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父亲
马帮青年
在我的一生中，父亲和母亲一样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们教会了我怎样做一个正直勤劳的人，我至今都在深切地怀念着他们。
父亲是一个信奉实业救国的人，像沿海其他的曾经辉煌一时的民族资本家一样，他也有过自己的光辉时刻。最显赫时，他与孙中山也交上了朋友，并且担任过全国总商会副会长。但是，也像其他的民族资本家一样，在那个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带着民族资产阶级的脆弱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他也以失败而结束了自己的事业。
我不知道他在临终前是否总结过自己的一生，如果总结过，他对自己又有何感想？一九五○年十二月，他去世的时候，我没能够赶回去，琼英那一次回家的时候，也没能够赶上见他最后一面，没能与他进行交谈，所以，我们无从知道他临终前的心得。但无论怎么说，他的一生是有价值的。站在现在的高度来看，他可以算得上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父亲生性刚烈，脾气倔强。还是在很小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
父亲浦钟杰，字在延，他是我爷爷的第二个儿子。
爷爷是个教书先生。因为是个读书人，所以难免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思想。他希望自己的四个儿子都用心读书，将来能有机会金榜题名，光宗耀祖。所以，他在县城开馆授业的时候，没忘记把自己的四个儿子都招收进来。我的大伯父。三叔和四叔不负所望，听说后来都纷纷地入了学，唯独我的父亲令爷爷失望，他十四岁的时候就离家出走了。
父亲是跟着马帮一起出走的。那时候宣威常有马帮出入，他们三五成群，南来北往，把从外面带来的小商品在这里兜售，又从当地收购一些土特产贩卖出去。父亲喜欢去集市上聚精会神地看着马帮做生意，听他们讲耸人听闻的传奇故事。终于，他抑止不住好奇心，和他们一起跑出去了。
这当然是有辱家门的，所以爷爷立即派人把他抓了回来，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
这件事情之后，爷爷和父亲都各自检讨了自己。从父亲这方面来说，他觉得爷爷一辈子含辛茹苦，把家庭弄成现在这种样子，是很不容易的，不应当让爷爷伤心。爷爷呢？从此以后也看出了父亲的禀性。俗话说“江山易改，禀性难移”，一颗已经飞扬起来的心，是用什么办法也拢不住的。爷爷想：人各有志，何必强人所难；况且自己一世学问，最终也不过只落得个教书谋生；现在，三个儿子都已经埋头功名了，老二出去闯闯，将来未必不是好事，幸许能走出一条新的途径；古人说过，“治世修文，乱世习武”，眼下也正是多事之秋，孩子们多一条路子，也许就会多一分出息。这样想着，又过了几年之后，他就让父亲跟着马帮一起闯世界去了。
父亲最初出门，一无经验，二无川资，靠的只是一股子拧劲和一身的力气，跟在别人的马队后面当脚夫。
他不怕吃苦，敢作敢为，遇事又颇有心计，不久就在同行当中显露了头角。他攒了一些钱，购置了自己的马匹。
那时候的西南各省还没有公路，更不用说铁路，交通运输全靠马帮。在云贵高原广阔的丛山峻岭之间，常听到叮叮当当的马铃声。
赶马驮货，道路艰难且不用说，若是遇到土匪强盗，那才是祸事。很多人一辈子的积蓄，刹那间就会化为乌有，重又变得两手空空。
山区的道路，地偏人稀，匪盗出没频仍，马帮为了安全，常常结伴而行，随身还得装备武器弹药，以用于防身。零星的战斗是时常发生的，若是遇上大股的土匪，大家就只好舍财保命。
我父亲就遇到过很多次这样的劫难，他的伙伴们有的在枪战中牺牲了，也有的刚刚积攒下了一点钱财便匆匆地离开了马帮，回老家购田置地，过安安稳稳的小日子去了。
父亲不会这样，他雄心很大。翻山越岭、风餐露宿磨练了他的意志，枪林弹雨、刀光剑影只会更增添他的胆量。他对冒险的生活充满了激情。
那是个世纪之交的风云多变的年月。当时，英法等国的势力已经开始在东南亚一带蔓延，云南成了法国人的势力范围。西风东渐越来越烈，商业的往来自然就多了起来。外国人喜欢中国的土货，很多精巧的洋人物品也在内地大受欢迎。父亲从外面运进来洋纱、洋布、洋碱（即肥皂），再从内地运出一些川盐。火腿，从中获利。
跨国贸易给父亲增长了见识，也增加了他业务上的难度。要去越南、老挝、缅甸，就得要经过滇南那一片广阔而又危险的亚热带丛林。
热带丛林，现在在人们的心中已经是理想和浪漫的地带，那里的植物有层次地分布着，四季雨水不断。在本世纪以前，滇南的那一块土地上还到处是毒蛇猛兽，遍地有瘴疠之气。
有一次，我父亲和一帮人在西双版纳的山沟里穿行，一群马蜂袭击了他们。这种马蜂可不同于一般的马蜂，它们身上的毒大不说，如果它们要是盯上了你，就会成群结队地飞过来，密密麻麻地缠着你，而且死追不放。我父亲左遮右挡，紧跑慢赶，最后还是有好几处挨蜇了。同行的人有的脸上，有的手上，有的腿上，都被蜇过，大家只喊着疼。等躲过了蜂群，再看看那被蜇过的地方，一处处都肿起来了。他们跑到河边，跳进水里，想用凉水清洗清洗，但怎么也洗不掉这种钻心的疼痛。有的人疼得在地上直打滚，小便解出来都是带着血的。还是当地的一位傣族老乡帮助了他们，给他们熬了点中草药，喝了之后，大家才解了毒。据说那一次，有一个人因为被叮得太重，中毒太深，终于没能活着回来。
父亲他们在生长了成千上万年的原始森林中行进着，空气潮湿而闷热。衰败了的树叶和不知什么原因而死的野兽的尸体在林子里腐烂、变霉，散发出难闻的恶臭的气息。有一次，父亲忽然感到一阵晕眩，接着，全身就开始漂浮起来。那一刻，他感到自己像块棉絮，轻轻地在热风中浮动，没有了重量；又像一块橡皮，硬硬的，没有了知觉。他感到天旋地转，眼前的太阳开始不真实起来。就这样，他倒下了。
父亲得了瘴摆。瘴摆是热带地区常见的恶性疟疾，从当时的医疗条件来看，这几乎就是绝症。和父亲同行的已经有人倒下了，可父亲仍然硬挺着和大家一起赶路。一步、两步，一百米。两百米……父亲终于支撑不住了，他倒在了地上。
