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进拘留所，躺在武警医院里。到了这里我才知道，那天晚上一共烧死了十三个人，五个女人，八个男人。还有四个人被烟熏死过去又醒了过来。死者中年龄最小的十七岁，是个女孩，年龄最大的七十一岁，是老胡。
老胡死了。从前的志愿军战士老胡从他的收发室跑下来，不管不顾地冲进去救人，又摘下灭火器灭火。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老胡居然会用灭火器，人们发现他时他和一只灭火器躺在一起。他像只虾米似地弓起来蜷缩在那里，样子很痛苦，而那只焦黑的灭火器已被他用空了。
老胡这是何苦呢？是我害了老胡。不是我强行把他拉来，他不会是这样的死法。他还会在家里扇他的煤球炉子，一直扇到他扇不动了，然后那把破蒲扇会从手上掉下来。那是一种境界。那叫灯干油尽，叫享尽天年，他不会有痛苦，至少不会这么痛苦，他会走得很安详，就像睡着了一样。
除了老胡，死者中我还认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打鼓佬赵明。我实在想不通，这个巳经成了阴阳人的打鼓佬，干吗要从人防地道里往火堆里跑呢？他那里还在放着又香又艳的毛片，他还在香喷喷地吃着糖炒栗子，可听见金昌路上一片喧哗，便坐不住了，把一纸袋糖炒栗子放在椅子上，剁了头一般没命地往那里跑，像有谁在追他的命似的，几百米的距离，他跑得汗流浃背气喘吁吁的。他就这样一头扎进了绿岛。他扎进绿岛并不为别的，他雌声雌气地说，砸！他跟那些人一样，到处乱砸。他比那些人还愤怒，－－他一个阉人，他愤怒什么呢？看见着火了，人家都拼命往外跑，他却还在那里扯着喉咙狂叫，砸！砸他妈的鸡窝！我叫你们搞！你们搞呀！他根本不把大火放在眼里，他看不见大火，火烧到他身上了他还在手舞足蹈又喊又砸。他这不是找死吗？他的生意据说还不错，干吗要找死呢？
我是在南城晚报上看到这些情况的。我又上报纸了。报纸真是个风云变幻的地方。……算了，我们就不说报纸了，报纸就是那样，老说它也没什么意思。
我的看守把这些报纸扔给我，说看看你作的孽吧！他说得不错，这是我作的孽。我是绿岛的总经理，毫无疑问要对这件事情负责，我只能在这里一边接受治疗，一边等待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提起讼诉，然后则是判刑入狱。我脑子里很乱，只要一闭上眼睛，我就会看见老胡，看见打鼓佬，看见另外那十一个人。虽然我只认识老胡和打鼓佬，不知道那十一个人都是些什么模样，但我觉得我确实看见了他们，而且一点也不模糊，如果让我画，我可以清清楚楚地把他们全都画出来。我看见了他们的衣着，脸型，发式，高矮胖瘦，我一律看见了。他们也看着我。他们的表情和眼神使我感到恐惧。他们从我黑色的心里凸现出来，像雕像一样森森地立在那里。
有一男一女来找过我几次，搬个椅子坐在我床边，男的问我，女的记录。他们问我火是怎么烧起来的？又问我安全检查时是否对我口头警告过？接着问我为什么不重视？我对他们说绿岛不是我的，真正的老板是洪广义，我要听他的。他们开导我说，你是不是法人代表呢？以为法人代表好当吗？没事你就是总经理，有事就推个一干二净，世上哪有这样的好事？我问他们，洪广义有没有责任呢？他们反问我，你想要他替你承担什么责任？他们说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嘛，要用事实说话嘛是不是？
我说我想不通。他们说这不是跟你做思想工作，你想得通想不通都没关系，有法律呢，不能因为你想不通法律就不管你。我又问他们会判很重吗？他们笑着反问我，你自己掂量掂量，是该轻呢还是该重？如果判轻了，你不怕那些屈死鬼找你吗？
