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漫长漫长的童年
云南是一个走不出去的地方
列车呼啸着穿过华北平原，向我那遥远的家乡飞驰而去。
我坐在车窗前，目不转睛地看着返青的麦田随着列车的运行而旋转，农民们已经在田野间开始了他们的劳作，一座座正在建设中的现代化城市，仿佛在告诉着人们这块土地将有一个怎样美好的未来……历史终于把我们伟大的祖国推到了今天，推到了改革开放、朝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迅猛前进的今天，这是几代人用无数鲜血和生命才换取来的。
我坚持要坐火车，是想仔仔细细地看一看我曾经为之奋斗了半个多世纪的祖国，我也非常需要藉此回忆一些过去的感觉。
云南是一个走不出去的地方——在我童年的记忆里，这就是一个如同磐石一般坚硬的现实。
熟悉地理的人都知道，云南是一个高原省份，素有“山国”之称，山地占全省面积的94％。这里到处是高山大谷，世人皆知的横断山脉，就在云南。玉龙雪山、腾冲火山、乌蒙山像巨人一样比肩而立。有高山必有深川。著名的金沙江——长江，怒江——萨尔温江，澜沧江——湄公河，元江——红河，南盘江——珠江，独龙江、大盈江、瑞丽江——伊洛瓦底江，这六大水系，综纳了贯穿全省的大小六百余条河流，龙舞虬盘，滔滔不绝，把大地切割成了一块块彼此难以交通的“部落”。
这是云贵高原的一个组成部分。这里最高处海拔高达六千七百四十米，最低处海拔仅仅七十六米，大多数地区海拔都在一千五百米与二千米之间。
这里地处北纬21度9‘～29度15’之间，纬度虽低，却有着寒、温、热三带的气候，常见“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
这个地方，人们现在对它已经很熟悉了。谁都知道这里有个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有闻名世界的石林奇观；谁都知道这里有个关于阿诗玛的传说，蝴蝶泉边曾经出现过“五朵金花”……但是，仅仅在几十年以前，这里还是闭塞蛮荒、遍地瘴疠。古书曾说这里“关山险阻，羊肠百转”，“地险路狭，马不能行”。
我听老人们说，过去云南人到北京赶考，旱路要走好几个月，甚至半年左右。就是在我们的那个时代，要走出来也很不容易：必须要取个护照，先出国到越南（那时叫安南）去，然后从越南坐船到香港，再到上海，由上海再坐火车才到北京。这是最方便的路，走的时间也最短；如果从内地旱路走，山路难走不说，当时土匪也很多，没人敢走。
由于交通的不便，造成了云南的少数民族非常多。很多民族长期与世隔绝，生活在山沟沟里，逐渐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活习惯。彝族、哈尼族、傣族、苗族、佤族、拉枯族、基诺族、独龙族、白族、纳西族等等，全国五十六个民族，这里就聚居有二十五个。
据说，云南的汉人都不是本地的，来源有两种：一种是犯了罪，充军来的。充军来到云南，地方太偏远了，再也回不去了，就留了下来。另一种是到这里来做官的。来这里做官，时间一长，加上回去的路途艰难，只得在这里繁衍生息了，一代一代，开始扎根。
云南这个地方，人类的出现其实并不晚，一九六五年五月一日在元谋县上那蚌村发现的猿人牙齿化石，说明了早在一百七十万年以前这里就有人类活动过。元谋人比蓝田人、北京人、和县人、郧西人、郧县人、巢县人、沂源人、淅川人和南马人等猿人都要早，但是，从中原文化的角度来说，这里的开化却是比较晚的。云南，意即“云岭之南”、“彩云南现”，其名称始自西汉，初为县，蜀汉为郡，唐时封南诏主为“云南王”，元代曾置云南行省，以后日渐受到中央朝廷的重视。
我出生的时候，云南还比较封闭落后。那时，普通的一张报纸从内地传到云南也得十多天，最快的也需七八天。
我出生的那个县叫宣威县，在云南省的东北角。那是川滇黔交汇之地，地形呈走廊状，一向是云南通往内地的要塞。古书上说那里“郡临黔蜀之冲，地接乌蒙之界”，“扼黔蜀之咽喉，为曲寻①之犄角”，可见地理位置是多么的重要。
①曲寻：曲靖、寻甸，地名，在云南省东北部，清代曾在此设曲寻镇。
那里，也像云南的其他地方一样，“环郡皆山，幽崖邃壑献媚争奇者往往而有”。全县的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其中县城的附近为河谷断层，东、西、北部遍布着南北走向的山峰，这是云岭乌蒙山脉的南段，该段山脉由南向北延伸入境后分为三支：一支由东山梁子、北草坪梁子、光山梁子、大水梁子组成，沿县境中部向北延伸，进入咸宁，全长一百零五公里；另一支由陷塘梁子、石盆梁子、俄卓戛梁子、基都梁子、涧水海梁子组成，自县境东部延伸至东北部，全长近一百公里；再一支由老囤梁子和小囤梁子组成，蜿蜒在县境东部边境，全长五十余公里。
受山脉走向的影响，境内的河流也主要形成了三条，这就是东部的可渡河、中部的格香河和西部的小江。可渡河，上游称马摆河，它发源于县境西北角的蔑巴圈，后沿县境北部向东流入北盘江，全长一百六十二公里，径流面积一千七百二十平方公里，这是宣威和贵州省威宁县的界河。格香河，其上游为盘龙河，发源于曲靖的花山北麓，由南向北，经先锋、东山、志氨田坝等地，汇宣威中部之水，流入北盘江，全长一百五十七公里，径流面积二千七百四十七平方公里。小江，源于县境西部的扎格河，沿流汇集县境西南各地一千二百三十五平方公里之水，注入牛栏江，全长六十三公里。三条河流中，可渡河和格香河属珠江水系，小江是长江水系。
特殊的山川风貌，形成了宣威独特的气候。据宣威旧志记载：“宣威僻处万山中，壤接黔疆，故其气候大约与黔之威宁相近而稍暖，然较之曲靖则已凉矣。山寒水冷，殖惟养麦，而稻谷间有之。当长夏盛暑，一雨便冬，谚云：四时拥兽炭，五月着羊裘。”我小时候的印象是，我们那里的四季差别并不明显，冬天也不需要穿棉袄，但同一季节里冷暖的变化却是很大的，常听人说：“四季无寒暑，一雨便成冬。”
早在西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这里就曾设置了宛温县，隶属囗囗郡。宛温①即宣威，因县城的东南有宛、温二水蜿蜒流过而得名。蜀汉建兴三年，丞相诸葛亮南征讨孟获，欲服其心，七擒七纵，这里曾是一处古战场。现在，在县城东南五公里处，还有诸葛营古城址。传说诸葛亮当年南征到此，令士兵兜土，筑城屯营，一夜而成。如今，过去的营基已改作了耕地，大部分营墙都已毁去，只有西面南段尚存三十余米营墙。这段营墙高1．5米，厚2米，都是用黄土夯筑而成的。明洪武十四年，征南大将军傅友德来此讨伐乌撒之兵，设关于此，谓之“宣威关”。“乌撒者，蛮名也”，民国二十三年所编的《宣威县志》说：宣威本是苗疆，土司专制，沾益、乌撒都是当地的少数民族部落。清代，云贵总督鄂尔泰以沾益、乌撒各土司叛服无常，“非改土归流不足以混纷扰，亦非大用兵不足改使归流”，于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用兵征服了这个地方的土司安玉蕃，重新设州，定名宣威②，意思是：宣布朝廷的威德，使这里的人都“拱手听命”。
①宛温：当时的宛温所辖地，除现在的宣威县外，还包括沾益、罗平等地。
②宣威：鉴于“宣威”的封建意义，解放后，一九五四年宣威县曾改名为“格峰县”，一九五八年迫于商业需要，仍恢复旧名。
宣威城不大，坐落在一块相对平缓的坝子上，四面不远都是山岗，著名的有东山、龙王山、磨盘山和美焕山等，宛水河盘绕在它的西南东三面，向北流淌，汇入盘龙河。
