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不是那场大火，我肯定在那年三月跟毛兰结婚了。
虽然跟毛兰结婚并不是一件让人多么快乐的事情，但我还是不愿意提起这场大火。我最不愿意说的就是这场大火，－－它突如其来，不但烧掉了我和毛兰的婚事，关键是它把我的一切都烧掉了，烧了个干干净净。它到底是一场大火还是别的什么呢？从表面上看来，它也不是一场大火，而是不折不扣的一场骚乱，大火只是整个骚乱的高潮。就像作爱，高潮只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意味着结束。那场骚乱也一样，高潮来了，以大火的形式气势汹汹地来了，而且它来得那么突然，谁也没有想到。为什么会是一场大火呢？为什么不是别的？比如打伤几个人，砸烂几间包厢，砸烂歌厅迪厅，那不是也可以算作高潮吗？为什么偏偏是一场大火呢？
我不认为这跟我的疏忽或大意有太大的关系，虽然每次安全检查时，人家都说你这里早晚要出事的，但我知道那不过是吹毛求疵。这是他们惯用的手段，无非是想要你表示点意思，你的意思到了就行了。倘若不是那场骚乱，能有什么事呢？哪来的什么大火呢？所以从我的认识来说，这完全是一次偶然，或者是命中注定的一个伏笔，一个劫数，就在那儿等着我，并且把我等到了。
说是这么说，但也不见得就非出事不可，就算是命定的劫数，有人就能侥幸躲过去，我只不过是运气不好罢了。
无论怎么看，那天晚上都跟平常一样，没什么很特别的地方。一开始有几个小痞子在歌厅票房门口吵闹，他们说我们没钱，但我们热爱音乐。所谓小痞子不过是些小青年，我叫他们小痞子并不含任何贬义，只是一种年龄界定，要说起来我们大家或多或少也都有一些痞相。在绿岛所在的金昌路上，这样的小痞子很多，这样的吵闹也天天不断，跟家常便饭一样，所以保安也懒得去管，他们觉得小痞子是跟票房里的小姐闹着玩。事实上他们也常常这么闹着玩。但那天还是有些邪门，小痞子竟然越聚越多了，越闹越来劲了，就像滚雪球似的，滚大了，滚出气势来了，等到保安上前干预时，已是黑鸦鸦一片了。几个保安根本不顶事，人群转眼间就将他们淹没了。
骚乱就这样开始了。但如果仅仅是这样也就罢了，事情的性质还不会发生变化。那天晚上偏偏有个人跑到绿岛来找老婆。这样的事以前也有，来找老婆找女儿的都有。许多事情就是这样，一个不小心，偶然就变成了必然。那个王八蛋恰恰就凑在这时候来了。他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作为肇事者，后来他也被抓起来了。这家伙大约才三十出头，是南城机城厂的一名车工，据说已经在家里憋闷了一年多了，那天晚上大概也喝了点酒，越想越伤心，越想越不是滋味，便醉醺醺地跑来找老婆。他一路拖着哭腔大声喊叫，过不成啦，过不成了呀……狗东西！她嫌我没钱她跑到这里做鸡来啦！她做鸡呀！她卖屄做鸡呀！门口已经没有保安了，几个服务员小姐根本拦不住他，跟他纠缠在了一起，引来了许多看热闹的人，都很同情他，七嘴八舌地感叹着，唉唉，活到这一步，可怜哪……窝囊呀！然后便没头没脑地骂，这真是，真是操他妈的！不知道谁喊一声，砸他妈的鸡窝！砸呀！砸鸡窝！就像火山爆发似的，一片汹汹的喊砸之声。也不知道一下子从哪儿冒出了那么多人，整个金昌路上都是人，像蠕动的蚂蚁一样，而且人人都非常愤怒，说砸就砸，一窝蜂似地冲进绿岛砸了起来。