我说：“怕，很怕。”
那几天我都像神经病似的，紧闭着嘴不说话，呆呆地看着一样什么东西，随便什么东西，在心里一遍一遍地说，操！我用力撕扯裹着自己的纱布，砸腿上的石膏，值班护士劝都劝不住。
护士说：“你别这样，这样你的腿好不了，脸上的疤也会结得很难看。”
护士又说：“你再这样不听话，以后我不给你报纸看。”
我把那几张报纸抓过来，用牙咬住，然后用手一把一把地撕扯着。我的样子大约很疯狂，护士被吓着了，瞪大了眼睛看了我一会儿，转身跑出病房，叫来了护士长。后来护士长又叫来了大夫，大夫又叫来了主任，连院长也来了，他们都站在门口看我。后面的踮起脚尖伸长脖子，从别人的头顶上看我。我早已把几张报纸撕掉了，他们看我的时候我正在撕被子。我用牙咬住被头，用手撕。病房里静寂无声，我撕布片的声音显得暴烈而粗砺，灰屑像迸溅一样飞起来，在混和了来苏尔水气味和排渍道臭味的空气里弥漫。阳光从窗户上方照进来，照着我和我手中的被子，白色的光亮就在我眼前跳跃和抖动，像活的一样。嗞嗞的破裂的声音使我有一种无法言喻的轻松感。
我撕完了被套又撕棉絮，我还是用嘴，先把棉絮叼起来，然后脚蹬手扯，于是空气中又飞着棉絮。到处都是棉絮。我自己也被棉絮淹没了。棉絮破裂的声音很细密，轻盈柔软，近乎于无，我一点也听不见。我的耳朵里渐渐地有了一种声音，像一只老是用同一个声调吹着的口哨，而且是一只破口哨。它越来越响，像一根毛毛糙糙的锥子往我脑袋里扎，我没有感到疼，只是觉得它扎进去了。这只破口哨响得最嚣张的时候，我张着大嘴在棉絮里喘息，许多棉絮飞进了我的嘴和鼻子里。
从此以后我的脑袋里就有了一只破口哨。
我的看守来了，是别人从牌桌上把他找来的，他跑得满头是汗，用帽子不断地扇风，腮帮上的几粒痘子红红的，一边说话一边解开制服的领口。
“我不在你就造反了是吗？你想干什么？装疯？嗯？”他拍了拍腰上的电棍，说：“小心我给你一电棍！从来都老老实实的，今天好好的发什么狂？”
我呆呆地看着他，脑子里的破口哨咴咴的响着。
“我要见洪广义！”我说。
“见谁？”
“洪广义！”
我声嘶力竭地叫了一声。然后就哭了起来。我一边哭一边说要见洪广义。我满脸是泪，纱布全湿了。我的鼻涕也出来了，稀稀的，在鼻腔里呼噜呼噜地往下流。我用布条和棉絮胡乱地擦着，可我怎么擦也擦不完，它们就像一条溪水，源源不断。我身边的布条和棉絮都用完了，我的眼泪鼻涕还在流。我说我求求你们，把洪广义找来，让我见见他，我一定要见见他……我哭得喘不上气来，不断地哽噎着，我看见我哽出来的痰里带着血丝。我哭得越厉害我脑子里那只破口哨就叫得越响，就像跟我比赛似的，后来我不哭了它还是那样叫，咴咴咴咴咴——
别的人都走了，只有看守还在那儿，他搬一只椅子坐在门口，架着腿，手上玩着电棍。“闹呀，怎么不闹啦？”他朝我一瞪眼，“老子真想电你一下！”
我说：“我要见洪广义。”
以后我老说这句话，否则就一言不发，听那只破口哨咴咴地响着。那只口哨从来没有停过，一直在响，晚上我睡觉的时候它在响，早晨睁开眼睛它还在响，咴咴咴咴咴咴咴咴。我不大听得见别的声音，它那么嚣躁，还有点抖战，无边无际浩大宽阔。我仰着脸，看着墙壁或天花板，听它直着嗓门叫唤。有时候听着听着嘴里就不知不觉地有涎水流下来，顺着我的嘴角流到下巴上，又拉出一道银亮的线，滑落在胸前。一开始我还会擦一擦，过一段日子我就不擦了。流涎水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我的涎水越来越多，它们就像一道瀑布一样垂挂在我的嘴角上。
护士皱着眉头说：“这么大个人怎么还老流涎水呢？”
我说：“我要见洪广义。”
