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丽是在孩子快两岁时跟我提出离婚的。她冷了我两年多，终于还是要跟我离婚。她要离的理由不是抓住了我什么，而是她自己出了问题。有一天她突然对我说，她背着我偷了人。她说我偷了人了，偷了一个伙计，而且已经偷了一年多了。她一点也不难为情，话说得很硬，硬梆梆的。她还不学人家时髦说“外遇”，而是直捅捅地说“偷人”，她是不是认为“偷人”对我更具有杀伤力呢？
她说：“你想知道是谁吗？”我犹豫着说：“谁呢？”她说：“萝卜！”她说这话时两眼直直地逼着我，充满了挑衅意味。她以为我一定会愤怒，她在等着我的愤怒，等着我歇斯底里暴跳如雷。然而我没有愤怒，真的没有。我自己都感到有些吃惊，我怎么一点都不愤怒呢？我只是很困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心想她怎么会偷人呢？她是不是在骗我？萝卜那么老实腼腆的一个人，脸上还有些稚气，跟陌生人说话都会脸红，他怎么敢动老板娘？他敢把老板娘抱到床上去？我盯着她的脸看了一会儿，对她说：“我不大相信。”
冯丽冷笑着说：“要不要我把细节说给你听？说我怎么一步步勾引他，说我们是怎么上的床，说我们是怎么睡的？”我摇摇头。冯丽说：“那你怎么不生气呢？你老婆偷人给你戴了绿帽子，你老婆让人睡了，你一点都不生气吗？”我没有吭声。她把脸别过去，开始流泪。她流着泪说：“本来我心里还不好受，现在没什么了，要早知道这样，我早就该偷人，我偷他一百个，我偷成一个烂货，反正你不在乎，你从来就没当过我是你老婆！我不偷我才真他妈是个傻瓜！”
我说：“哭什么呢？你一定要我生气也行，明天我就让人去拆萝卜的骨头。”她说：“你敢动他！你要动就动我，我不怕你！”我摇摇头说：“那就算了吧。”她说：“你不用算了，你算了干吗？你来！来来来！”我说：“算了。”她厉声说：“来！来呀！”我说：“算了吧。”她忽然破口大骂。她说：“算你妈！我操！”
她倒愤怒起来了，而且是狂怒，眼里都似乎要溅出火星来了。
她边骂边扑过来撕我，像一只母狼似的。我猝不及防，脖子上被她用指甲划了一下。她的指甲带着风，凉嗖嗖地在我眼前飞来舞去。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这样，非要跟我打一架？我躲到哪儿她扑到哪儿。大约是午夜，就在我们结婚的那个房间里，房门紧闭着，她追着要跟我打架。她充满斗志，显得非常亢奋非常激昂，几下就把我的衣服撕破了，把我的脸也划破了，她不但指甲带风，指头也像尖嘴钳一样，在我身上钳来钳去，又拧又掐。我们滚在床上，又从床上滚到了地上，她终于把我激怒了，我按住她死劲扇她的屁股。我扇得她噼啪直响。她是个小个子大屁股的女人，我扇一下她的屁股便颤几颤。我不知道她的屁股怎么样了，我只知道我把手扇麻了。她从地上爬起来之后不再打了，坐在床沿上褪下裤子看屁股。她的屁股红艳艳的，左一道右一道交叠着许多血印子。她摸着屁股呜呜地哭了。
她说：“你妈的你为什么不打我的脸呢？”
我说：“其实我们打了个平手，我也跟一个人好了。”她不哭了，愣了一会儿，便盯着我问，“你跟谁好了？”我说：“歌厅里的李晓梅。”
我说出来之后自己都有点发愣。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怎么好好地要说李晓梅？她说了萝卜，我就要说李晓梅？她又在发愣。她愣愣地问我，“我见过她吗？”我愣愣地说：“恐怕……还是见过的吧。”她想了想，又说：“可我还是不知道她是谁，不会是个鸡吧？要不就是个处女？”我摇摇头，说：“都不是。”她撇了一下嘴，便呆呆地看着对面的墙壁，看了半天，忽然又跳起来，恨恨地说：“我想跟你再打一架！”
