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别看我的脸

余小惠和昏鸦在头年秋天被抓起来了。他们被抓跟任何人都没关系,他们是自投罗网。麻纺厂头天半夜里被抄了,他们不知道,还往那里跑,被留守蹲坑的便衣当疑犯抓了。事情发生以后,她爸爸老余又跑来找我,老头坐在我那儿哭,哭得非常伤心,老泪纵横,这么大年纪了,一点样子都没有。我没法安慰他。我沏了一杯茶给他端过去,他却躬着身子站起来,抓住我的手用力摇着,把茶都泼掉了,烫得我一只手通红。我不好发他的火,忍着气嘘嘘地吹那只红手。他不管我烫得怎么样,也不道歉,他的心思全在他女儿那里。他说是余冬叫他来求我的,余冬告诉他徐总一定有办法的。他说徐总啊你千万要帮忙想想办法呀!只有你有办法呀!我说我哪有什么办法?他便说徐总啊,这事你可千万不能推呀!

他终于提起过去的事了。他仰着一张泪光光的老脸,抖着嘴唇说:“看在你们过去的份上,你无论如何要帮帮她,你不能不管哪!你不管还有谁管呢?”

我摇摇头,叹一口气;又点点头,再叹一口气。

余冬总是把他姐姐的事往我这里推。我又把余冬骂了一顿,我说:“余冬,你姐的事我还要怎么管?我管得了那么多吗?”余冬讷讷地说:“可是……你不管你要把她接回来干什么呢?”

我被他噎得张着嘴说不出话来。不过想想也是,我干嘛接她回来呢?我只好让刘昆去托人打听。我不是不能打听,只消一个电话,这事就能弄清楚。我只是不想出这个头。刘昆在这条路上也熟,他很快就给我回了话,说他们也就是关她几天,再罚点钱就没事了。我把这话告诉余冬,让他说给他爸爸听。余冬勾着粗脖子想了一阵子,对我说:“别让我姐出来,把她送到戒毒所去吧。”我说:“还有一个呢?”余冬说:“那个狗杂种,谁还管他!”接着余冬又很懂事地说:“这事我会叫我爸出面的。”我想想说:“算了,你爸只剩半条命了,我还是让刘昆去办吧。”

刘昆确实会办事,你不用跟他把话说透,他会把事情办得完全对你的心思。他把余小惠送进了南城戒毒所,却一点都不让昏鸦知道。昏鸦出来后四处打听都没有消息,便问余冬,余冬说她走了,不会再理你了。昏鸦不相信,又跑来问我,我说你们天天在一起,怎么还问我?昏鸦的样子很失落很惆怅,我以为他该走了,可他还不走,还要呆在南城。晚上他又抱着一把吉他来到歌厅,还想在歌厅唱歌。但是刘昆把他拦住了。刘昆太能干了,我让他当了个副总,他感激涕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吭哧了半天,竟说徐总啊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呀。

现在刘昆也西装革履气宇轩昂,像个人物了。他对灰头灰脑的昏鸦说:“真不好意思,你自己也知道,客人都不喜欢你的歌,你还是到别的地方去唱吧,绿岛要做生意,顾不得情面,你要理解才好呀。”

昏鸦很硬气,二话不说便跑去找别的歌厅,可他跑遍了南城所有的歌厅,却没有一个地方要他。我猜这事大概又是刘昆办的,也只有刘昆,才会用心揣摸我的心思,才会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封人家的路。昏鸦无路可走了,剩下最后一条路,那就是离开南城。可他也绝,偏不走,一副死也要死在南城的样子,他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抱着一把吉他在过街天桥和地下通道里歌唱。

