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醋意难平的时候，剧团里那个矮个子武生陆东平鬼鬼祟祟地找到我，他怀里揣着两部毛片，但他说是奥斯卡获奖影片，问我看不看？我一点也不怀疑，说看，为什么不看？我还问他，看个录相鬼鬼祟祟的干什么？
其实陆东平用不着骗我，他就明说是法国毛片，我也照样会说，看，为什么不看？为什么不看呢？不看我干什么呢？或许我想看的就是毛片。陆东平说最好在你那儿看。我说就在
你家看不行吗？陆东平说，片子有些毛，我老婆在家怎么方便呢？我说那就到我那儿去吧，我那儿方便。陆东平他们便抱个录相机跑到我那儿去了。
我不知道这是一个阴谋。在此我要先说说余小惠的叫声，－－她究竟是怎么叫的，其实我也说不清，我只是觉得她叫得湿润而粘连，叫得人心里又痒又飘，至于具体怎样，我一点也说不出来，更没想到会对另一个人形成致命的伤害。这个被伤害的人就是陆东平。这谁想得到呢？在那样的时候，谁还会去想隔墙有耳？那个人会因此而发狂，并且精心设计了一个阴谋？
事情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过来的。事情来了我却一点都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在看毛片。片子一放我就知道是毛片，而且是法国毛片。我心里咯登一下，喉咙干干地说，怎么是全毛？陆东平一脸的无辜，也说，怎么是全毛？然后我们就直着两眼看下去了。我不知道阴谋已经开始了。在第一部片子放到一半，一男一女正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陆东平的呼机响了，他煞有介事地看看呼机，边看边说店里有点事。陆东平说得很自然。其实也没人管他自然不自然，都面红耳赤地盯着那一对嗷嗷直叫的男女。他也确实有一个书店，店面就在城东书市里。他拍拍一个跟他同来的姓陈的花脸的肩，说老陈跟我走吧，帮个忙。姓陈的花脸还显得不大情愿，但陆东平还是把他拉走了，陆东平说你看不够呀？房间里只剩下我和一个叫赵明的打鼓佬。他们走了没多久，就有三个人来找我。他们不是敲门，而是飞起一脚，把我的门踢得歪在一边，一块板子飞了起来，哐当一声落在床前，破茬白白的，很狰狞的样子。
我吓得跳起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呆呆地看着那块板子，然后就看着那三个破门而入的人。打鼓佬赵明反应比我快一些，他在跳起来的同时已经把录相机关了，然后也脸色煞白地看这三个人。窗外的阳光很明媚，那三个人的脸都亮晃晃的。
他们把亮晃晃的脸对着我，点着下巴说：“你就是徐阳吧？”
我点点头。我说：“你们是谁？为什么踢掉我的门？”
他们都冷笑一声，把录相带拿在手上，二话不说就伸手过来抓我。三个人六只手，像抓小鸡似地把我抓住，抬脚就踢。我说干什么干什么？你们凭什么踢我？！他们板着脸不吭声。他们都穿着硬梆梆的皮鞋。他们的皮鞋恶狠狠地落在我全身每一个地方，我的嘴肿了，脸上在流血。我觉得我的手断了，肋骨断了，腰椎断了。我觉得我到处都断了。我趴在地上，撅着屁股，双手抱着脑袋窝在那儿。他们的脚像暴风雨一样，疯狂而密集。我听见我的身体像一面鼓似的嘭嘭乱响。我的血流到嘴里去了，腥咸腥咸的。我想我到处都在流血。我的脸贴着地，旁边是那块破门板。
我眼前黑黑的。我看见的东西都是黑黑的。门外站着一些人，也是黑黑的，像一些影子。我认真地看了一会儿，觉得这些影子像是我的一些同事。我的同事怎么站在那儿呢？他们怎么一声不吭呢？那三个人在我房间里到处乱翻，我的颜料画笔丢得到处都是。他们一幅幅地看我的画。一个瘦高个把身体弯得像只虾米，把我藏在床底下的画抽了出来。他歪着头看着画中的余小惠，噗噗地吹两口灰，嘴里发出湿漉漉的啧啧声。接着他们开始收拾地上的画，用一根塑料绳子把画都绑起来。
我说：“你们不能拿我的画。”
他们不理我，一个人抱着画，两个人弯腰抓住我的胳膊，把我从地上提起来。门口那些人让出了一条路。我看清了他们真是我的同事。同事们都不吭声，脸上没什么表情，就那样看着，眼睛都瞪得很大。我发现他们不是在看我，也不是看那三个来历不明的人，而是看着裸体的余小惠。那幅画被摞在最上边，抱着画的是瘦高个，他有着两条长长的手臂，他故意慢慢地转身，使我的同事们能够看得更清楚。我看见我的同事们的眼睛像兔子的眼睛，都是红红的。