她说着就扑过来，啪地打了我一个耳光。
我没有还她的手。我拉开门，又摔上门，走了。
其实我应该还她的手，应该狠狠地给她一耳光，或者十个耳光，一百个耳光，那样她也许就舒服了，就不会再闹事了。谁会想到她一定要大打一架才肯善罢甘休呢？第二天她就冲到绿岛去了。这是她第二次冲到绿岛歌厅里去。这件事我百思不得其解，她偷了人怎么还如此嚣张？
她纠集了一帮人，其中有她姐姐和姐夫，两个表弟，一个侄子，还有两个我从没见过的人，说是她的堂兄。他们是晚饭后去的，正是绿岛热闹的时候，冲进去之后直扑李晓梅，找到李晓梅便一把揪住，劈面几个耳光，打得李晓梅晕头转向。这几个响亮的耳光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骚乱，歌厅里乱成了一团糟，人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拥过来看热闹。幸好刘昆带保安赶过去，把李晓梅从他们手里抢出来了。
李晓梅的脸都被打红了，身上的衣服也被撕破了，她一边还手一边说：“你疯了？怎么打人唦？”冯丽说：“打人？我打的就是你这个小偷人婆！”李晓梅说：“做什么打我唦？人家做了什么唦？”冯丽说你：“还嘴硬？没做什么？你忘了自己怎么是发骚的了？你发骚就偷我老公？你说你偷没偷！”李晓梅矢口否认，她说：“你看见我偷了？人家没偷，当然嘴硬，你也不要把话说得那么难听唦，你哪只眼睛看见人家偷了唦？你把你老公叫来对质唦！”冯丽又要扑过去，刘昆和保安像一堵墙一样拦住了她，她跳起来指着李晓梅的鼻子骂：“提起裤子你就不认账？还用得着对质？”李晓梅也辣得很，一点也不怕她。李晓梅说：“你仗着你老公是老总唦？以为就可以随便欺侮人唦，随便发泼唦？你又没捉双，又不对质，就乱泼脏水唦？你不是疯了是什么？”
冯丽说：“今天看我怎么撕了你！”
李晓梅说：“来唦，单挑唦，看是你撕了我还是我撕了你？”
因为闹事的是冯丽，所以刘昆不好怎么办。他打电话问我，我说你看着办吧。他沉吟了一阵子，说：“那我就把他们都赶回去？”我说：“那你就赶吧。”刘昆真是个帮人办事的人，我这么一说他就懂了，他说：“现在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徐总你放心吧，我会有分寸的。”
我没有下去，关了灯躲在办公室里。我知道我去了会很难堪，冯丽只会跟我闹，不会跟我讲理。她会闹得一团糟。好在冯丽也不来找我，她知道我在哪儿，可她为什么不找我呢，只在歌厅里闹？事后我才知道，不是她不来，而是刘昆领着保安把她拦住了。他们拦在电梯门前和楼口上，冯丽又是哭又是骂，用脚踢用手抓，刘昆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尽管脸上被抓出了血珠子，就是不给放她行。
冯丽说：“我找我老公你凭什么拦住我？你凭什么？！”
刘昆说：“他对我有恩，现在是我报恩的时侯。”
冯丽说：“你是他的狗吗？”
刘昆说：“你一定要这样说我也没办法。”
多亏了刘昆，冯丽才没闹到我办公室来。为这件事洪广义很生气，开口就扣了我当年一半提成，还黑着脸说了我一通。他说：“你到底是怎么搞的？叫你小心后院起火，现在你看看，闹成了这样！这像什么话呢？影响多不好？绿岛是娱乐场所，最怕的就是有人闹事，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可你倒好，老婆来闹事了！万一真骚乱起来，出了什么大事，或者她干脆点一把火，我看你怎么办！”
