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手术室门口的病人家属是一个瘦弱矮小的亚洲女人。她穿一件已经很过时的、所谓柔姿纱的花衣裳，是那种在国内也早就淘汰了的质地和款式。她的眼神里有一种和她年纪不相称的浑浊。

徐娘半老了，隐约还可以想见她年轻时具备的某些颜色。

——这就是米卡的母亲了。巴黎这样的一个花都，把这样一个曾经一定是花样过的女人摧残得只剩得一张身份纸和同身份纸一样单薄的身躯。

我直接用中文告诉她说，病人的手术基本完成了。不是很顺利，现在还要看病人的恢复情况。

然后，我告诉她，我们尽力了。

她点头说，她知道。

我告诉她，病人还在昏迷状态，清醒还需要一点时间。

她还是机械地点着头说，她知道了。

我把她叫了一边，说：“我还想和您说点事情。请等我去换一下衣服好吗？”

换成便装以后，我带着米卡的妈妈到了我们医生平时喝下午茶的地方。

她不主动说话，偶尔地用那双浑浊的眼睛和我对视一下。那是一种经年累月的麻木了，任麻木侵蚀到了所有的细胞和表情。

我一直寻思着从哪里开始开口来和她说米卡。

想了想，我告诉她：“我不是来和您说您丈夫的病情。我想和您聊的是侯霓。以前我就认识您女儿，我是您女儿的朋友。”

侯霓是米卡的名字，她是这么告诉我的，但愿她没有说谎。

米卡的母亲斜睨着我，问我：“你是侯霓的朋友？什么朋友？”

这问题问得太过直接，让我很有些窘迫。我犹豫了一下，终于说了出来：“前一阵子，她住在我那里。”

“哦。她在你那里没住多久吧？”她只是漫应着，语气里全然没有一个母亲对自己女儿私生活的那种自然的关心。

沉默。

我摆放在她面前的咖啡，她连碰都没有碰一下。然后，她站起了身说：“医生，我很感谢你······”

“感谢我？”我很纳闷。

但是她并不给我解释，她只是另起了一个话题说：“医生先生，我丈夫是不是已经回到病房了？我可以去看看他吗？”

谈话无法进行下去了。

很明显，她在回避着和我说话。

这母女俩都象谜团一样。我相信，谜团的中心一定有很多伤心的故事。哪个在国外漂流的异乡客没有大把的心酸往事呢，说起来，出国的每个人都是心比天高、命若黄连；何况是这种梦很多、为了圆梦却要靠蛇头才出得国来的底层女人呢？那些曾经，是她们的不幸。也许在她们看来，我那渴望窥视和了解的心态是她们更大的不幸。所以，她们用殊途同归的麻木来回避着我。

但是，我想知道！

在我失去米卡的这一个多月里，我对她的思念、对她的想象、对她的揣度，越来越深。这是我想念和想要的一个女人。我要知道她的全部！

米卡的母亲离开的时候，留给我一个很苍凉的带点弧形的背景。我突然想到，也许这就是米卡许多年以后的写照？

不，我不愿意这样！

我要米卡过上好一点的生活。

我有能力让米卡过上好日子。

想起来了，病历上有病人的医疗保险卡号、家庭地址和电话。我把它们抄写了下来。回到家，我立即拨通了我抄写的那个电话。

接电话的是我所期待的一个声音。她只要说一个allo，我就知道那就是我的米卡。中国人总喜欢说什么化成灰了都还认得识。我不喜欢这种表达，但我相信，有些记忆和纪念，真的刻骨铭心到化成灰烬也无法弥散化解。就象我记得我的米卡，顶着我命名的这个名字的女人。

我说我是纪安之，我找你。刚才我让你等我的，这一下就过了好几个小时了。

“我一直在找你。终于找到你了，我不能又把你弄丢。”我急切地说。

米卡还是那么局外人一般的平静地反问我说：“是吗？”

“你不相信吗？为什么？”

“不为什么。”

“你必须告诉我。”

“你要是知道了一个答案，你还会有更多的为什么，不必了······对了，你手术做完了？”

“嗯，不算顺利。”

米卡没有追问手术的情况，显然，她对我的关心远胜于关心她的继父。

她问我：“你很累了吧？你应该休息一下了。”

我说：“我刚才还跟你妈妈聊了一会儿呢。”

“是吗？我妈妈什么都跟你说了？”

“不，你妈妈没告诉我什么。我想留给你自己来说，说给我听，好吗？”

“我没什么好说的，你是医生，还是多管管你的病人吧。”米卡的语气冷得象冰一样。这样的话语里，我找不到过去那个温存的米卡的痕迹。

“你回来住吧，我现在就来接你。你的东西都在我这里呢。”

她迟疑了一下，说：“不了。”

我坚持说我一定要见她，和她当面说话。

“你等着，我现在就来找你。”

出门前，我带上了那张已经开出了多时的现金支票，我是想用它给米卡交学费的。钱不算多，一万法郎。从一开始，我就是给米卡准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