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和世英恢复了联系以后，我就经常去他家了。这个宽敞精致的二进四合院如今是郭沫若纪念馆，每当我踏进去，心中便会弥漫开一股浓郁而复杂的情绪。这里的一石一木都是我熟悉的，然而，物是人非，昔日合家聚居的和美情景已经一去不返。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几乎每隔一两个星期就在这里度过一个周末日，品尝过餐桌上不是寻常百姓能见着的丰盛菜肴，也领略过这个家庭非外人能想象的特殊悲欢。作为红色中国第一文人家庭，这里笼罩着一种高贵优雅的生活情调。然而，虽然郭沫若在文革中受到保护，民族的灾难仍以特别的

方式潜入了这个家庭，向它索取牺牲，最惨重的代价便是两个儿子的死。

1967年5月2日，我到郭家去，世英正在西屋给小弟理发。他看见我，第一句话便是：“我弟弟死了，知道吗？”我一愣。前些天，外面传说郭世英自杀，但我刚见过他，当然不相信。“我听说是你自杀了。”我说。“是啊，真不可理解！”他说，“外面都传是我。”接着，他谈起了郭民英自杀的情况。

我见过郭民英一面。那是我上北大后的第一个国庆节，世英邀我去他家，那时他家住在西四大院胡同。我到时，哥俩每人刚画完一幅油画，都是两只苹果的写生，在比谁画得好。在我的印象中，民英个子比哥哥略矮，脸皮白净，一双大眼睛中含着忧郁。当时他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学小提琴。后来他退学了，到浙江的海军部队当兵。后来听民英的好友林铭述说，退学的原因是，民英学小提琴学晚了，感到没有前途，恰逢罗瑞卿作了一个报告，提出培养未来的将军，他知道后大为兴奋，遂决定弃艺从武。世英告诉我，民英参军后，据说表现很好，被当做特殊的接班人培养，几个月就入党了。正要讨论他的转正，他突然自杀了，用冲锋枪打自己的脑袋，子弹从前额穿到后颅。事情发生在4月7日，世英和林铭述一起去料理了后事。我保存着世英的一张照片，是在这趟治丧之旅的归途上拍的，他身披夹克，斜靠在轮船的桅杆上，嘴角挂着顽皮的笑，那副轻松的样子倒像是在假日旅游中。

我问是什么原因，世英说：“思想问题，部队的人也说是悲观厌世了。他也一点儿不隐瞒，什么柴可夫斯基、贝多芬，都谈了，但部队根本解决不了，怎么解决啊。说他有精神分裂症，我才不信呢。中央文革都急了，前几天，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都来我们家了。我母亲得了心脏病，查出的第二天就接到了弟弟的死讯。”说到这里，他笑了，接着说道：“这件事一出，对于我们又是一个阶级烙印！我们班的同学想整我，这下多了一条理由。”一会儿，他给小弟理完发，却和我讨论起了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盛赞毛泽东关于阶级消灭后仍有矛盾和共产主义也会消灭的论断，最后激昂地说：“黑格尔说现在就是绝对境界，马克思说将来是完美的，只有毛主席是最彻底的辩证法！”

民英的死似乎没有打乱这个家庭的正常生活节奏，表面上一切平静。除了于立群因患神经官能症，时有情绪郁闷的情形之外，气氛仍是轻松的。屋里放着正受批判的西洋音乐，世英和建英着迷地玩摄影，我也常和他们一起在暗室里埋头苦干。就餐的时间，我经常见到郭老。在餐桌上，他很少吃菜，也很少说话。可是，有一回，是他的生日，他自己说起他曾单独一人做了一百人的饭菜，口气特别自豪，大家都笑了。他很细心，常常示意让人把我够不着的菜挪到我面前。一次饭后，他亲自剖了一只椰子，走到我跟前，首先递给我一块。郭老是非常平易近人的。我在客厅里翻一本日本画报，他走过来，问我懂不懂日语，我说不懂，他便给我讲解片假名和平假名。我和他玩康乐球，我第一次玩这种游戏，却赢了他，他向于立群夸我打得好，结果于立群立刻把我打输了。他仍常常写诗，写好了就拿来给我们看，虽然我们看了必定是不置可否。