我出生的时候，建立在封建统治制度基础上的满清王朝已摇摇欲坠，中国的民主革命正风起云涌。我出生后不到八个月，祖国大地就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这注定了我一生的命运。
那时候，宣威县城已经具有相当规模，甚至也出现了一些简单的手工业作坊，有了较为流通的商业。但即便这样，它和昆明相比，也还是落后很多的，更不要说跟广州、上海等沿海大城市相比了。我父亲开办的“宣和火腿股份有限公司”，其规模和生产技术水平在当时的云南都是出类拔萃的，但是和沿海地区的其他工商业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这主要是交通不便的原因。
现在不同了！列车由北京出发，穿越河北、湖北、湖南、贵州，只要运行四十多个小时，就进入了云南，到达我的家乡宣威了。这在几十年以前是无论如何也不敢想像的。
当我从列车上走下来，脚踩在宣威地面上的时候，我不禁激动万分。
我深情地看着街道两旁的房屋，看着街上行走的人群，倾听着早已久违了的亲切的乡音……一种回到“家”的感觉油然而生。
现在我才知道，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我曾经走到过什么地方，家乡在我的心目中都始终是一种温馨的记忆，家乡的一切都日日夜夜牵绕着我。
我是出生在这块土地上的，我在这里度过了漫长漫长的童年……
童年家事
我们浦姓，源自山东。周朝初年齐太公的孙子赚因为守卫赤亭请有功，被封于浦阳油，于是“倚陆庐于玄都之乡，就水宅阳呐之浦”，子孙因此以“浦”为姓。后避乱奔入江苏常熟。
据说我的文明祖就是江苏常熟人，明洪武三年，他跟从西平侯傅友德征伐滇黔有功，被封为武略将军。明洪武十八年，文明祖在宣威城北八里的一个土地肥沃的坡地上置下产业，定居了下来。后来这块地方就发展成了一个不小的村镇，这个镇子因为由浦家而起，居民多数姓浦，故名浦家山。到了我父亲那一代，浦家在宣威已传了十八世。
事实上，浦家的历史能够进入我记忆的最远只到我爷爷那一辈。浦家有自己的族谱，那是一个厚厚的列满了人名的本子，但我并不知它记载了些什么。只有我的爷爷，尽管我出生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了，但他的许许多多的故事却仍然留在大人们的回忆里。
我爷爷叫浦春澜，字文川，在当地是一个有名的教书先生。《宣威县志》上说他“立身端严廉洁”，极为重视对于子女的教育，后来，“子各成立，或以名重，或以利显”，也就是说，他把自己的儿子都培养成人了。晚年之时，老人家“优游田里，蔚然自适，人谓其有德有福”。
但是，我爷爷小的时候，家里实际上是很穷的，不过是一个光景很一般的农户。
爷爷七八岁的时候到山上去放牛，我老爷爷舍不得让他穿鞋，怕他不爱惜，把鞋磨破了。山上怪石嶙峋，荆棘遍地，不穿鞋是很扎脚的，爷爷当然不愿意，所以每次总是缠着老爷爷要鞋穿。缠得老爷爷实在没办法了，就想方设法把爷爷的鞋藏起来。每到起身要上山的时候，爷爷总是到处找鞋，有时候被他找到了，他就像得了胜利一样，高兴地叫着，穿上鞋，哈上牛，上山去了。当然，也有找不到的时候，这样，他就要打一天的赤脚了。
爷爷是一个很有求知欲望的人，尽管家境贫寒，却非常喜欢读书。这改变了他一生的生活道路——某一年，经过勤奋努力，他终于考取了拔贡。这样，他后半生便得以在县城里做教书先生，给孩子们讲授“四书”、“五经”了。他的这种职业对于我父亲和叔叔、伯父们的启蒙教育起过不小的作用。
我这次回宣威，原本没有想到会看见我们家的老宅，使我惊讶的是，老宅不但还在，当地政府鉴于我父亲浦在廷是宣威近代的名人，为宣威的工商业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还对已经陈旧的房屋进行了翻建重修，并辟出展室，陈列了能够找得到的所有实物和照片，把浦在廷和浦家作为宣威历史的一部分，向人们展览开放。
我们家的这片宅院占地约二千五百平方米（现在恢复的约一千五百平方米），在当时是很让人注目的。它是两进院落，房屋都是两层建筑。东院楼下的房子是厂房和厨房，楼上的房子全部用来风干火腿。西院南北两侧的房子楼上楼下都是家人的住处，西侧是城墙，院子南北两侧有石栏杆和水沟，城墙及水沟旁边都有花台，种着各种花草。东西两院中间的房子，楼下是厅堂，楼上也是风干火腿的地方。在厅堂的北面有一条“备弄”，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夹道，连接着东西两院。现在，除了花园和家人住房部分之外，其余的基本上都按照原来的样子修复了。作展室的大部分是过去的厅堂。
其实，这片宅院是我们家后来才修盖的，我只在这里住过很短的时间。在上堡街，还有我们家的一个宅院，那里才是我们姐妹三人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我们到昆明之后，上堡街的宅院全部被大火烧了，我们家的人才搬到了这边来住，据说那次大火烧毁了整整一条街。
我们家上堡街的宅院前后有六进的院落，就在现在的上堡街305号和306号至西城下街的119号和136号之间。过去的房屋是清一色的木制两层楼建筑。这一块地方现在都已为别的人家所有了，房子也不再是过去的格局，只有上堡街临街的那两间房子还保持着过去的两层木楼的样子，但那也已是后来由别人盖成的了，还有一口旧花园里的水井仍在一条巷道的边沿，但现在也早已干涸荒废了。
上堡街当时是县城最繁华的街道之一，县志上说“上堡各段皆贸易要冲，故其间多富室，为全县精华所革”。
我们家在上堡街的时候，已经是一个人丁颇旺的大家族了，上上下下有三十余口人。我爷爷一共生了四个儿子、两个女儿。四个儿子都有了自己的家业，又都有了自己的子女，大家都住在一起。那时，我的小祖父因为抽大烟，家道败落，我父亲也把他接到家里来住。几十口人住在一个宅院里，可以想见里面会有多少故事。那时候，我觉得世界上熙熙攘攘的全是我们家的人，热热闹闹发生的全是我们家的事。
我父亲浦在廷在他们兄弟四个当中排行第二，他一共生了三个儿子（浦承统、浦承纲、浦承绪）、五个女儿（浦承静、浦菊英。浦黛英、浦石英、浦琼英）。按我们那里的乡俗，同一辈兄弟的子女是以年岁的大小统一排列顺序的，所以，我要管我的亲大哥浦承统叫二哥（因为我大伯有一个儿子，比他年龄大），管我的亲二哥浦承纲和三哥浦承绪分别叫三哥和四哥。同样道理，在我们家，女孩子也是大排行，我在亲姐妹中是老三，但与伯叔姐妹们排在一起，便被排在了第八，石英排在第十，琼英排在第十三。封建家庭男女排行都要分开，男孩是传宗接代的人，女孩则不是，女孩将来要嫁出去，是别人家的人。不仅如此，按我们那里的规矩，女孩子出嫁，娘家要赔上很多的嫁妆，尤其是我们这样的大户人家，赔的更多了。所以，人们都习惯地把女孩子看作是“赔钱货”。
大有大的难处，大家大业，表面上看轰轰烈烈，内里总免不了要有一些疙疙瘩瘩的事情。
我的大伯父倒是一个本分的读书人，不想圣贤之书不但没有使他的精神世界充实博大起来，反而使他对尘世的一切失去了渴望，把人生的幸福寄托在了虚无缥缈的极乐世界：他彻底皈依了佛教，成了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经常到乐善堂去念经拜佛，对家里的事不闻不问，简直到了油瓶倒了都不扶一把的程度。他的心灵得到了安宁，却把支撑这个偌大的家庭的责任全部推给了我父亲。幸亏我父亲当时的火腿公司已经经营得较有规模，一家人才得以维持生计，没有挨饿。
