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广场旁边看见了洪广义。当时我傻愣愣地站在那儿，隔着一条宽阔的马路朝对面望着。马路中间的灌木带上竖着漆成绿色的铁丝网篱，我就是透过网篱看见洪广义的，洪广义站在对面广场翻修工地上，头上戴上着一顶桔红色安全帽。阳光白晃晃的，在他的帽檐下压着一圈阴影，我只能看清他颧骨以下的半张脸。
我凭那半张脸就认出了那是洪广义。我背着蛇皮袋，慢慢地撇到路口上，过街绿灯已经亮了，我跟着许多人一道走过斑马线，来到马路对面。我越走越慢。他背对着我跟几个人在那儿指手划脚。我还听见他在嗬嗬地笑。我就这么一步一步地走近了他。他身边跟着几个跟他一样戴桔红色安全帽的人。我没有看见他的保镖，旁边是一些正在干活的民工，他们手上都拿着锹和镐，还有一把镐锄躺在那儿闲着。这回我一点都不犹豫，我把蛇皮袋放在地上，将那把镐锄拿起来，锄把上粘着干泥，我顺手捡了一角破地砖嘎嘎地刮着，刮得非常粗励非常响亮。
一个民工粗声寡气地喊起来，“那个叫花子，你拿我们的东西干什么？”我没理他，民工的声音更大，“叫花子！你拿我们的镐锄干什么？”
洪广义扭头往这儿看了看，我已经把镐锄举起来了。见我拿着镐锄向他冲过去，他显得很吃惊。我说：“洪广义，还我的钱！”他撒腿就跑。我们之间的距离不到十步，他在前面跑，我举着镐锄在后面追。他身边那几个人跟着我们跑着，旁边干活的民工直起腰看着。我们在工地上绕来绕去，最后有人往我脚下放了根毛竹条把我绊倒了。我趴在地上看着这个放毛竹条的人。我看见他居然是刘昆。
我看见瘦高个刘昆已经变成了大胖子刘昆。
那几个跟着瞎跑的人说：“这是谁呀？”
洪广义说：“一个叫花子，天知道他妈的是谁。”
我说：“我是徐阳啊，洪广义你还我的钱哪，我求你还我的钱还不行吗？”
洪广义笑道：“你们看看，他还冒充徐阳，这不是想钱想疯了吗？”
他叫刘昆把我赶走。刘昆答应一声，一边将那把镐锄扔得远远的，拍拍手，一把扯住我的领子，说：“嘿，走吧你！”我在刘昆手上挣扎着，走了两步，又扭着脖子四处看，大声叫着：“余冬！余冬！”他们都有些困惑地看着我。我是突然想起余冬的，余冬不是在给洪广义开车吗？可他人呢？我连喊几声也没把余冬喊出来。我连余冬的影子都没看见。洪广义厉声说：“刘昆，还不快把他弄走？”我便对洪广义说：“洪广义，你最好把我弄死，否则总有一天，我会弄死你！”刘昆说：“别说了，走吧。”我一把捞起我的蛇皮袋，刘昆还揪住我的衣领不放，走出广场工地，刘昆才松开手，突然对我说：“我知道你是谁。”我没吭声，也没看他，低着头走。过了一会儿，刘昆又开口了，他轻声说：“徐总。”他叫得我一愣。我没想到他还会像以前那样叫我。我问他：“刚才当着洪广义的面，你怎么不说我是谁呢？”他说：“我怎么能说呢？我挣了他的钱呢。”我弄不清他是真是假，是好意还是恶意。我瞥见旁边有一条窄窄的小巷子，便往巷子里一缩，一摇一晃地跑掉了。刘昆说：“哎哎哎，你跑什么呢？”我什么也不说，只是拼命地跑，跑着跑着回头看了看，刘昆站在那儿没动，一堵墙似的。我又继续跑，虽然摇晃得很厉害，但却跑得飞快。
我就那样跑着。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跑。
