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精神病院住了大约一年以后，也就是在来年春天，我妈就死了。她把什么都交待好了，给保姆陈玉娥发了最后一个月工资，叫陈玉娥在她死了以后，把孩子送到他妈冯丽那儿去。她把冯丽的地址给了陈玉娥，对陈玉娥说，我信得过你，你一定要把孩子送去啊。

据说她在临死前老看自己的手，她躺在病床上，身上都汗溻了，还动不动把一只枯骨一样的手举到眼前，看看手掌又看看手背。两只手轮换着看，看完了一只又看另一只，看得很痴迷很投入很茫然。她看自己的手干什么呢？是不是觉得忙了一辈子，到头来依然是两手空空？

她并没有得什么病，医生怎么查也没查出可以置她于死地的绝症，比如肺癌或肝癌之类，至于其它的一些毛病，那都是像她那个年纪的人一般都有的，都是无关大碍的，不会要了她的命，可她硬是一天天地消瘦萎靡下去，最后衰竭而死。她死后不久，因为旧城改造，我们住过的那间潮湿阴暗的房子也被拆了，街道办的人把她搬家时留在那儿的一些遗物拿到了精神病院。几年后我出院时，岳中和副院长把我领到一个车库里，那些东西就堆在车库的一个角上，总共是三个箱子，一只樟木箱、一只杉木箱、一只皮箱和两个蛇皮袋。我在樟木箱里看见了她那三个兄弟以前写给她的那些信，那厚厚一沓反复谈房产分配的信被她装在一个牛皮纸袋里；另一个牛皮纸袋里装的是她争取退休待遇的申述材料，她还留着这些信和材料干什么？我还看见了我小时候画在一沓试卷上的画，其中有许多是用蜡笔涂得金黄的苹果树。那时候我除了用小炭木头画画，还用蜡笔画，我妈常拿学生试卷回来当草纸用，我就用蜡笔把苹果树画在这些试卷的背面。

据说毛兰曾去看过我妈，薄薄的嘴唇上几乎看不见一丝血色，她告诉我妈，她把孩子打掉了。她坐都没坐，只是站了一会儿就走了。

岳中和副院长跟我说这些时，见我的眉头越锁越紧，有点担心，问我想什么？我说：“毛兰是谁？”他说：“想不起来就算了，别让脑子太累了。”

我说：“不累，让我想想吧。”

过了一会儿，我说：“我想起来了，她怀孕了。”

岳中和说：“什么？”

我说：“她怀孕了。”

我是在这一年夏天好起来的。长年不断的涎水一点点地干了，就像如今的一些河流那样，流着流着就断流了，干涸了。嘴角和下巴的湿疹也像夏天墙脚上的青苔一样死掉了。然后就是那只破口哨的声音小了，一天比一天小，最后没有了。一只叫了几年的口哨突然不叫了，我有些发愣，不知所措，许多别的声音一下子涌到我的耳朵里。那几天我老是掏耳朵，用力地恨恨地掏。我的耳朵很快就肿起来了。耳朵消了肿以后我便清晰地听见了各种声音，接着我看见了我的脸。

我撒尿的时候，我的脸映在尿池子里。但我以为那不是我的脸，而是别人的脸。可是我的脑袋动一下，浸在尿水里的脸也动一下，我往这边歪他也往这边歪。我觉得很奇怪，蹲下去看着他。我不断地摇着脑袋，扭来扭去，他也摇，也扭。我忽然明白这就是我的脸。我怎么会是一张这么丑的脸呢？我想摸一摸脸，结果发现这只手臂弯不过来，于是又看着手臂。手臂上全是疤，亮亮的，样子很吓人。这条手臂也是我的吗？我弯过我的右手摸着我的左脸，一种疙疙瘩瘩粗糙坚硬的感觉使我浑身颤栗起来。我不住地朝尿池子里吐口水，那张脸皱起来了，荡漾着漂走了。我撒腿就跑，想把那张脸丢在这儿，可是没跑几步就摔倒了。我发现我的一条腿很不听话，老是向外撇，它用力一撇我就像被谁推了一把似的掼出去了。我的脸被擦破了，全身脏兮兮的，但我很快地爬了起来。我怕那张脸追上来。我跑出厕所之后，又弯过右手摸了一下脸，我的汗毛都乍起来了。我吓得大叫。

