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余小惠确实不在。从我出事的那天开始，她就没在宿舍里住了，也没在剧团里露过面。她巳经丢尽了脸，她没脸在剧团里露面了。那个下午发生的事像风一样传遍了南城的大街小巷，再加上南城晚报的照片和文章，她等于光着身子游了一次街，而且游遍了南城，说句夸张一点的话，她连身上长了几根毛都被别人看清了，她哪里还有脸呢？
那个未婚夫第二天就回了上海。未婚夫已经不再是未婚夫了，婚约已经解除了，他明白
自己是个王八蛋了，他什么都明白了。估计他也不用说什么，只要说一句算了吧，余小惠便无话可说。除了在心里骂我，往死里咒我，她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她只能尽尽地主之谊，把那个戴着近视眼镜、神情沮丧的研究生送到火车站，面无表情地点点头作为告别，转身便回家去了。
她家住在城西老铁街。老铁街是南城最古老最原始的老城区，盘曲着许多密密麻麻的小巷子。小巷子潮潮的，狭窄逼仄，两边都是年代久远的青砖高墙，门洞都是灰冥幽暗的，门条石上爬着黑色的苔衣，给人一种阴沉沉的感觉。我从一个这样的门洞里走进去，看见有四个人正在天井里稀哩哗啦地打麻将。一个脸上贴着黄瓜片的女人问我找谁？我说找余小惠。女人用肉泡泡的眼睛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一边朝搂上叫着：“老余，有人找你们家小惠。”
我看见从更加幽暗的楼梯口伸出了一个灰白的脑袋。我看不清他的脸，只能囫囵地看见一个脑袋。脑袋问我是谁？我说我姓徐。他大约沉吟了一会儿，说：“上来吧，小心一点，楼梯不好。”我上楼时四个打麻将的人在嘁嘁喳喳地小声说什么，估计是在议论我们。我跟余小惠巳经被一根舆论的绳子紧紧地绑在一起了，尤其是我，巳经是在南城晚报上有名有姓的人物了。我听见身后的声音说，姓徐，他姓徐呀……我觉得如芒在背。我匆匆地踏着摇摇欲坠的破楼梯往上跑。
上楼以后我才知道，我见过老余，大约是在文化系统的大会上。老余退休以前似乎在戏剧创作室工作，不过没听说写过什么戏。大家都在一个系统，见面都是熟人。他朝我点点头，把我让进门。他家在楼上第二个门，我进门后没看见余小惠。靠窗的沙发里坐着一个胖胖的中年女人，正瞪着两眼看我。我觉得她的眼睛很像余小惠。
老余对她说：“这是小徐。”女人听了又朝我瞪一下眼，说：“小徐？是徐阳吧？”我点点头。她的脸一下子就歪了，而且歪得很厉害，她说：“你这个臭流氓！你来干什么？你还有脸？你还找上门来？！”
老余急忙张开两只手，像乐队指挥似地用力向下一压，压着喉咙，严厉地说：“叫什么叫？不会小声点？”
女人不服气，说：“你好脾气！他是谁？还小声点？！”
老余说：“不好脾气怎么办？那你叫呀，你破开喉咙去叫，你让大家都听见！”
女人白他一眼，气哼哼地把把脸扭到一边去。
我像挨了耳光似的，脸上麻麻的。老余让我坐在一把小竹椅上，自己则坐在女人旁边的沙发上。我和他们的距离大约在两米到三米之间。我背后就是刚刚关上的门，右边是个鞋架子，看起来像是老余自己钉的，上面放着他们一家人的鞋。我看见余小惠的鞋也放在上面，接着我又看见了余小惠的衣服，那件大圆领花格春秋衫就挂在胖女人左边的衣帽架上。老余用下巴指指胖女人，对我说：“这是余小惠的妈妈。”
我在小竹椅上欠欠腰，说：“伯母好。”
余小惠妈妈扭扭脸说：“谁是你的伯母？”
老余叹了一声：“唉！”
我很尴尬，真想赶紧逃掉。我嗫嚅着说：“余小惠在家里吗？有些事我对不起他，我感到非常内疚，但当时我没有办法，我想向她当面解释一下。”