大伯父的前妻生下一儿一女后去世，我有记忆时大伯父的女儿已经出嫁，大哥已经娶了大嫂，大哥大嫂和我们住在上堡街，大嫂和我母亲共同劳作。大伯父后娶的妻子是一个好吃懒做的人，她不但主不起事情来，就连家务事也懒得做，整天无所事事，她的所有任务就是照顾大伯父的日常生活。那时，她和大伯父另住在离大家不远的大令卡两间临街房子里，每天，她斜倚在桌案边，一边嗑着瓜子，一边张望着街景，到了吃饭的时候，还要人去请她，她才回来吃饭，吃完饭，她擦擦嘴就走了。
那时，我的三叔、四叔也都结婚了，并且很快都有了孩子。由于他们没有男孩，所以分别又都娶了第二房太太。这样，我们家的人口就更多了。
事实上我三叔是有过儿子的，他和三婶前后一共生了四个儿子，遗憾的是，这四个儿子竟然没有一个活下来。在那样的时代，人们普遍重男轻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一对夫妻如果没有儿子传宗接代，就会被认为是很不光彩的事情，无论社会心理，还是个人的精神企求，都极大地向男孩倾斜。为了生儿子，当时的社会发生了许许多多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三叔四个男孩的相继夭亡，就是这许多悲剧当中的一个。
听我母亲说，三婶生的第一个孩子就是男孩，后来，又接连生了两个男孩。她们对孩子百般呵护，生怕出了意外，真是含在嘴里伯化了，捧在手里怕摔着。谁曾想绳子偏从细处断，怕出意外反而出了意外：由于他们过于溺爱孩子，孩子的身体很羸弱，对疾病没有什么抵抗能力，结果就得了病。那时候宣威县城的医疗条件是极差的，孩子得了重病不能得到有效的治疗，就这样，三叔的三个儿子便接连失去了。
当三叔和三婶生下第四个男孩的时候，家里人都劝他们，千万不要再像以前那样娇惯孩子了，孩子必须粘点上，让他在地上跑跑跳跳，才能结实。但是，已经被失子的厄运多次打击过的三叔和三婶这时候哪里听得进这样的话？他们照样我行我素，一如既往。由于怕孩子受风着凉，他们从来不把孩子抱出来晒晒太阳，整天把孩子藏在又黑又问的最里间屋子里。
孩子总算长到了一岁多，我记得我曾经随母亲一道去看过那个孩子。那是一间连窗户也没有的屋子，刚一进去什么也看不见，三妹抱着孩子，招呼我母亲，我才看清了坐在床上的他们母子。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这个孩子，由于从来没见过阳光，孩子的脸色很苍白。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那一年，远路来了一些土匪，足足两三千人，把宣威城围了个水泄不通，扬言要将宣威水洗一空。城里人开始慌乱起来，纷纷收拾细软，准备逃出去躲一躲。大人好办，孩子怎么办呢？三婶这才头一次让奶妈把孩子用被子裹着，抱出了那个经年不见阳光的屋子，随着家人往外面跑。躲过了土匪，回到家里，孩子就感冒了，一开始是咳嗽，后来就持续发起烧来，吃什么药也不管用。那段时间三叔简直像疯了一样，寻医问药，求神拜佛，想尽了各种办法。但是，他们终于还是没有挽留住那个弱小的生命。
我的四叔生性柔弱，他的前妻为他生下一个女儿之后，就撒手人寰了，他接着又娶了一个新四婶。这位新四婶姓母，因为她整天在家里什么事情都不做，就知道抽鸦片烟，我们讨厌她，都叫她“老母氏”。“老母氏”非常虐待四叔前妻的孩子，四叔的大女儿浦高翠——也就是我们的四姐——因为经常遭到她的打骂，不堪重辱，九岁时就吞鸦片自杀了。
“老母氏”自己也生了个女儿，名叫柔英，她在我们当中排行十一，我称她十一妹。柔英从小跟着母亲，“老母氏”抽烟，她就为她烤烟。那个年头鸦片烟可是害苦了我们云南人了，男男女女都抽，省政府明里禁止，暗中鼓励，种烟多，财政收入就能提高。鸦片那时叫“云上”，云南人有了钱，饿着肚子不要紧，宁愿不买米，也要把烟买了。我们家的男人们就没有不抽烟的。他们抽烟要先在烟灯上烤一烤，然后插进烟枪里再抽。柔英帮着母亲烤好烟，她的母亲抽着抽着睡着了，她就自己学着抽。因为没有人管她，慢慢地她就成小烟鬼了：矮矮的个子，铁青的脸，甚至嘴唇都是青的，人整个枯萎了。她嫁也嫁不出去，十六七岁时就过早地死去了。
四叔的妾也为他生了个女儿，名字叫浦宝秀，在我们姐妹中排行第十六。这个妾和“老母氏”没法生活在一起，平时就跟着我母亲住。那时我们家在四川宜宾开设了一处罐头销售铺，四叔去那里经管业务去了，他把宝秀娘和宝秀也带了去。在宜宾，宝秀娘生下了个儿子，由于卫生条件差，她得了月间病（破伤风），母子都没能活下来。四叔回宣威后，宝秀跟着回来了。因为没了亲娘，她只好跟着“老母氏”一起生活。
那时候，我父亲因为生意忙，很少在家，家里的许多事情都要由我母亲来操持。我亲眼看到母亲成天忙里忙外的，很少有闲暇的时候。她为了维持这个三十多人的大家庭，实在是太辛苦了。
关于母亲的记忆
我之所以要特别说一下我的母亲，是因为在我的幼年时代，她给了我很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我以后走上革命道路，也是与母亲对我最初的教养分不开的。
我母亲姓雷，娘家在离县城四十多华里的落水洞。那里有山，本来四周的山岗之间有一个大水池，后来，水池下面有个溶洞通了，水都从那个洞里落了下去，那个地方因此得名。母亲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自耕农家庭，在那个自食其力的家庭中，一切都要自己动手，她跟着自己的父母亲，无论是家里的活还是地里的活，都要去做，所以，她从小就养成了勤劳的好习惯。
母亲嫁到浦家以后，生活比在娘家好多了，她为此感到满足。她为嫁给父亲这样的人而庆幸。为了父亲的事业，为了浦家的发展，母亲用她自己的方式默默地做着她能够做到的一切。
我童年的时候，父亲的商业正处在大发展时期，他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昆明、重庆、广州等地奔忙，无暇顾及家里，母亲便担起了照看这个庞大家庭的重担。
母亲是一个不知道疲倦的人，她既要带孩子，又要操持家务，有时还要干一些田间的活。那时候，我们家吃的蔬菜都是我母亲带着家里的妇女们种的。菜地离家不远，就在我们家宅居的旁边，我经常看到她在菜地里劳作。她干活的时候从来不惜力，我们家的蔬菜长得总是比别人家的好，这一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稍微大一些的时候，母亲就带着我到地里去干活。这方面，母亲给我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一直认为无论什么社会，勤劳都是一个值得人们称道的美德。
母亲不是出生在大户人家，她了解周围的穷人，经常给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她虽然不可能从更深刻的背景上去看待世界上何以会有穷人和富人，但这并不妨碍她以那颗善良的心对穷人寄以同情。她总是对我们说，穷人也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只是他们的命不好，所以才受穷，对他们能帮就要帮一些。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那时候，社会上的穷人很多，我们家周围经常来一些要饭的人，一听到有要饭的人来到门口，母亲就会亲自或者叫我们去拿一些吃用的东西给他们。她经常把自己和孩子们穿旧的衣物送给那些需要帮助的邻居，有时还给他们送一些粮食，乡邻们都称赞她是个好心人。她常常对我们说，她看见那些可怜的人，心里就会很难过。她说，人要经常换个位置想：要是我们自己是那个穷人，我们不是也需要别人的帮助吗？
