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的远处，水是那么蓝，像最美丽的矢车菊花瓣，

同时又是那么清，像最明亮的玻璃。

然而它是很深很深，深得任何锚链都达不到底。没有人逼我去移民。

我是自己愿意的。

隔山隔水跑到大洋洲这个岛屿上来，就是想逃避我的过去。可以把这里视为一个孤岛，但我更愿意把它想成我的一个桃源。

时下，容纳情感的容器太多了，我们不能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过去的爱情只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方面，不论我们是否抓牢或者有可能永远把握，它都远不是生活的全部。

有人说，整个人类可以分成两个民族：布依(不依)族和满族(满足)。像我当年那样的女孩子，懂得满足的可真是不多。不依不饶地，总是要找人讨问说要更多的东西。我现在反省说我对我和裴俊的感情没有珍惜，不是说我没有珍惜裴俊。我珍惜他的身家，珍惜他的地位，珍惜他对我的宠爱——所有这些珍惜不过就是为了让我可以一直附丽着他，依赖着他。

那其实已经不是爱了。

可我不能这么“依赖”一辈子呀。何况我还这么年轻。

我曾经探询过裴俊的口气，问他愿不愿意我再去读个研究生。裴俊当时就笑着否定说，我要找个老婆又不是要找个学者!你要知道做一个好的学生和将来做一个好的学者完全是两回事情。现代社会，“知道分子”比知识分子吃香。

他说：“你可以去学学钢琴呀，家政呀，学学英语也行，就别学着做什么研究了。学出来跟个古董似的，说什么都引经据典，那还有点女人味吗？我可不想天天把一个搜索引擎抱在怀里。”

我说好。

于是我就跑到“新东方”不败叔叔的阵营里想杀出一条血路来，看看我在25岁的高龄上和DD、MM们一起，能不能重新被恢复成一台考试机器。谁知像我这样还没有被逼到绝境、非出国不可的人根本跟不上不败叔叔课程的进度。背“红宝书”能治疗我因长期无聊而导致的失眠，做题能做得让我恐惧桌椅，没上两次课我就要咯血了……

我坚决地打了退堂鼓。

难怪金庸同志创造的《葵花宝典》在扉页上要交代“欲念神功，必先自宫”这样的警示。

不抱着自残的心态，怎么可能成为“新东方”不败叔叔的骄人弟子呢？

我毅然地做了逃兵，一点也不留念还没有消费完的后面的学费。

到现在，我还记得“新东方”的经典校训，说是——在遥远的非洲草原上，一只狮子在想，明天早上我一定要抓住一只跑得最快的羚羊；一只羚羊则在想，明天早上我一定要逃过一只跑的最快的狮子。第二天早上，无论是狮子、还是羚羊第一件事就是——奔跑!我相信每一个去新东方朝圣的学生都会铭记它的。这是我在新东方最大的收获。

但是，我把它讲给童超听的时候，童超很不以为然地说：“新东方只教会了你们漫无目的奔跑，可奔跑背后的规则有几个人知道哪？即使是跑得最快的羚羊也最终摆脱不掉被狮子吃掉的命运，对吧？中国的考试体系培养了太多的缺头脑、少智慧的羚羊。他们的奔跑除了给像新东方这样的组织带来滚滚金元之外，没有任何价值，最终还是要被狮子吃掉。”

我知道童超有童超的道理。也许经商到了一定的境界之后都有不俗的见解吧。

童超很认真地教育我说:“亏你还是在名牌大学受过正规训练的知识分子，不出来为社会尽尽绵薄之力，只知道猫在家里学习享乐主义，你呀，迟早也是会被狮子吃掉的。”

我轻笑说：“要是我出来做国家栋梁，你这等庸才摆哪里去啊？到时候你们又要嚷嚷道，你殷拂不做会饿死啊，干嘛出来抢哥们饭碗？”