余小惠妈妈说：“不在，她这两天在她舅舅家里。”她说话时下巴扭来扭去，我当时就有点怀疑，这个女人是不是在撒谎？事后知道她果然在撒谎，余小惠就在房间里，房门还开着，她妈妈只要往左瞥一眼，就能看见斜靠在床头上的余小惠。
她妈妈又说：“解释什么？事情都这样了，还解释什么？解释了就没事了？也怪我们小惠自己，怎么跟你这种人交往？”
老余则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他点点头，吧哒一下嘴唇，说：“也是，再解释也没用了，我看这样吧，想点挽回的办法倒是必要的。你们都还年轻，将来日子还长，要工作要做人，不能背个坏名声过一辈子是不是？所以你也不要先急着见我们家小惠，还是好好想想，
看有没有一个挽回的办法？”
我不知道老余什么意思，自然也想不出办法。我问他有没有办法？老余说他有一个办法，问我想不想听一听。我当然说想听。老余说：“那好，你们去打结婚证吧，只要打了结婚证，别人说什么都是白说的，一天的云都散了。”
余小惠妈妈用力扭着脸，说：“这也太便宜他了！”
老余说：“唉，还说这些有什么意思？”
老余对我说，这些天他一直在想这事，把头都想大了。“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这个办法。”他说，“别的我也不问，也不好问，作为长辈，有些话我想问也问不出口。现在我只问你，打结婚证这事你同不同意？”
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有点发蒙。这事来得也太突然。我轮流看他们的脸。他们背对着窗户，窗户外是另一个房顶上的瓦片，阳光从那些年代久远的老瓦片上耀起来，亮得刺眼，把他们的脸衬得黑黑的。我咽了一口唾沫，想压住内心的慌乱。我本来是想让余小惠指着鼻子骂我一顿的，骂得越狠心越恶毒越好，哪怕给我几个耳光，一边打耳光一边骂流氓。她最有资格骂我流氓。我心底里真的对她充满了愧疚，觉得她杀了我都应该。可是，我哪知道会是这样？等着我的不是骂，而是一桩婚姻。她爸爸竟然会要我跟她打结婚证？她爸爸不会是气糊涂了吧？
我说：“我没……没敢这么想。”
老余说：“现在你可以这样想了。”
老余这话一说，我脸上就烧得更加利害了。我知道他们心里肯定嘀嘀咕咕的，就像闹肚子似地，非常不舒服。在他们眼里我肯定是个流氓，是个无赖，只是事已至此，也就顾不了许多，只能先顾了脸面罢了。这使我觉得自己像个盗贼，而且是个既不要脸又不讲道义的恶贼，不但偷了人家的东西，还要逼着人家心甘情愿地把东西送给我。我低着头，红头胀脑地坐在那里。老余一直在看着我，看得我心里乱成了一团麻。我努力地想了想，对他们说：“她呢？余小惠呢？这事她知道吗？她同不同意呢？”我这么说的时候，心思就转到余小惠身上去了。我的心思一到了余小惠身上我就管不住自己了，我就变得寡廉鲜耻起来，我暗想这个主意倒真是挺不错的，能跟余小惠结婚还有什么可说的？她的腿多好，她哪儿都好，她在床上简直能把人化掉。我甚至感到有一股躁热从腿胯间升腾起来。我又咽了一口唾沫，厚着脸说，“我就怕她不同意，如果她同意的话，我当然也同意。”
“这没问题，”老余爽快地说，“她的工作由我们来做。”
那边房里有一阵响动，像是谁把一本书摔在了地板上。我便扭脸看着那个房门。他们两口子却跟没听见一样，老余朝我点点头，叹一口气，接着刚才的话说：“本来嘛，这也是应当的，你们已经到了一起了，结婚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我结结巴巴地说：“我觉得……我很不好意思。”