愤怒的人们，包括那些小痞子一一我还是想不通他们愤怒什么，他们愤怒什么呢？他们的怒火从何而来？那个三十来岁的醉鬼简直就是一根火柴，嗤地一声就把他们都点燃了一一他们砸歌厅，砸剧场，砸包厢砸按摩房，砸电视砸沙发砸茶几砸椅子，见什么砸什么，边砸还边喊口号……至于他们喊的什么口号，我在这里就不说了，我不是一个偏激的人，也不想借他们的口喊什么口号。我们还是遵循简略原则。我们只要想想他们有多么亢奋，多么激动，现场有多么混乱。我们就放开我们的想象吧。最后是哪儿的电器碰火了，嗞嗞喳喳地一阵响，火花便溅起来了，火便从吊顶上烧起来了，而他们还不知道，还在砸，外面的人还在往里面涌。虽然有人看见着火了，大声喊叫，可人声鼎沸，一下子就把他的声音淹没了……高潮就这样来临了，那场大火就这样轰轰烈烈地烧起来了，火渣子掉下来了，有人被烧伤了，人们这才愣住了，不再砸了，却又眼睁睁地看着大火蔓延开来，接着便大呼小叫，争先恐后地往外挤。那些灭火器就挂在那儿，一伸手就能拿到，但是没有一个人去把它们拿过来，他们根本没看见灭火器，只顾得哇哇哭叫着逃命。前面的被挤倒了，后面的毫不迟疑，抬脚就从他身上踩上去……
那天晚上我不在场。那几天政协换届，作为一名政协委员，几天来我都昏头昏脑地在南城宾馆开会。那天临近黄昏时，洪广义特意给我打电话，叫我别在会上吃饭，说他听说我和毛兰订婚了，他很高兴，一定要来给我贺喜。我说贺什喜呀，有什么喜可贺呀？但晚上我还是跟他在一起喝了酒。我们都喝了不少酒。洪广义喝得红头胀脸，不住地嗬嗬笑，他说：“好呀，好得很，恭喜你。”他又说，“婚礼一定要大办，要办得轰轰烈烈！刘昆呢？叫他去印请柬，要印大的，小眉小眼不好看，要印得跟半张报纸那样大，要烫金，印了就叫他去送，跟绿岛有关系没关系的都送！送给南城所有的人！”他说话时我就闷着头喝酒。他说：“徐阳你说呢？”我说：“送吧，送吧送吧！”他说：“你别小气，别怕花钱，我给你出一半行了吧？”我说：“行吧，行啊！”
喝了酒洪广义便到按摩中心去了，他问我去不去，我说我开会开累了，要睡觉。他鬼笑着说：“是开会开累了吗？好吧，累了就去睡吧，好好睡一觉。”我们在门口碰到刘昆，他交待刘昆去印婚礼请柬，然后拍两下刘昆的肩，说：“今天你们徐总要睡觉，你好好盯着，有事别找他，让他好好睡！”
大火烧起来的时候，我正睡得跟烂泥一样。我是被烧醒的。我没有被烟呛死，居然被烧醒了，简直是个奇迹。我昏头昏脑地看着到处乱跳的火，什么都听不见，只听见自己咕咚咕咚的心跳。后来我连自己的心跳也听不见了。我开始撕窗帘。我满耳朵都是哧啦哧啦地撕窗帘的声音。我拼命地撕，也不知哪来那么大的力气，就像撕一张纸似的，那么厚的窗帘布，一撕就是一条。我把撕成长条的窗帘布结起来，绑在一只床腿上，把另一头扔出窗外，然后顺着窗口抓住布条往下爬。爬了一会儿，大约布条被烧断了，我直溜溜地摔了下来。
我没被摔成肉饼，只是摔坏了一条腿。粉碎性骨折。但当时我几乎没什么感觉，我从地上爬起来，像一只瘸腿鸭子一样奔跑。这事说起来也怪，我不但不知道自己断了腿，连自己被烧伤了都不知道。如今我的左臂是弯曲的，右手上全是疤癞，当时我是怎么用它们撕窗帘的呢？我又怎么用它们抓住布条逃生呢？我像鸭子一样跑着时，被李晓梅一把抓住了。我不知道是谁抓住了我，不知道那是李晓梅。我傻愣愣地四处看着，看见大街上站着许多人，还看见消防车在往火堆里射水。最后我看见了洪广义，他什么都没穿，腰里围着一块毛巾，张着嘴歪着脸站在一辆消防车旁边。他的大脑袋左扭右扭，他是在找我吗？我想到他那里去，但李晓梅抓住我不松手，我把脸扭过来，想叫她松手，张了张嘴没说出来。我瞪着她，嘴唇哆嗦了两下，说：“你是李晓梅？”我想她是从哪儿钻出来的呢？我不是在做梦吧？我又说：“李晓梅，你是从那儿钻出来的？”我没听见自己的声音，但看见她在用力点头。她的脸被火光映得红红的。我说话时感到脸有点疼。我伸手想把她揽过来，抬了抬手，但手已经抬不起来了，我下意识地晃了晃它。
李晓梅在说什么我一点也听不见，只看见她的嘴巴在动。她靠过来抱住我两只手臂。我疼得咧了一下嘴。她的声音嗡嗡的，像雾一样，一团一团的。我又摇摇脑袋。我还在想，这是不是做梦呢？我迷迷瞪瞪地说：“李晓梅？真是你吗？你怎么在这里？你没回家去吗？”我还是没听到自己的声音。我怎么会没有声音？
