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圆脑袋小伙子就带来了一个年轻姑娘，说是模特儿。姑娘耸了一下描得细细弯弯的眉，一只嘴角懒懒地翘了一下，似笑非笑的。圆脑袋小伙子对我说：“请一个模特儿很贵的，我们老板说，你要抓紧点，一天至少要勾出十张草图，上好大体色，否则我们就亏了。反正你知道的，我们老板不好说话的。”
他还当着人家的面问我，“你见过光着的女人吗？你画过真人吗？不会人家一脱衣服你就蒙了头不会画吧？”
我瞟着那个姑娘。我瞟了几眼之后就发现他们找来的不是模特儿，而是鸡。虽说这不是南方，而是北方，但我想北方的鸡和南方的鸡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从这个姑娘的化妆和穿着上来看，我觉得她十有八九是一只鸡。
圆脑袋小伙子在凳子上坐下来，说：“抓紧时间动手吧。”但姑娘像没听见，还垂手站在那儿不动。小伙子对姑娘说：“你怎么还不动呢？”她翘翘下巴，翻了小伙子一眼，说：“我从来没有在两个男人面前脱过衣服，如果你也在这儿，那就还得加钱，至少加一倍。”小伙子被噎得直着脖子，横起眉说：“还跟我讲这个规矩？你厉害，我不在这儿行了吧？你当我要看你？”小伙子忿忿的，关上门走了。姑娘挑着眉毛嗤了一声，说：“想揩油，门都没有！”又把脸朝着我，盯了我一会儿，说，“我现在就要脱吗？”我点点头说：“脱吧。”
说实话他们选人的眼光比较内行，这个北方姑娘长相一般，但身材不错，腰是腰腿是腿。她松开胸罩之后朝我那儿看了一眼，她看得一点也不掩饰，很直接，目光还在我那儿停留了一会儿。大约看到我那儿有了点起伏，她的眉又跳了跳，翘起一个嘴角笑着。我觉得她笑得很黄色。她大约真是一只鸡，而且还是一只做油了的鸡。她故意－－我想她是故意－－慢慢地脱她的牛仔裤，挺着乳房站在那儿，一粒扣子解半天，然后用拇指和中指拈起拉扣，将小指和食指翘起来，做成一个兰花指。他妈的她脱裤子还做什么兰花指？她指甲上的蔻丹很醒目，是银灰色的，一点一点地在裤门拉练上闪动。拉扣行走的声音既格涩又滑润。拉开裤门之后，露出一角肉色的内裤，她的手沿着裤门向上移动，搭在腰胯上一点一点往下推，推了许久才推出了一条内裤。她一直不弯腰，裤子滑到腿弯时便抖动两条腿，把裤子抖下去。
我受不了她那样抖动，我是一个几年没有沾过荤腥的人，那样柔软的而且弹性十足的抖动简直要了我的命。尽管我用力咬着后锉牙，不让自己张开嘴巴喘气，但我的鼻子却不争气，像马鼻子似地嗤嗤地响个不停。她用一只脚踩住一只裤管，抽出一条腿，接着又用同样的方法抽出另一条腿，她身上只剩下一条三角裤了。她的嘴角又那么一翘一扭，扯开裤沿，又啪地一声松回去，说：
“还要脱吗？”
我点点头。我听见我的颈脖子在咯吱咯吱地响着。
“你不是画画吗？连那儿也要画？”
我又僵僵地点点头。我说：“只是画个大概。”
她又看看我那儿，然后盯着我，抿着嘴笑着，说：“大概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就画个影子呢？”
我说：“嗯，影子，影子吧。”
我心里说谁有心思跟你讨论这些？我用力咽着唾沫，后来我发现我根本没有唾沫，我从喉咙到嘴都是焦干的。我他妈的咽了半天到底在咽些什么？我有些愤怒，说：“你快脱吧你！”
她小声地笑了起来，一边笑一边脱，这一回动作很麻利。但脱光了之后她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不是床上的活，她显然没干过。她把重心放在一条腿上，站成一个丁字步，双手搭在胯上。我说这样不行，太硬梆了。我的声音干干的。我干干地说你这条腿这样，那条腿那样，身体侧多少，腰朝哪儿扭。我说了半天她还是摆不成，她连含胸都不懂，把含胸弄成了弯腰。她撅着屁股弯着腰站在那儿问我行不行，我说你把腰直起来，两个膀子收一收，她便直挺挺地站着。她不知道怎样给人一种松弛闲散的感觉，举手投足之中流露出太重的职业痕迹。