我想抓住楼梯上的护栏。但是我抓不住，他们一用力我的指头就像要断了似的。我又把一条腿插进护栏里。他们冷笑着，像拖一只麻袋一样拖我。我听见我的腿发出吱吱吜吜的声音，都快要别断了，我只得大声地请他们等一等。我疼得发颤。我颤着嘴唇说：“等一等，我把腿拿出来。”他们又冷笑，往后退了半步，看着我呲牙咧嘴地把腿从护栏中抽出来。
我嘴里唏唏地响着，看着我的正在冒血珠子的腿，这才发现我只穿着裤衩。我对他们说
：“我怎么能穿一条裤衩跟你们走呢，让我回去穿条裤子吧？”他们说：“你还怕羞？这样正合适。”他们一边说一边把我拖下了楼，拖到了大街上。
我只好夹着两条腿。我弯着腰夹着腿，就像一个憋着尿的人。街上全是阳光。南城街上绿荫如盖的泡桐树早已被人们连根拔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小樟树。对于铺天盖地的阳光而言，小樟树显得可怜兮兮的，它们连自己的那一点影子都被阳光穿透了。我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强烈的阳光使我把眼睛眯起来。
我问瘦高个：“你们是什么人？”瘦高个说：“问什么问？有本事以后跟我算账吧。”我又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因为你是个流氓。”我把脸皱起来，说：“你说谁是流氓？”他说：“你。”我问他我怎么流氓？他说：“你还装傻。”我说：“我装什么傻？你说我是流氓，我流氓了谁呢？”瘦高个说：“啰嗦什么？快走吧，你去跟联防办说吧。”我说：“你是联防办的吗？”他拉长了瘦脸说：“你管我是哪儿的！”
我又对打鼓佬赵明说：“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打鼓佬一个劲地摇头，“谁知道呢？”他吊着两条眉，哭丧着脸，一副倒霉透顶的样子。
街上很多人，但是没有人看我。我大可不必夹着腿。人们的目光从四面八方飘过来，集中在画中的余小惠身上。阳光使油画散发出一种很好闻的气息。人们的目光又红又亮，比阳光还亮，还刺眼。这么刺眼的目光使我感到了一种酸涩和疼痛。我觉得我的画马上就要被他们的目光烧着了。他们不断地围涌过来，像蚂蚁一样一团又一团，从人行道上挤到了街两边，蠕动着塞满了一条街。我眼前全是黑鸦鸦的人头和从他们头上飞起来的目光，满街乱糟糟地响着叫声和榧子。南城已经很多年没有过这样的景象了。瘦高个异常亢奋，他踮起脚把画高高地举过头顶。
我对瘦高个说：“我求求你，别举那么高行吗？”他根本不理我。我又说：“你能不能脱件衣服遮住她？”他睖我一眼，哼一声，像叫卖一样吆喝着：“看吧看吧看吧，大家都快来看吧——！”
有几个交警忙前忙后地跑着，仍然无济于事。交警发现了阻塞的原因，他们朝那幅画看了看，很快便有一名交警挤过来，指着瘦高个说：“你疯什么你？！”交警命令瘦高个把画放下来，并且飞快地脱下警服盖住了它。交警说：“你游行呢？啊？小心我叫人来铐你！”这名交警便跟在瘦高个后面走着，不住地推操他，叫他快走。人群还不肯散去。临近黄昏的时候，这支队伍来到了一个联防办。交警推着瘦高个，瘦高个和另外两个人推着我和打鼓佬，一起从挂了块大牌子的门口走进去。
一个看起来像警察的中年人看看门外蚂蚁一样的人群，又看看我，用鼻子哼了一声。我对他说：“我不是流氓。”一路跟来的交警对他说：“还有那个瘦高个，也不是好东西，别他把放走了。”瘦高个不服，直着脖子说：“我抓流氓还犯法了？”交警说：“你抓不抓流氓我不知道，但我看见你制造混乱妨碍交通！”
我没有看见人群是什么时候散去的，也不知道那个瘦高个被关在哪里。我和打鼓佬赵明被留在一间屋子里，我的画也留在这里，却是在另一间屋子里。打鼓佬赵明在黄昏来临之前也被带到另一间屋子里去了。晚上他们团里来了人，把他领走了。瘦高个什么时候走的我不知道，在这儿我没有再见过他。