后来刘昆说他一直在找我。那天我背着蛇皮袋在中山路天桥上歇脚的时候，刘昆把我找到了。刘昆从桥上经过时，桥面发出了沉郁的响声。他看见了我，在我面前站住了，他已经胖得像一座山一样了。他又叫我徐总。他说：“徐总，是你吧？我总算把你找到了。”我没吭声，低着头一动不动地坐着。他用脚尖拨拨我的蛇皮袋，袋子里的瓶子发出了响声。“唉，捡垃圾呀？”过一会儿，他又说，“你为什么不说话呢？我知道你是徐总，我一直在找你，我有事情给你做，你做不做呢？”我还是没有吭声。刘昆笑笑，又说：“如果做的话，你就跟我走吧，怎么说也比捡垃圾强啊。”
我用眼角瞟着刘昆，看见刘昆巳经在下桥了，用铁板焊成的台阶被踩出了沉重的哐咚声。我想了想，咬咬牙，没顾我的蛇皮袋，哐咚哐咚地追了上去，跟在他后面走。我说：“刘昆你别这么尊重我，别叫我徐总，你戏弄我干什么呢？”刘昆说：“怎么说我戏弄你？我不是戏弄你，不叫你徐总，我叫你什么呢？”我说：“长毛。”刘昆笑一笑说：“你要这么说，那我就叫你长毛吧。”
刘昆问我愿不愿意给他画画？我想了想，问他画什么画？刘昆说就像他看过的那一幅，他还举着它在街上走过。他说：“你应该记得的，对吗？”我点点头说：“怎么不记得？记得。”刘昆笑笑说：“那次我对不起你。”我没有接他的话，等着他往下说。刘昆说：“如果你愿意画，人我会给你找。”我说：“画谁呢？”刘昆摇摇头说：“不知道，反正找模特儿吧，找到谁就是谁。”我又问他要画多少？是不是只画一幅？刘昆说：“我有那么多包厢，每个包厢要挂两幅，够你画一阵子的了。”
我想了一会儿，说：“是洪广义的主意吧？”刘昆点点头。我说：“既然这样，我每幅要五百，而且要现钱。”刘昆苦着脸说：“太多了吧徐总？”我说：“跟你说了别叫我徐总，我一个叫花子，想要的就是钱。”
刘昆只好跟我说了实话，他说：“你老是冷不丁地冒出来，洪广义觉得你像个影子似地跟着他，心里不踏实，才想出这个办法，也是要缓和一下矛盾，但你知道他那个人，你要他一幅画出五百，那你还不如杀了他。”我恨恨地说：“那你叫他杀了我。”刘昆笑了笑说，“他有那么傻？会让自己背人命官司？”我说：“可你知道他欠我多少啊？二百四十万！我一幅才要五百，九牛一毛呀！”刘昆说：“你何必呢？你现在这种情况，就别去赌那个气了，万一他横下心来，连这件事都不做了，你拿他有什么办法？真杀了他？杀了他你能得到什么呢？不过出了一口气罢了。你就让我做个和事佬行吗？一幅二百吧，这已经算是放了他的血了。”
我说：“刘昆你这是帮我吗？”刘昆摇摇头，说：“谈不上，我只是在办事，再说你也帮过我，我们一家人都记你的恩。”
刘昆一句话差点把我眼泪都说出来了。
我哽着声音说：“刘昆，我也记你的恩。”
刘昆说：“唉！”
他忽然问我那天怎么喊余冬？我说：“余冬现在还在给他开车吗？”刘昆摇摇头，说：“早被炒了，前些日子听说是跟人家跑长途送货去了，现在也不知去哪儿了，我也很久没见过他了。”
我有点黯然。我说：“你要是见到他，就叫他再去找找他姐姐，你告诉他，他姐姐已经跟那个昏鸦分手了，昏鸦不管她了，她一个人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刘昆点点头，又叹一口气，说：“算了，不说他们了，还是说你自己的事吧，说好了就赶紧动手吧。”
刘昆先给了我一点钱，叫我去租间房子，作点准备，绷一些画框，买点颜料画笔什么的，然后他会把模特儿带到我那儿去。几天以后，我就开始给刘昆画画了。他找的是正儿八经的模特儿，我说你找她们干什么呢？他问我不找她们找谁？我说你随便找些身材过得去的小姐就行了。他说那行吗？我说怎么不行？你只管找来就是。