对在我家做使女的姑娘们，她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从来不随便呵斥她们，即使她们犯一些小错，她也总是和颜悦色地耐心指出来，要她们下次注意改正。她不让佣人们称呼我们为“小姐”、“少爷”，而是让比我们年龄大的佣人们直呼我们的乳名，让比我们年龄小的佣人们叫我们“哥哥”或者“姐姐”。家里的什么人要是对使女不好，她也总是规劝他们，说这些姑娘小小年纪就离开了家被卖到我们家来，我们应当体贴她们才是……在她的引导下，我们家形成了很好的尊重每一个人的风气。
母亲的这些朴素的思想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我最初的革命意识，就是从母亲的这种思想中产生出来的。不同点在于，后来我知道了世界上之所以有穷人，不是由于他们的命不好，而是由于有地主阶级的剥削、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禁铜，不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穷人的命运就不可能改变。
在这样一个由波伯兄弟姐妹妯娌婆媳姨姑组成的大家许里，要使生活维持正常运转，就得想方设法化解人们之间的各种各样的矛盾，求得团结和睦。这是很不容易的，但我母亲在这方面却做得很好。她通情达理，善解人意，和所有人都处得非常融洽。家人之间有了什么矛盾是非，她出来进行调解劝说，往往能够收到奇效。三叔、四叔娶的二房夫人们，因为和大老婆们合不来，平时都和我母亲住在一起。母亲和她们谈心，领着她们一起劳动。为了这个家，母亲就是自己吃了亏、受了委屈，也只是默默地承受着，从不与人争长斗短。不管遇到多么不顺心的事，她都总是乐嗬嗬地出现在家人面前，从不在脸面上给任何人颜色看。她经常对我说：“忍字高，忍字高，忍字比天高。”这已经近乎于她的人生哲学了。
母亲是一个旧社会的人，她当然不可能超越她所处的那个社会，去认识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也不可能在对自己的子女进行教育的问题上超越她那个时代。
按照我们那里的风俗，女孩子一到四岁就要缠足了，这件事自然要由孩子的母亲来完成。我小的时候性格倔犟，不愿被束缚，在缠足的问题上同母亲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抗争”。
这使我的母亲很为难：一方面，她不能放弃作为一个母亲的责任，因为那个时候所有母亲都是这样做的，这关系到女儿的前途；另一方面，她又不想太委屈了自己的女儿。直到今天，我脑子里还深深地印着她拿着缠足的布带，看着又哭又闹的我时无奈的神色。在社会习俗的压力和我的不屈不挠的抗拒之间，她真是为难极了。
母亲说了许多许多规劝我的话：“这是规矩呀！大家都是这样的，你怎么好特殊呢？你现在还小，你还不知道，女人要是不缠足，长大了就没有人娶了，那时候你怎么办呢？”
我不爱听母亲这些话，同时也不明白一个人为什么非得要人娶，就和母亲赌气，死活不同意缠足。
有时候，为了怕母亲伤心，我不得不迁就母亲，让她为我缠足，但是，一跑到街上去和小伙伴玩时，我就把缠足布扯掉了，像男孩子那样到处乱跑。
我断断续续地缠了六年足，但是，我的脚并没有缠小。我母亲尽管希望我按照当时的社会规范去做，但是，作为母亲，她又从本能上不愿意束缚女儿的天性，所以尽管她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我缠足，但她对我的管束并不是特别严格的。她明明知道我出去淘气时就会把缠足布扯下来，但她也只是一般地说一说，并不怎么苛求我。这样我的缠足就一直是断断续续的，没有严格地坚持下来。我父亲和哥哥们经常在外面跑，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他们都不主张缠足。虽然他们回家时间不长，但他们总是向家里人宣传放足的好处，这使得那些束缚人的旧习俗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家规”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松动。当时全社会都开始在反对缠足，云南尽管闭塞、落后，但是时代的风潮还是可以传过来一点的。
在这方面，琼英比我更幸运，她很小就随母亲到广州去了。广州是革命的中心，已经有了妇女解放的新思想，没有人缠足了。我母亲受新思想的影响，也就没有像在老家对我那样非要琼英缠足，琼英只是在宣威时缠了一年，到了广州后就放了。母亲从广州回来以后思想解放多了，总是夸放足的好处。她曾对我说：“你看她们（指放足的女人）走路，一闪一闪的，还能挑东西。不像我，脚小，不能干重活。”
那时候三叔住在前院，他看不惯我那种野孩子的样子，每次见到我都要训斥我一顿，骂我是“大脚丫头”、“猓猓”。“猓猓”是当时我们那里人对少数民族的蔑称，意思是说他们不文明、未开化，少数民族的妇女都不缠足，所以三叔说我是“猓猓”。为了避免他的责骂，我总是避免从前院走，而是从后门钻出去，绕过墙后头、大令卡跑到前面街上去找小朋友们玩。
将反抗缠足同妇女解放联系起来，是我到昆明读书以后的事情。那时候我已经有了一些政治意识，我开始从一个新的角度看待周围的人和事了。尽管这样，我也没有什么责怪我的母亲的。我已经懂得，社会对于每一个个人的压力是强大的，从这个角度说，母亲不同样是一个受害者吗？
也许母亲认为，忍耐是一个女人的美德，但是，如果把她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女人看待，她的这种所谓美德，不是太扼杀自己了么？然而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在整个社会没有得到解放之前，是无法谈论妇女的解放的。在当时，无论社会历史条件还是她自己的意识，都没有给她提供从另一个角度去审视和安排自己人生的条件。她不可能活得比她的实际人生更舒畅，更有意义。从这个角度说，我又常常觉得我母亲的一生是极为委屈和悲哀的。
不幸的女人们
童年的家事是说不完的，那些事情现在虽然离我已经很遥远了，但在我的记忆之中却永远是那么鲜明，只要我闭上眼睛，它们就会历历在目，仿佛都只是发生在昨天。
这是为什么？我在内心里自问过多次，得出的结论是：我是从那里走出来的，那里的生活给了我一种推动，使我下决心与那一切诀别，去寻找一种更有意义的人生之路。我去寻找了，而且找到了一条与母亲们不同的人生道路，走进了新的生活，走进了新的时代。也许正因为如此，那逝去的一切才有理由深深地埋藏在我的记忆之中。过去的生活对比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
我的记忆中最为深刻的，莫过于亲眼目睹了我们家几个女人的悲惨命运和她们的死亡。正是她们的死，使我看到在这个衣食不愁的温柔富贵之乡里隐藏的阴森与恐怖，头一次设身处地地想到了我自己的未来。
我有一个姑姑，是我父亲的胞妹，她的名字叫浦益贞，当时我们这一辈的孩子都管她叫二孃孃。
据说二孃孃还有个大姐姐，但她幼年时就病故了，我从未见到过她。