“你老在那儿说，过来帮帮人家嘛。”
她一再要我过去帮她。但我不好意思站起来，我坐在那儿还可以夹着两腿遮一遮丑，一站起来必然丑态毕露。其实我坐着她也知道我饥渴难耐，作为一只鸡，我的情况她一望而知。我甚至怀疑她是装出来的，故意把姿势摆得夸张而色情。戏弄一个饥渴的人对于一只鸡来说大约是职业性习惯。
她愿意怎么摆就怎么摆吧，我没有办法。我说：“就那样吧。”
接下来的问题是她老动，动了又不能复原。她说我还以为这事轻松呢，原来这么累，早知道这么累我才不干呢。她一个姿势站不了五分钟，就提出要活动活动，然后便踢腿伸腰，来回走动。最烦人的是她要时不时地跑过来看看我把她画得怎么样——她真是跑，猫着腰，颠着碎步，像穿越封锁线一样。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猫着腰跑？她的两个乳房令人揪心地蹦跳着，一直跳到我面前，腰依然猫着，把身体扭过来，乳头几乎要顶到我的眼睛。
她看了一会儿，不说像也不说不像，嘻嘻地笑几声，又猫着腰，撅着肥白的屁股跑回去。我还从没见过一个女人一丝不挂却可以这么自由自在，没有一点羞耻之心。我就这样被这只北方鸡折磨了一天。我膨胀得像一只随时可能爆裂的汽球。在这么一种火烧火燎的状态下，对象又是一只鸡，还能指望我画出什么像样的东西呢？我自己看着都觉得不好意思，心想我怎么画得这么俗气这么黄色？
然而画店里却很满意，几天以后他们把这些画拿走了，当天晚上便给我送了两只饭盒过来，其中一盒是红烧肉。他们终于又奖了我一盒红烧肉。从此以后他们不断地把一些鸡带到这儿来，让我画她们。我说你们干脆给她们拍照吧，我宁愿对着照片画。他们说她们不肯拍照。我不知道这些鸡为什么不肯拍照，我问她们，她们都说，谁知道他们把照片拿去干什么？要拍也行，可他们出不起价。我是头一次听说鸡不肯轻易让人拍照，看来干哪一行都不容易。
季节越来越深，房间里的暖气片巳经有暖气了，把房间里烘得暖融融的。因为门窗紧闭，房间里的味道越来越浓，香酥、腥腻，透着一股粉气，渐渐遮盖了亚麻仁油和颜料的气味。我越来越忍不住了。我画得越来越糟糕，虽然他们一直都很满意，但我自己过不去。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晚上躺在床上时，我又像过去那样一泡一泡地放着，可它长得特别快，我放了一泡它立马又长出了另一泡。它简直是春天的韭菜，越割越长。比如头天晚上放了，第二天面对着一只光溜溜的鸡，它又依然如故。
我太难受了，这样下去会要了我的命的。可我又不能不画，我不但要画，还要画得又好又快，否则他们便不给我吃饭。我没有选择，吃饭是第一重要的。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饱暖思淫欲，饭是养命的，也是养欲望的。我深刻地体会到欲望不是从心里长出来的，而是从饭食里长出来的。饭食绝对是滋生欲望的土壤啊。我既要吃饭，就不可能没有欲望。我也掐不死它，它像妖怪一样没有形状，它的形状在我身上。它借我现身。它看见我的模特儿来了，看见人家脱光衣服了，看见人家身上白白的肉了，看见丰乳细腰肥臀了－－那些鬼东西怎么这么会挑人，平胸尖屁股的难道就不行吗－－它就他妈的直挺挺地现身了！
