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在南温泉，在他俩整个的旅程中，晓月与其说在观察风景，不如说随着杜木的思路进入了一个对她而言完全陌生的世界。

一个劳改犯的世界。

中途，晓月打断了杜木的话，惊异地问道：“我为什么越听越像部队了？”

“对的。”杜木解释道，“山上（监狱）是实行军事化管理。当兵的叫服役，我们叫服刑。”杜木不好意思地挠着头皮，“不过，人家是保家卫国，我们是洗心革面，性质完全不同。”

晓月依旧惊异地问道：“山上（监狱）的称呼跟外面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太大了。”杜木说，此时此刻，他觉得自己在晓月面前就像一位社会学教师一样，“外面互相称同志，里面叫同改；外面碰到公安人员称警察，里面叫管理；外面称强奸犯，里面叫幺三九（刑法第139条）；外面称毒犯，里面叫六二六（每年的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外面清点人数叫点名，里面叫清钵；外面称女劳改犯，里面叫……”杜木的脸红了一下，“我不好意思说出口。”

“哎呀，你真的很讨厌。”晓月着急地催促起来，“快点讲，快点讲。”

杜木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犯。”

没料到晓月一听到那个×犯，竟然一下子蹲到地上笑起来，眼角里还笑出了泪花。她一边笑一边说：“笑死人，真是糟踏女娃娃。要改，要改，这个称呼要改。”

杜木开心地说：“我说你才笑死人。山上（监狱）全都是这样称呼，怎样去改？”

那个星期天对杜木和晓月来说，都是开心的。晓月一路听杜木述说那些完全陌生的劳改生活。这是晓月过去在大学里学不到的，在现在的公司里也是学不到的。他俩在旅途中的关系很奇怪：晃眼看去，似乎是一对谈笑风生的情侣；但是仔细观察，他俩却又连手都没有牵一下。说实话，生活中这类现象很多，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他俩“作恶”的开端，居然会演变成今日的纯洁友谊。

分手时，晓月给了杜木五百元钱，善意地说：“你刚从山上下来，没得钱。我呢，也不是肥婆，只有这一点点能力了。”

这五百元钱是很让杜木感动的。对晓月，对这位虽然年龄比他大好几岁但依旧单纯天真的姑娘，他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敬重。

日子过得很快。

1994年3月中旬的一个下雨天，杜木打电话约晓月到重庆某饭店聚一下。这是他俩最后的一次见面。在饭桌上，杜木将一个信封推到晓月面前，说道：“听说你马上要结婚了，这里面是五千元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晓月要结婚的事是她在电话里告诉杜木的。她说：“我对这桩婚姻不满意。不满意也要嫁。再不嫁人，将来就真的嫁不出去了。”

晓月将信封推还给杜木，“哪个要你的钱？你连单位都没有。我有单位管着，生活没有问题。”

杜木这才发现晓月情绪低沉，似乎显出一种黯然泪下的样子。他调侃着问：“马上要做新娘子了，还有什么不高兴的呢？”

晓月转头望着窗外的雨境，望着那些头顶雨伞的人们在车流中间急匆匆地穿来穿去。许久，晓月回转头，用一种杜木从来没见过的眼光看着他，幽幽地说道：“我真羡慕你是男儿身，你好自由。哪里像我，在家里父母亲要管，在学校老师要管，在单位老板要管。唉，到了出嫁的年纪，亲戚朋友、左邻右舍要管；过几天嫁出去了，又要受他人管……”

杜木急忙安慰道：“有人管着比没人管好。像我这样没人管，跟浪迹天涯的盲流有什么区别？”

沉默了许久，晓月用一种无可奈何但是却很坚决的口吻说道：“我们以后可能没有聚会的机会了。我嫁给人家后，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自由了。”

杜木神情木然地望着晓月，他的心情一如这个乌云低沉的雨天。

他们走出饭店，杜木为晓月招了一辆出租车。他望着晓月钻进车厢，隔着玻璃窗摆摆手，又望着那辆红色的出租车一路开进雨雾中。他这才猛然想起：他与晓月的分手，竟然连手都没握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