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除了忙着使唤保姆，还忙着到处给我搜罗姑娘的照片。她好像在那儿等着我离婚似的，我这里刚离，她那儿就弄来了一沓照片，介绍说这是谁那是谁，哪儿毕业，家里什么情况，等等。她从哪儿弄到那么多照片呢？说实话那些照片上的姑娘都还过得去，起码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起初我敷衍她，慢慢地就有些不耐烦了，翻那些照片比翻一本画报还要马虎。可她还乐此不疲，继续把照片拿过来，我便怀疑她把这件事当成了一种享受或自娱。她说她是这样给人家介绍她的儿子的：
“你知道绿岛吗？他就是那里的总经理。”接着她又把那张她珍藏着的南城晚报拿出来，“他的事迹都在报纸上，你看过这张报纸吗？”
我说：“你没说我离了婚？没说我有一个孩子？”
她说：“这算什么事？用不着说的。”
她把照片一沓沓地拿过来，又一沓沓地拿走。她问我，“你莫不是想要个天仙吧？”我说我还谈这种事干什么呢？她说：“你又没老，怎么不要谈？”我对她说：“你操这种心干什么，呆在家里好好歇歇不行吗？”她很敏感，说：“什么意思？我不能管你的事？我腿都跑断了为了谁？我图什么？难道我想沾你的光吗？不是我给你取了这个名字你有今天？”
她老提这个名字，我想叫她别当真，告诉她那是人家在“唱歌”。但话到嘴边我又忍回去了。她脸上的皱纹紊乱起来，嘴角上的凹坑又深深戳进去。我非常不愿意看见这个凹坑，我对她的感情很复杂，我知道这是我妈，可我对她亲近不起来，同时我又希望她能过得快乐幸福。我只好继续敷衍她，从她拿来的照片中随便抽了一张，对她说：“就这个吧。”她先是感到惊讶，接着叹一口气，说：“阿弥陀佛，我就跟给皇帝选妃子一样，你总算看中了一个！”
我以为我拿了一张照片就没事了，可王玉华又要我和那姑娘先见个面。我推脱说忙，一拖再拖。王玉华说是不是还不满意？不满意不要紧，我再给你找。她的耐心真好。我只好听从她的安排，和那姑娘见了一面。见面地点就在绿岛临街的茗园茶楼，王玉华把姑娘带来后，坐了一会儿就走了。走时是一副茫然的样子。我和那姑娘说了几句话，那是个大眼睛的姑娘，她大约想证明她的清纯，扑扇着大眼睛，带着羞涩说，在这种场合她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说那就不说吧。她说那我们来干什么呢？我含含糊糊地说，不就是交个一般性的朋友吗？我转背就把那姑娘叫什么都忘了。
第二天王玉华又跑到绿岛来，问我谈得怎么样？满意不满意？她充满期待地看着我，我不知道她希望我满意还是不满意，我说：“还行吧？还行。”她说：“不行就说，不要勉强啊。”我说：“刚接触嘛，行不行以后再说吧。”
王玉华又生出一个主意，她说既然要谈，那就把人家叫到家里来吃顿饭吧。我只好又采取拖的办法。但她逼得很紧，三天两头问这事。她从来没有在我身上花过这么多心思，现在她的心思全放到我身上来了，让我很不习惯，也很烦。她逼得我实在无路可退了，我便对她撒个谎，说人家不同意，嫌我离过婚。她一听就叫起来，“什么？她还不同意？她要找什么人？”她夸张地叫了几句，皱纹又像盛开的菊花一样舒展开来，满脸灿烂地对我说：“不要紧，我再辛苦一下，一定给你找个满意的。”