话虽这么说，但我真的有些想法了。或许，我应该到商界混一混？不定我就成了第二个吴士宏呢？

这年代的人，就是不能有雄心。随便一个什么场合的什么契机，说不定就激起了豪情万丈。这些胆气雄心什么的总是比实际的现实机会要多出几十万倍的。

这样想着，我就跟裴俊商量说能不能到他的公司里头做点事情。裴俊很果断地就抵制了我的试探。他说不能坏了规矩。他宁可养着我，也不要以工作的名义天天在公司里见到我。那是对工作和感情的双重折磨。

我问他：“你让我到北京来就是为了使我每天在你的宅子里无所事事吗？”

裴俊说：“你可以写东西呀，你不是要当专业作家吗？条件这么好你还抱怨什么？你用电脑好好写啊，我一直觉得你就适合当一个作家呀。”

我反驳他说：“现在是什么时代了，你还让我去做作家梦啊？从前，作家用毛笔写作，文字既洗练又好看；后来用钢笔来写，文字就有些唠叨了；发展到用圆珠笔，作家们都是废话连篇；现在电脑普及了，字里行间谁都能找到相同软件的味道。我不是不想当专业作家了，才到电台当主持人，之后才认识你的嘛？我要是铁了心当专业作家了，你就拔不到我这根葱了。”

裴俊说：“那你可以再去找个工作，你想每天去挤挤地铁闻闻劳动人民的臭汗味道也行。挣不挣钱没有关系，就是让你别闲着给我惹事情。”

于是，我选择了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当文秘。工作的性质陌生，上班的环境陌生，同事的面孔陌生——但我喜欢。我喜欢这种陌生到熟悉的过程。我这种有惰性的人，你必须每天有新鲜的东西刺激我才能保证我不在定式中“差它岁月”。而且，我的精神领袖——比如Coco·香奈尔——她就教导我说，“想要成为无可取代的人，就必须经常标新立异”，那段时间，我就常常拿它来激励我自己。女孩子在年轻的时候想傍大款没有错，残酷的社会现实教你就要学会走这种一劳永逸的捷径。现在的这个“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雌雄”的时代里，有心计的女孩子什么都明白，她们在傍大款的时候，早就懂得了，怎么去拒绝假大款、警惕坏大款和抓牢好大款。一定要说有什么要害怕的话，怕就怕还有些贪心，还想在衣食无忧之外要一些别的东西，以为那样才有自己的社会地位，才对得起自己曾经也是在名牌大学混过的历史。这种做不来烈女、又天天梦想着头顶一个贞节牌坊的做法最终只会是鸡飞蛋打，倒不如像舒淇在电影《千禧曼波》说得坦白——“我的户头里还有五十万，等花完了，我就离开他。”

我最清楚自己亲手制造的一些个爱情赝品最后的命运是什么，这也是所有赝品的共同命运。你可以模仿和假装，并从中获取利益，但是你无法逃脱命运的总结局：那时候最痛苦的不是购买者，而是你这个制造者。他至少还享受了过程的乐趣，他的痛苦只在最后真相澄清时的刹那。而你的痛苦却贯穿始终，从一开始，你就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廉价，虽然你以看似高昂的价格出手，但是，透支的和当掉的，远比这个价格要巨大得多!而且，还有什么是你可以信任或者说你值得别人去信任的呢？没有了。赝品即使在从前具备精品的品质，但当它一定要冠以一个虽高大但虚伪的名称的时候，它就注定了会有假象中的昂贵和真相中的轻薄。落差是你在制造它的时候就必然存在的——在这个落差中你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赝品。

——不要说开始你不知情。

我现在咀嚼这些曾经就是为了不再因为不堪和难堪而再去拒绝这些曾经。让自己从清醒的糊涂中提炼出永远都明晰的一些东西，比如客观，比如客观之上的无情，比如无情之中的宽容。