父亲高烧到四十多度，全身滚烫滚烫的。有好几天时间，他都没有进过一粒米，没有沾过一滴水。眼看着他病得只剩下一点幽幽之气了，同行的人已经对他失望了，但苍天有眼，不忍心让这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人过早地离开人世，在经过一番顽强的和病魔搏斗之后，父亲终于战胜死神，又慢慢悠悠地活了过来。伙伴们开玩笑说：“算你结实，从阎王爷的油锅里滚了一次又回过来了。”
在经年不断的走南闯北过程中，父亲的足迹踏遍了三迄大地的山山水水，还到过了贵州、四川的不少城镇乡村。他生意做久了，经验也逐渐地丰富了起来。由于有了较为丰厚的资金积累，他已不再满足于做一个简单的小商小贩了，不久，一个崭新的构想在他的头脑中成熟了起来：他要办公司，做一件有利于地方商业发展的大事情。
这时候，历史的时钟已经指向了二十世纪。
那是一个帝国主义列强加紧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年代。反动、腐朽的清王朝除了不断地与外国签订卖国条约外，事实上已经丧失了统领这个国家的人民向现代社会前进的能力，成为了地地道道的卖国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和由中国的新兴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爱国运动正在全国迅猛发展。这时候，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在中国的南方发动了一系列旨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武装起义，起义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也在迅速传播。
我父亲正是在这种潮流的推动下走上了资产阶级实业家的道路。
让“云腿”走出宣威
在中国著名的土特产中，火腿是一种有悠久制作历史、深受人们喜爱的食品。火腿因其肉质深红似火而得名。在中国，很早就有了“三大名腿”之说。所谓“三大名腿”就是：产自浙江金华的金华火腿，产自江苏如皋的如皋火腿和产自云南宣威的宣威火腿。金华火腿又称“南腿”，如皋火腿称“北腿”，而宣威火腿则叶‘云腿”。
事实上，“云腿”之得名是比较晚的，这里面，还有我父亲浦在廷的一番功劳。
在我父亲那个时候，宣威人制作火腿已经有了数百年的历史。据说其腌制办法最早是从民间腌制腊肉的方法借鉴而来的，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聪明的宣威人又进一步做了完善，这样，腌制出来的火腿就具有了独特的风味。
宣威火腿的传统工艺确有许多独到之处，归结起来，主要在选料、腌制、发酵三个方面。制作宣威火腿，过去多用当地所产的乌蒙猪。乌蒙猪耐粗饲料，屯脂力强，背膘厚，肉质细，每头猪的体重在七十公斤以上才能达到宰杀标准。每年霜降至次年立春之前为宰杀加工季节，之前之后均品质不佳。制作的时候，不加任何香料和添加剂，先将新鲜猪腿用四川板盐或云南钾盐腌制数日，将血水压干挤净，然后放置晾干，让其发酵。独特的发酵技术掌握得极为严格。由于宣威具有的独特地理环境及优越的气候条件，宣威火腿才能在发酵过程中产生出独特的风味。等到猪腿表面皮质呈现绿色时，也就是火腿上面有一层绿霉时，再用特制竹签在不同部位“试针”，以观察制作是否合格。达到“三针清香”，即火腿的不同部位均充溢着特有的香味，那么，这只火腿便算制作完成，放置到端阳节后，就可以入市了。
经此种方法制作出来的火腿，外皮呈黄白色，切开后横断面的肉色鲜艳，红色分明，有光泽。瘦肉呈红色，有的肥肉也微带淡红，如同鲜桃之红晕。宣威火腿食时不腻，具有独特的风味和香气，咸中带甜，可以长期保存。据说搁置年代稍长的火腿瘦肉可以生食，其味道极为鲜美。
“云腿”的名声大振，可以说同这种独特的制作工艺有关。
宣威火腿最初的影响仅限于云南省和离宣威较近的四川。贵州的一部分地区。我父亲拉起马帮做贩运生意的时候，惊讶地发现宣威火腿在这些地方居然有这么大的名气，很多商号和小买卖人都争先恐后地向他订货，以致于到后来他索性削减了其他货品的进货，专门向需要宣威火腿的地方推销这种家乡特产。渐渐地，宣威火腿不但在上述地区，甚至在与云南毗邻的泰国、缅甸等地也产生了影响，成了一种深得人们喜爱的热门商品。
外销量的扩大，极大地促进了宣威火腿的生产，在当地出现了许许多多以传统方式生产火腿的手工作坊。我父亲成了收购宣威火腿的主要商家之一。他利用已经建立起来的供销网络，灵活地将大量的火腿推到尽可能广的地区。
时间久了，具有敏锐商业头脑的父亲根据火腿的市场销售情况，感觉到非常有必要把一家一户的火腿生产组织成为某种与市场销售量相匹配的规模经营，于是产生了组建一家公司的想法。当时父亲手里的资金还不足以独立组建一个公司，他便在一些有财力的人中间进行游说，吸引他们投资。商业前景与我父亲的为人和办事能力这两个因素都发生了作用，很多人纷纷要求入股。这样，父亲很快就筹措到了一笔资金。
最后，他挑选了十余个信誉较好、有一定身份的人士联名向云南省劝业道（相当于现在的工商管理局）提出了组建公司的申请：
具呈宣威州在籍内阁中书陈时铨，职商浦钟杰、孙必清、陈祖纯、刘国裔，举人侯其伟、吴炳坤，副贡甯维铨、刘登俊，廪生吴文瀚、浦钟仁暨阖州绅商等，为筹办火腿公司，恳请批准，转洋立案。咨部注册给照事：窃维富民之策争竞以商，而商之集合必以公司为归宿。值此外潮日浸，若不亟联团体，力求改良，未有不劣败者。今欲振兴商业，必自地方已有之物产而研究蕲于精美，方足占优胜而握利权。宣威地瘠民贫，穷于生计，惟有火腿一宗，为天然之特产，亦因有之利源。考其质味芬腴，久为食品之冠，蒙中外所褒嘉。徒以旧制不加讲求，形式笨重，色味良窳，无一准的；加以商贩零星，受行店之捎勒，成本过重，腌法苟简，以致销路日阻，利益亦渐衰微，良可叹也。当此禁烟实行，所赖以补助者专恃此火腿为大宗。倘并此一线之生机而不谋维持整顿之，实自弃其利矣。绅商等会集群议，筹谋公益，佥谓非认真改良组织公司不可。因遵照商部公司注册章程，定名日宣和火腿股份有限公司。集股本金二万股，每股五元，共十万元，均尽地方人凑集，以地方之利溥诸地方之人。开办之初，已集股本四万元，续招六万元以资推广，日后发达再议续集。专选云盐腌透之支头为主，辅制罐头以期行远。先立总部于宣威州城，并云南省蒙自县及四川之叙州府各立分部，以专销售。若出产增多，销路益广，在［再］于内地外埠添设分部，以期扩充。此外，可补助公司连类附属之营业亦当并举，零售之商愿售货于公司，照市价选购，否则听其自售，力杜抑勒、垄断诸弊，一切办事均遵商律办理。其部章内所有给予公司利权，应准照律同享。绅商等为振兴商业，补助生计起见，除拟定办理章程，另折开呈外所有集发设立宣和火腿股份有限公司缘由，理合呈请大人衡核批准，转详立案。咨部注册给照，以惠商情，而开风气，实为公便，须至呈者。
