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国人——至少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可以有另一种生活。那反反复复的运动、批评、斗争、游行和举国欢呼、群情激愤、你死我活、誓不罢休，等等，不应该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必然形式。
我是学文学的，我深知在无论中西的文学传统中，女人大抵是被当成一个整体来看待的。而这样的一个整体又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玩物，另一类为妖物。第一类专供感官享受，随时可予取予求。这类女人在阿拉伯的《天方夜谭》和中国古典诗歌中最具典型。除了性特征外，她们大都面目轮廓不清，禀性一贯娇弱顺从。后一类是祸水式的造物，就像中国神话中的狐狸精及西方神话中的美杜萨、潘多拉，她们一向狡诈而不忠。用这个来做参照，我是哪一类的女人呢，我也不知道。也许在这个多元文化的社会里，人们更喜欢那种玩物式的女人加妖物式的女人的合成体，要把妖精当成自己的玩物，大约是每一个男人的梦想吧。
那么，最抢手的玩物应该是海伦那样的女人吧，这个出生在一只鹅蛋里的永恒美女，她炙手可热，让那么多的神仙为她疯狂，纵然牺牲家园、亲人、国家乃至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先是斯巴达王墨涅拉厄斯占其为妻，后来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借阿佛洛狄忒的帮助，乘机将她拐走，从而引发特洛伊战争，烽火连天，一打就是十年，成为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的主轴。帕里斯战死之后，海伦又嫁给帕里斯的兄弟。特洛伊城被攻陷后，她又重投前夫墨涅拉厄斯的怀抱。海伦一向处于台风眼之中，风雨不沾身，冷眼旁观诸神为了争夺她拼得死去活来。她似乎跟谁走嫁给谁都无所谓，她跟帕里斯私奔只是随缘，最后回到墨涅拉厄斯的怀抱也没有重逢的激动。多年后，硝烟散尽，墨涅拉厄斯酸溜溜地回忆起当年希腊人藏在大木马里进入特洛伊城后，海伦竟帮助敌人特洛伊人、假装希腊战士们的妻子的声音呼唤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幸亏希腊人未中计，在木马里默不作声，因而未被发现，不然真会因为海伦的背叛坏了大事，那样“特洛伊木马”在历史上不会成为战争的范例，反倒是希腊人的笑柄了。就在墨涅拉厄斯感慨万千地向她讲述这些往事时，海伦听得无动于衷。诚然，海伦无需对特洛伊战争负多少个人责任。她归根到底只不过是荣誉争夺赛上高悬的奖品而已。
我不想自己做成海伦这样的女人。
很快就过新年了。元旦的时候，我们整个办事处放假两天，到京郊的一个度假村去开派对，要求大家带上家属，晚上还可以在那里过夜。
热热闹闹的，我们都见识到了同事们的另一半。周律师也带了，带的是一个高个子的瘦俏女人，一个不漂亮、不年轻、不高贵的女人，一个让人无法去产生嫉妒但又不得不嫉妒的女人。那个女人不是他的太太。我们都知道周有个洋太太，太太带着他们的“合资”孩子住在国外。周律师带来的那个女人和我们一起玩扑克，一起唱卡拉OK，一起到室内恒温泳池里游泳，看上去很贪玩的样子。除此之外，我们从她身上看不出老板娘或者是替补老板娘的迹象。关于她的确切身份，大家也悄悄地在猜着，不过没有人敢找当事人追问。
那天我是自己一个人去的。我没有自带的陪同，便有很多的人自愿来陪同，以示他们都多么怜香惜玉一样。我在想，要不是因为有他们的家属在场，可能他们的表演还要更加炙烈一些，男人嘛。
周律师也主动过来邀我和他一起跳舞。
他问我：“你为什么一个人？”
我回答说不为什么，我没有家属。
他笑着说：“那送你车的人是谁？”——这么直接地提问，让我有些措手不及。我要是个很羞赧的人，一定会很别扭的，但是，周那么绅士的笑容让他的提问一点也不鄙俗，而我也一点不觉得难堪。
