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小惠真的走了，离开了南城。她还是恨我，她真不愿跟我结婚。可是，天下这么大，她究竟去了哪儿呢？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就那么走了。我厚着脸皮跑到剧团去，心想她总有平常玩得好一点的同事，或许他们知道。我在办公室没看到人，那个办公室总是空荡荡的。我又去练功房和排练场，也没看到人，只看到了几只快活的麻雀。我便跑到宿舍楼一家一家地敲门，问知不知道余小惠去了哪儿？人家一脸愕然地反问我，她去了哪儿？
最后我还是在陆东平那里得了一点消息。其实我怀疑过这个矮个子武生，但我又觉得他没有理由要害我，他有什么理由要这么干呢？
陆东平就住在余小惠隔壁，正在睡觉，他近来总是一副缺觉的样子，把嘴张得很大，蔫蔫地打着呵欠，哑着喉咙说：“你去找团长吧，听说他那儿有她的一张纸条。”我又说团长呢？刚才我敲门他家里没人。陆东平说：“这时候你还能在家里找到他？到他老婆店里去找吧。”
我好不容易找到了团长，团长正在搬一只纸箱子，纸箱子里全是电器开关。他满脸油汗，在口袋里左掏右掏，掏出了那张纸条，“这张条子她还是托别人转给我的，我哪里知道？”他后面小店里的一个女人在叫他。他笑笑说：“没办法，要过日子。”他弯腰抱起纸箱子，像一只磨盘似地磨进店里去了。我站在那儿看纸条。在这张皱巴巴的纸条上，余小惠鬼画桃符地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走了，算长假还是自动辞职，随便。
团长忙完了又跑出来。我把纸条还给他。他把纸条夹进一个卷了边的小电话本里，很小心翼翼的样子，使人觉得这张纸条非同一般。
后来我在广场纪念碑下呆呆地坐着。南城的广场总是热闹的地方。四周全是车。几个女人和孩子在那儿喂鸽子。空气很肮脏，灰尘厚厚地粘在鼻毛上，弄得像马鼻子似的老是嗤嗤作响。虽然已近黄昏，阳光仍很嚣张。这是一个阳光嚣张的季节。我看着它渐次变红变淡，成为一抹虚缥而轻俏的水红，最后完全消失。我又看着所有的灯亮起来，看着南城变得璀粲和透明。
广场上的人来了又走了，走了又来了，到最后都走了。没有了人的广场一下子变得黯淡起来，像蒙了一层铅黑色的透明的雾。一个卖茶叶蛋的妇女推着小铁架子车从旁边走过，到我时身边停了一下，说她还剩几个蛋，问我要不要？我摇摇头说，不饿。她说都到下半夜啦，还不饿吗？我说不饿就是不饿！广场似乎还在黯淡下去。卖茶叶蛋的妇女悻悻地走了，小铁架子车吭啷吭啷地响着，人走得不见了，吭啷声还依然响亮，仿佛是整个南城在静夜里发出的声音。
我在越来越远的吭啷声中站起来，麻着两条腿往回走。
回家后便弯腰从床底下去抽那幅画。把画从联防办拿回来以后，我还是将它塞在了床底下。我抽出了一半便发愣，想想又把它塞了回去，并且将那几个刚买的盆子也踢进了床底下。盆子发出的声音比小铁架子车的吭啷声还响亮还空旷。
因为我一天到晚老是恍恍惚惚，老胡便说我的魂魄丢了。他说：“看得出来，你的魂魄丢了，你魂不守舍。”
看来我真成了一个丢掉了魂魄的人。一个人丢掉了魂魄就会萎糜不振浑浑噩噩，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和该干什么，除了吃喝拉撒，别的都不知道。也就是说一个丢掉了魂魄的人就是一个没用的人，只是一个人形，一具会走路的躯壳；就连走路也不能好好的走，而是虚浮着，飘飘忽忽的，像踩着棉花似的。那些天我走路就是那样的，就跟别人看我时的目光一样。别人看我时，目光都是飘来忽去的，表情也是怪怪的。我们领导也一样，那张酱色的、肥胖但很干燥的大脸上堆砌着乱七八糟的表情，使人觉得他心事重重满怀惆怅。