宣统元年三月初一日呈
这是一份思路缜密、言之在理、计划妥帖的文件，很快就得到了有关部门的批准，称：该公司“用意尚堪嘉许，所拟章程及股票息单大致亦属妥洽”。在缴了一百零四块大洋注册手续费之后，宣和火腿股份有限公司就正式挂牌营业了。
父亲亲自担任公司总经理。这一年父亲刚刚三十五岁。
父亲信心十足，锐意奋进。他充分利用在这以前建立起来的广泛的商业关系和自己苦心经营出来的销售网络，很快就把公司的业务红红火火地搞起来了。
他首先在宣威建立了较为现代的火腿生产工厂，一是扩大了产量，二是在火腿的内在质量和产品外观上狠下了一些功夫，改变了以往宣威火腿“傻大黑粗”的形象，使之更加招人喜爱。他还连续派人到日本去学习制造罐头的技术，从法国购进了成套的罐头制造设备，很快就生产出了第一批火腿罐头。从此，宣威火腿、宣威火腿罐头就成了国人珍爱的特色食品，许多客商纷纷上门联系，要求提供货源或与宣和公司联营。
为了适应这种形势，父亲先是在省城昆明，继而在湖北、广东、香港等地增设了公司分号，这样一来，成倍地扩大了火腿的销路。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宣和火腿股份有限公司就成为众商贾瞩目的颇具实力的大公司，其影响遍及全国，在国内贸易市场上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父亲是一个不知道满足的人，既然公司的状况这样好，他就开始思谋着新的发展。
这里有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宣威县知事孙嗣煌向云南省省长公署提交的一份公函，从中可以看出我父亲这个精明的商人是如何审时度势地经营业务，如何沿着他的思路发展他的事业的：
呈为转呈事。案据县属宣和公司经理浦钟杰呈称：为制造货品，力谋输出，恳请据情转呈，以利交通事。查宣属物产向以火腿为特品，久为中外所艳称。从前办法仅以原制货品，不事推求运销各埠，尚不足以尽物产之精华，且于行旅往来携带不便。公司有起发商务之微权，改良商业之精意，值此中外互市，更有互换货样之明文，征集国货之广告。若徒守成法，不思变计，恐为外人所窃笑。特聘专门技师，赴日学习制造罐头，几历三年；复由美国购运各种机器来宣。兹已成立厂地，如法制造，而争相购买者几如万壑千岩，应接不暇。此公司前经公立罐头厂地，其发展商情改良国货之效果已见一斑。惟查滇省密迩法越路线交通，所运火腿罐头仅及川粤各省，未能输出外洋，尚非公司创设之本意。除由宣运货出境前经呈奉财政厅指令准以每百斤罐头在宣威厘局纳厘银一两遵章办理外，如此项罐头有为外国所赞许须仰给于我国者，势必输出外洋，所经过之各国关隘每百斤应纳关税若干，方准出口。当此试办伊始，而无一定税章，则公司亦无适从，理合将输出外地各惰缘备文呈请县长查核，准将公司所制火腿罐头一项行销外洋。其他各种罐头俟制成时另行呈报。兹所呈各情系为输出国货起见，应纳关税若干，请乞据情呈请明定关章饬发，以便照章完纳。谨呈等情，据此。
知事复查所呈请明定关章，实系为发展商情、输出国货起见，理合据情转呈，请祈钧署查核，指令示遵。除分里外，谨呈云南省长公署。
署宣威县知事孙嗣煌
云南省省长公署鉴于“宣和公司欲将制成火腿输出外洋销售系为推广土货起见”，下发了第六百○九号训令，指令蒙自关监督孙志曾具体办理这项事宜。孙志曾“照会法委，转商越关”，参考以往厘定关税的惯例，为火腿罐头出口的税率确定为“值百抽五”。这样，父亲的火腿罐头出口业务也很快开展起来了。自此，宣和火腿股份有限公司进入到它最好的时期，日产火腿罐头曾达到一千听。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啊！大清帝国的腐朽统治尽管已经被如火如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浪潮所推翻，但仍阴魂不散；新生的中华民国政权已建立起来，却又立足未稳，历史正在上演着一幕又一幕的滑稽剧：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各路军阀争夺地盘，混战不息；而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腾出手来的帝国主义国家，更是变本加厉地开始了对中国的政治干预和文化渗透、经济掠夺。
这一切都表现出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不彻底性。虽然有了中华民国这个招牌，但占统治地位的仍是封建的、半殖民地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也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和文化，中国仍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梁启超一九○五年说的一段话，较为准确地概括了当时的现实：“望所梦想，今殆已一空而无复余。……二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昌言之新学新政，其结果乃至为全社会所厌倦所疾恶：言练兵耶，而盗贼日益滋，秩序日益扰；言理财耶，而努藏日益空，破产日益迫；言教育耶，而驯至全国人不复识字；言实业耶，而驯至全国人不复得食。其他百端，则皆若是。”
在这样的年代，像我父亲这样换而不舍地发展自己的实业，其中的艰难曲折不是外人能够想像的。
果然，一心要以实业报国的父亲，终于还是没有逃脱历史对于他的捉弄，他用心血和汗水浇灌起来的这棵实业幼苗，很快就被摧毁了。
由于连年军阀混战，许多地方事实上已经进入到割据状态，这样就造成了交通阻塞。而交通阻塞的结果，又给父亲造成了几方面的困难，这些困难都是致命的：一、货品流通被阻，各地的公司分号就得不到货源，造成了一些分号事实上的停业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分号不便做出裁员决定，这就无形中加大了营业成本，使本来就无厚利的买卖变为一场空忙。无奈，父亲允许一些无望在近期恢复交通的店铺裁员维持或干脆将店铺盘出歇业。二、即使某地能够维持，由于通货膨胀加剧，货品经过辗转几个月的流转，卖出去以后不但无银可赚，有时候简直是负利，商号进入进退两难之地。三、即使能够赢利，由于社会动荡不安，兵灾匪患，各分号往总部汇拢资金也成了问题。而总部一旦不能够对资金进行统筹，便无从谈起对它的分配使用。渐渐地，总部也由于没有足够的资金供应而陷入麻木、呆痴。