我说：“哦，他呀，我是他的家属。从属关系不能弄错了。只有我陪他抛头露面的时候。”
他于是问：“你是他的情人吗？”依然是那么直接，而且让我不能回避。
我摇摇头，纠正他说：“不是情人，是恋人。”
他问，有什么分别吗？
我说：“有啊，太重要了，他没有家室呀，我是他惟一的女人啊。”
他笑着说，可能应该说你是他现在惟一的一个在明处的女人。
我很坦然地说：“地下活动从来很猖獗的，看不见就当是没有了。如果看到了，肯定要围追堵截的。”
他问：“就像在厨房里踩死一只蟑螂那样吗？”
我想了想，说：“是啊，你的比喻很贴切啊。”
哈哈，关于我的背景情况周已经调查完毕了，接下来就轮到我了。于是，我就很自然地用一种提问的语气说了一句陈述句，我问周：“今天你带了你的家属啊？”
周说：“哪里呀，一个朋友。今天刚巧没有什么事情，她就来凑个热闹了。”
我很机械地肯定说：“哦，朋友啊。”
周说：“你一个小丫头，怎么那么疑神疑鬼呢？”
我反问说：“谁没有一点联想啊？”
周问我：“你想知道什么，你直接问啊？”
我说：“我不想知道什么，因为我已经知道了。”
周说：“你把我弄迷糊了，你知道什么了？”
我说：“我不告诉你。”
周说：“是不是因为我没有告诉你？你那么想知道吗？那好，晚上你等我。七点钟，在你的车旁边。”晚上，周和我开车回到了城里。我把方向盘交给了周。他的车开得很快，但我一点也不紧张，就好像我乐意把自己的小命交给他这么横冲直撞地驾驶一样。
我们在丰联广场的“纽约音乐厨房”里坐下来，看那些菲律宾的歌手载歌载舞。大冬天的，他们穿得很少，但很鲜艳。他们唱了很多很激情的有节日气氛的歌曲，闹哄哄的，让我们只能竖着耳朵去听，你不想听也不行，因为周边的音源早就淹没了你想发出的自己的声音。
表演休息中，周问我说：“你喜欢这里吗？”
我摇头。我其实不是一个贪玩和爱热闹的人。
周又问：“那你喜欢什么？”
我看他，有点挑衅地说：“我想知道你约我出来要告诉我什么。”
周笑了起来，说：“你那么聪明，怎么会不知道呢？”
我还是摇头，表示疑惑。
周说：“好，我告诉你。要是我知道你今天是一个人去的话，我就不带那个朋友了。”
我有些挑衅地问道：“哦，是吗？”
周说：“我估计她现在在那里玩得也很好。恐怕这次我带她去这个Party，最后还能帮她找个男朋友呢？”
我又说，啊，是吗？
周问我说：“新年你给自己许愿了吗？”
我摇头。
周让我马上许一个。
我说我没有什么愿望。我不是一个有期待的人，很多时候得过且过倒也觉得生活中还经常有些惊喜。
周马上说：“你的惊喜中肯定也算了我一个。”
我看他，看他把他那只曾经覆盖在我手上的手重新包围了我的右手，我一下子就在空气中找到了我熟悉的那种氛围，那天在我车里的那种氛围，任凭周围有千军万马但我身边只有他一个人的那种氛围。我可以画出他的呼吸，可以摸到他的音节，可以看到他给我的温暖。
他握了握我的右手，然后收回去，说，“好了，别吃醋了。我不是一个花花公子。”
我问他：“你干嘛要和我说这些？”
他说：“因为你需要我说。”
他接着说：“因为你一直在等我说。”
我问他：“你太自信了吧？”
他说：“当然了。”
我笑了，只是让脸部肌肉在脸盘上散散步，拉扯一下我的嘴角，没有配以音响效果。
周说，你笑得有点假。
我说，那你笑个真的出来看看？
周说，我知道怎么样可以让你真心地笑。
我歪着头看他，等他现出什么歪招来。
他蠕动了他的嘴唇，说了四个字的口型。正巧，身边的音乐重新响起，像海洋一样汹涌着重新淹没了在酒吧中的所有人。
我扯着嗓子说：“我听不见——”
他微笑着，再次做出了四个字的口型。
我看明白了，在第一次我就看明白了，他要说的是“我喜欢你”。
我扯着嗓子说：“你说出来呀——”
他微笑着，换了一种口型，这次是三个字——“我爱你”。
我站起身来，拉着周出了这个“音乐厨房”，在门口的栏杆前，像训导一个小学生一样，我跟他说：“你好好跟我说话，不要跟我打哑谜。”
周笑着说：“我怕我说出来以后惹祸。”
我也同样孩子气地笑望他说：“你以为你不说我就不明白吗？”
周说：“你既然都知道了干嘛还要我说呢？”
我摆摆头，有点无可奈何地说：“我失忆了，以前的我都不记得了，请你现在重新来说。”
周说：“好，好，殷拂，你不逼我我也会跟你说的。我爱你，殷拂。”