这是我第一次挨洪广义的骂。我被他骂得很不好意思。
事情到这里还不算完，也不知道冯丽是怎么想的，似乎不把事情闹得满城风雨就不肯罢休。就在第二天上午，我接到南城晚报江南生的电话。江南生一开口就吓了我一跳，他说：“徐阳你怎么搞的？不要影响啦？成心闹事，给自己找难堪？”我说：“闹什么事？”江南生说：“你还不知道？你老婆跑来跟记者说，你偷了一只鸡？鸡呀，听清楚了吗？要不是我拦着，他们就要去采访你，还要采访你老婆，这是怎么回事？”我听得愣在那儿，愣了一会儿，赶忙说：“你拦得好拦得好，谢谢谢谢，我心里有数，下午吧，下午我去看你，我请你喝酒。”
我真是惊出了一身冷汗。没过一会儿，都市商报的老总，南城日报的副总，还有南城妇女报、南城青年报和都市消息报，休闲杂志社和南城周刊社，以及南城画报社和别的几家报刊社，也都陆续来了电话，也都说的是这件事。我一迭声地对他们说谢谢。我说了一上午的谢谢，说完了谢谢又说我心里有数，我说：“有数有数！拜托拜托！拜托啊兄弟！”
冯丽莫不是真疯了？我拿起电话就打冯丽的手机，她不接，我又打，我一个指头按在重拨键上，按了一遍又一遍。她大概烦透了，终于接了，“你要干什么？”她说。我说：“你还问我？你到底要干什么？你为什么到处说我偷了一只鸡？”她说；“你没偷吗？是你亲口对我说的呀，现在又想不认账了？”我说：“这有什么意思呢？要说你说自己呀，说你怎么偷萝卜呀，说我干什么呢？”冯丽说：“我又不是名人，你是名人呀，所以人家对你的事有兴趣呀，尤其是你偷了一只鸡。人家说不会吧，徐阳还会偷鸡？他偷了一只什么样的鸡呢？好笑吧？”我说：“好笑个屁！”我又说，“操！”她在电话里轻蔑地说：“操？操谁？对你的鸡去说吧！”
我气呼呼地摔下电话，坐了一会儿，便拿出一沓信封，逐个地往信封里装钱，三千五千的往里装，然后又开着车去各家报社拜访那些老总副老总，一个一个地给他们送钱。江南生推都不推一下，鼓起金鱼眼笑着，接过信封就插进口袋里。别人还都跟我装客气，我便把信封塞进他们口袋或抽屉里，一边塞一边说，谢谢，谢谢啊，哪天抽个时间去绿岛放松放松啊。他们都笑呵呵的，都亲热地在我肩上乱拍，说好呀，是该去放松放松啦。我说只要招呼一声，我会安排好的，一定要去呀。
这笔钱花得实在有些冤枉，可是谁叫我跟冯丽嚼舌头说李晓梅呢？连着好几天我都躲在办公室里生闷气。我不敢到处走动，更不敢去歌厅。我怕见李晓梅。我觉得这些日子我应该回避她，一来是要避避人家的口舌，二来我也要防着冯丽，万一冯丽还要搞什么名堂呢，一个又愤怒又疯狂的女人，她什么事情干不出来？
但有一天李晓梅却跑来找我，她一见我就气呼呼地说：“你倒好唦，你老婆打了我你还装作不知道，还缩在这里当乌龟。”
我说：“我忙呀，你没看见我忙吗？”她说：“你忙不忙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老婆打了我，你说唦，你老婆她好好地打我做什么唦？她怎么知道我偷过你？”她腮帮上的巴掌印子还没有消下去，我很想给她揉一揉，但我坐着没动，我说：“我怎么知道呢？我也不知道。”她有些不相信，“你不知道？装憨吧？”又看着我的脸说，“你脸上也是她抠的吗？你们打了架？打架时你自己没说什么唦？”我摇摇头，“我会说什么呢？我又不傻。”她把眉头皱起来，说：“那是谁在烂舌头呢？”我说：“不知道。”
