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那天晚上为了打一个电话而跑了很远的路，我们不得不跑那么远，因为高速公路上的电话亭十分稀少，它们至少要隔上一两公里才有一个，而凑巧我们碰上的电话又是坏了的。
我们的车坏在了高速公路上，具体说不是我的车，而是梁峥和陈晓雯夫妇的车，那是一辆进口的本田雅阁，他们买下它已经有三年时间了。
我碰上他们十分凑巧，当时我为了策划一个电视剧而在京信大厦的咖啡厅里和制片人聊天，结果就看见他们了。
梁峥比我大几岁，但他已经是一所大学文科系的教授了，而他的妻子陈晓雯，则是北京女界一个十分有名的律师。凑巧的是梁峥也认识我的制片人，我们互相打了一个招呼。看上去他们夫妇有些疲倦，显然他们还有些心事。我知道陈晓雯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就在这幢大厦的某一层。他们正打算回家去。我刚好和他们住在一个社区里，那时候我还没有买车。我说我可以搭你们的车吗?
“当然可以，今天的雾很大，社区班车不会太顺利。”梁峥说，“咱们走吧。”
的确是这样，一个小时一趟的班车已经紊乱了，一定是路上出了不少
车祸，能搭他们的车我感到轻松。我们和制片人打了个招呼，然后我们，我和梁峥、陈晓雯夫妇一起走了出去。
“在谈一部什么戏?”梁峥偏着脸问我，然后按动车内的电动车窗，把窗户开了一个小缝。这一回是陈晓雯开车，这是一个精明强干而又很丰满的女人，我想她一定比梁峥更喜欢掌握着方向盘。
我坐在后座，我对前面右侧座位上的梁峥说：“一部偶像剧，特别无聊，我想挣那笔钱，因为他们的投资早到位了。”
“啊，偶像剧，我都很爱看，什么时候上演，给我说一声。”陈晓雯把车子开出停车场时说。
“我已经拿到编剧的钱了，两个月后可能就会开拍了。”这时我才想起来，梁峥其实这几年也在参与影视策划，他给电视台策划了不少节目，而且我听另一个导演说他也策划了一台电视连续剧，是关于互联网的。梁峥即使三十多岁就当上了正教授，但他在大学里却只能拿到一两千元钱，肯定不到他妻子当律师挣的钱的十分之一，为此我猜想他一定有内心的压力促使他去挣钱。我知道没有一个挣钱多的女人会由此感到平衡，即使她嫁的是苏格拉底，她照样也会把他赶出门去挣钱。因此，大学教授梁峥教课之余去策划影视也是十分正常的了。
我和他认识好几年了，但在社区里碰见他则是最近的事。那天我陪一个来看我的朋友在社区里遛弯儿，看见有一幢带花园的底层楼前有人在弄烧烤，而我对烧烤又很敏感，我闻到了孜然的浓烈的香味，然后我就看到了正在烧烤的满头大汗的梁峥。
我们打了一个招呼，我自告奋勇帮他烤肉。我的烤肉技术不错，把肉烤得十分焦黄鲜嫩，因此获得了可以一同进餐的邀请。
梁峥和陈晓雯买下的这套房子有一百六十平方米，
客厅很大，餐厅是独立的，
装修得十分气派。但恕我直言，这一套更像是律师的房子，而不像是一座大学教授的屋子。当然我没有说出这样的感觉，我们一起吃了一顿有烛光的烤肉晚餐。
那天我见到了他们的儿子，一个已经上初中的小家伙。那是一个机灵鬼，整个晚餐期间他都在捣蛋，在几个屋子之间来回乱跑，一刻也不消停，然后我听到梁峥的一声断喝：“你再调皮捣蛋，我就要把你送到外国去读书了!”