我在那家律师事务所的工作所只做了半年。那是我最有职业状态的半年。对于不知内情的人，我以陈述我那半年的履历为荣。

那半年的时间里，如果我不在单位，就肯定是在去单位的路上、或者在为与工作有关的事情奔波；工作不是我的负担，而是可以呆在单位的借口。

那时候的每周我都是那么轻易而情愿地在单位里装满100多个小时的生命，痴迷着每天拥挤在单位的走廊上互相碰撞肩膀的感觉，沉醉于每天从早饭、午饭、晚饭甚至夜宵都在和一种想象的成就感在一起分享的感觉。单位里没有真的假的感情霸占着我不成熟的心，也没有铺天盖地的广告污染眼睛，我说那里是惟一适合生命缓慢、自然、健康生长的乐园。

我从来不觉得我的那些同事是我的对手，他们本不和我在一个社会经济阶层里较量，因为他们总痛苦着为什么自己的全部存款总是那么骨感苗条；但我把他们当成是一起逃离社会的难友，单位是透明的雕牌香皂，洗掉一天十几个清醒的小时，也洗掉一天十几个小时的社会小人物的痛苦——谁都有各种压力和痛苦一大把，相互理解就像理解自己一般的容易。

那半年的时间,我变得不再害怕天黑.我开始害怕假日。每一个节假日，我一如没有吸过血的苍白的行尸走肉，飘荡在癫狂的人群周围，坐着、站着、想着、看着，找不到一个让自己心情舒服的姿势。生活的复杂不如单位的简单，生命的沉重不如工作的轻松。长久一点的假期，对我而言就好比监狱生活一般，我天天在门口等待释放回上班的日子。

我对单位的依恋当然和单位里的某一个人有关。

我工作的地方是一个世界知名律师事务所的中国办事处，主要是从事商务律师的工作，帮助一些要在中国大陆投资的大型外资机构做好各类法律文件，协助他们在中国开拓市场；同时，也帮助一些有实力的机构来打一些维权、反倾销一类的商业官司。我们的首席律师亚历山大·周是个外籍华人，是那种在国外混了很多年、赶早回来中国成功抢滩的超级海归；也就是那种被外国人还当做是中国人、但中国已经不承认他是中国人的假洋鬼子——周是我所遇见的最聪明、也最勤奋的人，把他放在世界上哪个角落，以他的智商和情商，他都绝对是那种人精和人尖一类的人物。他天生就属于那种要抖落出来，你也必然要为他喝彩的人物。在我和我的同事们看来，周的身上，到处长满了让你赞誉的理由。

亚历山大·周是这个国际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在律师界也是一个呼风唤雨的人物了。他的收费标准高得惊人。我记得我在他那里工作的时候他的标底是一小时收费250美金，时至今日，据说已经冲破500美金一小时了。对他来说，沉默是金的道理肯定行不通，他只要不沉默，他就有得金子赚。即便如此，来聘请他的人还是络绎不绝。他的名气和名声成为我们所有为他工作过的人的骄傲。这种后遗症一直延续到我到澳洲来。我到澳洲的第一个housemate是个学法律的中国留学生，我听她说她从中国惟一带出来的一本工具书就是亚历山大·周用英文编著的中国法典，那简直就是她的护身符。我告诉她说我和这个周先生很熟，现在还是很好的朋友。我那个housemate从此对我就特别恭敬，好像因为我熟识了亚历山大·周于是我也就变成了一个他那个层次上的人物一样。我的housemate说，要是有那么一次机会她能够和亚历山大·周同志一起吃顿饭、能听听他对她亲口讲讲话，她会睡着了也笑醒了。我说是吗，你对他那有如滔滔江水绵延不绝的景仰之情我一定如实转达。我那个懒得出奇的housemate当下就应允说，那我今天下厨给你做饭去。

说真的，我运气挺好的，总是能够认识一些精英类的旗帜人物，比如亚历山大·周，比如裴俊，比如童超，比如韩飒。就连那个配合了我的早恋的韩飒后来也成为了一种有代表性的社会符号，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只能说虽然我本人平庸，但我有不平庸的分辨力，总能在人群中找出一些个日后能迅速升值的原始股，然后先期把握在手，或者还参与一些前期炒作一类的工作。但是，我的幸运