“哎，”老余摇摇头说，“不说这些了。”
我们就这样说定了，出来时老余把我送到楼梯口，看着我下楼。他说：“小徐呀，我还要叮嘱你一句，新房呢简单一些无所谓，不要太铺张，差不多就行了。”顿一顿，又说，“小余呀，有事没事你都过来说一声啊。”
他把声音吊得那么高，我想他是说给他的邻居们听的。他怎么不想想，我才头一回来，怎么就说到新房呢？怎么就把我当一家人似的？如果他这一辈子都这样编戏的话，那真要漏洞百出。不过也真难为他，事情一急，难免顾此失彼。
她妈妈又说：“解释什么？事情都这样了，还解释什么？解释了就没事了？也怪我们小惠自己，怎么跟你这种人交往？”
老余则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他点点头，吧哒一下嘴唇，说：“也是，再解释也没用了，我看这样吧，想点挽回的办法倒是必要的。你们都还年轻，将来日子还长，要工作要做人，不能背个坏名声过一辈子是不是？所以你也不要先急着见我们家小惠，还是好好想想，
看有没有一个挽回的办法？”
我不知道老余什么意思，自然也想不出办法。我问他有没有办法？老余说他有一个办法，问我想不想听一听。我当然说想听。老余说：“那好，你们去打结婚证吧，只要打了结婚证，别人说什么都是白说的，一天的云都散了。”
余小惠妈妈用力扭着脸，说：“这也太便宜他了！”
老余说：“唉，还说这些有什么意思？”
老余对我说，这些天他一直在想这事，把头都想大了。“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这个办法。”他说，“别的我也不问，也不好问，作为长辈，有些话我想问也问不出口。现在我只问你，打结婚证这事你同不同意？”
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有点发蒙。这事来得也太突然。我轮流看他们的脸。他们背对着窗户，窗户外是另一个房顶上的瓦片，阳光从那些年代久远的老瓦片上耀起来，亮得刺眼，把他们的脸衬得黑黑的。我咽了一口唾沫，想压住内心的慌乱。我本来是想让余小惠指着鼻子骂我一顿的，骂得越狠心越恶毒越好，哪怕给我几个耳光，一边打耳光一边骂流氓。她最有资格骂我流氓。我心底里真的对她充满了愧疚，觉得她杀了我都应该。可是，我哪知道会是这样？等着我的不是骂，而是一桩婚姻。她爸爸竟然会要我跟她打结婚证？她爸爸不会是气糊涂了吧？
我说：“我没……没敢这么想。”
老余说：“现在你可以这样想了。”
老余这话一说，我脸上就烧得更加利害了。我知道他们心里肯定嘀嘀咕咕的，就像闹肚子似地，非常不舒服。在他们眼里我肯定是个流氓，是个无赖，只是事已至此，也就顾不了许多，只能先顾了脸面罢了。这使我觉得自己像个盗贼，而且是个既不要脸又不讲道义的恶贼，不但偷了人家的东西，还要逼着人家心甘情愿地把东西送给我。我低着头，红头胀脑地坐在那里。老余一直在看着我，看得我心里乱成了一团麻。我努力地想了想，对他们说：“她呢？余小惠呢？这事她知道吗？她同不同意呢？”我这么说的时候，心思就转到余小惠身上去了。我的心思一到了余小惠身上我就管不住自己了，我就变得寡廉鲜耻起来，我暗想这个主意倒真是挺不错的，能跟余小惠结婚还有什么可说的？她的腿多好，她哪儿都好，她在床上简直能把人化掉。我甚至感到有一股躁热从腿胯间升腾起来。我又咽了一口唾沫，厚着脸说，“我就怕她不同意，如果她同意的话，我当然也同意。”
“这没问题，”老余爽快地说，“她的工作由我们来做。”