“小徐，你过来，到我这儿坐一坐。”
领导的目光飘忽着，但口气很亲切，站在他办公室门口向我招手。他的手跟他的脸一样黑，一样肥胖而干燥，干燥得泛着灰白色，远远看去像一只大猩猩的脚掌。我朝猩猩的脚掌走过去。他的身体跟他办公室的门一样宽，站在那里像挤嵌在那里。“来。”他说，声音很厚，容易使人想到一条旧棉被。我到他面前的时候他笑了笑，嘴咧得很大，两排假牙闪着瓷器似的白光。他就这么笑着把我让进了他的办公室，让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
“抽烟吗？”他说。我摇摇头。他说：“哦，对了，你不抽烟。”他掏出一盒烟，“这烟好，我认着它抽。”他点上一支烟，抽一口，烟从鼻孔里出来。鼻孔很黑很大。“唔，这烟就是好，要不玩一支？”我又摇摇头。“不抽好，”他说，“你是对的，我是没办法啦，有一些领导关心我，总是要我戒烟，说我早晚要把自己抽垮的，可我怎么戒得掉呢？我到底还是个文人哪，要思考呀。”他又笑起来。他的笑是没有声音的，准确地说他只是用脸在笑，或者更准确一点，只是嘴在笑。
“还好吧？”他问我。
“嗯。”我说。
“怎么样？现在弄清楚了吗？”
“嗯。”我说。
“这就好，这就好。年轻人嘛，摔跤不要紧，关键是摔倒了要爬得起来……”领导呱哒呱哒地说着，可说着说着就扯到别处去了。这是他惯常的毛病。他从前写过小说，写得不多，很通俗。不但小说通俗，人也通俗，却把自己打扮得很像一个非常受宠、非常有地位的文化官员，喜欢戴一项紫色毛线帽，形状有点像贝雷帽的那种，顶上还竖起一点点，像根细细的秃辮，然后再穿一件淡色花格休闲西装。现在他不写小说了，间或写一点杂文，杂文也通俗，比如骂骂南城人的素质，说他们不懂五讲四美，诸如此类。不写杂文时就吹牛，他的牛吹得很大，可谓无边无际。我曾经怀疑他得了癔想症。喜欢吹牛的人大都容易得这种病。他动不动就把自己和市长市委书记或省长省委书记扯在一起，说他们春节时都去看望他，跟他如何探讨一些问题。他常常是说着说着就把话扯到那儿去了，今天也是这样，从我这里说到前些天某某书记请他吃饭。这话大家都听他说过好几次了，大意是某某书记征求他的意见，要把他往上挪一挪，而他则觉得没什么意思。他撇着阔嘴，脸上很神往地问我，“有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我现在不挺好吗，是不是？”大约发现我有些恍惚，愣了一会儿，才把肥手一挥，“好了，不扯这些，我们还是谈点正事吧。”
他抻了抻脖子，又正了正脸，说：“小徐呀，你看看，我这是和你商量，你看现在大家都开放搞活，我们呢，也打算办一所少年艺术学校，你呢科班出身，所以我们想把你抽出来，这是征求你的意见，你呢可以考虑考虑，考虑好了呢就跟我说一声，好不好？”过一会儿他又说，“这两天你就收拾收拾一下工作室吧，收拾好了，把钥匙交给办公室就行了。”
“为什么？”我说，“我为什么要把钥匙交给办公室呢？”
“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商量过了嘛，是不是？”
“嗯？”