上述这些困难并不是突然出现的，事实上，自从父亲开始办公司的那一天起，这些困难就一直在搅扰他，他凭着他的智慧。力量、胆识、经验同这些困难一直在进行着搏斗。起初他占了上风，他比别的人强，幸运地站住了脚。他试图以扩大公司的规模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有一段时间，他甚至以为他就要达到这一目的了，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命运之神会突然变色，对他露出一脸狰狞。
他仍然不甘心就这样落得个不了了之的结局，他还要挣扎奋斗，他对未来仍然怀着期望。
他开始针对公司遇到的困难对公司的经营做出调整，想方设法避开战乱地区，并且竭力扩大出口。经过近一年的调整，尽管没有根本地度过危机，账面上仍然是入不敷出，但整个的经营状况较一年前好了一些。
这时，又出现了雪上加霜的事情。
当时，宣和火腿股份有限公司虽然内部危机四伏，但在地方官员眼里却仍是一块肥肉，他们总想从它身上尽可能多地榨出一些油水来。民国九年（1920年），昭通、宣威两县同时通告父亲，加增罐头、火腿税赋，并以加强地方安全为由，要求父亲捐款若干。
这对于父亲不啻是当头一棒。
他曾经找人疏通，试图要求上方体恤公司艰难，减免税赋，未果；他又带上厚礼，当面向两县县长申述公司目前境况，请求减税，均被拒绝。万般无奈，父亲写信给当时的云南省省长唐继尧，诉说苦衷：
宣威宣和火腿公司经理浦钟杰呈，为土货出口恳请令饬缓加捐税，以恤商艰而励商战事。窃查公司自前清就本地方凑集零星有限小股试创火腿公司，采买火腿，分庄发行以来，经营虽不遗余力，生意终未见发达者，原不过就地方人户成只火腿随收随放，销路仅止数处，分庄营业究属内地竞争。无论其基本有限营此业者众多，难望何等利益，但值兹商战剧烈之秋，最忌故步自封之习。遂于前年派人赴沪学得制造罐头方法，由宣设一火腿罐头厂，精制火腿罐头，力图出口销售，藉挽舶来品万一利权，即以尽商战中一分子义务。故年来发行罐头出口，外人渐觉欢迎。无如资本薄弱，复经两三年来地方频罹水旱、偏灾，民食极其不足，则饲猪之家未及前此之半。因之，火腿底价较前此兴时增加，于是经营斯业犹形困难。正适无可奈何，宣威县长犹发表议收罐头火腿捐补助警款之举，并昭通县长增订罐头火腿纳税之例，同时加征，易胜惊骇。以此项营业，若上厘金，若缴经费，每驮纳款，较火腿支头计，已倍蓰。目前既呈万分艰难之象，若再担负此两层义务，势必竭蹶莫振，无力维持。非不知水涨船高之原理，特恐成本过厚，售价自高，而购食者不免嫌贵，生意因之停顿，或不幸即此歇业。是，数年创办之苦心不足惜，而隳商战之进步，诚不无重要关系也。伏思我省长正提倡实业之际，我云南正力谋富强之基，民生疾苦正计问苏，商情艰窘尤待维持，是以不揣冒昧，迫切恳祈俯念此项营业系为竞争舶来权利起见，准予令饬宣威。昭通两县缓免此项罐头税捐，俾成本轻减而便易销售，则感仁恩。又，不仅公司一小图体也，除呈财政厅外，理合呈请省长鉴核施行。谨呈云南督军兼省长唐
民国九年三月宣和公司
这封信是否起了作用，昭通、宣威两县的税赋是否被减免，我不得而知，但宣和火腿股份有限公司的破产，却是实实在在的，这是这一年年底的事情。
宣和公司倒闭以后，父亲丝毫不推脱自己的责任，他首先想到的是怎样处理好善后的事情。那几天，他想了很多很多，他把方方面面的问题都想到了。为慎重起见，他还写了一份书面材料，准备向大家作详细汇报。
民国九年夏历十一月十九日，由他召集召开了一次股东债友会议，那一次到会的股东接近半数，债友到会十分之三，为了使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债友了解会议内容，这次会议散发了一份简报。简报通报了当天会议的议案：
是日，由钟杰齐集各股东各债主讨论挽回公司〔损失〕事，提十余条办法，旋由债主孙平阶、刘灼三先生等，股东张维精、刘德明先生等采择三条作议：（一）缓期分期赔还各债主。其主旨谓此次公司亏累甚巨，若必一时尽数还清，尽公司即惯”钟杰财产总未及其半数。杰实抱愧之至，故不得不央请各位债主作一缓期分期偿还之法。（二）加股。如得各债主承认第一条办法，万望各股东前有若于股者，即照加若干股，此股加齐，杰包三年内不惟各债主本金可还清，即各股东旧股亦可完全恢复。（三）破产。如上二条不得众允，杰只有将公司各物及外欠内各债开单，呈请所在司法衙门估价及收还赔偿，赔偿不足，则愿破杰个人私产添赔。众人讨论多时，均觉为难不定。旋经股东代表张维精。刘德明先生代表（代为表达）众难应允，复由钟杰提出二条：（一）由钟杰先破自己产业并将公司各物各债交各股东清接，办理各善后事宜，以后杰于公司事万不负责；（二）但得各债主应允分期赔还，股东不加于预，杰愿一人担任债主，停息定三年赔清；赔清债主，再行限年赔还各股东股本。此案既提，众咸赞成第二条。经股东代表张维精、刘德明先生，债主代表孙平阶、刘灼三先生代表，谓此举有三善：一不失己，二不失债主，三不失股东。遂散会。
简报还收录了我父亲对公司失败的自责之言，陈述了公司失败的事实。
罪言
公司成立于今，一稔此中之辛苦艰难，经营缔造尽移山倒海之力，为桑土牖户之举。匪特当事者乐观其成，成之而久且矩也。惟风云不测，祸福无常，欧阳子日：祸患常积于忽征，智勇多困于所溺。苏明允日：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读古人书而哀古人者，不觉转而自哀也。哀之而知前届红息之高，即为今日丛胜之渐。言念及此，祸胎有四，此可为诸君泣告者。生意即交易，交易即往来。往来云者，非必其人与货物之谓，现金帐债亦与焉。详言之，则此以金钱往，彼以货物来，此以货物往，彼以金钱来，或先期后期焉。而金钱货物亦未有不如期而至者，故礼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返之公司，则有大谬。不然者，查前次结算大帐，外欠内者见七八万，今竟收获无几。公司以受此积欠影响，势不能多借外债，力图补救，乃愈借愈多，即子即母，辗转相生，势无可结。杰初以为各庄收之不力也，乃起而巡游督收，孰意旅次费用竟有收而不济其用者，此其耗折而失败者一。