有限，我总是在等不到他们飙升到最好的行情的时候，就提前失却了他们。

在那家律师事务所里，最开始分配给我的任务是做一些资料整理的工作，就是把国内的一些不断更新的政策法规检索出来，把每天发生和正在进展的一些诉讼案件的进展整理出来，并做一些简单的归纳工作，以备其他律师检索。那时候的互联网还没有发展到现在这么既包罗万象又系统专业，我做的这些看似原始的剪刀工作在这个前沿的律师机构里还是很必须的。我不是亚历山大·周的个人秘书，是整个办事处的文秘。由于我在法学方面的无知，我做这项看上去很简单的工作时很有些吃力。周律师都能感觉到我的勉为其难。

我上班一周后，周律师以大老板的身份亲自和我谈了一次。按照他当时250美金的时薪计算，他和我的这次谈话要超过一千美金了。

他当然没有叫我付费，最后的结果是他还请我吃了顿我喜欢的海鲜。

我不记得当时周律师和我怎么谈工作的，总之，说着说着，工作就不是我们的话题了。也不知道我们是用什么方式、从哪个岔口上开始跑题的。

我是一个可以焕发别人倾诉欲的人吗?

我不确定，但我相信我的这张脸上除了年轻和好看以外，还有值得被信任和欣赏，至少我给人最初的印象是这样的。

周律师给我讲起了他的童年。

他说，小时候，他们家很穷。和很多农村家庭一样，他们要用旧报纸来糊墙。他爸爸是村长，所以他们家能享受一些特殊的待遇，比如，就可以用有些颜色和图案的招贴画来糊墙。在他们家的墙上，有一幅画——一个穿着白衬衣、蓝裤子的少先队员在天安门广场向着国旗敬礼——他特别喜欢这幅画。这画里面，有他的许多的梦想——他想去北京。他希望自己能像画中的小学生一样有那么一身光鲜漂亮的新衣服。后来，他参加了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第一届高考，如愿以偿地上了P大学，18岁的时候打着背包生平第一次坐火车到了北京。再后来，他被公派出国留学，……直到今天，他最偏爱的服装颜色依然是白色和蓝色，因为他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在天安门广场敬礼的画中的男生和那个在画前面做梦的小小的乡下男生。

他说，以前，他很努力，他就是想把自己做成他们家族的骄傲。到现在，他忙忙碌碌的，就是惯性了。

他说：“我知道没有了我，地球照样转。但是到现在，我还知道，要是没有了我，一些人肯定过得没有现在好。我希望依赖我的人多一些，这样在我离开他们的时候，记得我的人也就多一些。”

我很耐心地听着，就像当年我在电台做主持人的时候那样耐心地听每一个听众的电话一样。裴俊说过，我不说话的时候很迷人。我相信他没有骗我。我还相信他的话能代表很多认识我的男人的看法。

周律师用了几个小时和我这么无边无际地聊。他愿意说，我也愿意听。每个人都有窥探别人隐私的心，何况是像周律师这么成功又这么神秘的人呢？何况周律师还是我的老板呢？

吃完晚饭，周律师说他叫司机来先送我回家。周自己是不开车的，他有司机。

我说不用了，我自己开车。

周律师一惊，说，小丫头很神气，自己有车呀。

我说，也没什么了，一个月薪3000块钱人民币的女孩子，开的肯定不是她自己买的车。

周律师看了我一眼，问：“你怎么这么坦白？”

我说：“您都跟我坦白一个下午了，我说一句实话还不行呀？”

周律师说：“我看你不适合当秘书。你倒是像我老板。”

我很自然地条件反射问道：“怎么了？您要炒我鱿鱼了吗？”

周律师说：“你都知道我那么多陈年旧事了，我要是现在炒了你，你跑到外面把我滥说一气怎么办？”

我说：“您是律师呀，要是我造谣生事您可以起诉我呀。”

周律师笑笑说：“你那么敬业，今天还加了班，我干嘛要炒你？”

我马上说：“谢谢您的夸奖。原来这样也算加班啊。我想可能大家都愿意加这样的班。是不是还有加班费啊？”

