的。马徽量在狱中生下了王德三的孩子，吴澄非常高兴，她不顾监狱规定，硬闯进了马微量的号房，前去看望。她叮咛马微量注意保重身体，看护好革命的后代，并用身上仅有的一点儿钱，托给马微量接生的接生婆为马微量买来了营养品。
敌人一心以为抓住了共产党最重要的头目，就可以把云南的所有共产党人一网打尽了，但是，王德三、吴澄、李国柱等没有出卖一个同志。在百般拷问无效的情况下，敌人决定杀害他们。
吴澄对此并不感到意外，她平静地对来宣布她行刑日期的人说：“我只有一个要求，在我死之前，让我看一眼我的丈夫……”
来人说：“不行。”
“为什么不行？”
“我没有决定的权力。”
“那就把你们的监狱长叫来吧！”
监狱长来了。
吴澄骂道：“你们这是什么模范监狱？！你们就是这样对待临死的人吗？你们就不怕把消息传出去坏了你们模范监狱的名声吗？……”
监狱长哑口无言，只好答应她。
见面的日子来到了。
吴澄把自己一绺乌黑的头发剪下来，用红线扎好，又咬破手指，在白色的手绢上画了一个红心，然后用手绢把那络头发包起来……
李国柱终于来了，他还带着沉重的脚镣。
两个生离死别的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泪水打湿了对方的肩膀。
吴澄把那络头发塞到李国柱的手里。
临别的时候，吴澄抓住李国柱的手，苍白的嘴唇颤抖着，说：
“我……死而无憾！”
其后不久，王德三、李国柱等也相继在北教场英勇就义。听说有一个叫刘伯元的同志也被暗杀在监狱里了。
马微量活了下来。这是王德三、李国柱、吴澄他们用自己的死换来的——敌人到最后也没有弄清她的真实身份。但是敌人没有马上释放她，她在狱中被关了三年。遵照王德三的遗愿，她在狱中生下的孩子取名“继儿”，取继承父亲遗志之意。
有些事情都是我以后才听说的。当时我和我的同学江玉芝到狱中去看望马微量的时候，我实际上对她是了解的：她也是昆华女中的学生，是我的一个很不错的大姐姐。我和江玉芝参加互济会、反帝大同盟都是她和宋贞和介绍的。她驻机关后，曾让我给她送过党的文件。但与王德三的关系我是以后才知道的。
马微量又叫马冰清，所以那时候我们都叫她“冰姐”。她是云南盐津人，比我大四五岁，也出身在商人家庭。和我不同的是，她在家乡上过私塾和小学，并在那里当了小学教师。她的哥哥马照（马逸飞）也是一个进步青年，当时在昆明上学，认识赵琴仙，这样，她也就通过哥哥和赵琴仙建立了通信联系。一九二九年春天，她到昆明来考学，考上了昆华女中初十一班，开始和王德三（此时赵琴仙已牺牲）等人接触，并积极投身到革命运动之中。到昆明来的第一年，她就经王德三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年初，和王德三秘密结婚。结婚以后，她负责中共云南省委机关的工作。我就是此时给她送过党的文件，那时，文件信封上写的都是刘伯元收。
我们到狱中去看她的时候，总是尽可能多地给她带一些红糖、鸡蛋一类吃的东西去，因为监狱的伙食很差，无论是她还是刚出生的孩子，都很需要营养。她嘱咐我们给她带一些书去，我们就把进步书籍用别的书的封面包起来给她带去。
直到一九三三年，她和孩子才被释放出来。
出狱以后，她无处可去，就来到我们家找我四哥。这时候昆明已恢复安宁，四哥便从宣威回到昆明，遵照父亲的旨意，协助二哥做一些生意上的事情。王德三牺牲了，尽管这件事同他没有什么关系，可他作为王德三的战友现在还活着，他内心总是有一种沉重的不安，所以他对于马微量当然要全力协助，哪怕有生命危险也在所不惜。他不顾二哥的反对，把马微量留在家里住了下来。
马微量在我家住了两个月左右，在这段时间里，四哥全力照顾她和孩子，我们姐妹两个人和毛孃（此时琼英已到北京上学去了）也总是尽力做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后来马微量提出要回盐津老家去，四哥只好放她走。
回盐津要路过宣威，我四哥亲自护送她到了宣威，当时因为到盐津的道路不安宁，我四哥又让她在我们宣威的家中住了下来。
那时我的父亲和母亲都在宣威，家里还比较齐整。我的父母亲和我四哥就劝她在我家中多住一段时间，马微量同意了。父亲当时并不知马微量的情况，否则他也不敢留她往下。
马徽量在宣威住了有些时日，后来就回到她的家乡去了。
这段时间里，四哥一直在宣威。云南的党组织被整个摧毁了，他失去了同党的联系，为马微量做一些事情，正是他内心的一种补偿。马微量走了以后，他就基本上不再回宣成了，开始全力和二哥一道做生意。
这也是他脱离政治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