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 永远的咒语-岁月与性情-周国平心灵自传

杀害世英的凶手是他班上的若干学生,他们无名无姓,微不足道,如今已像蚂蚁一样消失在无人知道的犄角旮旯里了。然而,在他们一生中的某个时候,他们曾经结集为一支仇恨的小分队,坚持不懈地追杀一颗他们不能认同的灵魂。从文革初期起,这个追杀行动就没有停止过。这几个人属于农大的造反派组织东方红,按照一种解释,他们整郭世英是为了反周恩来,因为当初郭的问题是周亲自处理的。世英死后,周恩来来到郭家,还曾说了“世英是为我死的”这样一句痛心而又内疚的话。我相信这是重要动机之一,但我认为最深层的动机

不在政治上,而在人性中。我第一次到农大找世英时的遭遇给我印象至深,那个怒气冲冲的男生是一个缩影,表明世英落入了一个多么格格不入的环境里。我常想,虽有文革的大背景,如果世英不是落在这伙狭隘的人手中,悲剧未必会发生。事实上,文革中一个个具体的悲剧都是由一只只具体的手促成的,大背景是它们得逞的条件,但不是赦免它们的理由。文革只是暴露了人性中的恶,恶的存在却不能用文革本身来解释和辩护。

世英多次对我谈到班上同学整他给他造成的苦恼。他死后,我烧毁了我的全部日记,但是,仿佛是要留下证据,在烧毁前我抄录了其中记载的他的这些谈话。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次。1967年5月2日,在向我报告郭民英的死讯后,他说:“我们班上的同学前一时期要整我。有一个女生特别恨我,她一直在外面,回来以后,班上对我的态度就变了。有什么理由呢?我在最艰苦的时候就支持造反派了。毛主席说,只有头脑是研究主体,其他一切都是研究对象,我对这一点体会很深。有时候我想,你们怎么老这么看我呀。其实,这一切自己都得研究,靠自己改变这种状况,不靠自己,还靠别人?就看你有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水平。所以,他们让我写检查,我原来准备写一个十万字的《十批判书》,让他们去读吧。现在我什么也不准备写了。我对他们说:‘怎么,我就是一辈子反革命了?’”一个多月后,他又告诉我,班上一些人故意找岔,在枝节问题上整他。

同年12月17日,林铭述从外地返京,我和他在郭家初次见面。原定这一天请他验收编好的鲁迅语录,我们正议论着,世英突然说:“我认为今天的任务是玩。去外面玩玩吧。”他不看我们,若有所思地望着别处,接着说:“我宣布退出这件事,以后你们两人去搞吧。”林铭述站起来,踱了几步,出屋去了。屋里静极了,世英看着我,说:“我们班上又要整我。星期四下午,突然发出通令,要我签字承认是叛国分子。我当然不能承认。又提四条,什么不许和外校同学来往,一个月只许回家一次,多少天写一份检查,等等。我都签了,星期五我就跑回家来了。”我问他准备怎么办,他说:“明天回学校。我有什么办法呢?他们要斗,就让他们斗。打我,我也不抵抗。反正叛国分子我不能承认,以前都下过结论了。群众这么做,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合潮流的。不了解我的人,站在他们的地位上,也只能这么看我。我非常矛盾。”我说:“你不是说过要离开农大吗?”他说:“现在离开学校,就是死路一条。说实话,现在就这样死去,真不愿意。”我问:“他们会动武吗?”他说:“动武我倒不怕,就让他们打,孤立的味道才不好受,这是精神上的压力。鲁宾逊能在孤岛上活下去,是因为还抱着回大陆的希望。”

晚饭后,我们又回到这个话题。他说:“我回去后真不知该怎么办。历史发展总是一个浪潮一个浪潮的,不会以每一个个人为线索……”停顿了一会儿,他问我:“你说我怎么办?”我说:“这只是一个浪潮,有涨潮,就总有退潮。”他说:“以后还有涨潮。”我说:“涨潮后还有退潮。”林铭述插话:“这是暂时的。”我赶紧附和:“对,是暂时的。”我们都想安慰他,但这安慰是多么苍白无力啊。离开他家时,他送我到院门口,对着我的背影说:“等候我的噩耗吧!”我回过头,看见了他的冷静的、闪烁的目光。