就像在槐花路一样，我又画那些脱光了衣服的小姐。不过在这儿我没有被囚禁起来，也不用担心别人罚饭，想快就快，想慢就慢。当然，我已经慢不下来了，我习惯了快，我不再沉迷细节，而是粗略地把关系交待清楚就算完事。我知道什么地方要认真，什么地方可以马虎。我画得太多了。我知道该怎么画。没有人能和我相比，我绝对是画这种画的专家。我能准确地捕捉住对象的瞬间变化，我熟透了她们的身体和表情，哪怕最细微的表情我都能抓住它，我甚至能画出她们的心事。我太懂她们了。我闭着眼睛都能画好她们。我的速度绝对是最快的，我不用观察，只要她往那儿一站，衣服一扒，我提笔就画。我也不怎么擦笔，我顾不上。我的笔头总是脏兮兮的，在调色板上东蘸一下西蘸一下，因此画面上的颜色都显得灰浊而细碎，即使是表现明亮或阳光，我的色彩也是脏兮兮的。有时候我干脆使用一些线条，笔触很硬的那种线条，还使用变形和夸张。这都是省时省力的办法。一幅二百，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月的生活。现在钱是最重要的。虽然没有谁管我了，我画得随心所欲，但我却一点也不敢耽搁。不过效果似乎还不错，画中的裸女都很性感，都有一种晦昧的妖媚之气，既恰当地表现了淫荡和欲望，暖昧和挑逗，又表现了凄凉、无奈、无所谓……
但我没有像在槐花路时那样频繁地跟她们上床。首先我舍不得花钱，我好不容易有了两个钱，不能全这么花掉了，其次我也怕再染上性病。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我不会过份地压抑自己，一切都看我的心情。
我一共给他们画了两百多幅。我不但有了钱，还有了一家画店。在给刘昆画画时，我忽然想到要留一手。我被这个想法弄得激动不安，几个夜晚都没睡好觉。我不敢说这个想法就一定会给我带来生路，但我觉得我巳经看见了希望。我因此画得更加勤奋，简直废寝忘食，眼睛都熬红了，布满了血丝，胳膊也酸得抬不起来。我把每个小姐都画了好几幅，有的画了十几幅，我把最不满意的那幅拿给刘昆去交差，其余的都自己留了下来。刘昆这里的事一完，我便租了一个店面，把这些画放在店里去卖。
事实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我找到了一条生路。
我哭了一场。准确地说那不叫哭，叫流泪，我只是默默地流泪。我坐在一个满是空颜料瓶的墙角里，仰着脸，让泪水无休无止地流下来。
我的画店是南城惟一的油画店，从画店开张那天到现在，每天都有很多人涌进去看画。我知道他们不是为了看画，而是要看画上的裸体女人。但我还是把我的店名叫了“艺术家”。这是一种策略，也是一块遮羞布。既遮了我的羞，也遮了大家的羞。因为强调艺术，我的顾客便可以堂而皇之地把画拿回去，因为他买的是艺术品。一切都是以艺术的名义。尽管我把价码定得很高，但依然卖得很好。我对店里的伙计说，我们的顾客都是些热爱艺术的人，是具有艺术品味的人，所以你们要学会从艺术的角度向他们介绍作品。虽然她们不懂艺术，但她们很聪明，也很用心，我对她们说过的一些话她们都记住了，向顾客介绍作品时便搬出来，把顾客说得怔怔的，云里雾里，以为眼前这些画真有多么了不得的艺术价值。
我的伙计是两个我画过的小姐，其中的一个便是湘西妹子李晓梅。