李晓梅对着我的耳朵喊叫。我终于听见了声音。声音像斧子一样劈进了耳朵里，接着所有的声音都跟强盗似地冲了进去。我龇着牙，死劲地抬起一只手，捂住一只耳朵，用另一只耳朵听李晓梅说话。我听见李晓梅说：“我没……回家，我看见这里烧红了天，就往这里跑唦，我急死啦！你跑出来了就好唦，真好唦！”
她浑身哆嗦，满脸是泪，用力抱着我，脸靠着我的脸。我觉得我的脸火辣辣的。我说我的脸很疼。她把脑袋往后靠了靠，仔细看我的脸。我看见她脸上粘着一些黑红黑红的东西，伸手帮她抹了一下，这时候我闻到了一股焦糊的肉香。我说：“你的脸怎么被烧坏了？”李晓梅抹一把眼里的泪，忽然瞪大眼睛，发出一声惊叫，“呀，你、你的脸……脸没啦！”
我就是这时候倒下去的，像被人推了一下似的，我歪了几下就倒下去了。我发现我只有一条腿，另一条腿跟面条一样。
李晓梅还在尖叫：“脸！脸！你的脸！”
我躺在地上，我发现我还有一只手可以动，我用这只手摸摸自己的脸，摸到了一片黏黏乎乎的东西。我又看看我的手，手就像烧烤时的一块牛排。疼痛这时候全面地来了，像一块又大又厚的黑布飘落下来，在它彻底覆盖我之前，我还看了看李晓梅惊恐万状的脸，以及她后面的一辆消防车和一些东奔西跑的人。我还看了一眼天空。天空被蒙了一层厚厚的猩红。焦糊的烤肉的香气灌满了鼻孔。
我没有昏迷，我只是被疼痛抓住了，就像老鹰抓小鸡那样。我知道有人把我抬走，他们把我搬上担架，搬到车上，送我到医院，医生护士给我检查、清洗、打针、输液、上绷带、裹纱布，把我搬来搬去，翻来翻去。我的所有的意识都活着，只是看起来像昏过去了。我还听见他们说话。他们说：“这个人是谁呀？怎么只穿一条裤衩？会不会是个嫖客呀？”
我听见李晓梅一边哭一边说：“你们说什么唦，他是徐阳嘞！”
李晓梅一直守在我身边。我知道她在我身边，但我没跟她说话。我表面上昏昏地躺着，脑子里还在想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一个梦？我真希望这是一个梦，我不敢想别的。我想就算是梦吧，她来到了我梦里，我要不要跟她说点什么呢？马上就要过年了，她会回去过年吗？会把那些买好的东西带回去吗？接着我又想，如果不是梦呢？这该怎么办呢？我的脑子越来越涩。他们大约给我打了安定。我就那样睡着了。第二天早晨，我一睁开眼就看见了李晓梅，她歪着身子趴在床沿上睡觉。
我已经清醒了。我知道了昨晚上发生的事都是真的，是实实在在的。我呆呆地看着窗口，看着阳光爬上窗口外面的楼房，心里空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
冬天的暖阳从窗口射进来，黄乎乎地照在她的窄窄的脊背上。她把脸埋在臂弯里睡着，身上的一件烟黄色的小袄子往上翘起来，露出了腰上内衣的一截粉色。我朝她的脊背看了许久，但看不出她到底是胖了还是瘦了。
我叹了一口气。我想摸摸她的头发，或者把一只手放在她脊背上。我犹豫了许久，我想我还有什么资格这样做呢？可我又太想这样做了，想得心都有点疼，我不知不觉地就想把手伸过去。我一动就把她动醒了，她问我要干什么？她脸上还粘着从我脸上蹭下的黑糊糊的东西。她的脸没有被烧坏。我想了想说：“我要撒尿。”我掀掉毯子，这才发现自己差不多全被白纱布包裹起来了，腿也裹在石膏里。她说：“别动，我来唦。”她在病房里到处找了找，又对我说等一下，便跑出去了，没一会儿便端着一只痰盂回来了。我说：“这不行。”她说：“怎么不行唦？”我挣扎着要下床，她拦不住，只好放下痰盂，噘着嘴帮着我把自己从床上挪了下来，架着我去上厕所。她用一只肩膀撑着我，手死死地箍着我的腰，气喘得又粗又急，呼哧呼哧的。在厕所门口我要她松开我，她不肯，说，“你会摔跤的唦。”