我背上行囊,我又要启程,却不知道要去何方

我背对着夕阳,我的影子到达了的遥远的山梁

黑黑的山梁白白的山梁光秃秃的山梁噢

我喝一口水,啃一口干粮

我不知道我能否到达你

也不知道山梁后面是否有我心爱的姑娘

可我只能往那儿走,我面对着你,你就是我的前方

我为你柔肠寸断,寸断柔肠

我希望你头上的云彩落下来,在我到达的时候

姑娘用牛粪燃起了篝火,炊烟正在弥漫芳香

就像他说过的那样,南城人不喜欢他的歌。南城人非常粗糙,南城人只懂得喜怒哀乐,不懂得忧郁和惆怅,他们不给昏鸦扔钱,把昏鸦的忧郁和惆怅当成哭丧。昏鸦一天唱到晚,饭都挣不到,眼看着越来越像个乞丐了。我让湘西妹子李晓梅替我给他扔过几次钱,李晓梅说,你为什么要接济他呢?我说你别管,只要给我把钱扔给他就是。李晓梅便总是像个过路人那样,往他面前扔几张大票子就走。昏鸦没看见她。昏鸦唱歌时不是勾着头就是仰着脸,眼睛不是朝天就是朝地,要嘛干脆闭着两眼,所以他根本不知道是谁给他扔的钱。

昏鸦就这样从秋天唱到冬天。当余小惠快从戒毒所出来时,余冬又狠狠地搞了他一次。南城的的冬天很冷。南城夏天是火炉,冬天却是个冰窖,尤其是晚上,又尤其在地下通道里,寒气能透到人骨头里去。昏鸦裹着不知从哪儿弄来的一件棉大衣,脑袋靠着冰冷的水泥墙忧伤地唱着,脚下一滩水渍结成了干翘的薄冰。他的大衣面子已看不出颜色了,胸襟上的垢泥在灯光下油亮亮的,像刮刀布一样。他唱着唱着被人用一个蛇皮袋套住了。他说:“谁呀?谁?套我干什么?!”正说着,手也被人捉住了,扭到背上去了。他感到有人在用绳子缠绕他,感到自己被缠成了一只棕子,被人抛到了一个铁箱子里。他唔噜唔噜地叫着“干什么干什么?”一边蜷曲着麻秆一样的身体,在铁箱子里滚来滚去,弄得铁箱子哐啷啷响个不停。

余冬开着那辆花花绿绿的小货车一路狂奔,出南城后往北,跑过结满薄冰的农田,跑过了大片红土丘陵,把一个个村庄和小城镇都抛在了身后。大约凌晨三四点钟,他在车灯里看见了一座昏暗的小县城,便吱一声把车刹住。昏鸦在车里滚了几滚,然后被人提起来放在了地上。他的骨头被颠散了,人被颠晕了,半天都不会动弹,等他把脑袋上的袋子弄掉,余冬早跑得不见了踪影。

昏鸦弓着背干呕了一通,眼泪都呕出来了,用袖子擦擦眼睛,才发现自己是在一座陌生的小城里。小街上空荡荡的,灯光显得比雾还要灰蒙,几片枯叶和破纸被寒风吹得在街面上一晃一晃。他扭头到处看了看,又仰脸看看天。天黑得跟锅底一样。

他缩着脑袋在街上东走走西走走,最后抡起瘦拳头捶开了街边一个小亭子的窗门,人家嘟哝着问干什么?他说买东西。他说求求你啦。人家十分不情愿地打开窗门探出脸来,问他买什么?他说南城在哪个方向?人家伸手指了指,他谢了一声,扔给人家两个硬币,便朝着人家指的方向走了。大约十几天以后,他又在南城露面了,在过街天桥和地下通道里唱歌。过街天街上和地下通道里都有风,像刀子似的风嗖嗖的,把他的脸吹得蜡黄,把他的皮肤都吹裂了,把他的头发吹得乱糟糟的。他棉大衣的破洞里漏出了板结的棉花,糊满泥土的皮鞋张开嘴露着脚趾头,指关节冻得像裂开了口子的胡罗卜似的。他用胡罗卜似的指头弹吉他,紫色的血便像细蚯蚓那样从指关节里爬出来,又一丝一缕地爬到了他的吉他上。

听说昏鸦又来了,余冬不相信,他跑去看。他看见昏鸦后愣住了。他躲在拐弯的口子上,愣愣地看了昏鸦一个上午,脸和耳朵都冻得通红,回来后一边哈着手一边对我说:“徐哥,我拿这个人没办法了,除非杀了他,我总不能杀了他吧?”

我问余冬:“我说过要拿他怎么办吗?”