我想李晓梅大约没有认出我来，她知不知道这个满头长发、胡子拉茬的人就是我呢？她是在我开店以后来的，一开始是作为模特儿，介绍她来的是她的一个姐妹。我用她当模特儿的时间最长，别人一般是一两天，而她却是半个月。她也比过去胖了一些，这年头人都容易胖。我说：“你胖了。”她若是有心的话，应该听得出一些话音的，如果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怎么知道她的胖瘦呢？可是这么一句至关重要的话，她却听岔了意思，她说：“你要画瘦的吗？”我哪里是要画瘦的呢？我心里涩涩的，说不出什么滋味。我摇摇头说：“你胖得正好，你不胖不瘦。”我说这话时心直往下沉。她不仅不用心，还不怎么看我，完全像个陌生人，她难道一点都不认识我了吗？就算听岔了一句话，我的声音呢？虽然我的声带变厚了，可她是谁呀，怎么能听不出来呢？昏鸦都听得出我是谁，刘昆也知道我是谁，我很后悔没问问他们都是怎么听出来的，要怎么听才听得出来？
还有我的眼神，难道我的眼神也全变了吗？
她似乎根本没注意我的眼神。不但眼神，她哪儿都不注意，她就那么懒散地站着，目光既马虎又潦草，看看拉上了一半的窗帘，又看看一只椅子和搭在椅背上的衣服（那是作为衬景搭在那儿的衣服），又看看我，看看画架和画架上的画框。无论看什么，她都是随便扫一眼。她又马马虎虎地扫我一眼之后，就开始面无表情地脱衣服。
我跟她上了床。上床之前她跟我讨价还价，她说：“你知道价钱吗？”听她这么说我心里像被刺了一下。我说：“不知道，应该是多少呢？”她说：“三百，少一分你都别想碰我唦。”我说：“你比别人贵，你这么要钱？”她说：“你说得好笑，三百还贵？做不做在你。再说谁不想多挣钱呢？我不为钱做这种事？我又不爱你，不为钱凭什么跟你上床唦？”她的湘西口音还是那么重。我说：“好吧，三百就三百吧。”我搂着她想跟她亲热，她左推右挡，“不要唦，又不是谈朋友，黏黏乎乎做什么唦。”我便在床上发狠。我发狠不是因为恨谁，我谁也不恨，我就是忍不住要发狠。这没什么道理好讲，我一挨着她，心里就想发狠。她皱皱眉说：“你别这样唦，花了三百块钱也用不着这么发狠唦，你是有钱的老板嘞，别像没见过世面的人唦。”我说：“我不为钱。”她说：“那你为什么？”我说：“我喜欢你。”
她用鼻子哼了一声，“莫跟我说这样的话唦。”
在那半个月里，我在她身上花掉了好几千块钱。我只要看见她笑一笑，就想在她身上花钱。她笑得还是很憨媚。有一回躺在床上，我又对她说我喜欢她。这话我本不想再说的，可人有时候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她听了大声地笑起来，边笑边说：“你会笑死人嘞。”我说：“是吗？有那么好笑吗？”她说：“是唦，这样的话我听得多了，拿这样的话来骗当小姐的，不会笑死人吗？”我说：“我骗你干什么？我不是骗你。”她说：“那好呀，那你把我娶回家去呀，你喜欢唦，口头上喜欢哪个不会唦！口头上说喜欢我的我不是没见过，说得水都能点灯，结果怎么样？到头来还是口头上的唦！”我不由得叹一口气说：“谁说我是口头上的？”她斜眼看看我，用鼻子哼道：“不是口头上的？你真喜欢我？你有多少钱？你想包我吗？你不要说喜欢我唦，你说包我还实在些唦，我还会信唦！”
她希望我就这样一直画她。她说：“你不是说喜欢我吗？你把我包下来吧，我就做你一个人的生意算了。”我便问她愿不愿到我的画店里当伙计？她说：“多少钱一个月唦？”我说：“你要多少？”她想了想说：“两千，两千行吗？”我问她做小姐一个月能拿多少？她说：“这不好比唦，两千块不少了唦，我就在你这里做唦。”
