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街上走着。街上的人都看着我，我这副样子没法让人不看。我们的城市虽然不像我们说的那样美丽，但大街上基本上还过得去，我走在这样的大街上就显得有些碍眼。我走得很快，走着走着我就跑了起来，我想尽快逃离大街，逃回我的住所。
然而我跑了一会儿就被人叫住了。
“喂喂喂！那个长头发的，站住！”
我便站住了。我站在广场旁边，纪念碑巨大的影子罩着我。几个人气喘吁吁地向我跑过来，阳光在他们头上和肩膀上一跳一跳的。
“是从彭家桥跑出来的吧？”
这真让人哭笑不得。如果我是从彭家桥跑出来的，他们这么跟我说话是不行的。彭家桥是关精神病的地方。他们抓住我的手臂，说：“我们要把你送回彭家桥。”有一辆带着车厢的小货车开过来，两扇车门一齐打开。我用力甩着我的手臂，用两个肘子撞他们，用身体撞他们。我说：“莫名其妙！你们是干什么的？要到彭家桥去你们自己去，你们才是精神病，是疯子！”
我挣脱他们，拔腿就跑。我脚下是一双人字型拖鞋，但是我跑得像兔子，风在我耳边呼呼地叫着，我的背心像破布片似地跟着我飘，可是最后我还是被人家抓住了。我还没跑过广场就被抓住了。一只手从后面抓住了我的背心，我的背心哗啦一声破掉了，那只手顺便又抓住了我的裤带，从脊沟里滑落下去，松紧带被扯断了。我不能再跑了，我用双手捂住裤子呼哧呼哧地喘着。他们呈三角形包围了我。他们也喘得很厉害，一边喘一边抓住我的手臂。我的手和手臂现在是我的裤带，他们很聪明，抓住了我的手臂我就不敢动弹了。我的肚子鼓鼓的。我的样子很滑稽，头发像乱草般披散着，背心像破布片似地挂在一只肩膀上，两只手提着裤衩，肚子一鼓一鼓。阳光使结满垢泥的肚皮泛着灰光。我这些天真是碰到鬼了，我怎么这么倒霉呢？我大声喊起来，“疯子！精神病呀！抓人哪！”我又蹦又跳。广场上的鸽子扑啦啦地惊飞起来，一些细碎的毛屑在阳光里飞舞。阳光很淡。黄昏快来了。下班的人流和车辆塞满了街面，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交通又堵住了。抓我的人对着人群说：“看什么看什么？从彭家桥跑出来的，这也好看？”人群发出了轰轰的笑声。有人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抓我的人说：“市政收容处的。喂，帮忙搭把手吧！”
人们七手八脚地把我弄上了那辆小货车。我拼命喊叫，但谁也不听。那几个人也上了车，他们在车上一直抓着我的手臂。车跑出大街，拐进一条小路，又拐向直通郊区的大道。我的喘息稍稍平稳一些了，我对他们说：“你们搞错了，我是一名画家，在群艺馆工作……”我还没有说完他们就笑起来了。他们说：“哦，你是画家，好了，画家，好好地坐着吧。”我说：“我真是画家，不信你们可以打电话问我们单位，我叫徐阳，你们问问有没有这个人。”他们还是笑，“行啦行啦，我们没说不信，你是画家，行了吧。”我怎么说他们都不信，只信我是个精神病。我没办法解释。我不想对他们说我是从哪儿出来的，怎么弄成了这副样子，不过我想我说了也是白说，既然他们巳经认定我是一个精神病，而一个精神病最合适的去处就是彭家桥——精神病院——那栋座落在城东排渍道旁的脏污破烂的建筑。
天色变得灰青的时候，我作为一个精神病人被人送到了彭家桥。接待我们的是一位瘦瘦的、脸色苍白眼窝深陷的副院长，他的眼珠转得很慢，半天才转一圈，显得有些茫然和呆滞。“没有呀，”他说，“我们这儿没有病人跑出去呀，我们的看管是很严格的，我们是有制度的。我们的制度就贴在墙上，你们可以看一看，我们怎么可以让病人跑出去呢？你们看到了我们的门吗？用钢板焊的，关得紧紧的，院墙高高的，谁跑得出去呢？”他的声音尖细而干巴，说话时脖子上的皮上下扯动着，让人觉得很不舒服。抓我的人面面相觑，然后一齐看着我。我把脸仰起来，用鼻子哼了一声。