人的语言就是有那么一种冲击力，即使所有的事情都昭然若揭，而你做的，只是给你表达了许多次的口型配个声音，你依然会收获到对方的惊喜和陶然。
我一下愣住了。
周说：“没吓着你吧？”
我回答说：“还是有点的。我胆子小。”
周就接着解释说：“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就觉得你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女孩子，你有灵气，聪明。我很愿意和你经常在一起。你是有男朋友的，我不能打扰你，也没有资格要求你什么。今天我专门叫了一个女孩子来陪我参加这个带家属的Party，就是不想在我面对你和你男朋友的时候觉得别扭。刚才看到你是一个人来的，我心里特别高兴。”
我问他：“真的吗？”
然后我笑着学香港电影里的对白说：“你可以保持沉默，但是你现在所说的一切都将作为呈堂证供，你明白吗？”
周说：“看你真心笑了，我也开心。”
周又说，我在过去的一年里的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你。
我已经有些傻了，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或说些什么。我在为数不多的爱情经验中都很被动，所以我没有任何在这方面积极探求的经验和动力。我就在想啊，他会不会接着说诸如“新年里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拥有了你”这种话啊，那样发展下去就很坏规矩了——我突然有些紧张了，好像自己已经做了什么越轨的事情一样。
好在周绝对不是那种落俗的人，我听见周跟我说：“能有你这样一个朋友我很高兴。我不贪心，我只希望，我们能一直作为很好的朋友。”
我点点头。一下子也释然了。
点这样一个头不需要经过什么道德法庭的庭审。——只是朋友嘛，只是朋友啊。但是，
只是朋友吗？
周问我：“你现在需要许个愿吗？”
我还是摇头，我说，我不贪心，我还是等待意外的惊喜。
周很善解人意地望我笑笑，然后说：“不早了，你回家去吧。我还要回到度假村去。咱们所里的集体活动，我不在那里不合适。”
就这样，周结完账之后，我们在丰联广场门口分了手。
周依然是要了一辆出租车。
当我开车回去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周是一个很狡猾的人。他明摆着诱惑了我，但他没有做任何具体的事情。他的每一句措辞都多么体面又多么煽情啊。就像他宁愿坐出租车也不找司机来一样，他悄悄地保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阵地、自己的交际、自己的秘密，他伸缩自如；只要他不说不做，没有人会知道，也没有人能够要求。
但——他侵略了我。
那天晚上我回家以后，心情一直是惴惴不安的。我在心里默念着裴俊的名字，想把周的烙印冲得稀散一些。我盼着裴俊早点回来，这样，有他陪我，我就既不孤单，也不游移。
不过，那天裴俊做了一件特别恶心我的事情。
他到夜里两三点才回来，回来的时候还带了一些三朋四友，都喝得有些高了。他们还在门外的时候，就能听见那吆五喝六的大嗓门，一个个像要逛窑子似的兴奋。等我去开门的时候，我看到裴俊用醉醺醺的眼神看了我一眼之后就转身跟同行的朋友们说，“哟，这个小姐长得很像我老婆啊。”我一愣，还没有会过神来。他已经招呼大家进屋了，说：“来来，这里的包房大，我们继续唱歌，继续唱啊。别客气，今天的账都算我的。喂，来个小姐啊——”
裴俊和他的朋友们在客厅里的大沙发上坐了下来，接着，他起身，去了厕所。
这个时候，家里的电话铃响了，我一接，是裴俊。
他语气含混地在电话里跟我说：“我现在在一个朋友家里搓麻将，晚上就不回来了。”
我很生气，问他：“你什么毛病啊？你知道你现在在哪里吗？”
他说：“啊，啊？手机信号不好，那就先这样了。”他就迅速地挂断了电话。
之后，裴俊从厕所里出来。我听到站在我身边的他雄赳赳气昂昂地跟在座的朋友们宣告：“哥们，你们尽情地玩吧，该叫小姐的，别坐着不动啊。我刚跟我老婆打过电话了，我今天不回家了，好好陪陪你们乐乐!”