周说：“不是才请你吃饭了吗？”

我赶紧说：“那我可以要求送您一程吗？”

——我和周律师之间，就这么毕恭毕敬地超越了一个下属对老板的敬畏。

周律师住在京郊的某一个花园别墅里。

北京出城的夜路有些黑，隔很远很远才有一盏路灯。

坐在裴俊送我的那辆Honda车上，我专注地驾着车，周律师坐在我旁边。

我把手放在车档上。

后来，周的手覆盖着我的手。

我不敢动。

换档的时候，我的手微微地用一点力，就能感到一种很真实的温度从他指间传过来。

我的右手就这么必然地被他握住了。

我怀念被他的掌心包围的那种温暖。这种方式，没有其他的人给过我。

后来，我到了澳洲。澳洲是右方向盘驾驶，我用了很长时间才适应用左手换档。我知道，没有人会再像亚历山大·周那样危险地握住我要随时换档的手了。我知道，即便是有，也不会再有人握住我的右手了。

右手是留给我回忆他用的——尽管对于我的生活来说，他，什么也不是。

我把周送到了家的时候，他又说他不放心我一个人开车走夜路回家，于是，他就又陪着我开车回了城里。这好像是现代版的十八相送，送来送去，除了送出些感觉来，让心累点，身体的其他部分都还比较舒适。我不知道北京每天必然要堵塞的车流中有多少是这种温情的奔驰——这个城市可能不需要它们，但我们的贪婪，需要它们。

回来的路上，周把他的双手交叉着插在他的腋下，很端正地坐着，就像一个很本分的乘客，一点也不再影响我。

一路上，我们什么都没有说。也许我们都是在等待对方先说一些什么一样。

偶尔，我用我的余光看他，我想看得确切些，想看看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男人就这么轻易地把这样一个夜晚、这样一段路程弄得这样的暧昧。

车窗紧闭，我们彼此呼吸着对方的呼吸。不知道一种空气从一个人的胸腔里旋转之后再进入另一个人的胸腔，是不是也把她或者是他的胸腔里的一些东西给传递了过去，让他们血液里涌动的氧气中都是对方不曾启齿的声音？

快到我家的时候，他提前下了车。他很懂得一些做人处世的基本规则，不给我带来任何潜在的麻烦。

我把车停在路边。看他打了一辆出租车。

周上车以后摇下车窗跟我招了招手，我隐约看见他的嘴唇蠕动了几下。夜太黑，我不能分辨他的嘴型到底是想和我说什么。但我猜测那些音节——它们一定和我们还不敢从容面对的爱情有关。

不然，他为什么坐在我身边的时候不说？

不然，他为什么不敢大声地来说？

不然，他为什么这么谨小慎微、却也一定要说？

从那天之后，我的工作性质就开始了转变。我不再是整个办事处的文秘了。我只对周律师个人工作。周律师身边已经有四个专业助手了，我的加入，明显有些多余和不伦不类。周分给我的新任务是，为这个律师事务所刚成立3年的中国办事处整理一个历史备忘录和宣传图籍出来。在那个时候，这个工作是很有必要的；还有，这个工作是很适合我来做的。

周为我找到了新的定位。

我总是给老板做这种看上去很重要的闲差。

我相信他是懂我并且惜我的。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和周律师依然保持着很正常的上司和雇员的关系。我们几乎没有单独相处的时间，也不创造独处的机会。就好像那天下午到夜晚发生的一切是不存在的一样。律师绝对是保密的冠军。他们对别人尚且如此，何况是对自己呢？

除了空闲时间他找我去他办公室，给我做一些关于这个事物所的情况介绍以外，我甚至都不一定可以每天上班见到他。有时候下班了，我们偶尔能在车库里遇见，这时他才会开个玩笑说：“你什么时候换个保时捷呢？”或者是：“要不，把你的车充公，我们每个月多付你一些工资就只当是租车的费用吧。”玩笑开过，大家也就点头说再见。他坐在司机给他开的车的后座上，拿出的就是老板的派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