绿岛大门右边的街树下，有四五个半大老头常年蹲守在那儿，大约每二十米左右一个，一天到晚拦着人算命看相。那天我在门前站着，离我最近的那个山羊胡子一直朝我招手，我便过去了，他把小马扎让给我坐，自己蹲在我面前，装模作样地捋着山羊胡子说，看你的印堂就知道，你正走桃花运呐。第二天，我有意又让一个红脸小老头算了算，他说恭喜你，你要交桃花运了。连着几天，一天一个，我让那几个算命的都给我算了，他们的说法大致相同，都说我命犯桃花。我说：“你们对每个来这儿的人都这么说吗？说人家要交桃花运？你们以为这儿是什么地方？是窑子？是红灯区？”
我叫刘昆把他们通通赶走。
几天后我妈又兴冲冲地拿来一沓照片，我翻了翻，又抽了一张。她拿过去看看，说：“你觉得这姑娘漂亮吗？你要看仔细呀。”我说我就是觉得她漂亮。她说：“那好吧，那就见个面吧。”接下来的情况跟上次几乎一模一样，我又见了一个姑娘，那个姑娘嘴唇有点薄，动不动就红脸，红得像要滴血似的。最后王玉华又问我行不行，又要请人家到家里去吃饭。我说：“要不我们选一个洒店，在洒店里吃吧，这样既免得你操劳，也体面是不是？”她想了想同意了。她出现在洒店时我吃了一惊，她把自己弄得像个爆发户家里的老太太，浑身珠光宝气，手腕上还套了个玉手镯子。
她轻声对我着我的耳朵说：“我这身行头怎么样，你妈没给你丢脸吧？”
那天我没坐一会儿就走了，把珠光宝气的王玉华和那个满脸通红的姑娘扔在那儿。我事先交待过刘昆，叫他平均每五分钟给我打一个电话。那天我的电话不断，我故意对着电话发脾气，你们烦不烦？我还要不要吃饭？！我跟她们点点头，做出一副抱歉的样子，一边说一边匆匆地走了。好在王玉华不介意，她把自己当成了主角，她对那姑娘说：“他忙就让他走吧，我们吃我们的。”
王玉华对这个爱红脸的姑娘印象不好，说她像个哑巴，吃了一顿饭，跟她没说到几句话。我说：“不爱说话不好吗？我喜欢不爱说话的。”王王华叹了一口气，很失落地说：“你要想清楚啊，这是你娶老婆啊。”
有一天那个爱红脸的姑娘对我妈说，她爸爸请我们到家里去吃一顿饭。我妈没想到这事她还有份，而且对方还对她表示了明显的尊重。她立即跑到绿岛来跟我说。我说算了吧？她说你不是说喜欢人家吗？这是相亲呢，怎么能算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她都忙着为这件事作准备。她听说对方爸爸是社科院的研究员，便格外重视。她开始注意自己的仪表，从穿衣到化妆，都认真学习揣摩，甚至还学习怎么走路和说话。现在她说话很夸张，动不动就哎呀呀。走路更是怪怪的，身子下面的腿脚像是别人的，让人看着就别扭；还提臀收腹，下颌呈一定的角度微微上翘，人还没到，一个尖瘦的、开始有了一点光亮的下巴就先到了，给人一种很拔扈的感觉。
我只好去找那姑娘。那姑娘叫毛兰，是个二十八岁的老姑娘，长得比照片上要白净一些。我发现一个女人到了二十八岁还没什经历就会变得很傻，我拐弯抹角地说了那么多，她一点都不明白。她大约以为自己终于把爱情抓住了。对于她来说爱情恐怕就是一条鱼，她在一片汪洋中摸了二十八年，现在总算摸到了。我妈拿来了那么多照片，我随便那么一抽，怎么偏偏就是她呢？
她以为我不敢见她爸爸，宽慰我说：“不要紧的，我爸知道你，他还写过好几篇文章呢。”我有些愕然，问她什么文章？她说：“以前报上不是讨论过你吗？”