我看着他的大嘴。他的嘴唇也是黑的，而且是酱黑色，因此分不出什么唇线。可是他的假牙真他妈的白，永远泛着瓷器般的光泽。这张由黑白两色构成的大嘴刚才都说了些什么？我觉得我只听见了一大堆跟旧棉被一样又厚又硬的声音，他跟我商量了什么呢？我问他：“我们商量了什么？”他依旧咧着大嘴，大嘴突然合拢，小眼睛变得很亮，“徐阳，你怎么这样？这样不好吧？明明跟你商量了嘛，怎么还反问我商量了什么？有意见可以提嘛，学人家扯蛋算怎么回事？既然你要扯蛋，我就没时间陪你扯啦，我还要到市委去谈工作呢，你跟办公室去扯吧，就这样啦，你回去好好想想吧。”
我们单位是一幢很有点沧桑感的老房子，中间是个大院子，长满了杂草，杂草里有棵树，四周是用木柱子撑起来的回廊，从领导那儿出来之后，我在回廊上走着，经过了老胡的传达室。老胡把他的脑袋从窗口伸出来，同时伸出一只手，手上拿着一张报纸。他说：“你看看这张报纸。”他怎么又让我看报纸？我还看什么报纸？我把他的报纸推开。老胡说：“你不看？人家在嚼你，你也不看吗？”我半天才反应过来，嚼我？谁的舌头又发痒？但我还是摇摇头。我看着老胡满脸正在深下去的皱纹，对他说：“我们来猜一猜，她到底是往北走了呢，还是往南？”
老胡锁着眉头问我：“你说谁呀？”
我说：“余小惠呀，她是往北呢，还是往南？”
老胡说：“唉！”
那天老胡要给我看的是一张晚报。不知为什么，南城晚报瞄上我了，他们把我拿出来讨论，把那点事情上升为一个事件。他们头一天就刊登了两篇文章，一篇是《画家应该在哪儿画人体》，另一篇是《论徐阳事件及精神文明建设》。两篇都在言论版上，还有编者按。编者按说：“这似乎是一件小事，一段生活中的小插曲，可是，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小事不小，这其中有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观点和问题，比如今天我们编发的这两篇文章，提出来的一些说法就很有意思……我们认为这是很好的，也是很有意义的，并且热切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参与进来，使这场讨论更加丰富多彩意味深长，也更具有思想水平和学术水平……”
我是一个什么人呢？不就是个流氓吗？居然引发了这样一次讨论。就像南城晚报所希望的那样，许多人都踊跃地参与了讨论，接二连三地发表了文章，弄得非常热闹。日报、经济报，甚至电视报、妇女报等等都赶来凑热闹，就像苍蝇叮臭肉那样，蜂拥而上。我真是出了名了，我成了大名鼎鼎的流氓，每天只要随便翻开一张报纸，我的大名必定赫然纸上。
老胡说的一点不错，人家确实在嚼我。老胡真是个天才，知道用一个“嚼”字，这么一“嚼”，真让人有一种粉身碎骨的感觉。
可是我不知道人家在嚼我。老胡每天上午把报纸送到各个科室，下午下班前又到各科室转来转去，把能收回来的报纸都收回来，存在那儿。他给我存了那么多报纸，而我一张都没看，我不屑一顾，这让他很失望也很沮丧。他说：“你都让人家嚼碎啦，你还不看吗？你呀你呀！”他用一种忧郁的、痛心的样子对着我。
老胡的样子让我很感动。我便硬着头皮看那些报纸，但看了很久还没看出什么名堂。说实话我看不进去。我头昏脑胀。我觉得他们似乎是在说我，可又不是在说我。他们也不说我看毛片，而是说我画画，说一个画家和一个模特儿在一起，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他们又说我们是五千年文明古国，基本的道德标准还是要的吧？画模特儿可以通过一定的机构安排嘛，自己一个个找到家里去画，孤男寡女的，算怎么回事？像两个小孩斗嘴，一个说白，一个说黑，白白白！黑黑黑！黑黑白白，无休无止颠来倒去，如果不是频繁地出现我的名字，跟我真没有多大关系。可他们吃饱了没事干，老把我挂在嘴上干什么呢？