我至今都清楚地记得，二孃孃是一个眉清目秀、有着迷人光彩的漂亮女人。她刚刚十四五岁，就不断有人来提亲。当时我爷爷一心想给她找一个知书达理的殷实人家，以为这样，孩子嫁过去了就会有较为顺心的生活，所以婉言谢绝了不少人家。后来有一个姓符的人家托人来提亲，想把我的二孃孃娶过去做小儿子的媳妇，我爷爷权衡来权衡去，觉得这是一个不坏的人家，就答应了这件事——当然，在那个时候是不可能问一间二孃孃本人是否满意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可以定一个人的终身了。再者，就是有人来征求二孃孃的意见，二孃孃也未必能够拿得出意见——封建统治延续了两千多年，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已经不习惯在决定自己命运的问题上拿出自己的意见了。就这样，我的这位十六岁的二孃孃被嫁到了符家。
幸运的是，二孃孃嫁的这户人家的确是不错的，他们并不像大多数人家那样只把媳妇当作高级佣人看待，结婚后她们小两口的感情也很好，二孃孃觉得很幸福。由于生活顺心，她显得容光焕发。她家离我们家几十里地，她有时也回娘家来看一看父母，这时的她常常面带笑容，心情是很愉快的。
但好景不长，不久，她的命运就发生了改观。先是她的丈夫病了，后来女儿也遭到了不幸。
二孃孃一生只生过一个女孩，她生孩子时候丈夫正患着重病。她的婆婆是一个极为迷信的人，当时正在为治不好儿子的病而犯愁。不知道是听了什么人的话，婆婆非说这个孩子命硬，对她儿子治病不利，就狠心地把这个孩子扔掉了。哪个孩子都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肉，我想二孃孃当时一定是极为伤心的。但是，在当时的那样一个社会里，她又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屈从社会的习俗。
尽管这样，也没有挽救得了她丈夫的命，过后没有多久，丈夫也去世了。丈夫去世以后，二孃孃抱着“生是符家的人，死是符家的鬼”的想法，仍然过着像往常一样的日子，只是，她现在没有了照顾自己的丈夫和孩子的责任，就把全部心思都放到孝敬公婆上面去了。
据说她丈夫死时她刚刚二十岁。
二十岁，刚刚二十岁呀！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在未来的岁月里她是怎样孤守青灯，度过漫长的每一天，每一月，每一年的。她已经完全成了符家的女佣，她没黑没明地侍候着公婆，在永无结束的劳作中麻痹着自己的神经。即使按照当时的标准，二孃孃对于她的公婆的孝敬也是无以复加的，她心甘情愿地把自己降到奴仆的位置，做着做不完的家务，对家里的所有人都嘘寒问暖，百般照顾。以前那个光彩夺目的姑姑不见了，消失了，社会又创造了一个“守节者”。当时曾经有人提议为她竖立一个节孝牌坊，可见她在当时是多么好地用自己的一生为代价，体现着封建社会“三从四德”的道德观念。但是，对一个鲜活的生命来说，这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
二孃孃过去曾听过二十四孝的故事，其中有一孝讲的就是割股救母。有一次，婆婆得了一场重病，她受了这个故事的启示，就从自己手臂上割下一块肉来做成汤让婆婆喝了，当然她同时也给婆婆吃了些中药。后来婆婆的病果然好了，这在现在看来是吃了药的原因，与那块人肉无关，但是，在当时，人们总说是二孃孃的孝心感动了老天爷，所以她婆婆的病体才会转危为安的。
写到这里，我的心仍然禁不住要颤抖。无论当时还是以后，一想到这件事，我总不相信它是真的。然而它的确是真的——我曾经亲眼看到过二孃孃胳膊上的那块巨大的伤疤……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样做，难道仅仅是因为自己没有后代，她才如此甘心做牛做马，以只有在“二十四孝图”上才有的节烈行为来抵消她的“罪孽”？难道只有这样她才能为自己在这个家庭中换取一个正当的位置吗？她的婆婆也太残忍了，竟然能心安理得地接受这种“割股以进”的献身！
我看出父亲对二孃孃的悲惨命运是非常关注的，而且，他也一直在想办法帮助她。有一段时间，二孃孃经常到我家里来，每次她来，我父亲都要吩咐人去买肉买菜，尽量让她吃得好一些。父亲还劝她抱养一个孩子，将来老了也好有个依托。她听从了父亲的建议，和公婆商量，将亡夫哥哥的一个男孩过继为自己的养子。
有了这个孩子，她的精神找到了寄托，生活里总算有了一些光亮。公婆因她的种种孝心，也比较照顾她，他们家在城里盖了房子，为了照顾她离娘家近些，就让她搬到城里来住了。
一年又一年，公婆相继去世了，孩子一天天长大了，我的二孃孃也渐渐失去了青春，白发悄悄地爬上了额头。
她开始做她一生中的最后一件事情——为养子张罗婚事。她看中了我三叔的一个女儿，就来向二叔提亲。三叔的这个女儿我称之为六姐，性格柔顺，能给人一种安宁的感觉，是很招人喜欢的。三叔一向欣赏二孃孃的贞烈行为，自然很爽快地就答应了这门亲事，很快把我六姐嫁了过去。这是一种在当时很让人羡慕的“亲上加亲”的婚姻方式。
那时候，作为一个女人，最大的靠山是自己的丈夫，丈夫去世了，就得依靠儿子，没有儿子，女人就会失去人生的根基。我二孃孃的故事，至少说明了这一点。然而，这样的故事在我们浦家并不是绝无仅有的。
我前面说过，我的大伯父是一个吃斋念佛、不问世事的人，而我的大伯母又挺狡蛮，常常无事生非，弄得家里乌烟瘴气的。大伯父的儿子（我大哥是伯父前妻之子）结婚以后，婆媳之间出现了不和，经常为一些家务事吵闹不休。
没想到我大哥年纪轻轻的就得了“稀痨”。“稀痨”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肺结核，这个病在当时是不治之症。家里想尽了一切办法为大哥治病，大哥的病总是不见好起来。我大嫂在精神上所承受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环境中、社会环境中如果没有了丈夫，又没有孩子，将来会怎样活下去？她在做了万千种想像之后，为自己的丈夫、为自己想到了无数种可怕的结局。对于这些结局的恐惧窒息了她活下去的勇气，她决定以死来摆脱这种恐惧。
在一次和婆婆的剧烈口角之后，她吃了鸦片，为了万无一失，她还吞下去了一些黄金戒指。
家里人发现以后，赶忙进行抢救。所谓抢救，也不过就是用她的头发塞在她喉咙边搅动，弄来了一些秽水脏物灌进她的胃里，为的是引起她呕吐。几经折腾，她终于把鸦片吐出来了，但胃里的黄金无论如何吐不出来。所谓“吞金自杀”，并不是因为黄金有毒才致人于死地，而是由于黄金能够穿透人的肠胃，使人死亡。这是一种很残酷的死法。
因为金子在胃里坠得难受，我大嫂死去活来地在床上打滚，声嘶力竭地喊叫，不顾一切地用手抓着自己的前胸，抓出一道道血痕，其惨状目不忍睹……
两天多以后，受尽了折磨的大嫂才在极度痛苦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她死的时候，也是二十多岁。我是亲睹这种惨状的，现在想起来，还感到不寒而栗。
她死了以后，大伯父依然成天在乐善堂念经，大伯母依然在大令卡的房子里悠闲地看着街景。
我小的时候，因为家里孩子多，母亲一一照顾不过来，就让我和小孃孃住在一起。
在我的家乡，一般管自己父亲的妹妹叫“孃孃’，但是我的这个小孃孃并不是我父亲的亲妹妹，她是我爷爷的弟弟（我们称之为小祖父）第二个妻子的孩子。我小祖父的头房妻子死了，才又娶了这第二个妻子。这第二个妻子是再醮，带过来一个六七岁的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就是我的小孃孃。