那边房里有一阵响动，像是谁把一本书摔在了地板上。我便扭脸看着那个房门。他们两口子却跟没听见一样，老余朝我点点头，叹一口气，接着刚才的话说：“本来嘛，这也是应当的，你们已经到了一起了，结婚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我结结巴巴地说：“我觉得……我很不好意思。”
“哎，”老余摇摇头说，“不说这些了。”
我们就这样说定了，出来时老余把我送到楼梯口，看着我下楼。他说：“小徐呀，我还要叮嘱你一句，新房呢简单一些无所谓，不要太铺张，差不多就行了。”顿一顿，又说，“小余呀，有事没事你都过来说一声啊。”
他把声音吊得那么高，我想他是说给他的邻居们听的。他怎么不想想，我才头一回来，怎么就说到新房呢？怎么就把我当一家人似的？如果他这一辈子都这样编戏的话，那真要漏洞百出。不过也真难为他，事情一急，难免顾此失彼。
她妈妈又说：“解释什么？事情都这样了，还解释什么？解释了就没事了？也怪我们小惠自己，怎么跟你这种人交往？”
老余则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他点点头，吧哒一下嘴唇，说：“也是，再解释也没用了，我看这样吧，想点挽回的办法倒是必要的。你们都还年轻，将来日子还长，要工作要做人，不能背个坏名声过一辈子是不是？所以你也不要先急着见我们家小惠，还是好好想想，
看有没有一个挽回的办法？”
我不知道老余什么意思，自然也想不出办法。我问他有没有办法？老余说他有一个办法，问我想不想听一听。我当然说想听。老余说：“那好，你们去打结婚证吧，只要打了结婚证，别人说什么都是白说的，一天的云都散了。”
余小惠妈妈用力扭着脸，说：“这也太便宜他了！”
老余说：“唉，还说这些有什么意思？”
老余对我说，这些天他一直在想这事，把头都想大了。“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这个办法。”他说，“别的我也不问，也不好问，作为长辈，有些话我想问也问不出口。现在我只问你，打结婚证这事你同不同意？”
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有点发蒙。这事来得也太突然。我轮流看他们的脸。他们背对着窗户，窗户外是另一个房顶上的瓦片，阳光从那些年代久远的老瓦片上耀起来，亮得刺眼，把他们的脸衬得黑黑的。我咽了一口唾沫，想压住内心的慌乱。我本来是想让余小惠指着鼻子骂我一顿的，骂得越狠心越恶毒越好，哪怕给我几个耳光，一边打耳光一边骂流氓。她最有资格骂我流氓。我心底里真的对她充满了愧疚，觉得她杀了我都应该。可是，我哪知道会是这样？等着我的不是骂，而是一桩婚姻。她爸爸竟然会要我跟她打结婚证？她爸爸不会是气糊涂了吧？
我说：“我没……没敢这么想。”
老余说：“现在你可以这样想了。”
老余这话一说，我脸上就烧得更加利害了。我知道他们心里肯定嘀嘀咕咕的，就像闹肚子似地，非常不舒服。在他们眼里我肯定是个流氓，是个无赖，只是事已至此，也就顾不了许多，只能先顾了脸面罢了。这使我觉得自己像个盗贼，而且是个既不要脸又不讲道义的恶贼，不但偷了人家的东西，还要逼着人家心甘情愿地把东西送给我。我低着头，红头胀脑地坐在那里。老余一直在看着我，看得我心里乱成了一团麻。我努力地想了想，对他们说：“她呢？余小惠呢？这事她知道吗？她同不同意呢？”我这么说的时候，心思就转到余小惠身上去了。我的心思一到了余小惠身上我就管不住自己了，我就变得寡廉鲜耻起来，我暗想这个主意倒真是挺不错的，能跟余小惠结婚还有什么可说的？她的腿多好，她哪儿都好，她在床上简直能把人化掉。我甚至感到有一股躁热从腿胯间升腾起来。我又咽了一口唾沫，厚着脸说，“我就怕她不同意，如果她同意的话，我当然也同意。”