我看着她发愣。这么些年过去了，我都快忘了这件事了。我想怎么会有这样巧的事呢？她说她爸爸在社联工作，专门研究社会分类学（一个这样的学者怎么会参与一场那样的讨论呢），按收入高低划分社会阶层。我说：“他把自己划在哪个阶层？”毛兰说：“他不管自己，从来不考虑自己的事，一天到晚做学问。”我说：“他考虑你的事吗？”毛兰抬眼看我一下（她总是低垂着眉眼），说：“他一听说是你，就给我讲了你的那些事，还拿他写的文章给我看。”我说：“你看了吗？”她点点头，又看了我一眼。她看人老是一眼一眼的。“看了。”她说。我说：“那你应该知道我是个什么人。”她说：“怎么不知道呢？我爸说那是报纸瞎闹，他说你是个很有志气的人。他还找了另一些报纸给我看，我都看得哭了，说实在的，我真的很感动。”
我便决定去见见她爸爸。
她家里刚搞了一次装修，我一走进那套装修一新、还散发着浓烈漆味的住宅，一眼就看出了她家的紧拙：所有的材料都是低档的便宜货。她妈热情地接着我妈，她爸却坐着不动。我称呼这位社会分类学家为毛老师，他一脸严肃地点点头，说：“唔。”他把架子端得很足，坐在一只藤椅里，两条手臂挲开来放在椅圈上。
他妻子的嘴唇很薄，薄得还不如毛兰的嘴唇好看。她问她丈夫：“拿什么茶呢？是遂川狗牯脑还是婺源雨前？”显得他们家里全是好茶似的。毛老师便看看我，说：“你喝什么茶？我这里还有太白银针和信阳毛尖，要不就来点西湖龙井？”我说：“随便吧，我不讲究。”毛老师又扭脸问我妈喝什么茶？我妈也说随便。毛老师便说：“那就给他们来点婺源雨前吧，我是喝惯了它的，感觉还是很不错的。”听他们夫妻俩这么一唱一和，我不由得又扫一眼他们家底气四泄的装修，心里老想发笑。
茶泡好了，略坐一坐，毛老师便把妻子和女儿都赶进了厨房。“该做饭了，”他对妻子说，又把脸转向女儿，“你也去打个下手。”他大约要跟我谈一谈。这也正是我的意思，但我不愿坐在客厅里跟他谈，我不想让我妈参与我们的谈话。再说客厅也太小太逼仄，漆味浓得令人眼睛涩痒；而且客厅和厨房相连，两个做饭的女人和我们相隔不过三五步。我端着茶站起来，建议毛老师领我去参观他的阳台。毛老师似乎有点不愿意，说阳台上没有凳子。我说站一站没关系。他只好也站起来，于是我们穿过他们夫妻的卧室来到阳台上。毛老师站在阳台上不大自在，原因大概是堆在那儿的破烂，有用大塑料袋装着的旧衣服破棉絮，有旧床架和锈蚀的煤气灶，还有一只积满陈灰的蜂窝煤炉。为了让毛老师不致于太尴尬，我一直看着对面楼顶上的一群鸽子。楼与楼之间隔得太近，连鸽子眼睛都几乎看得清。
毛老师没有看鸽子，而是看下面的车。那是我的车。他不是低着头正儿八经地看，他斜侧着脑袋，似乎在看那边阳台上的花草，但他的视线却跟脸的方向相反，看的是我的车。阳光正在西斜，照着他的光秃的头顶，在我的左边耀起一片油亮的反光。
“你没有养鸽子吗？”我说。
他把脸侧过来。我发现他的眼睛有点斜视了，对了几下都没有对准我的脸。他晃了晃脑袋，才让眼珠子回到了原来的位置。满脸困惑地问我：“什么鸽子？”我说：“养鸽子，你没养鸽子？”他摇一下头，说：“没有，我养那东西干什么？没时间哪。做学问不容易呀，尤其做我们这一行的，吃的是草挤的是奶啊！”我说：“我听毛兰说过，你的成果很大，很了不起。”他摇摇头，笑道：“哎呀什么成果不成果，不值一提，拿过几个奖，混了个正高，如此而已，提这个干什么，不提不提！”
我又说，“毛兰还说你写过关于我的文章。”
“哦。”他瞥了我一眼，说，“我自己都忘了写过些什么文章，有一些呢，其实也就是应付一下的，没意思啊。”
“怎么没意思呢？在那场讨论中，你是什么观点？大概说我是个流氓吧？”