我的叫声引来了一些人。岳中和是最后跑过来的，他问我叫什么？我说：“我看见了我的脸。”岳中和说：“看见了什么？”我说：“可是这不是我的脸！”我张着嘴，大口喘息着，有一种冰凉的东西在脊背上爬着，连牙齿都在咯咯咯地响个不停。我一边抖着一边弯过右手去撕脸，岳中和叫人捉住我的手，把我按在一只椅子上，自己像根干柴似地弯在我面前，用两只黑洞洞的眼睛盯着我的眼睛。“你说这不是你的脸是谁的脸呢？”他说，“这就是你的脸。你的脸被烧坏了，然后你睡了一觉，现在你刚醒过来，所以你看到的不是你以前的脸。你还记得你以前的脸吗？”

我点点头，又摇摇头。我说：“一个人怎么能说得清自己的脸呢？”我说完这句话又怔怔的，我发现我的声音很奇怪，这不是我的声音，我的声音怎么是闷闷的呢？岳中和问我又怎么啦？我说：“我的声音变了，这不是我的声音。”岳中和说：“这不奇怪，你很久没说话了，声带变厚了，所以你听起来会觉得不是自己在说话。”

岳中和的眼窝里泛起两点潮乎乎的光亮，“你真好了，恭喜你，你好了！”他让人们把我放开，“放开他，他好啦！”

“他好啦。”岳中和重复着说这句话，一边说一边抹眼泪。

一连几天，岳中和都和我呆在一起，不断地问我一些问题，帮助我回忆一些人和事。他一点也不着急，总是说想不起来就算了，歇一会儿吧。最后他对我说：“你好了，你真好了！你可以出去了。”

我出院时，岳中和说：“你不把这些箱子和袋子弄走？”

我说：“不要了。”

我沿着一条马路由东向西走去。路边的树很高大，我一边走一边抬头看着这些树，阳光从叶隙里洒下来，不住地晃动。我撇着一条腿，跟着那些斑斑点点的阳光一起晃动着。灰尘很大，都是在路上奔跑的车子扬起来的，它们被这条路弄得像一群蚱蜢似的。大约在下午两点左右，我又回到了这座城市。

空气有些刺鼻。灰尘比过去多了许多，并且散发着一股干霉味。我来到我买给我妈住的那套房子的楼下，仰头看了看，便一边撇着腿上楼一边抠着鼻子。我把手伸进口袋里掏钥匙，才记起来我根本没有钥匙。我什么都没有。我发了一会儿愣，决定把门撞开，但刚撞了两下，里面就有人在大声喊叫。“谁？谁呀？！”我又发愣。我发现门上有一个闪亮的猫眼，那个大声尖叫的女人一定躲在猫眼后面看我。我说：“你是谁？”里面说：“你管我是谁！你要干什么？告诉你，我马上打110！”我说：“110是什么？”里面说：“110都不知道？警察！”我说这是我家，你是谁？你怎么在我家？你还要叫警察？里面的声音越来越尖，“你走不走？你不走我马上就打电话！”我对她说你不要打电话，这真是我家，我叫徐阳。她说：“我打电话啦，我现在就打！”

我只好又撇着一条腿下楼，站在楼下看了很久，一个单元一个单元地数过去，又从那边数过来，总共六个单元，我又犹犹豫豫地数了起来，确定自己没错，便再撇着腿上楼。我的腿很疼。我咬着牙，一步一步地撇着，好不容易撇上来了，站在那儿喘了一会儿气，准备抬手敲门。我的手还没举起来，里面就发出了一声惊叫：“你怎么还没走？我真打电话了，我这就去打。”里面传来跑动的声音，那个女人真在打电话。她哭着说110快来吧！我吓死啦！我听得清清楚楚。我想我怕110干什么呢？这难道不是我的房子吗？

我用力敲着门。我对着猫眼说：“你把110叫来有什么用呢？你应该跟我说清楚，我的房子怎么变成了你的房子，你怎么住在我的房子里，你不说清楚把110叫来有什么用呢？”她说：“110就要来啦，他们就在附近，你等着吧！”