事业愈发达，用度愈奢侈，此经济界之无可讳言者也。公司以同人擘划红彩，优裕当事者，成起骄泰之。渐于是，而饮食、而人情、而薪工、而用人，无不继长增高，矜奇炫异，始简而功钜，竟以一滴之微而干江河之大，此其无形之损失者一。
商业之于国家，犹血脉之于人身，附丽而行者也。乃者国家多难，萑艹付①肆威，渝叙各庄连年而无一措手，既失百货转运之利，复滞宙肘销行之路；宣省各庄因之而麻木不仁，痿痹不行，此经济之日渐堕落者一。
①萑艹付：强盗。春秋时郑国萑艹付泽那里常有盗贼聚集出没，后用以代指。
气运为祸福之特征，星学者类能言之。公司近二三年谗言簧鼓，是非蜂起，内则同事争持，外则人心疑诈。是以一失败于洋纱，一失败于广毛，一失败一［于］路途，一失败于渝庄，而海关横来之祸尤令人不寒而栗，此则讳之无可讳，而公司停止之所由来者也。
悲夫悲夫，失路英雄，托足无门；失火城门，池鱼为殃。以请同事十余年之经营，诸股东数十万之股本，冥冥昏昏坠落无形，皆杰一人之咎也。传日：一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杰读是而概然矣，杰读是而涔涔泪下矣。宣罪言说。事实
……杰此次出外到各庄查前，外欠内约七八万元。所到之处会合伙友向外追收，所收者只数百元，余者十收一二，都难望收。而本记内欠外约在拾万元零（本书作者注：另一份统计表明，当时宣和公司内欠外债共计十二万六千一百八十八元八毛六）。又查，各庄存货如东昭叙蓉渝今春已开会作收，存货无有，而曲个亦无有存货，只有宣省粤三庄有存货。宣机器、铁片、房屋约值银壹万零，省各货约值银千元，广存各货约值三万零。其外欠内及存货约共十三四万，内欠外约十万，零品抵外，尚余剩三四万元之谱。虽剩三四万，而外欠内七八万不能收讨，以机器房屋各货抵外，尚不敷五六万元。他人欠记款不能收，而记欠他人款少不下，不但少不下，还要认息（记所欠之款概是认息），此乃系本公司之大概情形也……
父亲终于把公司破产的事务处理完了，尽管身上压着五六万元债务，他的心里轻松了。后面的事情一目了然：重新振作起来，还清债务，东山再起！
望着已经折算出价格、现在已经完全属于他的火腿厂的机器设备，他默默地沉思着。工厂冷清了，工人们早在几个月之前就都回了家，偌大的厂房里，只听见父亲一个人粗重的呼吸声。这个昔日的脚夫，曾经在云南的山道问威武一方的马帮，从心底里从来没有认输过。他一文不名的时候还有那么高的向往呢，现在他亲手创立了这么大的一份家业，手里还有这么多的设备，难道倒不敢做事了吗？这不是浦在延！
他转身大踏步走出了厂房，随之就向家人宣布了这样一个决定：在宣和公司的基础上独立组建一个自己的公司！
当时家里的每一块大洋差不多都拿出来偿还了股东和债主，哪里有钱再来启动这么大的一个公司？即使能够筹措到这笔钱，谁又能够保证未来的公司就一定赚钱？如果再一次破产，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然而，我父亲决定要做的事情，是任何人也不能使之改变主意的。奇怪的是，一些旧的股东也支持父亲再一次组建公司的想法，并慷慨地拿出钱来，借给父亲做公司的启动资金。
父亲眉开眼笑。很快，一个名为“大有恒”的火腿公司就堂而皇之地在宣威挂牌营业了。
那一年我九岁。
后来的几年父亲怎样殚精竭虑地经营“大有恒”，我仍然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
这是真正的背水一战：后退一步死，前进一步生。
父亲终于顽强地闯过了生死关——“大有恒”站住脚了。当时设在宣威的罐头厂曾达到日产火腿罐头三百听的生产规模，而他设在昆明的水果罐头分厂，也名声大噪，产品供不应求。公司启动时的一万余元资金在流通中迅速增值，现在又积累起了丰厚的资本。父亲不失时机地把“大有恒”公司转变为“浦在延兄弟食品罐头股份有限公司”，扩大了经营范围和规模。
当时的社会条件并没有多少改变，在中国这块苦难的大地上，战乱仍然像恶疮一样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地发作着。也就是说，父亲的经营条件同以往的宣和公司相比从实质上说来并没有根本上的改变，那么，他是怎样克服曾经使宣和公司夭折的那些困难，推动公司营销的呢？
这里，又牵涉到父亲生活中的另一面了。
军旅生涯
在那个年代，作为一个商人，要想不和军界发生联系，而图谋大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早在一九一六年，我父亲就涉足了军界事务：这一年元月，陆军上将、前云南都督蔡锷以护国军总司令的身份率军队经过宣威，需在宣威设兵站筹措后勤给养。当时我父亲是宣威县商会的会长，理所当然地被委任为兵站的负责人。那段时间，父亲负责为部队采买粮食、布帛、菜蔬等军需物资。他勤政廉明，一丝不苟，就像是处理自己生意上的事情那样。他运用起全部的经验进行筹划，把每一分钱都花到不得不花的地方，深得军界好评。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编纂的《宣威县志》对我父亲的工作有这样的评价：“……历来兵站员贤愚不等，地方长官能尽监督之责，俾其收支合度者固亦常有；或爱惜情面，听任所为，甚至与相勾结，从中渔利，以至控案迭生，纠纷不已，军队所发，人民所出，多归泡影，甚可慨也……时办兵站者为浦绅钟杰，入出清白，鲜有弊混……”
自此之后，宣威兵站几乎成为常设机构，并且一直由我父亲负责。
两年以后，民国七年（1918年），云南省督军唐继尧率领靖国军从四川凯旋归来路过宣威，他感念我父亲的功绩，亲手把一枚银质模范奖章授给了我父亲，并特意手书了“急公好义”的条幅送给他。
说到这里，不能不专门说一下唐继尧。
唐继尧，字囗赓，云南会泽人，早年曾经留学日本，是中国同盟会会员。一九一一年，他参加过蔡锷领导的云南重九起义，与蔡锷一起推翻了清王朝在云南的黑暗统治。一九一五年，在蔡锷的影响下，他参加了讨袁运动，组织过护国军。但蔡锷去世以后，他开始背叛革命，与北方的军阀勾结，妄图颠覆新成立不久的广东革命政府。一九二一年，滇军第一军军长顾品珍从四川回师昆明，唐继尧被迫出境。
顾品珍入主云南以后，唐继尧的旧部姜锡清由会泽逃入宣威。八月，赵成梁、朱赓良、范石生奉命对姜锡清进行围剿。姜锡清逃脱后，赵成梁和朱赓良被调回昆明，范石生留镇曲靖。
范石生，字小泉，云南河西（今通海）人，生于一八八七年。据说他中过秀才，读过师范，还当过一段时间的小学校长。一九○九年，他考入云南讲武堂，与朱德一起学习过军事。一九一一年，已经进入军界的范石生和唐继尧一起参加了蔡锷领导的重九起义。一九一七年，唐继尧成立靖国军，范石生担任了第一军参谋长。后来，由于不满唐继尧的专横武断，他一气之下辞职归田了。顾品珍将唐继尧逐出云南以后，范石生又重新出山，驻防曲靖。