小祖父的年龄比我父亲大十几岁，但他却是一个不大讲究过日子的人，手里有两个恨不得花三个，而且都不是花在正道上。等到我父亲成家立业的时候，小祖父的日子已经很拮据了，这样，我父亲就索性把他一家人都接过来，和我们住到了一起。小孃孃就是那时候来到我们家的。
小孃孃不是浦家的人，在我们家里地位比较低，我母亲和我们姐妹对她都不错，我最喜欢她。周围的孩子有人冷言热语地讽刺挖苦她，她总是默默地忍受着，从不与人争辩什么。小孃孃来到我家以后，就带着我，也算是有了一件事情做。她比我大十多岁，我们俩很合得来，一天到晚形影不离的。她总是帮我穿衣服、洗头梳头。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她又细致又耐心，就像一个懂事的大姐姐，所以我对她一直抱有好感。
她的处境不好，心情也不好，常常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的花台上默默地垂泪。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走过去安慰她。她母亲不久就去世了，她感到非常孤独。她才十几岁，性格上就像一个大人了。小祖父后来又娶了妻子，这个妻子膝关节有病，走起路来有点破，要用拐棍，但她是个通情达理的好心人，对我小孃孃很好，虽然是后妈，但她对小孃孃的关怀就像亲生母亲一样，小孃孃从她那里，算是得到了一些抚爱。
小孃孃后来出嫁了，她嫁到了离宣威城九十多里的海岱冲。本来，有了一个新环境，有了一个自己的家，日子应该过得很踏实了，但世上的事情就是这样，不如意者常十有八九。她的婚姻是不幸的，丈夫在外面吃喝嫖赌，回到家里还拿她撒气，举手便打，张口便骂，把日子过得昏天黑地的。有一次，她丈夫在外面和那些狐朋狗友们喝醉了酒，回到家里嫌我的小孃孃没有嘘寒问暖地侍候他，便发作了起来，残酷地殴打了小孃孃。那一次她被打得躺了半个多月。
小祖母知道了她的处境，派人强行把她接了回来。可嫁出去的女儿等于泼出去的水，把她接回来又能怎样？小祖母要把这个可怜的女儿留在身边，在家里也有种种阻碍。小祖母实在舍不得让她再回到那个没人性的丈夫那里去，于是就在离我们家不远的一个地方为她找了一间房子，让她住了下来。小孃孃也十分乐意。
小孃孃躲过了丈夫的打骂，是一件好事，可她住在这里，没有工作，生活却成了问题，只能指望小祖母和我们的一点点接济。而小祖母由于自己的丈夫不成材，她还是“寄人篱下”的，也不敢大张旗鼓地给她送过去钱物，只能悄悄地送点东西过去。
就这样还是惹来我大伯母的一番闲话：“都是嫁出去的人了，现在倒回家来让娘家人养活，算怎么回事啊？！”
小祖母只当没听见。
那时候我已经大一些了，听到大伯母的话，认为太过分了，就反唇相讥：“你不也是让别人养活的吗？还有脸说别人……”
这下可是捅了马蜂窝，大伯母气得跳了起来，不迭声地冲着我叫骂了起来。
我父亲从外面回来，大伯母马上去告状，添油加醋说我以小犯上，不尊重她。要是在往常，父亲是绝不允许晚辈像我这样目无尊长的，我已经做好了挨打的准备。没想到这次父亲不但没有责怪我，反而对大伯母絮絮叨叨的话语很厌烦，还没等她说完就打断了她的话，说：“行了行了，我知道了。”
大伯母讨了个没趣，也没敢再往下说什么，气鼓鼓地走了。
原来，大伯母告状的时候，我二哥（我亲大哥）正在那里，他先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下，这样，父亲就有了一个基本的判断。
我父亲后来还专门去看了看我的小孃孃，并嘱咐家里人经常给她送些钱物，小孃孃这才没有挨饿。
尽管这样，小孃孃的精神也还是没有振作起来，她无法展望自己的未来。总不能就这样让娘家养她一辈子啊，怎么办？结果，在一个春暖花汗的日子，她在孤独中服鸦片自尽了。
她已经是我们家第三个服鸦片自杀的女人了。
她死的时候无父无母，无夫无于，就连我这样的她带过的孩子也不在她身边。当时我正在昆明上学，知道小孃孃死去的消息后，我伤心地哭了……
我还要特别说说我的两个同胞姐姐。
我二姐实际上是我的亲大姐，她的本名叫浦芸香。她因为读过书，认识几个字，就给自己改了个名字，叫浦承静。按照我们家的叫法，女孩子都是什么香，什么英之类的，二姐就不同意：为什么女孩子就不能按辈份排名字？我的二哥叫浦承统（字伯道），三哥叫浦承纲（字德三），四哥叫浦承绪（字绍基），都是“承”字辈，所以二姐给自己改名为“浦承静”。“静”字表示她还要保持女性的端庄。
二姐嫁给了和我们住同一条街道的刘家，丈夫。叫刘家州。刘家州当时是军人，原来在云南讲武堂学习的时候，曾经和朱德是同学。作为一个职业军人，刘家州在家里的时间并不多，对家里的事情也就无法更多地给以照应，尤其是对于自己的妻子，他可以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吧。
刘家是一个有着浓厚的传统意识的封建家庭，它有数不清的清规戒律。我二姐嫁到刘家的时候，她的亲婆婆已经死了，她面对的是一个我们称之为“老重庆”的晚婆婆（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后婆婆）。这个晚婆婆是重庆人，所以我们都这样叫她。“老重庆”不喜欢我二姐，她的旧礼重，特别看重长幼之尊、婆媳之道。我二姐刚一嫁过来，“老重庆”就先给她制订了一套做媳妇的规矩：每天早晨，必须到婆婆的床前去请安，先跪下来磕一个头，然后说“妈，起床了，”这样，婆婆才起来。至于其他的讲究，那就更多了。总之，二姐必须围着婆婆团团转，在这个家庭里尽一个奴仆的责任，婆婆才喜欢。
我二姐从小无拘无束惯了，一下子进入这个角色，的确是很苦很苦的。她经常回到娘家来，向母亲诉说她的不幸。母亲能说什么呢？只能用她一贯的话说：“忍一忍吧，你是媳妇呀！”在我母亲看来，作为一个女人，忍辱负重是命中注定的，你要是想做一个好女人，就必须把你的个性掩藏密封起来，必须把你个人的一切从你所生活的那个环境里消失掉。
可怜的二姐别无选择，只能像千百年来的无数女人那样，让自己鲜活的生命蛰伏在既定的社会规范之中。
实际上，“老重庆”并未作过别人的儿媳，她嫁到刘家来就当上了婆婆。她还年轻，比我二姐也只大七八岁，她怕自己地位不巩固，因此先发制人，想出这样一个恶毒的办法来显示婆婆的威风。
前面已经说过，“老重庆”是在其丈夫的第一任妻子过世之后才嫁到这里的。现在，她丈夫的第一任妻子的儿女们已渐渐长大，刘家也已经是一个熙熙攘攘的大家庭了。在这样一个大家庭里，一个人活在什么位置是至关重要的。为了巩固她在这个家庭中的位置，她必须毫不留情地做她能够做到的任何事情。
她看到我二姐夫刘家州前程远大，在这个家庭中逐渐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就想方设法创造条件让她从重庆带来的贴身使女（听说还是她的一个远房表妹）桂香讨刘家州的欢心，最后达到她的目的：让刘家州娶桂香做二房。
这件事对于我二姐来说意味着什么，任何人都不难想像。
桂香和刘家州成亲的时候，我二姐刚生了第二个孩子，她心情不好，整天泪涟涟的，后来奶水一点儿都没有了。她抱着孩子跑回娘家，向母亲诉苦。母亲又有什么办法？在当时，一个有身份、有钱财的男人娶一个甚至几个小老婆都是很正常的！
桂香的身份改变以后，由于有“老重庆”撑腰，也不怎么把我二姐放在眼里，言谈话语间甚至有了轻视之意，这都使得我二姐心里特别不痛快。
后来刘家州当上了营长，部队要开到徐州驻防。刘家州到徐州，带去的竟然不是我二姐，而是桂香！这件事简直使我二姐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我母亲怕她出意外，就让她回娘家来住一段时间。