我开始注意自己的形象。对此我也深有体会，只有要什么没什么的人才需要注意形象，假如我有钱，我还要注意什么狗屁形象呢？我只要给她钱就是了。可我没钱，就只能在形象上下工夫了。早晨我会对着一角破镜子，用手梳理我的乱糟糟的头发，蘸着水往后抿它们。许久以来我都没有管过自己的头发，它们一团团地板结着，我费了不少时间才把它们弄顺溜了，然后我又捋胡子。我是络腮胡子，从颧骨到嘴角到下巴都是，它们像杂草淹没庄稼一样淹没了我大半张脸，我的大部分疤痕都藏在胡须里，使我的脸看起来还不至于那样吓人。我端详着自己的脸，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觉得自己有点像艺术家了，便向圆脑袋小伙子讨了一根皮筋，把头发束在脑后。
就这样，我的脸终于见了天日了。我真像是一个虽然丑陋但比较浪漫的艺术家了，根据我有限的阅读经验，我知道艺术家跟娼妓自古以来便有一腿。我像个艺术家那样板着一张脸，做出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我一边画画一边跟模特儿说一两句话。我说头，头往这边摆一摆，或者说，把胸脯侧过来。有时候她会咯咯咯地笑个不停，笑得全身发颤。我不笑。艺术家是不苟言笑的。我想她为什么会那样笑？我又没说什么，我也不是个会开玩笑的人，我即便开一点玩笑，她也不至于笑成那样。她笑什么呢？她脑子里在想什么？她动心了吗？
他们带来的模特儿不是固定的，这两天是这个，过两天就可能是另一个。我对一个叫阿秀的感觉不错。我觉得她对我的艺术家形象有一些反应，有一些为之倾倒的意思，她说你真像谁谁谁呀。我没听清她说的那个名字，但我知道那是个歌星，因为阿秀接着说他唱歌时多么迷人，怎么甩动他的一头长发，虽然满脸坑洼，但那是真帅真酷啊。阿秀说这些时是一副很迷乱的样子。我以为阿秀既然有这样的见识，必然不会像平常做生意那样跟我要钱，于是我就跟她讲画家和模特儿之间的浪漫故事。其实这些故事多半都是我瞎编的，而且编得比较下流。但她听得很入神，我便伸出一只手，做出很随意的样子把她揽过来，可没想到我的手才刚搭到她乳房上，还没来得及做动作，她却一本正经地对我说：
“我很贵的。”
我僵在那里。我没想到是这样。事到临头她不但要钱，而且还说很贵。听说我没钱，便塌着鼻子哼一声，不再理我。她个子不高，但很肥硕，我的首选肯定是肥硕。我需要庞大、丰满，哪怕夸张一些也无所谓；我需要满嘴冒油，需要一个油腻腻的饱嗝。我咂了咂干皱的嘴唇，涎着脸对她说：
“我给你一张欠条吧，你可以拿去向他们要钱。”
她笑了起来，咯咯咯，笑得浑身的肉都哆嗦起来。这就更要我的命。我干干地说：“你笑什么？”她说：“打欠条，亏你想得出来。”她觉得很滑稽，我拼命地说服她，告诉她欠条是有用的，她可以拿着欠条去向他们要钱，如果拿不到钱，就到这里来拿画，画是很抵钱的。我满嘴胡说八道。我对自己感到十分吃惊，我一边胡说八道一边对自己说，你这是干什么？你怎么这么无耻？然而这时候我根本管不住自己，我的舌头完全听从身体的指挥，就像一匹撒开四蹄狂奔的马，呱哒呱哒的收不住缰了。我不知道我说了多少话，我唾沫都说干了，她终于开始犹豫了，开始有些相信了，而且开始有点可怜我了，她说：“看你急得，算了，我吃亏也就是这一次吧。”她看起来是同意了，但一定要我先写欠条。她趴在桌子上看我怎么写，脑袋跟我的脑袋靠在一起。“你这样写不行。”她虽然可怜我，但在钱上却一丝不苟，她说，“你光写欠我一次怎么行呢？欠我什么？不写清楚不行。”
这真是我一生中最无耻的时候，我为我吃下去的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张条子最后是怎么写的，在这儿我不好说，还是让我顾及一点脸面吧。反正就是那个意思，让人一看就明白，一点也不拐弯抹角。说实话这个阿秀真不错，虽然只收了我一张欠条，但她很讲职业道德，工作起来兢兢业业，尤其是表情和声音，让你觉得她随时都会昏死过去。我知道这不是因为我的能力，我绷得太紧，心里毛毛的，因此并没有几个太像样的回合。可是即便这样，完事之后她还不忘安慰我一下，好让我觉得没有白花钱，觉得自己干得还像那么回事。