余冬便讷讷的。

我说:“以后你别来跟我说这些事。”

余小惠从戒毒所出来后照样在绿岛唱歌,但每次都由老余陪着,来去则是余冬开小货车接送。小货车的驾驶室里只能坐两个人,老余让女儿坐驾驶室,自己搬个小凳子坐在车厢里。但没唱几个晚上,余小惠却从老余眼皮子底子溜掉了。她借口上洗手间,一去便不见了人影。老余左等右等都不见人,急得团团转,又不想麻烦别人,自己慌慌张张地到处找,蜡黄着一张汗脸说,人呢?啊?人呢?不知道他问谁。一边问一边跑进跑出,跑着跑着就歪歪地倒下去了。倒下了还没人知道,余冬来接人时才发现他爸爸躺在侧门墙根下,便赶紧把他送进医院,医生忙了一阵子,出来对余冬说,没用了。余冬张开嘴就嚎起来。

老余死于脑溢血。老余把老伴也带走了。老太太本来就臃肿得成了一堆软塌塌的肉,听到老头猝死的消息,一口气不到,人就垮下去了,沉在那把又老又大的沙发里。两口子就这样结伴走了。我参加了他们的葬礼,在殡仪馆旁边的纸扎店订了一个大花圈。那天刚下过一场春雨,街边躺着许多红红的樟叶。

春天的南城到处落的是樟叶。南城的街树全是樟树,樟树的叶子在秋冬不会落下来,只会绿得发黑发亮,到春天却渐渐变红,等春风春雨一到便纷纷飘落下来。就在这个满街都是酡红色樟叶的春天,余小惠又走了,昏鸦也在南城消失了。余小惠肯定是跟昏鸦一起走的,昏鸦吃尽辛苦就是为了等她。他终于等到了,把她带走了。我一点都不怀疑他是为了爱情,至于余小惠,我也这样认为。我也愿意这样认为。我这样想时心里很酸,但我不是在吃他们的醋,这一点我心里很清楚。我真心希望他们好,也希望他们不要再回来,尤其是余小惠。

他们似乎是往西南方向走了。余冬说以前曾听他们说过,要走的话,他们就去西南,而且大约是先去城都。

余冬找遍了南城,没找到余小惠,也没找到昏鸦,便对我说他也要去城都,他说他现在有杀人的心了。他说:“千万别让我找到他,找到了他我就一把掐死他!我要把他的脑袋拧下来!”余冬边说还边做动作,好像手上正提着昏鸦的脑袋。我提醒他杀人偿命。余冬说:“那我爸妈呢?我爸妈的命由谁来偿?”

一个多月以后,余冬黑皮黑脸地回来了。他没有找到他们。他说他到了城都,接着又到了昆明,还到了贵阳和重庆,可是连他们的影子都没见到。他眼圈都红了。他梗着粗脖子说:“我爸妈都死了,我的亲人就剩下一个姐姐了。我姐说不定也要死在那个狗东西手里。我不能就这么算了,我还要去找,我一定要把我姐找回来,可我没钱了,徐哥,你说我怎么办呢?”

我叫他别去找了。余冬说:“那我就看着我姐死吗?”我说:“那是你的事,你一定要找就去找吧,我不管,也不拦你。”他说:“你借我点钱行吗?”我说:“我没钱,有钱也不借给你。”余冬就哭了,勾着头,弯着桶似的脖子一抽一抽地哭。我发现余冬爱哭。他哭着说:“徐哥你就这样不管吗?你怎么能不管呢!”我说:“你凭什么逼我管?我非要管?我欠谁的?欠她的还是欠你的?就算欠,我也早该还清了吧?欠也没有欠一辈子的吧?”

余冬说:“徐哥,我是求你帮我。”

我对余冬说:“老老实实给我在这儿上班,否则我就炒掉你。”

余冬哀哀地叫道:“徐哥!”

我咬着牙说:“别动不动叫我徐哥!”

余冬双膝一弯,跪在我面前,说:“徐哥!”我摇摇头,仰脸叹了一声,说:“余冬啊余冬,我头世欠了你的?”

说是这么说,最后我还是借了钱给他。几个月以后,大约快要立秋了,他才回来了。他蓬头垢面,目光呆滞,身上的衣服像刮刀布一样,活脱脱是个叫花子。我皱着脸看着他,问他是不是余冬?他木木的,点点头。我又问他找没找到他们?他摇摇头。我说:“你除了点头和摇头,不会说话?你是不是傻了?”他张了张嘴,像蚊子一样嗡嗡地说:“我……我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