“这没问题，”老余爽快地说，“她的工作由我们来做。”
那边房里有一阵响动，像是谁把一本书摔在了地板上。我便扭脸看着那个房门。他们两口子却跟没听见一样，老余朝我点点头，叹一口气，接着刚才的话说：“本来嘛，这也是应当的，你们已经到了一起了，结婚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我结结巴巴地说：“我觉得……我很不好意思。”
“哎，”老余摇摇头说，“不说这些了。”
我们就这样说定了，出来时老余把我送到楼梯口，看着我下楼。他说：“小徐呀，我还要叮嘱你一句，新房呢简单一些无所谓，不要太铺张，差不多就行了。”顿一顿，又说，“小余呀，有事没事你都过来说一声啊。”
他把声音吊得那么高，我想他是说给他的邻居们听的。他怎么不想想，我才头一回来，怎么就说到新房呢？怎么就把我当一家人似的？如果他这一辈子都这样编戏的话，那真要漏洞百出。不过也真难为他，事情一急，难免顾此失彼。
后来余小惠告诉我，那天她就在房间里，她还往地上扔了一本杂志。我说你为什么不出来呢？她说她爸爸不准她出来，怕她骂我，反而会把事情弄僵。我说你怕你爸？余小惠无所谓地笑笑，“我会把他当回事？”我便问余小惠，那你同不同意呢？余小惠一脸茫然，说：“不知道。”我说：“这怎么不知道呢？”她马上就生气了，“我怎么知道？我知道你会把事情弄成这样？我知道个屁！”
她到底还是把我痛骂了一顿。就在我从她家回来的当天晚上，她便冲到我那儿去了，用脚踢我那扇刚刚修补过的门，进门之后又用脚后跟猛地将门磕上。她说他妈的憋死我了。她把一只手撑在蝴蝶状的后臀上，另一只手指着我，一边骂一边在我面走来走去。她的腿绷在一条洗得泛白的牛仔裤里，走来走去的特别像一匹健壮的母马。她说他妈的你王八蛋，流氓！她一口一个他妈的，骂得又泼又野。－－你他妈的自己臭了还要搞臭我，还半夜跑到宿舍楼去，还装疯卖傻大喊大叫，怕别人不知道是吧？想弄成既成事实是吧？好了，现在我跟你臭到一起去了，要嫁给你了！你得逞了！你以为你真得逞了？你知道你头上有几顶绿帽子吗？我告诉你，就是跟你结了婚，我还会叫你再当王八！叫你把王八当到底！
我从来没见过她这样。按理说一个戏曲花旦本应是程式化的，温婉而优雅的，但我理解一个愤怒的人。因为她总在走来走去，那种令人激动的震颤就在我眼前，就挂在我的睫毛上。我又不可遏止地膨胀起来。我伸出一条手臂，等她走过来便拦在她腰上，把她搂上了床。她并不管我的手在做什么，也不管自己是不是在床上，她的心思似乎只在嘴上。她的嘴不停地骂着。她不管她的身体。我解她的纽扣她就让我解，我给她脱衣服她就让我脱。我推她的肩要她把背扭过来，她便顺从地把背扭过来，等我松开胸罩搭扣之后才扭回去。我解她牛仔裤时让她躺在床上，用手托着她的腰，她自已把腰抬起来，又伸直两条腿，使我脱得非常顺利。我们各做各的。我摩弄她的时候她还在骂我，但语气已经不连贯了，不断地被自己的喘息声打断，如同一个一边说话一边奔跑的人。我的手像一根鞭子似地驱赶着她，使她的喘息越来越急促，使她的身体像蛇一样扭起来了。她想拨开我的手，但自己的手却绵软无力。她似乎这时候才明白过来，她说你、你干……干什么呀，你……别、别动，人家，正在、在……骂、骂你呢！我说你骂吧。我用膝盖分开她的大腿，进入她滚烫的湿漉漉的深处，她浑身一挺，闭上眼睛，边喘边说，噢！你这个，流……氓！
现在余小惠大部分时间都呆在老铁街，呆在她那个房间里。白天不去剧团，晚上也不跑场子唱歌。我去了她也不愿意出来，老余叫她，她才出来，见了我也是不冷不热，懒洋洋的。老余说你们今天去办结婚证吧。她皱皱眉头说：“急什么？改天吧，今天我不想动。”老余再说，她便把脸跌下来，转身就回房里去了。老余没办法，便对我说：“要不你先作些准备吧，铺的用的，该有的总是要有的，这事反正都说好了，就是早一点晚一点都不要紧的。”