很多中国人最近几年都在忙着把自己上中学、甚至是上小学的孩子送出国去读书。在他们的车里坐着，我想起来最近在北京举办的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教育展上，人多得吓人。我记得还看见了梁峥和陈晓雯夫妇的身影，当时他们一个人拿一大包资料穿行在人群当中，只一晃就不见踪影了。
我想那时候他们就已开始谋划着把儿子送出国去念书的事儿了。
那天雾很大，能见度很低，从汽车收音机里我听到机场航班全部延误的消息，但我还听到了他们在谈论他们的儿子。
“那所学校出过不少英国的财政大臣和部长，还出过一个首相呢。那所中学在英国算是一所老牌名校了。”陈晓雯压低声音说。
“可他不想去。我看还是让他念完高中再说吧。出国读大学最好了。”梁峥说。
窗外高速公路上的雾大极了，被风一吹一阵阵漫卷过来，妖气十足，所有的车都打着紧急灯，黄色灯光一闪一闪，显得情况紧急。我注视着前面一辆汽车那一闪一闪的尾灯，突然决定就这个话题和他们聊一聊。
“我有一个朋友，两年前送他们的儿子去英国读中学，最近一个假期儿子回来，有一件事让他爸、也就是我的朋友吃了一惊。”
“为什么?”梁峥急切地问。
“我这个朋友的儿子读高二，在他爸为他准备行李时，他对他爸说，‘爸，还少一样东西。’他爸很纳闷，‘什么都不会少，儿子，还少了什么?’他儿子说，‘就是少了一样东西。’你们猜少了一样什么?”
“也许是他爱吃的东西?”陈晓雯说。
“我猜到了。”梁峥十分肯定地说。
“你真猜到了?”我怀疑地问，“那你说是什么?”
“是吉他。中国男孩爱弹吉他。”
“带吉他去英国?他疯了吗?不会是吉他。”陈晓雯反驳道。
“是
避孕套。他儿子说在英国学校里都发的，所以这一次回国他要带中国避孕套回去叫他的同学看一看。于是我的这个朋友就给他的儿子买了两盒。他的儿子一看还不满意。”我说。
“不满意什么?那东西有烂了的?”梁峥笑了。
“不，而是颜色单一。他儿子说在英国他们发有七种颜色的那种，每星期有七天，所以有七种颜色一盒的避孕套。这话让我这个朋友大吃一惊，看着他儿子恨不得打他一耳光。”
“绝对不能打孩子。”陈晓雯说。
“有时候就得打，不打不成材。”梁峥说。
“问题不在于打不打，关键在于我这个朋友意识到他把孩子送出去，已经有了不好的结果，他和儿子已有了不能沟通的东西。所以后来他常对我说，不该把孩子那么早就送到外国去。”
“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在英国他儿子是否用了学校发的避孕套。”梁峥说。
“如果是女儿那么对我说，我一定会受不了的。”陈晓雯说。
“一般都是男孩准备避孕套，这你不懂。”梁峥擦了擦窗玻璃上的雾气说。
“他们是孩子上初三时送去的，现在，我的朋友害怕会失去他们的儿子。”
“怎么会呢?不就是学校发了那个吗?在北京不少大学校园里也放了自动售卖机呢。那是为了防病。我看你这个朋友不用太害怕，儿子早点儿成熟没什么大不了的。”陈晓雯说。
大家沉默了。
高速公路上的雾似乎比刚才更大了。现在那些雾并不是随着风一阵阵漫卷，而是已经弥漫成了一大片。我们的车子在腾云驾雾。我们根本看不见任何东西，现在我们连其他车子的一闪一闪的紧急灯都快看不见了。
“我还有一个朋友，他把他的女儿在上小学一年级时就送到了美国，前一段时间他们去了美国，与女儿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不许女儿交白人男朋友?”梁峥先入为主地问。
“不，不是。我的朋友的女儿已经十八岁了，所以尽管她还在上高中，但有一个周末，她决定和她的男朋友——我不知道是白人还是黄种人——去外地旅游度假，要两天才回来，我的朋友坚决不让她去。”
“应该让她去才对，我要是那样，就会让她去。”梁峥说。
“可我们的是儿子，是女儿我是不同意她在结婚前在外面过夜的。”陈晓雯说。
在大雾之中，车速明显慢了下来，尽管是在高速公路上，我们的车和其他的车都像蜗牛在爬行。
“后来呢?”梁峥问我。
“后来他女儿没有去成，但是她去警察局把我的朋友夫妇给告了，然后警察就来了。”
“把他们抓走了?”梁峥冒失地问。
“怎么可能呢?不会抓人，可能会罚款。”陈晓雯突然明白了，她是律师，谈美国时她当然会从法律角度看问题。
“是罚了款，而且警察告诫我的朋友，说如果他们的女儿再想和男朋友出去的话，他们最好不要拦着，因为她已经十八岁了。后来我的朋友和他的女儿关系紧张，打也不是，骂也不是，管也不是，总之产生了严重的隔阂。他们意识到他们把女儿送美国送得早了点儿，因为他们的女儿实际上已经变成了美国人。”
我的故事使得他们再度陷入了沉默。我猜想他们一定在想，假如把儿子送出国，他会变成那些孩子吗?他们会失去自己的孩子吗?我想我触动了他们内心最敏感、也最让这一对夫妻紧张的话题。也许仅仅作为一个搭车者，我今天谈得太多了。
车内的沉默几乎都变成了静默，因为我除了听见汽车自身对大雾天不满而发出的声音之外，没听见有任何人说话，因为我也闭嘴不说了。
“你的朋友们的故事还挺多。”陈晓雯有些不满和嘲弄地说。
这时我又想起来我一个朋友的故事，这件事同样是真的。我一时来了兴致，既然我是一个不识时务者，我为什么不干到底?