我还是从她手上挣开了，用一条腿跳进了厕所。她在后面哭声哭气地说：“你这个人真是，我就侍候你唦，又不看别人，你怕什么唦？”我一边撒尿一边听着李晓梅嘤嘤地哭着。我心里的滋味真是无法形容，我知道我完了，再说我哪里还有脸跟她说什么呢？我面前的窗户朝着一面水泥墙，有一片淡淡的橘红色的阳光照在冰冷的墙壁上。人们进进出出，除了几声咳嗽，几乎都不说话。
我旁边站着一个举着输液瓶的人，他的腰和半个胸脯都包着纱布，朝我喂了一声。我看看他。他说：“你是昨晚上从绿岛送来的吗？”我说：“嗯。”他又问我：“烧死了多少？”我说：“不知道。”他叹了一口气，说：“他妈的惨哪，我们都是命大的。”他把那只帮助撒尿的手伸了过来，我有点犹豫，但还是把一只没被纱布裹住的手给了他。我们握了握手。
撒完这泡尿没过多久，我就离开了这家医院。有几个人用担架把我抬上了一辆绿色救护车。我看见这辆救护车就意识到什么了，我心里一阵发紧，但我没说什么。李晓梅问他们要把我弄到哪里去，他们不说，李晓梅追着他们问，他们问李晓梅：“你是什么人？”李晓梅没吭声，过一会儿她说：“他妹妹唦。”他们又问：“这是徐阳吗？”李晓梅点点头说：“是唦。”他们说这就对了。他们叫李晓梅回去，说你哥被拘留了。李晓梅就哭起来了，边哭边说：“人都烧成这样，拘留他做什么唦？你们做点好事唦！”车门关上时，她飞快地用巴掌抹抹眼泪，又把一只湿漉漉的巴掌拼命向我摇着。她的脸色显得很白，腮帮上的污迹已经被泪水洗干净了。
在我被绿色救护车带走后不久，我妈来到了这所医院里。她听说绿岛遭了大火，便到处找我，一开始在绿岛的废墟里找，废墟上还昌着烟，一缕缕在灰蒙豪的黎明中飘动着。王玉华像一只干虾似地在那儿走来走去。到处水渍渍的，一片狼籍，她磕磕绊绊地走着，脸上身上都脏兮兮的，像叫魂一样叫我，阳阳，徐阳啊一一！
她问那些正在清理火灾现场的人，“看见我儿子徐阳吗？他是这里的总经理，这里就是他的，知道不知道？你们看见他吗？”人家摇摇头。她转了一会儿又过来问：“这是怎么烧起来的？是不是有人放火？嫉妒我儿子，故意搞破坏？谁呢，嗯？谁是纵火犯？”人家烦了，不理她。
她的已经挺得很直的腰又弯下去了，脑袋也勾下去了。她的银丝一般的头发变得枯枯的，像从前一样没有光泽。尤其是嘴角边的那个凹坑，深得吓人。但她没哭，只是念经似地说着，“阳阳啊，你在哪儿？你别吓我呀，你好不容易有了今天，有了这么大的事业，出人头地啦，你的事业还要向前发展哪，你的前程还很远大呀，你千万千万别……吓我呀……我熬了一辈子才熬到今天，你出息啦，我也活得有滋有味啦，人家也都叫我老大太啦，我知道这都是因为你呀，人家眼里有我是因为人家看得起你呀，我指望你呀……”
后来她找到了这家医院。有人告诉她，许多烧伤的人都被送到了这家医院，她便急匆匆地往这里赶。在门口她碰到了李晓梅。李晓梅认识她，叫了她一句徐伯母。我妈说你是谁？李晓梅说我是、是绿岛的。
李晓梅没对我妈说别的，只说徐总没什么事，刚刚被一辆武警救护车接走了。我妈愣了一会儿，身体摇晃了几下，李晓梅赶紧搀住她。我妈站稳了之后，喘气似地啊了两声，便放开喉咙哭了起来。她边哭边说：“好啊，天保佑你呀阳阳……”哭了几声，又哽噎着问李晓梅，“为什么把他接走？还是武警的救护车？接走做什么？这里治不了吗？他伤得很重吗？”李晓梅摇摇头说不重。我妈侧着头想了想，也摇摇头，摇得很慢很沉重，“这到底是谁呀，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呀，啊……”
我妈和李晓梅从医院里出来，迎面看见毛老师两口子和毛兰慌慌张张地赶来了，毛兰跑在最前头。我妈用巴掌抹了抹泪脸，又歪着脑袋把脸在肩上蹭了蹭，顺手捋捋头发，同时把腰也挺起来，下巴也抬髙了。“哎呀呀，慌什么慌什么？别慌。”她对毛兰和毛兰后面的毛老师夫妇说，“徐阳好好的，什么事也没有。”
李晓梅说：“徐伯母，这是谁呀？”
我妈撇撇嘴说：“你们徐总的老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