“我是怎么说的呢？哎呀真忘了。这辈子这样的应景文章写得太多了，写了就忘。说起来这样写写文章确实没什么意思，写了一辈子文章，写出什么来了呢？惭愧呀，不如你呀，你是青年企业家呀，哈哈哈。”
“毛老师真谦虚。”我故意停顿一下，“没想到这么巧，今天到你家里来了，跟你在这儿谈你的文章。”
“所以说世事难料啊！”他一点也不尴尬，感叹了一番，又说：“这是不是就叫缘份呢？你和毛兰，啊？”
“是吗？我不知道，想听听你的意见。”
“我有什么意见？你们年轻人的事，你们自己看着办吧，我没意见。”
“我刚离婚，身边还有个孩子，你们就一点意见都没有吗？”
“这算什么呀？她自己看着好就行。再说我也不是封建时代的家长，你呀，小徐呀，我叫你小徐吧，啊？你对我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啊，跟你说吧，我不是一个思想僵化的人。”他一边说一边笑着，显得和蔼可亲。对面楼顶上的鸽子起起落落。夕阳已经泛红，照着他的脸。“以后你就会了解我的，你会发现你这个岳父大人——这么说是不是早了点？嗯？哈哈——还不是太老，起码，思想还是蛮年轻的嘛。”
“你说你是我的岳父大人？”
“是呀。难道不是吗？我听毛兰说你还有些担心我，别担心，我这一关好过，我说过的，我很开通的。你愿意的话，就别叫我毛老师啦，可以改口啦。哈哈哈。”他的哈哈打得非常响亮。对面的鸽子被惊得噼噼啪啪地全飞起来了。
我看着他笑，看着阳光在他的牙齿上跳来跳去，心想这个人怎么回事？他凭什么就让我改口叫他做爸爸？我确实没见过这样的人。我在心里暗自冷笑。我说：“既然你这么开通，那我就把底兜给你吧。你知道的情况只是表面的，我其实是个很糜烂的人，我有好几个女人，还跟一些鸡有关系，你知道鸡吗？”
他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看了我一会儿，点点头说：“这确实是个问题，但我并不认为这就一定是个多么严重的道德问题，首先你不会把她们带回家对不对？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某种道德，所以这不应该算什么大问题。男人在外面有点艳遇算什么呢？充其量说你不拘小节吧。你很坦诚，我喜欢坦诚的人，我也跟你说实话，其实大家都一样，包括我，骨子里都想有些艳遇的。人嘛，都是一样的，对不对？至于鸡，－－我们还是说娼妓吧，我说一句轻薄的话，男人都喜欢，这是有传统的，所谓青楼佳话嘛是不是？好了，现在我把我的态度表明了，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还能有什么问题呢？对面楼上的鸽子正在落下来。阳光像金水一样泻在那片楼顶上。周围到处是嚣躁的声音，从下面浮上来，和我们擦肩而过。
毛兰的妈妈站在那边房门口叫吃饭。谈话就这样结束了。我妈说你们在那儿谈什么呢？毛老师说我们什么都谈了，谈得很彻底。他兴致很高，敬了我妈一杯之后，便一杯一杯地跟我喝酒。毛兰妈妈说他他也不听，他说今天高兴，喝醉了算了。他越喝越高兴，很快就喝得红头涨脸，眼角上开始出现黄乎乎的眼眇。“兄弟！”他端起杯子，大着舌头喊我做兄弟。他妻子觉得不好意思，朝我尴尬地笑了笑，便要夺他的酒杯，却被他一把拦开了，“兄弟，你可要抓紧一点呀。”他一边说还一边朝我鬼鬼地夹着眼睛，弄得我莫名其妙。我抓紧什么呢？他该不会要“兄弟”抓紧着把他女儿给办了吧？我不禁笑了起来，瞥一眼毛兰。毛兰正低着一张红红的脸，见我瞥她，脸唰一下红得更深更透了，如同一颗熟得恰到好处的西红柿。