有一件事我想不明白，我为什么不跟她说我是谁呢？我总在犹豫，总想找个时间跟她说，可就是一直没说。那句话就像一只受了伤的怪鸟，总在扑腾，却怎么也飞不出来。后来她不要我的钱了。她说：“这么熟了，就不要再拿钱唦，我又不做那种生意了，你还做一回拿一回钱，人家感觉不好唦。”我说：“那我不是占你的便宜吗？”她说：“你不是说喜欢我吗？我就让你喜欢几回算什么呢？再说你又是我老板，我只当被你包了就是了。”
后来我每个月多给了她一千元。日子略长一些，她对我稍稍有些亲热了，偶尔的，她又会让我看见她怎么妖。想让她妖一次很难，她总是不冷不热的，但妖起来了就不得了，有时候还会显得很疯狂，像世界末日到了似的，疯狂得近乎绝望。从前她只是妖，并不疯狂，所以她疯狂起来我就觉得她像变了个人似的。
极少的时候，她还会很忘情，静静地枕在我臂膀上，跟我说她起的老家。
她知不知道她跟我说过这些呢？她是不是在伤感，在回忆？或许，真是我在暗处，她在明处？我说不准。我毫无把握。
她又说起那条有虾子的小河，说起河边茂密的灌木和小草竹，说草竹笋炒辣椒有多香，说她妈妈做的糍粑又香又软……那条秃尾巴花狗死了，它是老死的，家里人都难过，谁也舍不得吃它，把它埋到屋后山上去了。她奶奶也在那一年春天死了，她赶回家时奶奶已经下葬了，她面都没见到，为此她很伤心。她弟弟去年说了一头亲，日子定在今年元旦，那姑娘长得粗粗壮壮的，脸盘子红红的……她爸爸得了筋骨病，指头打不得弯，编不动竹篮竹箕了。她妈妈这两年也见老了，头发都灰了，但还是那样节省，里面的衣服还是那么破烂，破烂得跟鱼网一样……她说这些的时候，我差点就把那句话说了，差点就让那只鸟飞起来了。我重重地叹一口气。我叹了气就不想再说什么了，想说的话变成了一口莫可名状的气，被叹出去了。
她说：“你叹什么气呢？”
我敷衍地笑了笑。
她也叹一口气，说：“我也是，跟你一个不相干的人说这些做什么唦？”
有一天她愣愣地看着我的眼睛，说：“我怎么越来越觉得你像一个人？”我心里咚咚地跳起来，喉咙都有点发紧。我说：“我像谁呢？”她把目光移开，对着窗户。窗户外是对面住宅楼的阳台，晾晒着一些花花绿绿的衣物。“我管你像谁！”她忽然生起气来，恶声恶气地说，“我管你像谁做什么唦？我这不是有病吗？你是谁不是谁，又怎么样呢？”
她到底要说什么呢？我又希望她说什么呢？我心里正在一片混乱的时候，她却像藤缠树一样缠上来了，而且一上来就妖起来了，疯狂起来了。这似乎是她最疯狂的一次，我觉得她满脸满眼都隐隐地透着恨意，全身都透着恨意，她真像一棵青春年少的茁壮的藤，绞杀一棵枯树似的绞杀我。
我从不在店里露面。我在所有作品的右下角都写了两个小字：老疤。“老疤”是我给自己取的另一个名字，我用这个名字可以躲避一切人。
有一天，工商和文化稽查跑到店里来找麻烦，来了一拨人，说什么艺术家，全是黄画，是黄色污染。他们把店里的画都收走了。李晓梅气喘吁吁地跑来告诉我，我听了一点也不慌，对李晓梅说：“别慌，这一套我懂。”我用两个信封装了两沓钱，一沓五千，交给李晓梅，叫她拿去分别送给他们的领导。我问李晓梅会不会送？李晓梅说这都不会？没那么蠢唦，背着人给他就是了。她当天就把钱送出去了，第二天上午，便租一辆小货车把画拉回来了。