我去过几次，基本上都是这样，余小惠都是懒洋洋的，不是呆呆地坐在那里看电视，就是有一页没一页地翻一本娱乐杂志。我涎着脸跟她说话，她动不动就用白眼珠翻我，说，无聊。要不就冷冷地哼一声，把脸扭到一边去。她的爽快和热情都不见了，都从她身上溜走了。当然，我不怪她，我有什么资格怪她呢？
她没到我那儿去过几次。我觉得在去不去我那儿的问题上她似乎很矛盾，她是想去又不想去，不想去又想去。有时候老余要她去她却偏不去。老余说你应该去，看看房子搞得怎么样啊，还要添些什么东西啊，也免得小徐一个人忙不过来。她说我去了他才忙不过来呢。老余大约不明白她这话是什么意思，他是一片苦心，认为我和他女儿应该像一对恋人，大大方方地到处走一走，不但要去我那儿，还要去剧团，去商场，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是在恋爱。但余小惠说，演戏给人看呀？我偏不去。
老余又生出了一个主意，他说要不我们先订一个婚吧？办几桌订婚酒，把亲戚朋友都请来，把你们双方的领导同事也请来，吃一吃喝一喝，大家不就什么都明白了吗？是不是？谁还会说什么呢？人家还会像以前那样看你们，不会低看你们的，是不是？但余小惠又不同意，她说还是演戏。老余说我是为你们的名誉着想啊。余小惠说，演戏就能把名誉演好了？我不演。
我想她骨子里还是不愿跟我结婚，她巳经很讨厌我了。然而出人意料的，她又会突然跑到我那儿去。这样的事大约有过两次，两次都是晚上十点以后，她轻轻地敲我的门，轻得只让我刚好能听见。我开门后她便飞快地闪进来，带着一股风，像做贼一样。我真搞不懂她。我当然希望她来，她越是这样，我对她的欲望越是强烈。
但我确实拿不准我们会不会结婚，我心里没底，一点底都没有。不过我还是叫人把我那套一室一厅贴了墙纸，买了一张双人床和两条大被子，又买了些枕套被套垫单什么的。在这方面我完全外行。我只有一个想法，不管结果怎样，我都要作好准备。只要余小惠愿和我结婚，我便立即和她结婚，无论从哪方面来说，我都没有理由在这桩婚事上讨价还价。
本来我可以请我妈帮我操办这些事，可那天回家我还没开口，我妈王玉华就情绪激烈地跟我说她自已的事。显然她不知道我的事。差不多全城都知道的事，王玉华却不知道，可见她是怎样深深地陷在她自己的事情里边。她的事总是和我父亲徐文瑞有关。她嫁给徐文瑞不到一个月，徐文瑞就做了右派，她作为一名代课老师，眼看到手的转正机会也泡了汤。她因此恨死了徐文瑞，也恨死了徐文瑞让她怀了我。她一直犹豫着，要不要把这个孽种打掉？结果犹豫来犹豫去，最后还是在一个雨季里把我生了下来。因此我的生命比别人更多了一层侥幸的成份。小时候我常听她说，我怎么会把你生下来了？说这话时她总是怔怔的，似乎还没有回过味来。虽然她和徐文瑞后来还是离了婚，但她的境况却一直没有好起来。而我父亲徐文瑞摘帽以后就像一棵枯木逢了春，一个本来蔫不拉叽的人一下子鲜活起来了，经过几年苦心经营，成了一个什么速记学会的会长，到处讲学，并且在师院谋了个客座教授的头衔。他不但有了事业，还收获了新的爱情，那女人据说是个政府里的副科长。
王玉华看不见我心不在焉，她坐在我们扁担巷老家窄小灰暗的屋子里，满怀幽怨地说：“什么副科长？不过是个四十来岁的寡妇罢了。”她嘴边有一道短短的、年深月久的皱褶，生气时皱褶就会变成一个凹坑，现在这个凹坑又出现了。她两眼直直地看着我，“你给我说句公道话，这么多年我是怎么过来的？我跟他离婚是为什么？是不是为了你？可你是我一个人的吗？难道他没份？现在他倒好，又直起腰来啦，就把过去丢得干干净净啦，和别人打得火热啦……”她忿忿不平，怨气冲天，但她说着说着忽然不说了，疑惑地问我，“你在听吗？”