可是，一个嫁出去的女儿，怎好一直住在娘家呢？不得已，二姐就只好在这里住几天，又回婆家住几天，和守活寡一样。那段时间，二姐不知道暗地里流了多少眼泪。
二哥实在看不下去了，有一年夏天，他也没事先告诉刘家州一声，就把二姐送到了徐州。
到了徐州，二姐就能够活得幸福吗？！
在我们五个姐妹当中，我五姐是最为聪明伶俐的一个。她读过私塾，能看各种各样的书籍，也会讲各种各样的故事。
二孃孃每次到我家来，五姐为了使她开心，总是读书给她听。每当这时候，我们这些还不懂事的孩子也围拢过来，和二孃孃一起倾听书里各式各样的故事。那些故事都是很守旧的，但它使二孃孃苦涩的心获得了一种慰藉，飘荡着的灵魂得到了片刻的歇息。
我记得有一年的正月十五，五姐带着我们到大街上去看灯。来到街上，我们都雀跃不已，眼睛好像都不够用了，贪婪地看着横挂在街面上画着花草人物的各式各样的牌坊灯。五姐拉着我们的手，指指点点地给我们讲着灯上画的故事。当时的那种气氛，甚至于街头卖小吃的人的吆喝声，那种混合着煤烟、人群、商品味道的独特气味，都深深地进入了我童年的记忆之中。直到现在，每当某种类似的氛围、类似的气味出现的时候，我总是能够从意识深处唤出童年时代的这种珍贵记忆。我始终忘不了五姐拉着我的手的那种感觉，忘不了她讲故事时的那种独特的嗓音……
谁能想到，这样一个活蹦乱跳的可爱的精灵，有一天会突然离我们而去呢？
宣威的冬天，白天里除非万不得已，人们一般是不到外面去的，家家人都围在火塘边取暖、做针线活、聊天。宣成产煤，所以很早就有燃煤烤火塘的习惯。那天，我们像往常一样，围坐在火塘边做活，忽见五姐浑身发抖，抖得非常厉害。我们叫她，她就不应了。大家把她扶到床上，让她躺下。她躺下后，就再也没能起来。家里人请来了中医，中医看不出是什么病，随便开了几副药，吃了也不见效。五姐躺在床k，不几天就去世了。
五姐去世后，尸体放在床上，我二哥怎么也舍不得装棺材，他说：“不会的，她不会真死的，过两天肯定会活过来！”但两天后，五姐还是没能够醒过来。眼看着五姐的鼻孔里流出了淡淡的血水，母亲着急了，催促二哥赶紧办理完后事，她不忍心当面看着自己女儿娇嫩的面容慢慢地毁去。
那一年，五姐才十八岁。
女人怎么了？我们这样的不愁吃、不愁穿的大家庭里，女人的命运尚且如此不幸，全社会的女人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二孃孃大嫂、小孃孃、二姐、五姐，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她们生活在旧的社会制度之下、腐朽的封建礼教之中，她们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在经济上不能独立，所以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走上了悲惨的结局。从她们的身上，我很小就发生了疑问：我的一辈子也会同她们一样吗？我的将来会过怎样的生活？
我为自己的未来忧虑过。
“娃娃头”
童年的记忆中有不少令人心酸的故事，但也有些比较愉快的内容。
我在昆明上中学以后，再回到宣威的家里，看到小时候曾经爬过的城墙，不禁有些后怕：这真的是我小时候玩过的地方吗？
我小时候特别爱玩，常常和男孩子们一起到城墙边去玩爬城墙的游戏，三米多高的土城墙，我不知爬过多少次。我们爬城墙、挖城墙，经常玩得忘了时间。
我爱玩，跟家里的孩子们在一起玩的时候还总是不甘居于人后，遇事总喜欢自作主张，为此，我父亲曾说过：这孩子，真是个“娃娃头”。
家里人总想关住我们，女孩子嘛，得循规蹈矩、贤淑文静，尤其是过了十二岁以后，更应该举止端庄、深居简出了。可我总是想跑出来，一天不见到小伙伴们，心里就不舒服。
上堡街、下堡街、小西门、北极楼……至今我还能记得那些熟悉的风景，那些对街而坐的人们。
我清楚地记得，那时候，从我家大门出来往北走，不远就是北极楼。从北极楼往西，有一条巷道通往墙后头，墙后头就是现在的浦在延故居所在地。北极楼附近的这条巷道相传为尤、缨两姓住宅的交点，两家一开始争来争去，互不相让，后来缨家的人一再退让，才让尤家的人感悟。缨家兄弟写诗道：“墙墙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世上哪有秦始皇？”尤家的人知道后，也向后退让三尺，于是就有了这条小巷。
从北极楼再往北，不远就是北门了。在北门的城楼上，当年曾有“滇南第一州”的匾额。城楼的背面，写着“培元楼”三个大字。
从我家出来往南，有大令卡和浦解元坊。大令卡本是宣威关旧址，因为它介于南北两关之间，正当交点处，所以过去曾有匾额“南关锁钥”。武营盛时，常派有千名把总奉大令屯于关外卡房，弹压市面，所以才有此名称。但我们当时不清楚这个来历，一直把大令卡叫成“大凌坎”，以为这里曾经结过大冰凌。浦解元坊是我的一个祖先立的，他曾经中过贵州的解元。
我们爱玩，玩过老鹰叼小鸡、捉迷藏的游戏，最喜欢玩跳八大门和跳海。
跳海，有的地方又叫跳房子，这是全国儿童玩得最普遍的一种游戏了：先在地上并排地画好五个格子，再在尽头的一个格子上画上一个半圆的圈，几个孩子轮流从第一个格子跳起，单腿把仍进格子里的小石子踢出来，谁最先把石子扔进圆圈，并从里面把它踢出来，谁就是胜者。
跳八大门是这样的：几个孩子围着圈坐在地上，把双腿岔开，有一个人专门往圈子里跳；她一跳，坐着的人就伸腿踢她，踢着了，就算她输，她坐下来，让踢着她的人再跳，如果跳进来了，那就算赢了。
春节到了，我们那里有在铺满松毛的供奉祖先的堂屋地上玩地滚牛的习惯：小孩子们在松毛上打滚，双手抱着头滚过几圈后，就说自己过去了，过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于是不知这个现实世界的痛痒，没有知觉，可以逮着什么撞什么了。当然，谁都不会往坚硬的东西上撞，一般只撞人。这毕竟只是一种娱乐，谁都不会真的“过去”。我一开始不知道其中的原委，自己试了好几次，怎么也不见过去，才明白过来。于是，哥哥姐姐们在松毛上滚了几圈后往我们身上撞，我们滚了几圈后，也往他们身上撞，大家撞来撞去，撞得满屋子都是笑声，堂屋里充满了节日的气氛。
春天到了，万物复苏，田野上一片嫩绿的景色。宣威的小春多种豆子，什么蚕豆啊、豌豆啊的，不种麦子，因为麦子吸肥，怕影响下一季大春的收成。大春种苞谷，那是我们家乡的主食。
我们在城里关不住了，要到外面的田野上去玩耍。那时，我家的地在白家湾，要过了西河才能够到达，家里的大人常带我们到地里去采豆角，拿回家里烧着吃。
田里的豆角真多，野地里草也长得很有生机，我们喜欢闻着这大自然的清新气息。
记得有一回我和石英、琼英一起想自己到白家湾的地里去。那天，阳光明媚，和风拂煦，草虫鸣叫，蜜蜂飞舞，我们几个人蹦着跳着一路走着，谁都想玩得个尽兴，太阳晒得我们的脸，一个个都红扑扑的。到了河边我们才发现河水是那么的宽，从河底是走不过去的，只能从河面的小木桥上走。小木桥很窄，要从上面走过去，着实有点令人害怕。桥下的河水淙淙地淌着，小木桥年深日久，显得颤巍巍的。我正在踌躇，就听琼英大声地说：“我敢过，我敢过。”她那时才四岁，不知从哪儿冒出的胆量。话没说完，她就真的跨上了木桥。但是没走几步，她就开始慌了，还没有等我反应过来，她就扑通一声掉进了河里。
“不好！”我说，鞋都没来得及脱，就赶忙跳下水里，一把把琼英拉住。这时，她的衣服都湿透了。
我们从河里上来，不能去田里采豆角了，也不敢回家，怕家里人骂，就在河边把湿衣服、湿鞋袜脱下来，放在路边的刺蓬上晒，把干衣服匀着穿，坐在地上聊天。
