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住的地方离长安街上的电报大楼不远，夜深人静的时候，可以隐隐约的听到电报大楼的钟声。

现在，电报大楼的钟声又响起来了，它告诉我，我们送走了一九九五年，迎来了一九九六年。这新年的钟声仿佛在提示着人们，历史的车轮已经快接近这个世纪的终点了。

在这样的时候，凡是有一些人生阅历的人，都不能不想起一点儿什么。有的人也许会感叹时光如白驹过隙，傻乎而已，人生已经成为昨日平淡的记忆；有的人也许会感叹社会在演进发展过程中的深刻变革，为我们今天取得的一切进步而欢欣；当然，也有的人可能会感觉到一种迟暮的悲凉，把余下的岁月融入到无可奈何的消极等待之中……记得什么人说过，人是过去时光的产物。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也许正因为这样，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人们才可能产生出万千种截然不同的感慨。

我们这些在本世纪初出生的人，现在都已经进入耄耋之年了，过去，由于工作忙碌，很少有机会讲述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经历，现在才算真正清闲了下来，有时间认认真真地回味过去了。

那么，我，一个八十五岁的老人，此时此刻又想起了什么呢？

一九一一年二月十二日，农历正月初七，我降生在云南宣威上堡街的一个深宅大院里。

我的第一声啼哭毫无疑问给这个殷实的商贾之家带来了喜悦，但我相信我向这个世界的第一声呐喊并没有传到大宅院以外的地方。

母亲搂抱着我，在我的额头上印下吻痕。一个女孩子的降生，在家族里当然不会像男孩子降生那样意义重大，但在母亲的眼里，这是一样的，每一块从她身上掉下来的肉都是她生命的一部分，她必须呵护她，培养她，直到她长大成人。

又过了不到两年，也就是一九一三年十二月，我又添了一个妹妹，她的名字叫石英（参加革命后改名雷迅）。当然，那时候我还意识不到我的这个妹妹在以后和我的人生怎样联系在一起。在我们姐妹三人当中，石英性格温柔，有一副好脾气，是最像我们的母亲的。

我来到这个世界五年以后，一九一六年四月，我的另一个妹妹也来到了人间，这个妹妹叫琼英（参加革命后改名卓琳）。

那时候我已经有了好奇心，我随着大人来到母亲的房间，第一次看到琼英时，她正静静地躺卧在褪褓之中。和两年前面对石英的降生一样，我同样想不到这个大眼睛的妹妹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未来，更想不到我们后来会走在同一条人生道路上，参加了革命，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八十五年了，我的亲爱的雷迅妹妹已经离开了人世，当初那个小妹妹琼英如今也已经是一个八十岁的老人了，这怎能不使人感慨万端？

如果把二十世纪的一百年当作一个单元的话，我们这些世纪初或稍后一些出生的人，不正是与它同行的一代人吗？我们用自己的生命伴随着这个世纪的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天，伴随着这个世纪所发生的每一件大事……这是我们这一代人人生历程的标志。我简直说不清我们这代人的命运是个人选择的结果，还是历史对于我们的必然要求。与世纪同行，这就意味着我们的一生命中注定要经历无数次斗争和摔打。在这一过程中，有的人（其中也包括我的亲人）牺牲了，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完成了对历史车轮的推动；有的人落伍了，被历史的列车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到今天，我耳闻目睹了多少惨烈，多少激情，多少风云变幻，多少命运沉浮……

有一天，我去看卓琳，谈到我和石英（即雷迅）过去离家走出云南时的一段经历，谈到我们三人共同的生活道路。我说我很想把这段历史写下来留给后人，作为家史，也作为中国现代历史的一份真实的记录，让我们的后代，让现在的年轻人知道今天的一切来之不易，知道无数革命先烈、志士仁人为了民族的解放。祖国的振兴所付出的努力和牺牲，从而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卓琳很赞成我的想法。

为了写书，我决定先到老家云南去看看，顺便搜集一些快被自己淡忘的历史材料。

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十五日，从北京开往昆明的61次特快列车徐徐驶出了新落成不久的北京西站，我在华夏出版社几位同志的陪同下，开始了重温和探索我们姐妹三人人生足迹的行程。我频频挥手，向为我送行的亲友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