他们对副院长说，“你可不可以看看，他是不是一个病人？他说他是一个画家，有这样的画家吗？”
副院长便把他的眼窝对准我（我觉得他没有眼睛，只有眼窝），大约五六分钟之后，他才问我：“你多大了？家里住哪儿？几口人？父母姓什么叫什么？你叫什么？”我非常想吐他一口，我的嘴里已经准备好了一泡痰，就在我要用舌头把它弹出去的时候，我忽然改变了
主意，我对他笑了笑。他往后退了一步，很敏捷，但眼窝还是对着我。他被我的笑吓着了。我把笑容收敛起来，尽量让脸上的表情平和一些，说：“你能给群艺馆打个电话吗？”我说，“我给你报号码，你打了电话就知道了。”副院长很犹豫，看看电话机又看看我，再看看那几个人，他对那几个人说：“听他说话不像个病人，不过我还是没有把握，有人是一会儿清楚一会糊涂的，要不，打个电话试试？”
“那就试试吧。”那三个人中的一个说。
副院长终于打了电话。我报的是传达室的号码，接电话的是老胡。副院长放下电话之后朝那几个人点了点头，说：“他真是一个画家。”那几个人又面面相觑，然后又一齐看着我。他们的手还抓着我的胳膊，我晃了两晃，他们才把手松开，然后就拼命地甩手，揉搓指关节。他们也不容易，抓了我一个下午。他们的手指巳经僵了。我的手臂上全是他们抓捏出来的红印子。
“没想到，你真是一个画家，可是你怎么把自己弄成这样了呢？”
我不理他们。我提着裤衩朝那部电话走去。我按键的时候指头一个劲地哆嗦，我的嘴唇也哆嗦起来了。我全身都在哆嗦。
老胡在电话里说：“喂。”
我说：“老胡，快来吧，带条裤子来呀……”
我的眼睛唰一下就湿了。我已经多久没有流过泪了。我的泪水非常汹湧。
老胡赶到彭家桥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老胡叫了一辆红色的士来接我。他没要那些黄色的绿色的，专门要了一辆红色的士。他说红色驱邪祛晦气。他还给我带来了一件衣服和一条裤子，衣服是一件园领老头衫，裤子是草黄色斜纹卡叽布的，散发着一股浓郁的樟脑气息。老胡说这是他的最后一条军裤，是他从箱子里翻出来的。“我没有什么像样的裤子，只好把它翻出来了。”老胡不好意思地说。
老胡还带了一包烟，一路上不断地给的士司机递烟。进了市区后，他找了一家小酒馆停下来，说：“我们喝两杯。”我说我不会喝酒。他说：“今天要喝，酒有煞气，知道吗？酒一煞就什么事都没有了，你的运气就变好了。”我们坐在墙角边的桌子上，老胡又是点鱼又是点肉，说是要给我补一补，他端起酒杯，说：“喝！”
我很感动。我的喉咙发粗。我用力说：“喝。”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喝烧酒。烧酒很辣，我需要这么辣的酒。我感到它们像火一样穿过喉咙跌进肚子里，肚子里立即发出哔哔剥剥的燃烧的声音，一股焰气直往上冲。我大张着嘴把焰气哈出来。老胡看着我皱成一团的脸，快活得哈哈笑。“你有酒量，”他说，“你是没喝开，喝开了酒量就出来了。”我们就这样吃着喝着，把一瓶酒喝干了，老胡问我：“没糊涂吧？”我晃了晃脑袋，我觉得脑袋很大。我说：“谁糊涂？我没糊涂。”老胡说：“还能看报纸吗？”我说：“什么都能看。”他真从身上摸出了一张折叠得像一只钱包似的南城晚报，在我面前铺开，说：“我给你留着的，你看看吧，我想来想去觉得你还是应该看看它。”