“我还有一个朋友也把他的女儿送到了美国，”我停顿了一下，感觉到他们似乎都一下子来了精神，准备再承受一次心理考验了。“我这个朋友的女儿性格很内向，不爱与人打交道，也非常不爱讲话，所以他把她委托给美国纽约一个朋友监护，就让她住在他家里。她倒是一个乖乖女，从不在夜晚出门，也没看见她交什么男朋友，但后来，她出事了。”
“她上几年级?”
“高中二年级。她出事是因为有电脑互联网，你看她的确是一个乖乖女，但她在电脑互联网上认识了一个男人，那个男人于是请求和她见面，她和他在地铁里见了一面，这都是在她的监护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然后，她便和他在网上经常聊天，他就向她发出了第二次邀请。这次是去他家玩儿。”
“她去了吗?”梁峥问。
“去了，她当然去了。然后在那小子家里——他大约比她大十岁，他把她强奸了。”
“真的?”梁峥难以置信地问。
“一个女人受邀去一个男人的住处，这意味着什么?”
“可她还是一个中学生!”陈晓雯提高了自己的声音。
“但也是一个女人。于是他——他当然是有美国观念的美国单身男人，就把她强奸了，尽管她并不愿意。后来，她的监护人发现她情况很不对劲，就问她发生了什么，可她什么也不说。监护人从电脑上偶然发现了她和那个男人交往，才明白了事情的真相，立刻告诉了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是一个很有名的演员，他去了美国，接下来就又发生了一大堆事，他们把那个干坏事的小子给告了，法院判了那个坏小子，我的朋友也被折腾得够戗。然后他把受了挫折的女儿接了回来，他再也不让女儿离开他了。”
我每讲完一个故事在车内就会引发一场令人难堪的沉默，情况再次发生了，但这一次我并不感到紧张，而是有一种击中他们要害和心事的快感。现在让一个大学教授和一个律师感到紧张和头疼的事并不多，我感觉着他们的心理变化，感到很有趣。
“你讲这三个故事的意思是奉劝我们不要把孩子过早地送出国去对不对?”陈晓雯口气生硬地说，“但无论如何，我们已经决定了。”
“咱们再商量一下好不好，他的确太小了，他才十三岁，正是容易学坏的年龄，而且我们谁都不能在他身边，如果把他送出去的话。”梁峥突然对她说，“我们可能会失去他。”
“不，已经决定了。我都开始办了。”
“这事儿咱们再商量商量好不好?老婆，你看儿子这事，他这么小，他，你说，唉，那我……”梁峥不知道该怎么说。这一刻在妻子面前他是软弱的，就像他家的豪华
装修完全是一个律师的风格一样，在这个问题上他也没有多大的发言权。
可问题是，孩子仅仅属于生他的女人吗?
正在这个时候，我们乘坐的汽车突然发出了一阵低吼，仿佛得了老年哮喘，汽车向左边一弯，险些撞上隔离墩。陈晓雯让车减速滑行到紧急停车带，他们夫妇都下车了。
我在车内看到高速公路上的雾更大了，如果说有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那么也一定会有伸手不见五指的白雾。在车内看他们两个人在外面检修，完全像是两个薄薄的影子。
他们后来又坐了进来，这回是梁峥发动汽车，但是汽车发动不着了。他们发动了十几分钟，汽车仍是纹丝不动。
“这车的
发动机坏了。这可是大毛病，我们只好等拖车来。快打电话吧。”
我们三个人都拿出了自己的手机。我的手机有电，但是逾期忘了到银行交费，无法打出，而他们的手机居然全没有电了。我手机的电池规格与他们的又不一样，因此根本无法联系。
现在，我们的车就这样坏在
高速公路上了。我内心暗暗地有些后悔，要是不搭他们的车而是坐社区班车，可能还会更顺利些。
这时候我突然想起来高速公路边的电话亭，它们每隔一两公里就会有一个，橘黄色的求援电话，我们为什么不去打那个电话?