历史就在不经意之中为我父亲提供了一个契机。
当时，宣威在曲靖辖区之内，范石生驻防曲靖防区包括宣威。我父亲负责的兵站一直在为护国军、靖国军讨逆提供着卓有成效的服务，对此，范石生早有了解。范石生驻守曲靖以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力邀我父亲像以往那样继续主持兵站，为国民革命戮力同心。
父亲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深切认识到了社会的黑暗腐朽，认识到单纯靠实业是救不了中国的，因此，他从本能上就极为赞同孙中山的主张，希望孙中山领导的这场革命能够成功，能够救国民于水火之中。他对于辛亥革命胜利以后出现的种种复辟行为，对那些割据的军阀深恶痛绝。他希望孙中山能很快平定局面，完成大业。正因为如此，他才把兵站的工作看得那么重要，哪怕呕心沥血，放下自己的生意，也要把兵站的工作做好。
由于彼此互相尊重，兴趣又相投，范石生和我父亲结下了不解之缘。多年以后，我家在昆明毡子街的寓所一直都悬挂着他为我父亲题的对联。甚至在他辞职赋闲、落魄昆明的时候，在他被人拦路枪杀、抛尸街头以后，这副对联仍然在我家的第二道大门上悬挂着。这副对联这样写着：宛水榕峰，形势秀雄；挺生能人，有如在公。落款是：范石生题，陈荣昌书。
综上所述，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几年以后我父亲能够抛家舍业，毅然从戎，追随范石生去进行北伐了。
一九二一年十月，刚刚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政府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为了肃清中国大地上的割据军阀，为了把被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推翻，发起了著名的北伐运动。远在云南的顾品珍积极响应，被孙中山委任为北伐军滇军总司令。顾品珍在组建滇军北伐时，委任范石生为北伐第一路军司令，杨秦如为北伐第二路军司令，金汉鼎为北伐第三路军司令。
正在此时，已被逐出云南的唐继尧又从香港反扑回来，拖住了滇军北伐的手脚。在惨烈的战斗中，顾品珍在滇南战死，唐继尧重新入主云南。
顾品珍阵亡以后，他的部下分两路从云南撤出：一路由朱德率领经楚雄进入四川；另一路由北伐军滇军副总司令张开儒和先遣军司令范石生率领，退至宣威。
张、范率领的部队在宣威只停了两天，但父亲作为兵站的负责人，以罕见的速度完成了部队急需的粮袜调购工作，保证了大军的如期行进。
张、范二位将军认为我父亲是不可多得的人材，就婉劝他留在军内，共举大业。父亲爽快地答应了。
父亲匆匆忙忙把公司业务向我的三叔、四叔交待了一下，就跟着张、范的部队东行，来到了贵州盘县。部队在这里一边整编，一边电告孙中山，表示仍愿为北伐前驱。
他们原本打算完成整编以后先赴广西桂林，与孙中山设在那里的北伐大本营汇合，再根据孙中山的命令确立北伐路线。没想到正在这时孙中山来电，要求他们火速驰援广州：陈炯明叛变了！
滇军日夜兼程，直奔羊城。
这时，张开儒已将全军整编为五个旅：第一旅旅长杨池生，第三旅旅长杨希闵，第四旅旅长杨如轩，第八旅旅长范石生，第九旅旅长蒋光亮。鉴于我父亲过去在兵站的出色工作，张开儒任命他为旅粤滇军军需处处长。
在这里，我们还要简单说一下陈炯明，这是一个在中国近代史上很有名的人物，之所以有名，就是因为他的背叛革命。
陈炯明是广东海丰人，清末秀才，一九○九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曾经参加过广州起义。辛亥革命以后，他担任过广东副都督、代理都督等职。一九一七年，由于参加护法运动，他被孙中山任命为援闽粤军总司令。一九二一年五月，孙中山当选为非常大总统后，陈炯明竭力阻挠，反对其就职。对于孙中山北伐的主张，他也竭力反对，鼓吹“联省自治”，并暗中联络南北的军阀，组织反革命联盟，妄图把孙中山挤出广州，独霸广东。
第二年的五月下旬，陈炯明在广州阴谋发动叛乱。当时孙中山还在韶关部署指挥北伐事宜，听到消息，于六月一日急忙返回广州控制局势，但局势已经无法控制了。六月十六日，陈炯明的部队包围了总统府，并公然炮击位于观音山的孙中山住所粤秀楼，企图谋害孙中山。
孙中山侥幸脱险，率永丰、永翔、楚豫等战舰集中于黄埔港，同时电令人赣部队回师平叛。陈炯明的背叛行动得到了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的支持，北伐军处于腹背受敌、给养不支的困难境地，被迫放弃广州，向湘赣边界撤退。
孙中山在黄埔江上指挥舰队坚持了五十多天，望援军不至，只好于八月九日离舰赴沪。
此时，张开儒、范石生的部队正如同一股铁流向广东进发。
滇军素以善于长途奔袭、作战骁勇著称，这次入粤更是不负盛名，他们沿西江直下，一路势如破竹，年底即进入广东，和来自广西的桂军、本地的粤军一道，发动了围歼叛军的战斗。一九二三年一月，经过血战，收复了广州，平息了叛乱。
滇军进驻广州以后，马上派人到上海，迎接孙中山回粤主持大计。二月十一日，孙中山抵达广州，当天就在广州设立了大元帅府，并下令嘉奖滇、桂、粤军及海军讨陈之功，对有功的将领分别颁授了军衔。
就是在这一次，我父亲被授予了一枚五等嘉禾勋章、少将军衔。
这就是我们家宣威祖居大门上“少将第”三个大字的由来。
滇军进入广州以后，杨希闵代替张开儒荣任中央直辖军滇军总司令，滇军被改编为三个军：第一军军长由杨希闵兼任，第二军军长范石生，第三军军长蒋光亮。我父亲仍负责军需供应，被任命为军需总局局长。
此时，我父亲的“大有恒”公司已经改名为“浦在廷兄弟食品罐头有限公司”，并在广州设立了分销机构，尽管由于战乱的影响，经营情况不算太好，但终究还是在维持着。现在我父亲到了广州，他除了做好军需供应的工作之外，还可以料理一下公司的业务。
新的政府一边忙于政权的巩固，一边大力鼓励发展民族工商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安抚百姓，使人民得到了休养生息，这一年秋天在广州举行的全国食品赛会，就是其中之一。