我把报纸还给了老胡，说：“我去找他们。”
负责讨论“徐阳事件”的言论版主编叫江南生，我还没来得及找他，他却先打电话找我，约我在一家宾馆的咖啡厅里见面。我们坐在临街的大玻璃窗边上，他是一个长着一张黄脸的人，鼓着两个金鱼眼，看起来很疲惫，一见面就问我看没看由他主编的那些文章。他说：“我想你肯定都看了，今天我就是想听听你的看法。”我告诉他我几乎没看，至于看法，就是想狠狠地揍你一顿。他感到不可思议，一副很困惑的样子，“怎么这样呢？你居然没看？而且，还要揍我？”他再三问我，“你能说说这是为什么吗？”我说：“我觉得你这个人欠揍。”
江南生的黄脸上出现了犹豫不决的神情，“你让我感到意外，把我搞乱了，本来想听听你的看法，现在看来不行了。”他叹了一口气，犹豫又挂在了脸上，像一块脏布帘子似的，“我只好跟你说实话了，这件事也不是我想做就能做起来的，我只不过是负责一个版面，什么事都是有呼应的，上下呼应，你明白了吗？当然，提是我提出来的，人人都要出主意嘛，是不是呢？大家讨论一下，反正是无关痛痒的事，无关痛痒啊是不是？大家都精力旺盛，总要弄出点事情来让他们干干。我原来的意思是想请你也写篇文章，谈谈你的看法，或者就直接谈你和模特儿是怎么合作的。这对你也有好处是不是？你也许不知道，很多人都想这么弄，一弄就出名呀；就是发篇文章，还有人给我们送礼塞红包求我们呢。至于我们呢。当然希望这场讨论能继续下去，希望能够添一把柴，把火烧得旺一些。这是对双方都有好处的事，可我没想到你会反感，你怎么会反感呢，不应该呀……”
他的嘴角上堆了两坨黄乎乎的痰沫。很多会说的人都这样，痰沫特别丰沛。但我不喜欢这样的人，我觉得很恶心。我盯着粘在他嘴角上的黄色痰沫，又盯着他的脸，然后看了看我面前的咖啡。我一口都没喝它，我把它端起来，浇在了江南生那张轮廓模糊的黄脸上。咖啡真香。咖啡的香气大面积地漫溢开来。
江南生嗷叫一声，“咦！呀——！”
咖啡在江南生脸上脖子上缓慢地流着。他摸到一把歺巾纸，像防洪抢险似地抢救他的脸和脖子，好不容易才擦出了一片黄色。他顾不得他的衣服，擦完了脸又忙着擦眼镜。他的眼镜没擦干净，还粘着咖啡，他重新戴上眼镜之后，透过擦得花花搭搭的镜片看了看我，又看看自己的杯子，用一只手扶着它，再看着我。
他愤怒地说：“你！怎么这么粗鲁？！”
我说：“操你妈！”
我又说：“我要告你们！”
我本来就想告他们，现在我更是下决心要告。我请了一位姓何的律师，由他将诉状递到了区法院。没想到一石激起千层浪，南城所有的报纸都把这件事当作不得了的新闻，纷纷报道，而那篇《交通堵塞为哪般，画家原来是流氓》作为背景材料，被各报反复介绍引用。真是事与愿违，雪上加霜。这个官司打的还有什么屌意义呢？我对何律师说：“要不我们撒诉吧？”何律师说：“你信不过我？”我想想也是，已经闹成这样，不打又怎样呢。我叹口气说：“那就打吧。”
老胡跟我的看法不一样。老胡说：“这事也许闹一闹才好，有些事情就是这样，既然清不了，不如干脆下死劲把水搅浑，搅成了一锅粥，事情也就算了了。”我被他说得疑疑惑惑。他又说：“要不叫余小惠也去告吧，他们不是还登了那张照片吗？叫她也去告，告他娘的！”
他不知道余小惠走了。我也懒得说。我说：“算了，有我告就行了。”
在我看来，这件事情惟一的好处，就是让我妈知道了我的事。她偶尔在报摊上看了一张报纸，便买了许多报纸抱回家，戴着老花镜一篇篇地看，看完了便皱巴着一张脸来找我。她说：“徐阳，你看了毛片？毛片是什么东西？是不是很下作的东西？还有，人家为什么说你是流氓？你流氓了谁？”我跳过她的第一个问题，直接回答第二个问题，对她说我没有流氓谁，那是人家闲得无聊说着玩的。她瞪着眼说：“流氓啊，这是好玩的吗？你要当心不要学了你爸！”