我和梁峥下了车，沿着高速公路的边缘向前走，就走在紧急停车带上。实际上我们一走出来，就被那白雾给吞没了。陈晓雯在车内看车，我们去打救援电话。在高速公路上拦车是没有人理你的，何况是这么一个大雾天，再说人人都怕惹上麻烦，除了去打那我们从来也没打过、只是在飞驶而过偶然掠过视线的高速公路上的电话，我们还会有什么办法?
我们向前走了约五十米，一直沉默的梁峥突然开口说话了：“实际上我一直受不了她，我实在受不了了。”
“你受不了谁?”
“我老婆，现在在车里的我老婆。”
我明白了，但我又问：“为什么?”
“因为她给我带来了很多压力。这么多年都是她给我带来的压力，如果你娶了一个女律师，而凑巧她还很有名，你就知道我说的是怎么回事儿了。这迫使我不得不去赚钱。我是研究元曲的，你知道我写一篇论文、那种研究元曲的论文值多少钱吗?”
“不知道，多少钱?”
“一二百元钱!而这篇论文有时候我要写半个月。我是一个正教授，但我一个月的收入太低了，所以我有很大压力，我实在受不了了……”
我想起来陈晓雯有力地握着方向盘的纤纤素手。“可我一直以为，你搞学术研究，而她为家里挣钱，这样的搭配多好啊!”
“嘻，女人都是自私的，问题正在这里，如果她一个月挣五万而我才挣一千元钱，即使我的学术地位再高也没用。老兄，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女人必须要求你挣得像她一样多。”
“于是你就干上了影视策划?”我想起来梁峥策划的一个叫“欢乐大点兵”的电视娱乐节目，那个玩闹的观众参与性节目简直俗不可耐，我简直不能把它和元曲研究专家梁峥挂上钩。
“是啊，为了挣到那笔可观的策划费。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特征，都得用钱说话的，在婚姻里也是这样。你现在明白了吧，正是因为她挣得多，所以无论房屋
装修还是孩子的教育，这都得由她说了算。我太压抑了，我想出走，我要出走。”
我沉默了，我知道他无处可去，他就算出走了也得乖乖回来，因为陈晓雯已经把他控制住了。我们找到了第一个电话，为此我们已经走了七八百米远了，但那个电话是个坏的。
梁峥拨打了半天，最后愤怒地朝那电话踢了几脚，大骂了几句。我们继续向前走，去寻找下一个电话亭。我知道在马路对面的另一侧还有一个，但谁敢在大雾天冒着生命危险去越过六条快速车道打一个电话?
“你完全可以出国讲学，我知道你在美国杜克大学待过一年的。”
“是啊，我当然可以去讲学，但现在国外这些教职的位子也被填满了，而且都是大陆人去的，他们把那些台湾人都挤跑了，那种竞争太激烈。我觉得这事儿很荒谬，你都想象不到当我成了一个元曲博士后，精通古文和英语但我仍旧靠它挣不了钱的那种荒谬感。我很累，我很烦，就像我们在这么大的雾天还要去打电话一样。”
我们继续朝前走，第二个电话亭也是坏的，梁峥已经愤怒得破口大骂了，而大雾一点儿也没有消散的迹象。我知道梁峥对生活的不如意其实并不是完全来自于他那个能干的妻子，而是来自于他自己。因为这个时代已让人从内部变异了，人人都对他已占有的生活感到不满。就像我，能想象出一个大学教授和女律师的三口之家的有房有车的生活有什么不幸福的吗?
“为了孩子是否应该出国受教育，我们已经吵了两年多了。”梁峥脸色通红，这是我借路灯看到的，他突然恶毒地对我说，“告诉你，我们有一年都没有性生活了，可我们还躺在一张床上，你说这有多么荒谬。这太荒谬了，因为我对她的身体不感兴趣了，我前几天嫖了妓。”说到这儿，他又胆怯、恶毒又快乐地看了我一眼，“我和她就在一片小树林里干了。那才叫刺激，老弟，我实际上反抗着我自己生活中的荒谬!”
我们找到的第三个电话亭仍旧是坏的，这使梁峥的愤怒达到了顶点。我们决定继续找下去，因为我们在
高速公路上已经走了好几公里了，也许我们可以一直走回家去。梁峥仍旧在我耳边讲述他的生活。在这个大雾天里我突然窥视到一对人人羡慕的夫妻生活中的阴暗面，这使我十分不安。我们站在了第四个电话亭跟前，这次是我拨打求援电话，在大雾漫卷中，我耐心地拨下了那个电话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