毛泽东诗词是当时的热门，我曾两次听郭老讲解。一次是为我办的专场，我请教，全家旁听。我请教的是《清平乐·会昌》，问他如何理解“莫道君行早”这一句里的“君”，是否有所喻指。他答：“我看不出来。”我说：“可是，有一种说法认为，‘君’是指西方帝国主义。”他说：“那太牵强了。”我翻开一本资料，指给他看，正是他自己曾经提出过这种说法。他立即快活地大笑，全体在场的人也大笑。还有一次，平英带来一拨国际关系学院的学生，其中一些人有造反派的盛气，向郭老摆出一副辩论的姿态，但郭老毫不介意，总是耐心地阐述自己的看法。有一个学生提到毛的诗句“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问郭老，听说柳亚子得到这首诗后向毛要颐和园，是否真的。郭老连连摇头，于立群也插话说，他们了解柳亚子的为人，不可能提出这种要求。我记得柳此后的确有“若将名园长遣我，躬耕原不恋吴江”之句，与世英耳语，世英也记得，立即去找出这首诗，让我递给郭老，郭老看了也哈哈大笑，说真没有想到。

大约在1967年六七月间，世英向我提出一同编鲁迅语录。他说，这是音乐学院一个学生让他编的，并许诺编好一定能印行。他如此描述那个学生：“这个人只要想干什么，总是能干成的。”不久后我见到了这位能干的人物，他就是与世英一起去浙江料理后事的民英的好友林铭述。世英对这项工作十分投入，我开始有些马虎，在他的感召下也认真了起来。我们各自通读鲁迅全集，详细摘抄卡片，然后把两人的卡片放到一起，进行取舍和分类，拟订编目。我们常常为一条语录的取舍和归类相持不下，互相挖苦。有一回，编目已定，他又推倒重来，提出一个别出心裁的新方案，兴奋地说：“如果你不同意这个方案，你就不是人！”我反唇相讥：“看来你是现在才成为人的喽。”在前海西街的那个深院里，不时响起我们愉快而激烈的争吵声。在工作间隙，他会闲谈对各种问题的看法。有一次谈到他母亲的病，他说：“其实她有什么病？就是生活太舒适太安逸了，才什么病都来了。”他用的那套全集是他父亲的藏书，上面有郭沫若阅读时画的记号。有时候，他会指着画了问号的某处笑着说：“瞧，尽挑毛病了。”他还对我说起一些掌故，其中之一是，他听父亲说，鲁迅那首著名的《自题小像》的主题并非通常所解释的爱国，而是写鲁迅自己的一段爱情心史的。快到年底时，我们的工作已经完成，并由世英的未婚妻肖肖誊抄完毕，有厚厚一大摞，篇幅比当时人们编的版本都大得多，我相信思路也更为独特。不过，能干的林铭述始终未能把它印行，那一大摞稿子也不知去向了。林后来告诉我，他的真正目的只是想让世英有一件事可做，免得太寂寞。与林相识后，我也觉得他很能干。他个儿不高，精力充沛，做什么事都兴致勃勃，在任何场合都谈笑自如。我最佩服的是他的摄影，看了他的作品感到心迷手痒，便向世英借相机。郭家的相机都很高级，鉴于我是初学，世英就把一台徕卡借给林，我则用林的那台国产58-2玩起了摄影。

进入1968年后，林铭述又出新点子，提议我们一起来研究文革思潮。当年3月，我们在林家及音乐学院教室先后举行了四次讨论，参加者除我、郭、林之外还有方小早。世英又是十分投入，每次给我写信都要谈论这件事。在讨论时，他也非常认真。我们规定每人写一篇论文，他说他打算以对群众的态度为主线写文革：“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落实在群众，打倒走资派是为了教育群众，革命委员会就是让群众直接参与政权……”我们都不同意，认为应该以无产阶级专政为主线。他激烈地和我们争论，反复论证群众问题是最根本的，专政问题受群众问题的制约，说到末了大声宣布：“所以，老三篇是最高的，是无产阶级人道主义的顶点，高到老三篇就没法再高了！”老三篇是毛泽东的三篇短文，即《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当时许多人能全文背诵。后来，我们都写了论文初稿，他的主题正是群众，我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林的是江青的文艺革命。我忘了方的主题，印象中他的观点算比较中性。这些稿子集中到世英手中，还没有来得及传阅，他就遇害了。

当时我们做的都是正面文章，指导动机都是力图理解文革的必然性，现在来看当然水平甚低。不过，世英的心态要比我们复杂。表面看来，他对文革怀着一种浪漫主义的激情，歌颂的调子比我们高许多。可是，这也许正是因为，他在内心深处已预感到文革所释放的那股盲目力量可能毁灭他和他的家庭，于是藉着用极端方式为它辩护来说服自己。在一次讨论时，他忽然显得心不在焉，眯眼望着窗外某处，沉默半晌，迸出了一句话：“郭沫若迟早也完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