广州工商业发达，全国许多地方的商人都在这里设立了自己的办事机构和商号，所以，尽管局势不稳，举办这样一次赛会在组织上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果然，这次赛会云集了全国各地风味独特的食品，盛况空前。
我父亲非常兴奋地把凝结着他多年心血的“双猪牌”火腿拿到了展销会上，接受国人的评判。或许是因为宣威火腿的名声和内在质量，或许是出于对我父亲在滇军征战中做出的重要贡献的赞赏，上至大总统孙中山，下至驻粤各军的不少要员，都亲手题词，对宣威火腿大加褒奖——
孙中山的题词是：
浦在廷兄弟食品罐头公司
饮和食德
杨希闵的题词是：
浦在延兄弟食品罐头公司
味美于回
范石生的题词是：
宣腿较金腿高倍蓰，得热心实业如浦君在延者，改良制造，装成罐头，必能推销全球也，因书此归之
驻粤湘军总司令谭延闿的题词是：
浦在廷兄弟罐头有限公司
推潭扑远
局势仍然是不平静的。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也就是滇军进驻广州十个月之后，逃出广州的陈炯明又一次卷土重来，连同沈鸿英叛军以及吴佩孚南下的军队，四路进攻广州。在粤的各路北伐军在孙中山的亲自指挥下，奋勇抵抗，击溃了敌人的进攻，取得了保卫广州的重大胜利。
历史进入到了一九二四年。
一九二四年在中国近代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年头，这一年的一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鉴于以往的失败教训，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改组了国民党。五月，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在广州市郊的黄埔岛上正式创办，这就是赫赫有名的黄埔军校。
那时候，我父亲对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是从心底里拥护的，他甚至下定了决心一生投身革命。他毅然把自己的第二个儿子浦承纲送进了黄埔军校学习。
然而，我父亲毕竟不是一个政治家，他也不是一个职业军人，他对于政治的险恶从一开始就缺少应有的估计。
孙中山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离开广州去北京后，被逐出广州的陈炯明在英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资助下，乘机反扑，自称救粤军总司令，妄图进犯广州。广东政府决定东征，讨伐陈炯明。在此过程中，担任东征左路军的滇军杨希闵和中路军的桂军刘震襄，却心怀鬼胎，在东江按兵不动，并于一九二五年四月从东江撤回，趁机占领了广州。
当时我父亲正在广州做着军需供应的工作，对于杨希闵背叛革命的行为极为不满。杨希闵觉察以后，马上以莫须有的贪污罪名对我父亲进行了审问。我父亲是坦荡的，他把所有的账目都拿出来，让他们进行检查。他们不可能一笔一笔地去核对账目：首先，他们没有时间，因为这时候黄埔学生军和范石生率领的一部分滇军正在回师广州，他们不知道能不能守住广州；其次，杨希闵也不需要核对账目，处理掉一两个人不需要那样复杂的手续。这样，父亲当即就被开除出了军队，并已被关押了起来。
父亲这时候才知道，所谓贪污不过是除掉他的一个借口，除了这个借口之外，一定还有其他的缘由。他不敢掉以轻心了——他估计此次将有生命的危险。
父亲的滇军军需总局局长的身份，对于他及时妥善地安排一些紧要的事情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委托看守他的兵士转告在广州料理生意的我二哥浦承统马上带我母亲和琼英离开广州，免得无辜受累。
我二哥接到信息以后，不敢耽搁，马上收拾了一些值钱的东西，带着我母亲和琼英离开了公司所在地，住到了一个无人知晓的朋友家中，但并没有离开广州——他怎么能够在这时候离开处在危难之中的父亲呢？他决心想尽一切办法把父亲营救出来。
就在我二哥他们离开公司的第二天，杨希闵派人来抄没了父亲的公司。当时如果二哥在这里的话，肯定是要吃一些苦头的。
杨希闵的叛乱很快就被平定了——参加东征的黄埔学生军和范石生等没有同杨希闵一起叛乱的滇军很快就攻克了广州。六月十二日，杨希闵仓惶出逃。
我父亲被解救了出来。
当他和我母亲、二哥、琼英又一次相聚的时候，大家都为父亲的死里逃生而庆幸。
父亲来到他苦心经营了十几个年头的公司时，这里已经一无所有，一夜之间，他变得赤贫如洗了。
但是，我父亲是一个把一切都看得很开的人，他并没有为此而感到绝望。现在他想的是：下一步何去何从？
当然，他可以追随范石生，继续他的军旅生涯。可是，望着自己已不年轻的妻子和长大了的孩子，他忽然感觉到了他为这个家应尽的责任；还有，他现在才真正领悟到了什么叫做政治。在他看来，政治是不受任何道德约束的，它意味着背叛，意味着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意味着阴谋与血腥……
经过痛苦的思索，我父亲选择了一个普通人选择的路：解甲归田，回到老家宣威去。
他疲惫了，他想好好地歇一歇了。
“积财给子孙，不如积德给子孙”
我父亲让我二哥带我母亲和琼英先走一步，到昆明去等他，他要向这么多年来一直照应着他的朋友一一辞别。同时，商号上也有一些往来账目需要他去清理。他说他随后就会赶回来。这一年的秋天，我二哥带着我母亲和琼英回到了昆明。
回来以后，二哥就开始接手这边的生意，那时候昆明是有父亲的一个商号和加工厂的。
将近年底，父亲才风尘仆仆地赶回宣威。原来他把广州的事情处理完了以后，又到四川等地走了一圈，找一些过去的朋友帮忙，赁了一些布匹回来销售。
父亲此次回到家乡以后，就再也没有出去过。连昆明的生意，他也只是帮着拿拿主意，日常经营都由我的几个哥哥负责。他已经不求大富大贵了，他认为那一切其实到终了也不过是一场虚幻。
我知道父亲不是一个完人，但是，在我的印象里，他却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还是在跑马帮的时候，他就显示出了慷慨大方的个性。那时候，他赚钱，但并不看重钱。我听人说，他在乡里，碰到贫苦人家拿不出现钱买急用的东西，总是赊给他们，或者干脆送一些盐巴、针头线脑的给他们。左邻右舍的有了什么急难事，他总是毫不犹豫地解囊予以帮助，哪怕当时他自己也正抬据。