“做你的生意真是划不来，人都被你累死了。”她说。
我心里空茫一片，但身体却是麻酥酥的，感觉非常舒服。
这件事情过后我便惴惴不安，一连几天我都在注意圆脑袋小伙子的脸色，揣测他们看见那张欠条后会不会生气？会不会又罚我的饭？我希望能从小伙子脸上看出一点什么。但我什么也没看出来，他的脸跟平常没什么两样。就这样忐忑了几天之后，我便懒得去想了。我想反正我是再也不干这种事的了。
然而没过几天，我又忍不住故伎重演，用一张欠条骗了另一个小姐。我发现这是一件容易让人上瘾的事。说起来也许有人不信，但我就是例子，我一下就上了瘾。我心里像长了癣疥一样，奇痒难熬。我一而再再而三地骗那些小姐，她们来自一些酒店宾馆和夜总会，都特别好骗。她们都愿意抽空多做一单生意，多挣一点钱。其中也有人不相信我的条子，我就对她说，你知道这些画有多值钱吗？好几千块钱一幅呀。我这么一说她就相信了。我只要说到钱，她们的智商马上就会大打折扣。我一天比一天平静了，我终于可以心平气和地画她们了。我画得很专注很投入。她们长相不一，形态各异，我沉溺在线条的起伏和色彩的变化里，有时候我想，就这样画到死也行啊。
现在我把这些都说出来，还是觉得有点难为情。但我不是要反省或检讨自己，而是想说一个人千万不能像烂泥一样活着。你要是像烂泥一样活着，你也终究会成为一坨烂泥的，不信你就试试。当然，我这样说不是企图为自己辩护，有什么必要呢？道德之类早已与我无关，我就是一坨烂泥，我没想不认账。
有一天，圆脑袋小伙子像开牢门一样，哐当一声打开钢筋防盗门，把一只饭盒丢在我面前，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沓纸条在我面前晃着，“数数吧，看欠了我们多少钱！”他问我打算怎么还钱？我说我没办法，不这样就画不下去。他说：“你好意思，吃鸡就吃鸡，还找什么理由！”我解释说我不是找理由，事实就是这样。他说：“事实个屁！”他要我每个月必须多画十幅画，这样我每个月就可以从他们手上赎回一张条子。我说你们真的都给了钱？他冷冷地看着我，哼一声，却不说话。
几天以后我那里痒起来了，痒得我龇牙咧嘴。我不知道是病，还以为那儿又长了虱子，我蘸上用来稀释颜料的松节油在那儿揉搓，想用松节油杀死它们。但它们不怕松节油。直到有一天，一个叫阿莲的小姐看着我那儿发出一声惊叫，像个兔子似地从我身边跳开，我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
“你得了病啦！”她愤怒地说，“得了病还这么干，想坑人哪！”
她又说：“快去找人给你打针吧，要不把你连根烂掉。”
她的话居然使我有了一丝隐约的莫名的快感，我心里说烂掉就烂掉吧，关我屌事。我甚至恶狠狠地想象着自己溃烂的情形。我咬着牙忍受着它的刺痒。但它痒得越来越厉害，像有一把绣花针在那里扎着，后来绣花针又变成了锥子。我终于抗不住了，便对圆脑袋小伙子说：“我病了。我想去看病。”
他说：“你病了？哈哈！你是说你想要钱去看病？”
我点点头。
“你看起来没病呀。”他盯着我的脸，快活地笑着，浑身一抖一抖的，“你哪像个有病的人呢？你说你哪儿有病？嗯？你怎么不说呢？”