走在冬夜的街道上,徘徊在冷清清的车站旁,我的耳边一直回响着这句不祥的话。设身处地想一想,二十岁时的过失如同咒语一样附在他的身上,这咒语只有到死时才能解除,他怎么能不绝望。我又想到他如此热情赞美的群众运动对他如此无情追杀,感到无比荒唐。我恨自己眼看着他濒临没顶之灾却无力拉住他,世上没有任何人能帮助他,我的心为个人的渺小而哭泣。

多年后,我读到他给林铭述的一封信,日期正是上述谈话的第二天,是他应林的要求在回学校的当天写的。他告诉林,回校后遇到的是意外的平静。他谈到自己深深的无奈心情:“说来好笑,几天来,存在主义的无能思想总在脑子里转,自己改造思想的积极的能动性没有什么意义了,老是跟在事情后面跑,去追寻它的必然性。”然而,他仍试图正确理解事情的必然性。林的母亲骂那伙整他的人是“反动路线”,这是文革中最严重的罪名,他让林劝林母不要这样看,强调群众整他只是“革命大风暴中的小缺点”,“不是主流,也不是逆流,而是支流”。不过,他又表示,他既要相信群众,也要坚持真理,不能接受违背事实的罪名,因为不坚持真理就是最大的不相信群众。看来,他觉得自己已想明白要采取的态度,就是决不抵制,也决不违心认罪。抵制会使他站到群众运动的对立面,这是他不愿意的,实际上那伙人也必定会更凶狠地整他。违心认罪同样会给那伙人提供整他的理由:“我很清楚,只要胆怯心理占了上风,一下子就可以失去我的基本权利,而那又只是因为胆怯,就太没有意义了。”在这个分析中,他忽略了一点:只要他不认罪,在那伙人看来就是抵制。他不得不忽略,因为他的真正处境是,认罪不认罪都逃不脱追杀,他已被逼入死角,无路可走。

在这段时间里,还有一件事加重了历史投在他身上的阴影,就是曹秋池的出现。当时曹利用保外就医的机会活动平反,要求郭世英协助。他来找郭时,我刚巧也在农大,看见郭的表情冷淡。但是,他仍同意陪曹去公安部,后来也确实去了。他对我说,把曹算做x的主要成员,这不符合事实,既然找到他,他就要帮助澄清。我问起他们去公安部活动的详情,他沉默良久,脸色很不好,最后只是说:“现在不想谈。这次我又上当了,但也有所戒备。”不管具体经过怎样,这件事显然使他不快,不但把他拉回到了过去,而他正在为这个过去挨整,而且,如果整他的人发现他与曹的来往,就是现行罪行,更加罪不可赦了。

农大那伙人在发出通令之后,突然没有了下文,意外的平静保持了四个月。后来我知道,原因是他们到公安部索查关于x的档案,遭到了拒绝,公安部明确告诉他们,郭的问题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处理的,不许他们插手。世英暂时躲过了这个恶浪,心情又逐渐开朗起来,到1968年4月几乎可以说是阳光灿烂了。那些天里,除了讨论文革思潮,他还热中于两件事,一是摄影,二是围棋。在1968年4月1日给我的信中,他天真地自夸:“我发现一个极好的摄影方法,第一次把人的面部线条、纹路如此逼真地再现出来了,一根根的头发,一丝丝的眉睫,一个个的毛孔,甚至是鸡皮疙瘩,毕露无遗。好极了,头像摄影的高峰已经到来。”他的围棋是向我这个刚学了几天的臭棋手学的,很快就与我旗鼓相当了,但仍以一二子输给我。在同一封信中,他和我争论:“姓周的,你太不像话了,你是从哪儿搞来的不三不四的围棋胜负规则?我无意中翻书,才知道受了你的骗!你必须在无私的围棋法面前承认你是输给我了。”我不记得我们是怎样解决这个争端的,总之,后来他仍然没有赢过。最后一局结束,他异常激动,咬牙切齿地吐出一句话:“告诉你,我还要和你下!”然而,我们岂会想到,再也没有下一局了,几天后他就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