父亲为人正直，同情弱小，尤其热衷于从事公益事业。他做生意有一定的积蓄之后，时刻不忘父老乡亲。据县志记载，由他捐资修建的石桥就不下三座：一九○二年，他与张守一等人筹资修建了石龙桥；一九○六，又与孙恒先等人倡捐修建了大屯桥；一九二○年，与甯学麟等人捐资修建了保安桥。为了改造县城的街道，他还和徐东源等人一道，发动捐资，修成了城内西、北两街，上下堡大街和西门横街。他常常说：“积财益德益善，好比山泉之水，源远流长；积财益谋益诈，好比结症，症愈结，痼愈深，危在旦夕。”他常说：“积财给子孙，不如积德给子孙。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做马牛。”他的这些话，使我们受益非浅。
父亲为家乡的人民做了些有益的事情，家乡的人民没有忘记他。翻开宣威史料，浦钟杰的名字一再被人们提起。
民国八年，由于干旱，宣威出现了米荒。知县虽然已经呈请省署，蠲免了钱粮，但百姓仍然食不果腹。许多不法商贩趁机屯积居奇，哄抬物价，一时间，宣威城粮价成倍地上涨。当时，父亲所经营的宣和公司也正值极度危机的时期，但看到家乡父老忍饥挨饿、挣扎求生的惨状，他毅然抛下了手头的业务，联合一批老朋友筹集资金，从越南购米入境。他们把运回的大米一部分在市场上平价出售，抑制了奸商，一部分在街上设锅熬粥，施舍穷人。这一项活动，救活了不少贫苦百姓。这个故事，在一九二六年又重演了一遍。那年，由于严霜扎麦，宣威粮食大面积欠收，市面上的粮价猛涨十倍。父亲那时从广州脱险回来不久，心情还没有恢复过来，但他仍然不顾个人恩怨得失，立即投身于运米救灾活动。那一次，当他把从越南购买的“东京米”运回县城的时候，人们都称他为“救世仙翁。”
一九三○年，滇黔公路勘测到宣威，他放下手中所有的活计，全力以赴配合工作。这是一条云南通往内地的主要动脉，它的修建，将结束云南交通闭塞的历史，促进云南经济的发展。而宣威正处在这条干线的枢纽之上，有了这条公路，后代子孙们将不再远离现代文明，停留在原始的赶马帮时代。父亲夜以继日，查阅资料，翻山过河，设计最佳途径。他还因地制宜，促成公路沿县城西河东岸修筑，防止了城区的水患。
一九三八年，宣威城遭受了百年不遇的洪水，数十户人家惨遭灭顶，一百多人丧生。我的三姐连同她的孩子就是在这一次的洪水中丧生的。水灾过后，父亲主动出任水灾募捐委员会委员，积极组织灾后重建工作。
父亲先后担任过宣威县慈善会主席、救济管理会理事长及经理，主持操办过救济扶贫工作。他还出任过宣成团防局长、火腿同业公会负责人、妇女放足促进会主任、地方风俗改良会名誉会长、县佛教会理事长等职。抗战期间，他担任过宣威县抗日救国会常务委员。
可能是由于广州的经历，父亲看淡了政治。他不恋官爵，只想做一些具体的事情。据说龙云主政云南时，曾多次邀我父亲出任曲靖专员，都被父亲婉言谢绝了。倒是地方上的急难之事，能令父亲主动上心。一九四三年，宣威遭受旱灾，导致粮食严重减产，他看在眼里，急在心头。第二年四月，正好龙云要回老家昭通祭祖，父亲便不顾年老体迈，毅然出城，郊迎龙云于回乡途中，当面向龙云呈报宣威的灾情。在父亲的争取下，全县百姓当年的赋税获得了蠲免。
父亲热心于社会，对家人、对宗族也颇费用心。
父亲非常严厉，具有封建家长应有的威严。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都非常怕他，一见到他回来，就马上躲起来。那时候我们也真蠢，一点也不知道安慰父亲。他其实是很喜欢孩子们的，只是不善于表达而已。一开始，见我们躲他，他还很幽默，笑着说：“猫来了，猫来了，老鼠耗子都躲起来。”但总是这样，他就有点难过了。有一回，我们正和母亲在一起有说有笑、热热闹闹的，一见到他来了，就什么也不说了，都毕恭毕敬地站着，趁着他不注意，一个一个悄悄地溜了。他当时没说什么，私下里却问母亲：“为什么孩子们都那么喜欢你，都不喜欢我？她们和你在一起那么活泼，见到我就不敢说话了，我真的就有那么可怕？”
父亲和母亲感情非常好。在我的记忆中，他只打过我母亲一次，打过之后还后悔了好长一段日子。那是我母亲刚生下琼英时的事情。母亲生琼英的时候，父亲不在家。等他回来之后，母亲忽然想和父亲开个玩笑，就对他说：“生了个女孩，我们家女孩子多，生下来后，我就把她扔了。”父亲一听，火了，情急之下，他伸手打了我母亲一巴掌。其实母亲怎么舍得扔掉自己的孩子呢？只是她平时很少开玩笑，父亲一时没反应过来，才信以为真了。
父亲常把自己做人经商过程中总结出来的道理拿出来教育子女，他说过：“人要有恒心，志要有胆量。日日行不怕千万里，常常做不怕千万事。”我想，他把自己的公司起名为“大有恒”，一定是源于这个道理，而他能把公司开办得那么红火，也一定是遵循了这个原则。多少年后的今天，我仍然能感受出他的话中的分量。
到了晚年，他把自己的处世准则逐渐系统化了。在他主持修纂的《宣威浦氏族谱》中，他倡导同族的人要光大祖先的美德，做到“三要四务”：“睦族之要有三：曰尊尊；曰老老；曰贤贤。名分属尊行者，尊也，则恭顺退让不敢触犯分属。虽卑而年齿迈众者，老也，则扶持保护，事以高年之礼。有德行功业者，贤也，贤乃本宗桢干，则亲炙之，景仰之，每事效法，忘分忘年以敬之。此之谓三要。又有四务：日矜幼弱；曰恤孤寡；曰周窘急；曰解忿争。幼者稚年，弱者鲜势，人所易欺，则矜之。一有矜悯之心，自能随时尽力。鳏寡孤独，王政所先，况乎同族？贫者恤以善言，富则恤以钱谷，皆阴德也。衣食窘急，生计无聊，命运亦乖，则周之。量己量彼，可为则为，不必望其报，不必使人知，吾尽吾心焉。人有忿则争，得一人劝之，气遂平，助之，气益激，然当局而迷者多，居间以解族人之争，亦积善事也。此之谓四务。”这实际上是把儒家的伦理思想具体化了，他在内心里要求自己这样去做，由自己出发，也希望宗族的人这样做。他企图由宗族推及社会，来淳化风俗，改善人心。这当然有他的局限性，但认真想想，也还是很有价值的。
父亲见过世面，思想开明。即使在自己退隐田园的时候，也不忘子女们的教育和发展。他把四哥送到日本去留学，又送我们去昆明接受新式教育。现在想来，若没有父亲送我们读书，我们的一生就一定会像旧时代的所有妇女们一样，沉没在旧生活。旧道德的无边黑暗之中，我们就会无法感受新时代的气息；若没有读书，我、浦石英、浦琼英就不会知道去投身于广大的社会、投身革命，不会知道去通过自己的奋斗，改变几千年来社会历史强加给我们的不幸命运。
父亲是个旧时代的人物，但他正在向新的时代迈进。他通过自己强壮的身躯，为我们肩住了沉重的生活闸门、世俗的闸门，放我们到了宽敞明亮的天地，从此，我们才开始过上了与几千年来传统的中国妇女完全不同的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