“嗯？”我说，“嗯。”
“你会为我说句公道话吗？”
我说：“嗯。”
“你脸上怎么有一块青？你摔跤了吗？”
“嗯。嗯？”
“你怎么老嗯？”她厉声说，“你在敷衍我！你嫌我烦是吧？你讨厌我是吧？可这种事我对谁去说呢？我不对你说，我对谁去说呢？我只有指望你啊，我这样一个女人不指望儿子你还让我指望谁呢？可是你却敷衍我！”她激动得站起来又坐下去，但目光却始终对着我的脸，“你听都没听，嗯啊嗯的，你敷衍谁呀？我不是你妈吗？你看你一副心不在焉神不守舍的样子！”
王玉华又哭了起来。她在我面前老是要哭。她变得特别爱哭。在这样的情形下，我怎么跟她说我的事？怎么跟她说余小惠？我说：“你不要哭，你哭什么呢？”她骂道：“你说我哭什么？我怎么能不哭？我指望谁？你叫我指望谁？”
我不知道王玉华能指望谁。我只知道，除了我自己，我谁也指望不上。好在现在商场的服务特别热情，你只要说买什么，做什么用的，他们便会头头是道，跟你说得一清二楚，让你一点也不感到为难。我就像燕子衔泥一样，一点一点的把结婚所需的物品买回来。我连当尿盆用的痰盂都买了，是那种带一朵大红花的盘口痰盂。我挑痰盂时，人家说脚盆买了吗？我说那就买一个吧。人家又问，用水的盆子呢？我说用什么水？那是个白净的三十多岁的女人，侧过脸去笑了笑，自作主张地给我挑了一个，粉红色的，盆底用工笔画着几根水草和一
条鲜活的鲫鱼。她说你别问那么多，只管买回去，没错的。
单位同事见我不断地买东西，便问我是不是要结婚了？新娘子是谁？我不知道他们这么问是好意还是恶意，所以我总是含糊着支吾过去。我说还早还早，丈母娘还不知道生出来了没有，我哪知道新娘子是谁？
现在看来，我在结婚这件事情上的谨慎是对的，否则真是无法收场。就在我从商场抱着两个鸭嘴暖瓶回到宿舍后不久，正点着煤油炉准备给自己下面条时，余小惠的弟弟余冬来了，一看他姐姐不在我这儿，便板着脸问我知不知道他姐姐去了哪里？我说我都两天没见到她，我怎么知道？余冬扭头就走。我追出去，问他怎么回事？余冬劈面揪住我的领口，用有一层薄茧的大拥指捺住我的喉结，把我顶在楼道墙壁上。余冬在商业局开车，身上有一股机油味。他长得不像他姐姐，他五短三粗，脖子像一截桶一样。我看见像桶一样的脖子上突起了一棱棱青筋。
“姓徐的，你听着，”余冬压着喉咙，声音不大，“我早就想动你的手，现在我姐姐不见了，要是她有点什么事，你就准备用篮子捡骨头吧！”
余冬下楼后，我靠在墙上发了一会儿愣，然后便往老铁街跑。余冬还没回家。余小惠妈妈看见我又骂臭流氓，而且大着嗓门，骂得毫无顾忌。老余也不管她了，由着她口无遮拦大声寡气地骂我。老余的样子非常沮丧，垂着脑袋坐着，长吁短叹。我问他们是什么时候不见了人的？老余说上午他去单位开离退休干部会，她妈妈买菜回来就没见人了，以为去你哪儿了，刚才收拾东西，才发现她把自己的衣服什么的都带走了。我说她有可能去哪儿呢？老余说不知道，过了一会儿，又摇着头，自言自语地说：“谁知道呢？”
我不知道该对他们说什么，我甚至不敢看他们的脸。这都怪我。我确实欠揍。我抬手便掼了自己一巴掌。我还能怎样呢？只有给自己一巴掌。老余抬起头，吃惊地看着我，嘴唇翕动着，但我听不见他说了些什么。我耳朵里全是刚才那一巴掌的声音，咣咣的，一波一波地放大；接着我又感到嘴角里有热乎乎的东西往下流，伸手抹一把，才看见是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