脸上有红痘痘的年轻看守把我提起来。护士叫他轻一点，她说他腿上还有夹板呢。看守不理她，抓住我的衣领把我提到窗口，推开窗子，用力搡着我的后脑勺往前顶。我的脖子像一条皮筋似的，一下子拉得老长，脑门将钢筋栅栏碰得哐啷啷直响。远远近近都传来劈劈啪啪的声音，空气里飘满了硫磺气味。硫磺气味很香。阳光很温和，一些树梢上还残留着几片黄叶。我说：“火！着火了！”看守说：“你还装疯？你弄得老子连春节都没过好，还疯？你看见了吗？排渍道过去，那些用围墙围起的地方是哪儿？”看守说着，又让我的脑门碰了一下钢筋栅栏。我看见了排渍道，黑黑的泛着亮光。看守问我：“你疯疯癫癫是不是想到那里去？知道那是干什么的吗？关精神病的地方，彭家桥精神病院！你想到那里去，是吗？”我用力想着，觉得彭家桥这几个字很熟悉。我在咴咴的口哨中想了许久。他已经把我松开了，走到一边去了，可我还趴在那儿想着。我的涎水又流下来了，流在窗台上。
我很讨厌裹在我身上的纱布，特别是脸上的，我动不动就去撕它们。终于有一天，他们把纱布给我揭掉了，把腿上的石膏也去掉了。他们问我要不要看看自己的脸？我摇摇头。他们说要看我们可以给你拿镜子。我还是摇头。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看自己的脸。大概过了一两天，他们又把我送去了另外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墙头上有铁丝网。我和很多人住在一起，那些人都用怪怪的眼神看我，问我是谁。我告诉他们我是谁，可他们不信，左一个耳光右一个耳光地扇我。
“你这熊样，会是个总经理？”
他们扇得我嘴角出血。我的血和涎水一起流着。但我坚持说：“我是绿岛娱乐城的总经理。”他们一边扇一边笑。他们说你说不是，我们就不扇了。我不说。我为什么要说呢？我就是总经理。我突然说：“我要见洪广义！”
他们后来不扇了。他们说这小子肯定有病。他们让我给他们雕麻将牌，交给我一些晒干了的肥皂和一块很薄的小竹片。他们自己也雕。那些肥皂被切成一些小方块，硬梆梆的，扔在地上咯咯地响。我学着他们雕。但我雕着雕着就把小肥皂块雕成了一些小鬼头，有男的有女的，还有老头。老头像谁呢？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他们都浮在我脑子里，都从黑暗里浮突出来，一个个都活生生的，呲牙咧嘴要吃人似的。口哨声咴咴地叫着，我雕得很起劲，嘟着嘴，涎水不住地滴落在胸前。那些人又打我，而且打我的脑袋，啪啪啪……不知道打了多少下。他们说你就这样当总经理的吗？我们要你雕麻将牌你他妈的雕小鬼头，这样能当好总经理？现在你让我们怎么打牌？吃！把这些小鬼头统统给我们吃掉！
我说：“我要见洪广义！”
“见你妈个屄！吃了再说！”
他们把小鬼头往我嘴里塞，塞了一个又一个。我把小鬼头全吃了。其实用不着他们塞，我张着嘴等他们，他们送一个我吃一个。听他们说吃了可以见洪广义，我就吃得很利索，像咬巧克力一样，只是这些小鬼头比巧克力硬多了，把牙齿都崩疼了。我吃完了没多久就开始冒泡，从嘴和鼻子里冒出来，一串一串的，在房间里到处飞着，一个个都闪着薄薄的光亮，很好看。
我一边冒泡一边拉稀，屁眼就像水闸一样，弄得臭气熏天。他们都远远地躲着我，挤在最里边的一个角落里，用各种各样的东西捂住鼻子。他们的鼻子上捂着被子、衣服、背心、短裤、毛巾，还有的捂着袜子。我拉了一夜。我身上全湿透了，冷得直打哆嗦，牙齿得得地响个不停。第二天早晨他们用拳头哐铛哐铛地敲门。门是用铁板做的，所以他们像敲锣一样，震得我的泡泡全都飞得老高。
“要死人啦！”他们连声喊着，“要死人啦！总经理快死啦——！”
几个穿制服的人开了门，刚进来又捂着鼻子出去了，过了好一会儿才重新进来。他们捂着鼻子看着乱飞的泡泡，看了许久才看到了我，“是他快要死了吗？”他们来到我跟前站着，站了一会儿又走了。他们脚上沾满了我拉出来的脏东西。我看着他们的脚，很想对他们说我要见洪广义，可是没力气。我的眼皮老想耷拉下去。