她走时我朝她的背影哎了一声，她回头问我做什么？我有点茫然。我自己都搞不清我哎那一声干什么，我哎什么呢？我想跟她说什么？我咳了咳喉咙，说：“不做什么，我喉咙痒。”她疑惑地看我两眼，说：“你有些怪怪的唦。”
跟冯丽离婚我吃了很大的亏。冯丽开口跟我要二十万，为了这二十万我们争了许久。我说你又不缺钱。她说不缺也要。我说我没钱，你到绿岛一闹就闹掉了我半年提成，我还要为你花冤枉钱，我哪里有钱呢？她撇撇嘴说为我花冤枉钱？你还为我花过钱？还是冤枉钱？我把冲到喉咙口里的话咽回去了。我知道这种事千万不能说。我敷衍地说，反正我没钱。她哼一声，其实她心里清楚，她说那是你自作孽！不管你怎么说，钱我是一定要的，要了我心里舒服些。我问她为什么要了钱就舒服？她说你偷人哪，我心里不平衡哪！我说你怎么说我？不是你偷了萝卜吗？
我们就这么非常无聊地争着，最后她说：“你不给是吧？也行啊，人家还问我，徐阳他偷了一只什么鸡呀，我还没说呢，她不是叫李晓梅吗？我现在就去跟他们说，那只鸡叫李晓梅。”她这一手很恶毒，点到了我的命穴。她接着又说：“她好像是个湘西妹子吧？”尽管我很气恼，也只好软下来，她也让了一步，减了五万。我给了她一个存折。我把存折给她时像被谁咬了一口似地难受。
接着我们又为孩子的归属问题争了起来。她说她不要孩子，要把孩子给我。我说我怎么带孩子呢，他还那么小，我怎么带得了？她说带不了也得带，你也该带带他了！你也该尝尝带孩子的苦头了！她又说，我总不能带着两个孩子去嫁人吧？我已经离了两次婚，再带着两个孩子，人家不太亏了吗？你不要光顾自己啊，要替我想想啊！我说当初不是你要孩子吗？现在怎么推给我呢？她说莫非我给你生孩子还生错了？你不要那你当初别干哪，你不干能有他吗？
女人要是横下一条心谁也拿她没办法，最后这个没人要的孩子还是归了我。我们是在法院里办的交割。她把孩子放到我手中时，孩子居然认生，抱着她不肯松手，哇哇地哭叫。她也哭了，只是咬住嘴唇不出声，眼圈上的色晕都是湿的。我说：“你看他哭得，你怎么忍心呢？要不还是让他跟你吧？”她说：“休想！”
她剝开孩子的小指头，从孩子手里抽出自己的胳膊，转身就走。她的泪水哗哗地流着，脊背不住地战抖，走了几步就小跑起来。她一路小跑着，越跑越快，像逃似的。孩子的哭声更大了，他对着冯丽的背影拼了命似地哭着，声音又高又尖，我觉得我的耳膜都要被刺穿了。他把头皮都哭红了，气都转不过来，脖子一伸一伸像要背过去似的。冯丽已经跑远了，影子都看不见了，他还在哭。我被他弄得手足无措，心里毛毛的，恨不得给他一巴掌。我说：“哭什么哭？你是个哭鬼转世的吗？再哭我把你扔到大街上去！”我的声音也很大，把他的声音盖住了。他被我吓住了，一抽一抽的兜着气，张着嘴，瞪着泪汪汪的眼睛看着我，但没过一会儿，他又哭了起来。他巳经会说一些简单的话了，他说：“我要妈妈！我要、要……要妈妈……”
这真是要命。说到底这都是让南城晚报给害的，不是南城晚报哪会有他？不过这孩子也可怜，他要妈妈，可他知道妈妈不要他吗？我重重地叹了一口气。不管怎么说，他总还是我的孩子。我说：“别哭呀，别哭。”然后我便唆着嘴，笨嘴拙舌地哦哦着，一边拍他一边哦哦哦，我说：“你别哭，哦哦，别哭呵。”
我把孩子交给我妈。我妈说：“你怎么把他抱到这里来？他妈呢？”我说：“他妈不管他了，以后他就在这里了。”我妈一愣，说：“怎么回事？”我说：“我们离了。”我妈的脸皱得跟一块抹布似的，眼睛如锥子般锥着我说：“离了？你们打了架？她怎么把你打成这样？你干了什么被她抓住了？没有？那她为什么？她……肯离？她好好的就提出来离？”我不住地摇头和点头。我妈很困惑，她把脸拉得长长的，像一条丝瓜。她说：“这就怪了，她怎么肯离？”我说：“不知道。”我妈又盯着我说：“那你们为什么打架？莫非她偷人？是不是她偷了人？”