那时候我就深刻地体会到，世人皆醉我独醒是怎样的一种悲哀了。真还不如也和他们一样的醉了算了。看着裴俊和那群人一起张牙舞爪的样子，我很想哭一场。但是，我没有哭的理由，而且，没有真心看我哭的观众。——我从两岁起就知道哭是应该被派上很功利的用场的，否则，就是浪费。
所以，那天夜晚——没有泪水来稀释我的悲伤。
我一个呆呆地坐在卧室的床上。我的背景音乐就是裴俊他们那一群人的山呼海啸。我在这样的呕呀啁哳之中想念着又回到了度假村的亚历山大·周——几个小时前从我面前离开的他和几个小时后在我面前表演的裴俊形成巨大反差，我无法不去想着周的那种绅士气质，那种涵蓄的笑容，那种只有掌心那么大一点、却能淹没你的身心的温暖。
后来，裴俊吐了，吐得晕天黑地的。我忍着不断反胃的恶心，在屋里一点点帮他清理着污秽。等我收拾停当、人群散去、裴俊入睡的时候，天都亮了。
——那是新的一天，新年的第一天。我的视线沿着一点点渗入房间的新鲜阳光，开始审视着新年中的我的一切，我的这个“家”，这个男人，和在这个家和这个男人身边我快要不认识了的自己。看着裴俊的睡态，像个孩子。我就像端详一尊人体雕塑一样看着他的身体，然后，拧了一把热毛巾，给他擦脸，就像擦拭自己一件心爱的家具那样。我触及他的时候，他本能的一惊，充满血丝的眼睛猛然睁开，那么警觉和敌视地看着我。当他分辨出面对的只是我的时候，他又坦然地闭上了眼睛，迷迷糊糊地说：“宝贝，别打搅我，让我睡一下，我很累了。”
我也累呀。
拿着热毛巾退到床下，我把刚擦过他的脸的毛巾贴在自己的脸上。毛巾上满是他的味道——那种毛糙的、慵懒的、烟酒混杂的男人的味道。一下子，我的眼泪不请自来地就加入到了它们中间。我想，那些味道也是需要有个伴来陪的吧。
去洗手间洗毛巾的时候，突然就有一腔热流汹涌澎湃地从我嘴里涌了出来，像泄洪一样，让我一点准备也没有。我一边吐一边想，我怎么可以在刚才忍住那么浓烈的呕吐物的恶心，却在现在空气已经清新了的时候，肠胃重新就翻江倒海起来呢？
人总是在心情彻底受伤之后，器官才真正变得脆弱。每个人都是会自虐的，在他的心理还能承受住的时候。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我已经怀孕了。
新年的第一天，我收到的第一个手机短信来自周。当我听到有短信消息的时候，我就盼望，这个呼叫和周有关。
这也算一种灵犀吧。
周只是用英语写了个“HappyNewYear.”——这就足够了。我只要知道被他惦记就好。
有些纠缠，尽管会必然伴有疼痛，但也比错过一生要让人以为值得。——从开始到后来，不论我们的关系是什么一种状态，周和我的联系总是这么简单和公式化，他的很多关切来得就像一个商务通的记录，他只是用有他落款的、最普通的问候来提醒我，又到了一个什么节日，或者说又需要什么一种纪念。他的这种提醒也不多，一年中在新年、春节、我的生日的时候有这么几次——在女人越来越想忘却自己的年岁的时候，他的那几句新年快乐或者是生日快乐的平常祝福，无异于让我正视自己的苍白和衰老，就如同一种为了忘却的纪念。不管我怎么看待他的这些作为，他就这么我行我素，而且坚持不懈。算起来，也有七八年的时间了吧。长久了，即使是平淡的东西，也显得难能可贵了。
他曾经给我解释说这样做给彼此都省却了很多麻烦。只要心里懂得就行了。世界这么大，我们自己的快乐和别人无关。
他说，我们要了，我们快乐，但我们不要伤害别人的快乐；因为，我们每制造一种新的快乐的存在，并不是为了去实现另外一种破坏，——我们不要让自己和身边的人都生活得很重。
于是，即便是这样“轻”的联系，周也是格外谨慎，比如，每次他在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他都要问一句：“你现在说话方便吗？”我要是回答说：“你有什么事情吗？”他就会公事公办地说：“我是亚历山大，你方便的时候给所里回个电话”，说完后马上收线。要是我的回答是很轻松地说“方便呀，你说呀”，他就会告诉我说他想请我吃饭或者是想问候我一下。就是这样的对话，他也一定会在五句之内就结束。如果说不说废话是他的职业习惯的话，那么，不说不合适的话，就是他的教养使然。他就像那种diet的可乐，也甜，但你的味觉辨不出这种甜的深浅。