我没说。我不再说什么了。然而我还是忍不住，那儿太难受了。一天黄昏，我盯着那把大锁看了许久，然后我就到处翻找，终于在厕所上面一块模板上找到了一根一尺来长的螺纹钢，我用这根螺纹钢撬开了那把大锁。我撬锁时很凶，像个暴徒似的，听见它发出沉喑的破响，心里觉得非常解恨。我咬紧牙关，眼珠子都暴出来了。我把一根小拇指般粗细的锁鼻子撬得像一条垂死的蚯蚓。我让它就那样弯曲着吊在那儿，然后拿了两幅规格小一点的画，用纸包好，夹着走了。我想也许我能找到一家私人诊所，能用这两幅画跟人家交换，让人家给我打两针。
我走在大街上。这是我第一次走出那个房间。我忘了我在那里面呆了多久，一年？两年？或者三年？城市表面上像个用金箔纸糊起来的庞然大物。我从大街上踅进了小胡同。我知道治这种病的私人诊所一般都在小胡同里。可是我走过了许多黄黄的、灰扑扑的小胡同，却一无所获，当我根据一张贴在一个墙角里的广告找到一家诊所时，已是晚上十一点多钟了。诊所所在的小街很昏暗，许多门脸都是鬼鬼祟祟地半开着，灯光红红的，里面坐着三两个浓妆艳抹的女人。我不知道我画的那些小姐中有没有他们从这儿找去的，但我知道我找对了地方，为了避开可能遇到熟识的小姐，我尽量把自己缩在杨槐树的阴影里。
诊所的灯光也给人一种昏昏的、不清爽的感觉，卷铁门也只拉上去了一半，大夫倒是穿了白大褂，但一张脸却是黑黑的。他黑着脸把两幅画看了半天，不住地伸出牙齿来咬下唇（他咬下唇干什么呢），最后同意给我打针。他没有看我，哪儿也没看，连头都没抬，就说，打针吧。打完针出来，我依然在树影里走着。就在这条小街快要到头时，我看见一个民工模样的年轻人正在我前面张贴什么，他动作飞快，用刷子一刷，另一只手往墙上噗地一拍，一张十六开大小的纸就粘在那儿。他一直在我前面，拐到另一条街上时还在我前面。我朝那儿晃了几眼。在灯光明亮一些的地方，我停了下来。我发现他张贴的寻人启事和我有关，被寻找的人似乎是我。
长毛，男，年龄约在三十五至四十五岁之间，操南方口音，留长发（及
肩），左脸疤，右腿跛，左臂略弯曲。因与家人口角，于今日（四月三日）下
午一时许负气出走。平日抑郁寡欢，常有轻生自弃念头，家人耽心其生出意
外，心急如焚，有知其下落者，盼能速与其家人联系，有重谢……
我站在那儿发愣。愣了一会儿又走。
我就那样瞎走着。
夜晚有些寒气。这是什么季节？杨槐树映在灯光里，半明半暗，从它们身上看不出季节。街上微微有些风，但分不出是什么季节的风。这个城市的风都是干干的，被风扬起来的灰尘都细得跟面粉似的。我就在一个这样灰蒙蒙的季节不明的夜晚，离开了这座叫做杨槐路的城市。像来时一样，走也是稀里糊涂的，我顺着铁轨来到了货运站，匆匆爬上了一列货车。这回货车上装的是麦子。因为对这个城市没有印象，所以弄不请方向，我不知道列车是向南还是向北，不知道自己会去一个什么地方。我躺在散发着香气的麦袋上，朝漆黑的夜晚叹了一口气。
结果我稀里糊涂地来到了北京。货车停下来的时候我还在呼呼大睡，是卸货的搬运工把我弄醒的。他们没骂我，只说到站了，走吧。我揉揉眼睛，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粮库。这个粮库真大，我沿着铁轨走了大半个上午才走出来。出了粮库，又往东走，到太阳偏西时，我发现自己来到了北京。太阳像个红饼，天空一片瓦灰，老有鸽子像黑芝麻似地撒在广大的瓦灰里。
我没想到我会来到北京，这不是我想来的地方，好在北京也不要我，一天半夜，几个人把我从一座高架桥下带走了。他们这样问我，从哪儿来的？来干什么？你看看你自己的模样，这儿是什么地方？是你呆的地方吗？我嗫嚅着说，不是。他们说知道不是还来？故意是吧？想给北京抹黑是吧？说吧，原籍在哪儿？
第二天我就被遣送回原簎。我不想回到一个湿漉漉的城市，可是我没有办法，我只能回南城，回到我的潮湿发霉的原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