她对我说：“钱还是灵的嘞。”我笑了笑，又用一个信封装了一万块钱，叫她到南城晚报去找金鱼眼江南生，把钱送给他，再请他到店里来看看。李晓梅说你送钱送出瘾来了吧？我叫她别管。我说：“你只送钱，不准送别的。”她耸起眉毛看着我，“你说我还会送什么唦？”我避开她的眼睛，犹豫了一会儿，说：“江南生那个人我知道，是个色鬼。”李晓梅还那样看着我，看了一会儿转身就走，走了两步又扭头看我一眼，轻声说：“人家知道唦。”
李晓梅用一万块钱把江南生请到店里来了。江南生看了一会儿画，问李晓梅老疤是谁？李晓梅说老疤就是老疤唦。江南生点点头，不再问了，回去就写了几篇文章，分几天发在南城晚报上。江南生在文章中对南城出现了“艺术家”这样的画店表示惊喜，并从中国现代美术史的角度，回顾了人体画的种种遭际以及相关的讨论，从而对老疤先生的艺术勇气给予了充分肯定；又从纯粹（天知道纯粹不纯粹）的艺术角度，对老疤先生的人体画给予了高度评价，说老疤先生的人体画是一朵艺术奇葩。南城晚报的号召力确实非同一般，江南生的文章一出来，到我店里来的人更多了，我的生意也更好了。
李晓梅说：“你很会做生意吔，你知道现在怎样吗？天天跟当集一样。”
但我没想到会把南城美术家协会的人给惊动了。我的本意是买一点舆论支持，免得什么人都来敲诈勒索，根本没有要买名声的意思。名声对于我来说还有什么用呢？可是美术家协会的人一来就说要见我，他们赞扬老疤先生的人体画具有相当艺术水准，说老疤先生的影响很大。我的影响是怎么出去的？不就是一万块钱吗？他们还热情邀请我参加他们的画展。我的伙计李晓梅用夹着浓重湘西口音的普通话对他们说，我们一定转告老疤先生。
一开始我很犹豫，担心他们看出来我画的是鸡，但想来想去还是接受了邀请。我觉得这是个机会，可以使我的生意更好。我选了一幅画，取名《卧室》，叫一个伙计送去。画上的小姐身体条件很好，刚跟我做过那事，脸色潮红，目光慵倦，明显是一种亢奋过后的随意和懒散；身后是一张凌乱的床，床单的褶皱真实自然，有一只手机搁在枕边，床前地上是女人脱下来的衣服，旁边是一只线条简洁的椅子，椅子上有一个玻璃杯和一本翻开的杂志，杂志上躺一卷纸巾，纸巾的一头垂落在椅边上。整个画面呈现了一种极为生活化的意味深长的卧室氛围。
我没想到我的画居然获了一等奖，并且被选送参加大区分片巡展。报纸和电视都介绍了这幅画。晚报上有一篇文章，称我为“神秘的大画家”，说“如此大手笔，堪称鬼斧神工，老疤先生到底何许人也”？说我的画“轻松自然，亲切朴实，看似信手拈来，实则大有深意，是在不经意间对以往人体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那种呆板的、像木偶一样的、靠摆模特儿摆出来的人体画，在老疤先生充满生活气息、生动感人的作品面前立即失去了意义，从美学上、视觉感受和内心共鸣上，统统失去了意义”。
我看了这篇文章。我觉得这又像是金鱼眼江南生的手笔。怎么这些人说起话来口气都差不多呢？无论说好说坏，都是这么肯定、绝对，牛皮哄哄霸气十足，没有任何可以商量的余地。
在大区分片巡展上《卧室》又获了奖。整个巡展期间，《卧室》所到之处好评如潮，说法都和江南生相似。这以后我便不断地接到各地画展的邀请函，只要有可能，我都尽量参加。我的名声越来越大，关于我的评价也在不断升级，除了“大画家”，还有人惊呼我是一位“橫空出世的大师”，说我的作品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近乎完美的表现了现代东方女性的内在美质，更在于开创了一代新的、符合时代审美取向的画风”。他们还对我的脏兮兮的用色和变形夸张手法给予了高度评价，说是赋予了人物的时代特征和深刻的思想内涵。