她真是驴头不对马嘴，这怎么也扯到我爸呢？再说我爸从来不流氓。
有时候我还会到余小惠家里去看看，问问余小惠有没有消息。她妈妈已不再骂我臭流氓了，她没心思骂人了。女儿不辞而别使她伤透了心，开始几天她都躺在床上，脸色灰黄，手上拿一条毛巾，不断地擦湿红湿红的眼睛。我去时总要提一点水果。老余接过水果，默默地放在一边，也不说什么，脸上没有一点表情。余小惠一走，他的苦心就算是白费了，不但面子没挽回来，女儿也走了。看得出来他已经是心如死灰了，他连叹气都懒得叹了，垂着头坐在那里，没有一点声息。
对于我的官司他没发表任何意见，倒是余冬把我叫到大门外的巷子里骂了一顿。余冬说你妈的还有脸打什么官司？你还嫌不臭是啵？他又威胁我，不准我再去打搅他父母，如果我再踏进他家的门槛，他一定会狠狠地收拾我一顿。他恶狠狠地说：“看我怎么拆你的骨头！”我对他说：“你要拆我的骨头尽管拆，但如果有你姐姐的消息，我还是希望你能告诉我一声。”他咬着牙说：“你好意思！”
在等待法院开庭的日子里，我成为了一名老师。我不用在单位上班了。领导把我抽到单位跟一所学校合办的美术班当老师。我没问为什么。我觉得我应该明白，问了反而没意思。何况领导已经说了，这也是上级领导的意思（虽然我知道他在胡说，但这一次他倒没有患癔想症，没有直接扯哪一位领导），并且只是工作的需要，决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希望你能够理解。我对领导说，我非常理解。
其实我也不愿呆在单位上，单位上那些人本来就跟贼一样。－－我这么说可能伤众，一竹篙扫了一船人，但仔细想想，难道不是这样的吗？群众防领导像防贼，领导防群众更像防贼，同事防同事则是贼防贼。一伙贼啊。而我出了事之后，便成了贼中之贼，尤其是还有脸把一场官司打得沸沸扬扬。不过他们都很关心我的官司，他们要嘛对我过份亲热，见了我就问官司怎么样了？要嘛不阴不阳，脸上浮着一种犹豫和不安的表情，说，你的那个什么官司……打得赢吗？
学校在城北，刚刚由普通中学转为职业高中。学生都不小了，都是高中生，一个个青春勃发，从身体到声音都趋于成熟。我的课不多，每天上午两节。上午上课，下午我在家里熬药。老胡给我介绍了一名老中医，老中医看看我的眼睛，又看看我的舌苔，给我开了张药方，让我照方抓药，每天一副，说是三个月以后就没什么事了。老中医说：“吃药要有耐性，三天打渔两天晒网是没用的，你的伤要是不发出来，以后留在你身上你就知道厉害了。”
我房间里全是苦丁丁的药气。我觉得我的脸都被药气熏黄了，我连骨头里都冒着药气。不过我的学生对我还不错，他们觉得我还像一个画家。我不知道这是因为一张苦涩的脸，还是一条不长不短的马尾巴？
他们都没什么基础，连一只杯子都画不好，我让他们别急，对他们说：“三年过后你们就会画什么像什么。”我没有骗他们，他们成不了画家，但努努力做一名画匠恐怕不是太难的事。他们听了我的话很高兴，他们只希望将来能画什么像什么。
但他们的父母不高兴，原因并不是我怎么教他们或对他们说了什么，而是对我的品德不放心。他们的父母在私下里结成了联盟，以共同的名义给职业高中写了一封信，具体内容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让徐阳滚蛋。