一个邻居发现了我们，跑到我们家去对我母亲说：“你们家的孩子怎么了，到河边上玩，把衣服都弄湿了，正在那里晒呢。”母亲赶紧派人把我们叫了回来。母亲并没有责怪我们，她只说了我几句，也就算了。她拿件干衣服把琼英的湿衣服换了，嘱我们以后再出门要小心一点，过河一定要有大人跟着，不能几个孩子乱跑。
农历三月三是个赶庙会的日子，每年的这一天，四面八方的游人都要扶老携幼前呼后拥着去东山寺烧香许愿，宣威人说：三月三，上东山。
这天一大早，我们几个年龄较小的孩子就起来了，母亲早早地为我们准备好了早餐，姊妹们匆忙地吃了点饭，就随着家里的大人们一起往东山上去。
东山，又名石龙山，在宣威城东五公里处，它的最高峰榕峰①海拔二千七百多米。相传这里曾盘踞着九条大龙，其中一条不知何时飞到昆明北郊的五老峰下，成了黑龙潭的龙王，其它八条仍蛰居在这里。
①榕峰因山上盛产榕树而得名。
东山寺始建于明初，初为道观。清康熙年间，土司安于着增建中前殿；乾隆七年至十二年，本院住持增德闻、自闻增建了牌坊、回廊，添置了佛像、天炉，并亲自栽种了柏树数百株。至今，寺内仍古柏森森，小径幽幽，都是他们的功劳。乾隆中期以后，大和尚照鹤主持增建了照壁五间，重修了大殿，加添彩绘，植松栽柏，并在普陀岩〔凿岩成洞，建卧云门，又开石阶无数，使得古寺壮观起来。
我们从城以出来，过了石龙桥，不远就是东山了。一路上男女香客三五成群，络绎不绝。有坐在滑竿上身着长衫马褂、头戴瓜皮小帽的遗老，有脖子上挂着菩提籽串成佛珠的老年贵妇，有挑着箩筐的小商小贩，还有脚穿草鞋、背着大花背篓去卖农副产品的贫苦农民。孩子们穿着崭新的衣裳，跟在大人的后面，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虔诚的善男信女们有的三步一叩首，五步一跪拜。
进了山门，就是一片宽阔幽深的古柏林，三四百株柏树棵棵如擎天之柱，枝繁叶茂，翠染蓝天。枝头百乌鸣叫，树下绿草如茵。闲开着的野花，引得蜜蜂彩蝶翩蹑起舞，辗转留连，好一派佛界洞天，真是：有意烧香何必远行南海，真心拜佛此处即是灵山。
再往上走有伽蓝殿、财神殿、钟鼓楼、天王殿、大雄宝殿、观音殿和祖师殿。金刚韦驮，三世佛身，还有真武祖师与十二雷神，形态各异，栩栩如生，道教和佛教的各路神仙、菩萨在这里相安无事，和睦相处。
我们来到普陀崖，想看看这里有名的“蝶大天”到底是什么样子。相传人要是从这里跳下去，就能得道成仙了。我的大伯父就曾经有过这个想法，他在乐善堂烧香念佛，有一天忽然若有所悟，跑到这一块神秘宝地，就想勇敢地纵身一跃，超脱自身臭皮囊，得道升天。幸亏我父亲知道得早，及时制止了他，才使他得以继续在这人间苦海接着修炼。
普陀崖确实是一块景色壮观的悬崖，它像一座雄伟高大的屏风，巍然屹立在榕城①的东边。“蝶大天”就在它的一块峭壁之上。站在此处极目西望，只见山川平畴伸向天际．城郭农舍鳞次栉比。红的是土壤，绿的是豆苗，河流在阳光下泛着波光。奇妙的是，这块峭壁上有两个不知形成于何时的圆盘般天然石孔，大风的日子，风从山脚下沿山坡吹上来，从这两个圆孔中扔下去的东西又会像蝴蝶般翩跹着倒飞上来，怎么也落不下去。佛家说这里面蕴藏着玄机。
①宣威城又名榕城，因其附近榕峰而得名。
在“蝶大天”上向左望去，可以看见东山寺得天独厚的奇观之一：飞泉瀑布——倒洒金钱。榕峰山上有无数的泉眼，清澈而又甘甜的泉水涓涓地汇集在梦莲池里，又奔泻而出，直扑普陀崖顶的两树之间倾泻而下，山风沿谷底吹来，受山体的阻挡向上抬升，便将飞泉倒吹上去，散成万点水花。风力强劲时，万点水花当空飞舞，如万粒珍珠，太阳一照，金光万点。
我们在山上转来转去，不知不觉天色已晚。往回走的时候，我们一个个都感到筋疲力尽了。
在我的印象中，小时候我们在家里，十妹浦石英最文静。她不爱说话，母亲让她缠足的时候，她不想缠，可是又不敢反抗，于是就只好坐在床上哭，不愿下来。她的脸很白，平时白白嫩嫩的，喝了点江米酒以后，就会白里透红，每当这时，她的话就会很多，所以，逢年过节，我们总是逗她多喝米酒，听她说话。
她那时候好哭，哭得多了，父亲就打她，打她的屁股。打完之后，她就指着被父亲打过的地方给我们看，说：“你看，这是爹（我们那儿管父亲叫“爹”）打的，打得青胖胖的。”打肿了，宣威人叫“青胖胖的”。
十妹后来在昆明读书时曾经得过急性风湿性关节炎，当时手和脚都肿了。不久，她的关节炎又引起心脏病，后来又患上了猩红热，因为高烧，又加重了心脏病。病上加病，十妹的一生，身体始终没有好过。
当时，十三妹琼英是我父亲最小的孩子，在家里最受宠爱，她因此非常娇气。我看不惯她那副娇滴滴的样子，就常打她，一打她，她就哭。父亲听到她的哭声，就会说：“小八，是不是你打的？又把妹妹打哭啦？要得好，大带小。你这样待妹妹，将来可怎么得了啊。”我一听到父亲的话，就吓得赶紧躲起来。
有一次，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琼英和我顶嘴，我又动手打了她，那一次，我打得挺重，她的眼睛里充了血，我后悔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打过她了。
多少年以后，有一天我们老姐俩在一起谈天，我问她：“卓琳，你还记得小时候我打过你吗？有一次我把你的脸打青了，眼睛也充了血，你记得吗？”“脸打青了？有这事吗？”她不记得了，她那时毕竟还太小。现在想起这件事，我的心里还感到非常的愧疚。
我对我的堂妹浦宝秀十分关心，一九三一年，我从昆明回到老家后，心里一直惦记着她。她近来怎样了？
她生下来的时候就有点残疾，两条腿长短不一。她妈妈在宜宾去世之后，她和四叔一起回到宣威，从此，她跟着大娘老母氏过。老母氏对她不好，冬天里就让她睡在草席上，她得了关节炎。不久老母氏也死了，四叔又娶了一房媳妇，宝秀叫她二娘。宝秀的二娘住在乡下，四叔也就跟着住了过去，宝秀和他们住在一起。
那天，我们要去看看宝秀，她二娘知道我们要来，不想让我们见她，就让她到河边去洗衣服。
“是你们啦。宝秀不在家，她不知上哪儿玩去了，我也找她半天了。”她二娘见到我们，就大惊小怪地对我们说。
“玩去了？”我有点不理解。
“就是啊。这个死丫头，整天就知道玩，叫她老是不在。”
我有点不相信：你这么个独家庄子，她能上哪儿去玩；再说，她的腿又不方便，能走多远？
我悄悄地问她们家的长工知道不知道宝秀去哪了，长工说：“她二娘不想让她见你们，把她支到河边洗衣服去了。”
我们从四叔家出来，顺着河沿一直往上走，终于把她找到了。见到她，我们简直不敢相信：她又瘦又小，走起路来两边剧烈地拐着，比小儿麻痹后遗症还厉害！
我对四婶说：“我要把她带到城里去玩几天，过后再把她送回来。”
“这……”四婶没有理由拒绝，只好让我们带走。
“让她早点回来啊，还得回家带孩子呢。”四婶说，四叔和这位四婶这时已经又有了个小孩了。
当时我母亲还在宣威，我把宝秀带回家后，她看到宝秀这副模样，也很伤心，说：“一个没妈的孩子，真是没人关心。”
我们打来了热水，给她先洗个澡，把身上洗干净后，又用一种皂荚烧水给她洗了洗头，去掉虱子。我们让她换上干净衣服，在我家住了下来。
没过几天，我四叔从乡下来了，说家里孩子没人带，催她回去。我父亲一听，火了：“你们把孩子都弄成这样了，还好意思来要人！你看她还有一点人样吗？我们家的使唤丫头都比她强。”四叔无奈，只好自己回去。
从此，宝秀一直跟在我母亲身边。我母亲到昆明以后，她也跟着去那儿读了几年书。抗战以后，昆明遭到了日军轰炸，我母亲回宣威去了，她也跟着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