110真的马上就来了，楼梯上响起了杂乱的脚步，像风一样眨眼就到了我跟前。他们都很年轻，都比我高半个头，一个个威风凛凛，把我围在中间。我的房门哐地一声打开了，门背后的女人用一根胖乎乎的指头指着我，对警察说：“就是他！”我想向警察解释。我说：“不是……”警察说：“那你站在这儿干什么？”我说：“这是我的房子。”女人说：“他撞我的门。”警察问我：“你想干什么？”我说：“我干什么？不干什么。”女人说：“他还说110没用！”警察说：“他说没用？他当然希望没用。以后你有事就打110，110会保护你的。”

警察要把我带走，他们扭住我的胳膊，把我的胳膊反到背后。我疼得连声惨叫。我说：“你们扭我的右手就行啦，别扭我的左手，你们把它扭断啦！”他们说：“你不是说我们没用吗？我们有用没用？”我说：“我不是坏人。”他们说：“不是坏人就撞人家的门？”我说：“我没钥匙。”他们说：“你有钥匙就怪了。”

他们都力大无比，几乎提着我下楼。我被关在一个铁笼子里。他们用一道铁栅栏把一间屋子隔成两间，里面的就是铁笼子。他们坐在外面，隔着铁栅栏和一张长条桌，一边抽烟喝茶一边问我姓什么叫什么，从哪儿来。他们说：“你要老实，坦白从宽知道吧？”我说了姓名，但没说从哪儿来，只说回家。他们说你倒好，把别人家当自己家，都干过几次了？我说什么干过几次？我是真回家，那就是我的房子。他们说到了这儿你还胡说八道？说，干过几次？从哪儿来？他们反复问这两句，我只好说，彭家桥。他们面面相觑，说：“彭家桥？”说着笑了起来，“我们抓了个精神病？”我说我不是精神病，已经好了，不信你们可以问岳中和。他们说岳中和是谁？我说是那个医院的副院长。他们想了想，就给精神病院打电话。

黄昏时分，他们把我从铁笼子里放了出来。我在另一间房间里见到了岳中和，他对我说：“我忘了告诉你，这套房子早被你妈卖掉了，否则你拿什么钱住院呢？”他停了一会儿，忧心忡忡地看着我，说，“你没地方住了，就是有地方住，你今晚也不能住了，他们要把你送到看守所去。”我问他为什么？他犹豫了一阵子，看着警察说：“问他们吧。”警察皱着眉说：“路上说吧。”

警察把我送到看守所去是有道理的，他们都知道那场火灾，知道十三条人命，一听说我就是那个总经理徐阳，都吃了一惊。他们认为我就这样逍遥法外太便宜了，起码对那十三个冤魂不公平。就算我病了这几年，可现在还没有出刑期，要不要继续服刑他们也说不准，无论怎么说，这事也要有个手续，否则不好发落；而要等这种手续下来，恐怕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所以他们只好请我去住看守所。

我这时候才知道我被判过刑。

在看守所里我完全清楚过来了。那几面泛着冷光的墙壁是最能让人清楚过来的东西。我真像是睡了一觉，现在我醒了，彻底地醒了。我一天到晚闷着头，谁也不理。在那个阴郁的地方，我的头发像废墟里的杂草一样疯长，很快就拖过了我的下巴。我的胡子也长起来了。当头发快要遮敝脖子时，我像一只长毛猴似的被放出来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又被放出来，我也没问，稀里糊涂的，他们说走吧，叮哩哐啷地打开一扇又一扇铁门，推着我往外走。我浑身臭哄哄的，满脸是乱糟糟的胡须，头发一绺一绺地板结着，像脏黑的布片一样盖在脸上。我搞不清当时是秋天还是冬天，反正不是太冷，阳光也在头顶上照着，我眯着眼睛四下里看了看，发现那些长在围墙边的小树梢上还吊着几片树叶。城市在北方，灰蒙蒙的一大片，看起来并不远。身后的铁门又在叮哩哐啷地响着，他们正要关上它，我把脸扭过来，对他们说：

“我真没什么事吗？”

他们很不耐烦地说：“你想有事是不是？走吧走吧。”

“那你们干嘛让我进来？现在又让我走？我到哪儿去呢？”

“你什么意思？是不是想在这儿住下去？”

“是。”

“疯子，还没好。”

他们说着，把铁门哐地一声关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