应该说学生家长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家长们在信中说，让一个这样的人来教我们的孩子，这让我们怎么能放心呢？男孩子十有八九要跟他学坏，而对于女孩子来说，则无异于狼入羊群啊。家长们最后表示，如果校方不采取措施，任由这种现象继续下去，他们将向社会呼吁：救救孩子！
家长们很客气，没有使用“流氓”这个词。其实他们就是明说我是个流氓，我也不会太尴尬。我的脸皮已经很厚了。我的脸上都长了茧了。当然，家长们的意见无疑是重要的，这关系到生员的问题，没有生员就没有钱，钱才是关键之所在。但是职高的校长却不好意思对我说，大约觉得跟我面对面的，大家脸上都挂不住。可他做的很阴很绝，他把那封信装进一只信封里，同时附上自己一封信，用糨糊封死，写明由我们领导亲启，交给我并让我转交给我们领导。
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很卑劣的。我所扮演的角色是很可悲的。我在毒辣的阳光下紧赶慢赶，踩着铃声走进教室，口干舌燥地给学生们讲素描基本知识，讲完了又拿着校长交给我的信，一身油汗，吭哧吭哧地赶在下班之前来到单位，把信交给领导。我一点都不知道那个牛皮纸信封里包藏着什么内容。我也不想知道，可是我转身要走的时候，领导把我叫住了。“你等一等。”他说，指了指一只椅子。我便坐在那只椅子上等着。领导看信时脸上没有什么表情，看完了之后把信放在桌子上，想了想，伸出几个褐色的、粗胖的指头，捺住信纸往我面前推移，说：“你也看看吧。”然后点着了一支烟。我看了看领导，说：“这合适吗？”领导点点头说：“合适，看吧。”
两封信我都看了。我一边看一边感觉着椅子上正在长出刺来。
“你有什么想法呢？”领导说，“谈谈你的想法吧。”
我怎么谈我的想法？我还有什么想法？我像个遭了闷棍的人，愣愣地不知道要说什么。我说：“操，这个校长！”
“你变得爱说粗话了。这也不能怪人家校长，人家也没办法，还是谈谈自己的想法吧，你不谈自己的想法叫我怎么办呢？”领导说。
我问领导：“我还能回来吗？”
领导反问我，“回哪儿呢？”
我被领导问住了。领导的话很噎人。领导又说：“要回只好回开发公司，单位上刚刚成立这么一个部门，而且还是在上级领导的直接关怀下成立的，你叫我怎么办呢？总要把好关
吧？抽出去的人一个个都跑回来，你说这事怎么办呢？为难呀是不是？”领导又拉大旗当虎皮。他摇着脸，褐黑色的大脸像皮袋子一样左右晃荡。阳光从窗口退出去。院子里还有知了在叫。我心里有什么在一点点变冷，一点点变硬，然后往下沉。我对领导说：“这也没有什么为难的，我不干了就是了。”领导满脸都是关怀，又摇头，并且还咂嘴，说：“你想好了吗？这事还是谨慎一些吧。”这真难得，领导这么关怀我，处处替我着想。但是我说：“不想了，就这样吧，免得你为难。”领导说：“你既然这么说我就不好再说什么了，这样吧，你自己写个报告，说说停薪留职的原因，我们再研究一下，这也就是个手续，什么都要手续是不是？”
我一边往外走一边说：“是！”
我背对着大门站着，看了一会儿这幢破败的、总是在不断修复又不断破败着的老建筑，又看看院子里的草和几棵树、一只在被红漆柱子支撑着的廊檐下飞着的孤独的麻雀。经过老胡的传达室时，老胡又把他的脑袋从窗口伸出来，这回他不是让我看报纸，而是问我怎么把脸拉得那么长？他说你的脸成了一条长丝瓜了。我说我可能要离开这个单位了。老胡不信，说：“怎么回事？开玩笑的吧？”
我看看他，扭扭肩胛，又抬眼看看晕黄的天，说：“要下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