老胡用一根精瘦的指头在一个标题上戳着。我先看老胡皮皱皱的指头，然后看指头戳着的字，一边看一边念——交通堵塞为哪般，画家原来是流氓；旁边有一幅照片，照片上主要是那幅画，余小惠的乳房和下腹被贴上了封条似的网纹。我的神情大约有点木讷，既不愤怒也不惊讶，看看照片，又看标题下的文章。文章说一个叫徐阳的青年画家怎样被群众检举揭发，不仅聚众看毛片，还有以画模特儿为由勾引玩弄女性之嫌。文章花了大量笔墨描绘人们怎样蜂拥围观一幅人体画，并且心怀叵测地点了一笔：据说画中人就是本市某剧团一位颇有姿色的青年女演员。
我看报纸的时候，老胡说：“这事按理说应该过去了，你看这张报纸就当看一个笑话，就当它是一个下酒菜，别往心里去。”
我说：“他妈的南城晚报！”接着我又说他妈的！真是他妈的！我用力敲着桌子。我看见碗和筷子都哐啷哐啷地跳了起来。我敲了一下又一下，说，“怎么回事？”
老胡说：“唉，报纸嘛！”
“怎么回事？”我盯着老胡的脸。我觉得他的脸老在晃动，皱纹像蚯蚓一样满脸乱爬。我把身体向他倾去，逼住他的脸问他，“你怎么不说话？”老胡晃着满脸蚯蚓说：“唉！你让我说什么呢？”
“他妈的！”我捶了一下桌子。碗和筷子跳得很高。我又捶了一下，它们跳得更高。“他妈的！”我要再捶桌子的时候，老胡把我拉住了。他跌跌撞撞地来到我身边，捉住我的手。我说：“老胡你小心别摔跤。”老胡说：“我会小心，我会小心。”我说：“你放开我的手，扶住我的肩膀。”老胡笑道：“还是你扶着我吧，要不我会摔跤的。”老胡真没用，这点酒就不行了，抓我的手抓得那么紧，我说：“老胡你松开我的手，我要捶桌子，我很生气。”老胡说：“好吧，你再捶一下，捶了我们就走。”
老板和端盘子的姑娘在一旁咧着嘴傻笑。我说你们笑什么笑！？老胡说老板别见怪啊。老板说不见怪不见怪。老胡说那我们走啦。老板说不坐啦，那你走好呀。我说老胡你走不走？你真哆嗦！
街上的一切都在歪斜，楼房、树木、车辆和人群都是怪怪的，都跟老胡一样脚下无根站立不稳。灯柱子也是那样。灯光紫莹莹的。老胡的脸膛发黑。左边好像是一个公园，黑黑的，比老胡的脸还黑。街狭窄起来，两边店面的门脸都很矮，里面的灯光像血水，殷红殷红的。歪斜着的门脸里都有一些女人，她们也是红红的，脸是红红的胸脯是红红的，大腿也是红红的。她们把大腿放在门口，把红脸朝着我们笑。她们的红脸和大腿都忽远忽近，像荡秋千似的。她们说老板呐洗脚吧？老板呐洗头吧？老板呐按摩吧？老板呐……我觉得她们像鸡叫。我说鸡窝。老胡也说，鸡窝。
我们继续走着，走过了好多歪歪斜斜的街，走过了广场，走过了民德路中山路。老胡说我们不回去吗？我说不回去。老胡说那我们去哪儿呢？我说去找余小惠。老胡说明天吧，你明天去找余小惠，今天你先回去洗个澡。我说我不洗澡，我要找余小惠，我要跟她说对不起，我对不起她你知不知道？老胡的鼻孔嗤嗤地响着，说你身上的味道多重？不洗澡怎么行呢？你闻闻你的头发，你闻到了吗？我说闻到了。老胡说臭吗？我说不臭。老胡说可是人家余小惠会觉得臭，人家会说呀，徐阳怎么这么臭呀。我说不会，你胡说，她喜欢我，她不会嫌我臭。
老胡嗄嗄地笑了起来。他的黑色的脸一笑就变了形，像所有的东西一样，歪的。
我说：“我想她。我想搞她，我还想揍她未婚夫。”
老胡说：“想她就想她，别胡说。我也知道你想她。我们这不是找她来了吗？你看看是不是这儿？我们是不是到了？”
我看见了那个大门。两根砖柱歪得像要倒似的。我说：“到了。”
老胡真不懂亊，还跟着我。他走不稳。他扶着我走。我说老胡你回去吧，你走不稳就打个的回去。老胡说不急。他还扶着我，弄得我晃来晃去，脚都虚了。砖柱后面的练功房里有老鼠吱吱吱的叫声。小巷里黑得什么也看不见。老胡叫我走慢点。他像一只破风箱那样喘着。他说你看着脚下。我说你都走不稳啦，你回去吧。他还是说不急。他怎么这么不懂事！他的手紧紧地抓着我的胳膊，另一只手抱着我的腰。他怕摔跤。他简直是吊在我身上。他就这么一直吊着我走进了那栋破楼。楼里有灯。大概他们把坏灯泡换了。灯光黄黄的，光亮一丝一丝，老在飘动，像被风吹了似的。我看见老胡在出汗，满脸都是汗。我说老胡你走这么一点路就出这么多汗，呆会儿让余小惠拿毛巾给你擦一擦。老胡又笑起来，说老皮老脸的，别脏了人家的毛巾，我还是回去自己擦吧。我说就让她擦！老胡说好好好，让她擦。