我赶紧摇头。我想我妈真是个老妖怪，她是怎么猜出来的？
她的目光也像抹布，忽忽地在我脸上擦来擦去，又一下一下地点着头，说：“我知道了，她吃醋吃过了头，她偷了人了！”我说：“你别瞎猜。”她说：“你别瞒我了，她人都偷了你还给她瞒什么？”她叹了一会儿气，又点点头说，“这样也好，吃亏的还是她，你不要紧的，再找一个就是，你不怕娶不到老婆。我说句不好听的话，－－这话以前我就说过的，你跟她离了是福，离了你娶好的，这一回我一定要给你找个好的，一定要是个黄花闺女。”
她说了这么许多话才又想起了孩子，她给孩子抹了抹泪，问我：“孩子归你？”我点点头。她说：“怎么能归你呢？她偷人还有理？还把孩子推给你，自己干干净净地甩手走了？世上有这么便宜的事？你就那么老实，推给你你就接？不行，你要还给她，你不能吃这么大的亏！”我说：“就这样吧，还闹什么呢？”她说：“咄，你会带孩子吗？你抱过他几回？这孩子在肚子里吃过亏的，身体本来就不好，三天两头地做猫做狗，你怎么带他？你打算让谁给你带呢？我吗？你想磨死我吗？”
我说：“我会给他请个保姆。”
她连叹了两口气，摇着头说：“保姆？她能给你贴心贴意带孩子？不要我盯着她？你这是把一个麻烦扔给了我，本来我说享两年福吧，却要磨一个没娘的孙子，我怕是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呀！”
我妈说她磨孙子，实际上她是在磨保姆。我是在劳务市场请的保姆，我挑的是那种老成些的，身体模样都还好，看起来像个少妇。我跟她说好了只带孩子，可一到我妈那里，便把她当成了佣人。我妈搞不清佣人和保姆有什么区别。保姆叫廖红果，我妈说廖红果，拖了地吗？廖红果把地拖了，我妈又说，我换在那里的衣服洗了吗？廖红果刚刚帮她洗好了衣服，她又要廖红果把橱子柜子全清出来，把衣服被子都摊到阳台上去晾晒。她想尽办法不让廖红果停手，好像廖红果停一下手她就亏了。她把银发梳得整整齐齐，躺在一张睡椅上，戴着老花镜看报纸。要是孩子有什么事了，比如拉屎拉尿，她又对着阳台叫廖红果。廖红果照应孩子时，她便到阳台上去检查廖红果的作业，她说：“廖红果，你那衣服是怎么洗的？领子还是黑的！”
廖红果在我妈那儿身兼三职，佣人、保姆和使唤丫头。开始几天廖红果忍下去了，但时间一长她就不干了。廖红果对我说：“徐老板我不干了，你家的活我实在是干不了。”我问她为什么？她说：“说句难听的话，你妈比地主婆还厉害，我是当保姆的，又不是当佣人丫头的。”我便去对我妈说，告诉她保姆不是佣人或丫头。我妈说：“有什么区别？不都是下人吗？”我发现廖红果说的没错，我妈王玉华的确像个地主婆了，连“下人”都说出来了。她端着一副地主婆的架子说：“既然是下人，不就是听人使唤吗？我还不能使唤她？那你叫她走，我不信有钱还请不到人！”我只好给廖红果加工钱，但没过多久，廖红果还是不干。廖红果说：“我受不了，我挣不了你的钱，她什么都要我干，就差没要我给她擦屁股。”
在廖红果之后我又先后请过两个保姆，结果是都没干够一个月就走了。第三个保姆走了以后，我咬咬牙又去劳务市场，请了第四个保姆，这个保姆叫陈玉娥，是个中年妇女，夫妻俩都失业了，家里有一个上初中的女孩。我给她一千块钱一个月。我说：“我之所以给你这么高的工钱，是因为我妈脾气比较古怪，喜欢使唤人，你要有点耐心。”陈玉娥卑谦地说：“这我知道，挣了人家的钱就要听人家使唤，我不怕使唤，我有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