我以为这种甜可以持久，但是我忘了，只要是可乐，里面就有咖啡因。
看上去，周比任何人都更爱惜我们各自生活的外包装，但是事实呢？事关我们的核心内容呢？
——我不知道。
我真的能够分清爱与戏的距离吗？
——我不知道。
有些花，永远不可能盆栽，比如烟花。
周是个不一般的男人，而我们的生活中，更多滋生的是那些俗常和琐碎的男人，就好像我办公室里对面的那个男同事，我曾经戏言他是佐藤的兄弟，叫折腾。我所见证的他的生活，就是不断地被折腾和折磨。他被女朋友的监控电话搅得魂不守舍，有时为了不影响工作，他索性开机时拔掉电池，那样她将会听到“你所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然后再听见他无休止地解释：开会啦，谈事情啦，在给手机充电啦，在给自己充电啦……这样的理由不是被唾沫星子淹死就是被对方的咒语砸死：骗子，你在寻花问柳吧，你在招惹是非吧，你在聊天吹牛吧……男同事很没脾气地说：“不是我不告诉你，我是为你好——你不知道结果也许很郁闷，知道了结果也许更痛苦!”
他们几时才能修炼到周的那种老到？一如鲍勃·迪伦在那首《答案在风中飘》的歌中唱道的那样：“Howmanyroadsmustamanwalkdown，beforewecalledhimaman(一个人要走过多少路，他才能叫做男人)？”
而我，更期待这样的爱人，他能有马丁·路德·金博士的那样一种勇气，领着浩浩荡荡的队伍朝前挺进，他用一句简单的话语来震撼所有的人，他说：“Ihaveadream.”
——可是，真的被唤做是“男人”的男人，他还能够有梦想吗？
几年以后，我和亚历山大·周聊到现在年轻人的爱情的时候，我告诉他，我认识的一个女孩子，她男朋友Albert利用圣诞节的假期，坐20多个小时的飞机，专程从加拿大到澳大利亚来看她，为了多一些时间陪她。Albert在澳大利亚逗留的一个星期的时间中，什么风景名胜都没有去看，什么商店也没有去逛。他是轻轻淡淡地一个背包来的，又是轻轻淡淡地一个背包走的。我和那个女孩子一起到机场去送他，感觉很凄凉。
周听完，只是一笑，说：“当年，我也是这么可圈可点、五湖四海找爱情的，现在没有那个精力了，不是小年轻了。”
我又问他说：“为什么在你那么年轻的时候我没有遇见你？”
周回答说：“要是那时候你认识我，你也不会希罕我的。就像我那时候隔山隔海地去找的那些爱情，人家不也是挥挥手和我说拜拜了？”
是啊，你要想坐享其成的话，你必然就享受不到那些只属于年轻人的技巧、花样和幸福。
我问他：“到了现在，你是不是觉得你是丢了芝麻捡了西瓜？”
他说：“不能这么说，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幸福既不是芝麻，也不是西瓜。”
那么，幸福是什么？就是在寻找的过程和彼此错过的遗憾中酿制的苦酒吗？让你在苦中慢慢品出乐来，然后，我们在未来的苦中作乐。是这样的吗？
但是，倘若你真的可以和他站在同样的年轻上，你们就一定快乐吗？
我们不能因为看到有人吃到第七个包子的时候饱得不行就以为只有第七个包子是最管饱的。谁也不可能直接吃到第七个包子。这就是成长，没有人例外。我们的成长中，不是我们被别人调教就是别人调教我们。没有另外的选择。
多年以后，我读到法国女作家爱迪特·布朗在《欲望和男人》中的一段话时很受启迪，她说：“已婚男人通常像带刺的玫瑰，让女人进退两难。跟他结婚？不可能，重婚可是犯法的；离他远去？不可行，因为他又拥有单身男子所不具备的魅力。所以，最聪明的选择是把他们借来用用，然后，好借好还。”
我不是这么一个举重若轻的女人，我做不到。
所以，在和周的问题上，我只能选择逃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