“余小惠，”我对着余小惠的门说，“我是徐阳！”
老胡说：“轻一些，轻一些。”
“你怕什么？”我说，“余小惠你开门，我是徐阳啊！”
老胡说：“别人都睡觉了，我们吵了别人就不好了，对吗？”
我说：“对。”我又说，“余小惠……”老胡说：“再轻一些，再轻一些。”
老胡皱着脸叫我再轻一些，他唆着嘴说，要不我来帮你叫吧，你越叫声音越大。我说你叫她不会开门，我叫她才会开门。老胡说要不还是明天再来吧，她已经睡了。我说她睡觉我还不知道？她不会睡得很死的，我一叫她就会醒的。老胡又笑，他说你又胡说什么呀？我不理他，继续叫着，一边叫一边敲门。老胡说你要把人都吵醒吗？我说谁让她不开门？她不开门我不要叫？
后来有人骂我，很多人骂我，声音闷闷的，但是过道上却没有人，也没有哪扇门打开来了。他们这是躲在哪儿骂我呢？我听不清他们骂什么，我问老胡，老胡说人家说你是徐阳你了不起呀，你不就是刚刚游过街上过报纸吗？人家还说你叫魂，人家说人不在，你叫什么叫？我说他们骗我！我直着脖子喊，余小惠——！老胡说唉！我又喊，余小惠，我是徐阳！我不是流氓——！
我闭着眼睛叫。我的耳朵里只有我自己的声音。老胡在用力拽着我，同时在说什么。过了一会儿我觉得拽我的不只是老胡一个人，老胡没有这么多手。我睁开眼，看见了许多人。我还看见了武生陆东平和打鼓佬赵明。他们的脸都是歪的。他们的手都像藤条似地长在我身上。我被那些藤条吊起来了。我的脚悬空了，离开了地面，离开了余小惠的门。我说：“你们干吗？”
我使劲喊：“余小惠！”
我离她的门越来越远了。我看不见那扇门了。我在他们手上拼命地挣扎。一切都摇晃得很厉害，楼梯、灯光、人，人的影子，都摇晃得很厉害。“老胡，”我叫道，“你在那儿？你帮我把他们赶跑！”老胡说：“我在这儿。”
老胡原来就在我脑袋旁边，我一转脸就看见了他。他脸上的汗更多了。他的脸泡在汗里。他说：“徐阳，你听我说，余小惠真不在这儿，不信你问他们。”几张歪着的脸像鸡啄米似地点着。他们凭什么点头？他们全是胡说八道！我说：“胡说八道！”老胡说：“不是胡说八道，是真不在。”
“就是胡说八道——！”我说。
老胡现在不跟我说话了，他跟那些人说话。他说：“各位，对不住啊。”
我说：“老胡你这个叛徒，你为什么不让我找余小惠？我们说得好好的，可是现在你让人把我搬走！”
老胡说：“各位受累了，不好意思啊。”
他们在楼门口把我放下来。脚一挨地我又往回跑。我跑起来像是在飘。他们的木楼梯像一只船一样摇来晃去，一下就把我晃倒了。老胡说求各位再帮帮忙，帮忙帮倒底啊。他们又七手八脚把我搬起来。我挣脱不了他们的手。那么多手，像爪子似的。老胡这个叛徒！我说余小惠！余小惠……我看见了余小惠的窗户，黑黑的，她怎么不开灯？她睡得真死。
那个黑黑的窗户一直在我眼睛里晃着，越晃越远，晃到黑黑的天上去了。
我进了一辆的士。他们把我搬进了一辆的士，像塞麻袋似地把我往里面塞。老胡跟着我进去了。他还吊在我身上。他的手真像缠着树的两根藤条。他把我当成了一棵树。我说：“你放手，你要回去自己回去呀！叛徒！”他不理我，在跟司机说话。这个司机我不认识。的士怎么老换司机呢？这个司机说：“你抱得住吗？万一弄开了车门不是好玩的，人命关天哪！”老胡说：“抱得住抱得住，快走吧！”
我说：“余小惠，我不是流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