毛老师送我下楼时用手搭着我的肩，我对着他的耳朵悄悄说，如果你真喜欢鸡，以后可以找我，我给你提供方便。他嘿嘿地笑道，开玩笑开玩笑！边说边在我肩上拍两下。我说真的，别客气。他笑着，又在我肩上拍了两下。
对于这次相亲我妈满肚子不高兴，她认为她受到了冷落。事实上她确实被冷落了，她是准备来受尊重的，没想到被晾在一边。她在车上对我说：“我看不起这个人，这个人太势利，眼里只有你，你看他那副样子，简直是在巴结你；可是对我呢，总共没跟我说上三句话，他难道不知道我是你妈吗？”
我跟我妈的感受不一样，这一天我很快乐。
我妈对这件事耿耿于怀，有一天她问我：“你还在跟那个毛兰谈吗？”她又说她不喜欢毛兰，理由是她认为毛兰长得不大气，尤其是嘴唇太薄，脸也不够圆。她说一个女人长成这样不好，这叫薄福贱命。她认为我应该找一个上得了台面的女人，最起码这个女人应该知道自己的下巴要抬多高。“她老低着头，羞怯怯的，一看就是小街小巷里出来的，不合适。”我妈撇着嘴说。她竭力撺掇我多谈几个试试，同时希望我把这件事再交给她。她说她肯定能给我找到一个合适的，“这就像鞋子，不合适是会夹脚的，你愿意要一双夹脚的鞋子吗？”
对于我妈的问题，我只是笑了笑，不置可否。
我妈说过几次以后也不再说了，她终于放弃了要给我再物色一个对象的念头。她有事情做了，在一家慈善机构谋了一个义务差使。她觉得她在从事一项很高尚的事业，她更注意自己的仪态了，不但要我陪她去买各种套裙，还去美容店做头做脸，向人家学习怎么化妆。有点时间就躲在卫生间里对着镜子练习微笑，或者拿个吹风机吹她的银发。她把我儿子全扔给陈玉娥了，一天到晚拿腔捏调，提臀收腹，翘着一个下巴到处跑，似乎自已是天底下最重要的人。不知道她是怎么攀上人家的，不过我觉得这样也好，免得她呆在家里没完没了地使唤陈玉娥。陈玉娥总算解放了。我真担心陈玉娥会坚持不住，事实她也确实难以坚持，自从进了我家当保姆，便像一架机器一样从早到晚转个不停，一个丰腴的中年妇女眼看着黑瘦下去了。
但我妈干慈善事业也挺烦人，她动不动跑到我这里来要钱。我给了几次便不给了。虽然我有点钱，但不能老让她拿去充有钱人。她说：“我答应了人家的，你让我把脸往哪儿放呢？”我对她说：“如果是你自己用，我一定给你，可你拿去干那些事，我哪有那么多钱？”她便一脸的正义和道德，骂我忘了根本（我是什么根本呢），为富不仁，没有一点同情心。她说：“你的同情心呢？让狗吃了吗？想想那些下岗的工人哪，想想那些得了病又看不起病的穷人哪，想想那些读不起书的孩子们哪……”
本来我想跟她说说陈玉娥，提醒她陈玉娥也是下岗女工，再告诉她保姆都骂她是地主婆，但想想还是算了。她毕竟是我妈。像那个社会学家毛老师一样，我妈也让我感到了快乐。
后来那个毛老师还打电话来骂了我一次，他很愤怒，在电话里大喊大叫，骂我无耻，卑鄙，不道德，衣冠禽兽，玩弄了他和他女儿的感情。我跟他说了一声兄弟对不起，又问他要不要来绿岛搞点青楼佳话。他气得像一只得过脑膜炎的鸟，呱叽呱叽地叫了一通，把电话摔出了一声破响。于是我又感到了快乐。我的快乐像一朵有毒的花，开在了我的黑色的心里，妖冶，肥大，如昙花般骤开骤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