不管他们怎么胡说八道，但对于我来说，这确实是个巨大的意外。我突然之间成了“大画家”，甚至还是“大师”，名满天下。这是我年轻时的梦想，居然这样莫名其妙地成了一种现实，就像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真让人匪夷所思。
这虽然有点像在做梦，可我并没有被从天而降的“大画家”和“大师”砸得神魂颠倒。我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也知道别人是怎么回事。我依然没有抛头露面。我让我的伙计代我领奖，代我出面应付，一切都交给她们。别小看我这两个伙计，以为她们的出身不过是鸡，多少会有些鸡相，拿出去难免会漏底。其实现在她们一点鸡相都没有，尤其是李晓梅，无论行为举止还是穿着打扮，都大方得体，一点也不像鸡。她还笑得那么憨傻明亮，谁会把她当一只鸡？再说谁会那样去想“大师”身边的人呢？更难得的是她用心在做这些事，一个人一旦用了心，还有什么难得倒她呢？她们自身都很努力，立志从良，行为语言都模仿职业妇女，很快就完成了角色转变，加上本来就见多识广，聪明乖巧，懂世态懂风情，所以一切应对自如。人家问老疤先生怎么不亲自来呢？李晓梅说，老疤先生嘛，他就是这样的人唦，不愿被任何事情打扰，只想一个人安安静静地画他的画唦，否则他怎么能成为大师呢？
人家便点头，是呀是呀，大师不是俗人哪。
记者们也在找我，他们一拨又一拨地来到画店，询问“老疤大师”在哪儿？怎样才能见到“老疤大师”？我的伙计说，十分抱歉，大师交待过，他不见任何人，无论是谁。记者想从她们口里得到一点大师的印象，她们微笑着，一再说抱歉和对不起，并且说她们也没见过大师，她们也和大家一样，感到十分遗憾。人们又问，那你们是怎么拿到他的画的呢？李晓梅说有人会送过来，送画人从不多说什么，送了画马上就走了。人们便要等那个送画人，问他今天会不会来？李晓梅又瞎编说，等不到的，送画的一般都是晚上来的，如果见有外人在场，他根本不进来的。
就这样，我越来越神秘兮兮的，人们反而吃一套，我的画卖得越来越好。
因为谁也见不到我，于是便又有了关于“老疤大师”的种种议论和猜测，－－老疤大师是怎么找到画中那些女人的呢？总不会是他凭空想出来的吧？他那么熟悉她们，他跟她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对此马上有人予以反击，说老疤先生的人品是不容置疑的，他不但是一个“神秘的大师”，还是一个勘破红尘、澹泊名利的“当代智者和隐士”，真是大隐隐于市啊。人们感叹说，如今像“老疤大师”这样不求闻达不逐浮名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多少人为一点蝇头小利挤破了头？为了出名什么龌龊事干不出来？由此看来，老疤先生实在是一位雅士，一个真人，他所求的是身心的自由，也正因为这样，他的艺术才有了常人难以企及的境界。
就让他们去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