我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跟我住在一起的那些人都不见了，地方也不一样，有点眼熟。我终于看到了一个护士。我觉得我认识她。我想朝她笑笑，可是她不理我。我还发现我躺在一张床上，旁边站着几个人。这几个人走了以后又来了几个人，他们总在那儿嘀嘀咕咕。他们后面的窗子很亮，刺得我的眼睛很疼。
“知道这是哪儿吗？”他们问我。
我说：“我要见洪广义。”
他们说：“洪广义是谁？”
我用力想了一会儿，说：“就是洪广义。”
他们之中的一个人俯下身子对我说：“你看我是不是洪广义？”
我看了他半天，拿不准他是不是洪广义。
他又说：“你为什么要见洪广义呢？”
我又用力想着，可是我想不出来我为什么要见洪广义。
有一天他们带来了一个满头白发的女人，对我说：“你看看谁来了？”我看见那个女人在哭，拉长了一张长了许多皱纹的瘦脸，一边哭一边走近我，还伸出一只瘦骨嶙峋的手要往我脸上摸。我让她摸。她摸得我有点疼。她的手老在抖，而且很冷，像冰一样。她摸了一会儿就弯起一根冰棍似的指头，一下一下地给我刮嘴角上的涎水。她扯起自己的衣襟，贴过来擦我的嘴巴。我看见她的皱巴巴的肚皮在一起一伏。我对她说：“你不是洪广义。”她哇地一声破开喉咙号啕起来，使劲抱住我的脑袋，把我的脸按在她的肚皮上。她的肚皮也是冰凉的。我听见有许多声音在她肚子里奔跑。
他们说：“这是你妈呀，你连你妈都不认识？”
他们接着问我：“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我摇摇头。我知道我说了他们又会扇我的耳光，会把我的嘴扇出血来。
过了几天，他们又带来一个女人，这个女人的嘴唇很薄，不住地撇着。她一看见我就撇嘴，就哭。我不明白为什么女人一看见我就哭。她没有用手摸我，她的手紧紧地抓住一个秃顶男人的胳膊。秃顶男人是和她一起来的。她像怕冷似的缩着两只肩胛，不住地抖着，站都站不住，歪在秃顶男人身上。秃顶男人问我：“你认识我吗？”我把舌头卷起来，在嘴角上扫了一下涎水，说：“你不是洪广义。”又对那个歪在他身上的女人说，“你也不是。”那个女人的腿一下子就软了，像一滩稀泥似的往地上落，秃顶男人不得不弯腰抱着她。秃顶男人花白的头发竖了起来，眼镜片上晃着白光，冲我大声喊叫，把口哨的咴咴声都压住了，“你他妈的也不看看自己一副鬼样！你成了什么了你，还装疯卖傻，连人都不认！”薄嘴唇女人说：“爸！”她的声音又尖又高，很刺耳。她已经快要落到地上去了。带他们来的人叫他不要吵，但他不听，把脸伸过来。我觉得他的脸要贴着我的脸，便不住地往后退，退靠了墙壁。他也往后退，退回去扯住那个女人的手，女人又哭起来，他像拖麻袋一样把她拖走了。
过了不久他们又带了几个人来，其中有一个人问了我一些问题，这个人瘦得看不见肉，眼睛也看不见，躲在眼窝里。他的眼窝就像两个洞。他问我多大，姓什么叫什么，家里都有什么人，父母姓什么叫什么？又问我是干什么的，怎么到这儿来的。我觉得这些问题我有点知道又不大知道，想得我很累，我便不理他。他用黑洞洞的眼窝对着我，又问：“洪广义是谁？”我觉得他说的这个名字很熟悉，但我就是想不起来是谁，可他还在翻来复去地问。口哨的咴咴声越来越大。我对他说：“口哨。”
这个瘦得像根豆芽似的人后来又来了一次，但我不记得他了，以为他是我的看守。事实上这个人就是彭家桥精神病院的副院长。这位副院长到这儿来也是应有关部门的邀请，目的就是看看我是不是在装病，企图逃脱法律的制裁。应该说这位副院长是一个严谨而诚实的人，他证实我确确实实是一个精神病人，并且非常负责地在有关文件上签下他的名字——岳中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