呆在拘留室里的只有我一个人。我眼巴巴地看着打鼓佬走了，心里希望我们单位上也来人，把我也领走。但我的希望落空了，单位上那么多同事看见我被人家带走了，却没有一个人管我的死活。我全身很多地方都肿起来了，到处紧绷绷的，泛着青紫色。我的裤衩沾满灰尘，白背心上的血渍已经干成了几点黑红色。我用力弯着肿胀的指头，用指甲刮着背心上血渍；另一只手则被一副手铐吊在窗栅栏上，手铐和钢筋栅栏不时地磨碰出粗糙而坚硬的喀喳声。
当时一切都乱糟糟的，他们把手铐铐住我的手腕时我没什么感觉。我平生头一回戴手铐，居然没什么感觉。他们铐得很快很专业，抓着我的手的同时，喀嚓一声，手铐就被铐上了。我扭头看了一下，发了一会儿愣，觉得这东西很陌生，戴在手腕上不怎么舒服，又凉又硬。我说为什么铐我？他们说例行公事。这是一个很强硬的理由，我还能怎么办呢？我就这样接受了一副手铐。我觉得很委屈也很窝囊。那三个人到底怎么回事？从哪儿冒出来的？我真的就这样成了一个流氓？
我开始摇晃手铐，想让它跟铁栅栏碰出更大的声音，但没摇几下，它就紧了起来。这是谁发明的手铐，它怎么这么缺德呢？它发出轻脆的咔咔声，咔一下紧一点，没咔几下就吃进肉里去了，血顺着手臂往下流，流出了一条细长的红线，停留在我的胳肢窝里，滋润着我的液毛，许久之后，又从液毛上滴落在刚被刮干净血渍的白背心上。我看着白背心上的红色血渍缓慢地洇开来。
“啊！啊！啊啊啊啊——！”我哑着喉咙喊着。
我换了一口气，又喊。我发现大声喊叫会使人的情绪越来越激烈。我把我的喉咙喊破了，我的声音里有一股热乎乎的血腥气。
我终于把他们喊来了。他们先从窗口朝里看了看，接着把门打开了，把灯也打开了。灯光刺得睛眼很疼。中年警察用一根指头轻轻地揉着眼睛，在一张小长条桌前坐下。他们把我的手从窗栅栏上放下来了，用铐住栅栏的那半边铐子铐住了我的另一只手。一个胖子替我把吃进手腕里的铐子松了松，然后跟中年警察并排坐着，从抽屉里拿出一沓纸和一支钢笔。中年警察说：“说吧，喊什么？”我张了张嘴，却没有说成话，只发出了一些叽叽喳喳的声音，像破棉絮。我发现我只能喊不能说话了，一说话喉咙里就像有许多针在那里扎着。我骨碌碌地蠕动着喉结，想使喉咙变得湿润起来，可是忙碌了半天，我还是只能这么说话：“我、不、是、流、氓。”
中年警察皱着眉问：“他说什么？”正在旋笔帽的胖子说：“他好像说他不是流氓。”说着他问我，“是不是这意思？”
我用力点头。中年警察笑了笑，说：“看来你还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事，聚众看毛片，你还不是流氓？要怎样你才算流氓呢？”他说着站起来，“把他带到那边去。”他们便把我带到了另一间屋子里，我的人体画一幅幅都在那儿靠墙摆着，像展览似的。灯光很亮，比刚才的屋子里的灯亮多了，有几只虫子围着灯光飞来飞去。我看了很久才看清了它们是虫子。我的眼睛有些不适应。他们说你画得真不错。我闭了一会儿眼睛，然后看着我的画，看着画中的余小惠。那坨盖住只蟑螂的颜色现在看起来像一块极不和谐的补丁。
中年警察说：“你还说你不是流氓吗？现在我问你，她们怎么肯脱衣服呢？这儿、这儿，”他比划着自己的胸脯和裤裆，“都脱？”
我说：“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那谁知道？”
他们叫我脸朝墙站着，说：“你不老实，那你就面壁思过吧。”我刚按他们说的站好，腿弯里便挨了两脚，噗嗵一声跪在地上。接着他们就用鞋掌搓我的腿肚子，用鞋尖踩我的脚板心。他们真会整人，用鞋尖往我脚板心里一点一点地锥，疼痛就从脚板上走到我心里去了。我疼得把脑门挤在墙上，哟哟哟地大声叫着。我说哟哟哟你们刑讯逼供！他们说：“这么文雅还说刑讯逼供？说吧，你是怎么让人家脱衣服的？”
我说：“哟、哟哟！”
“你跟她们发生了性关系吗？跟哪几个，一个个都指出来。
“哟哟、哟！”
“她呢？这个唱戏的呢？你搞了她吗？”
“哟哟哟－－”
他们说我是一块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我喉咙都撕裂了，连吐了两口血痰。我的血痰稠乎乎地粑在墙脚上，他们皱着眉叫我擦掉，我用脚上的拖鞋往那里踏了几脚。我的头很疼，耳朵里嗡嗡地响着。中年警察点着一支烟，似笑非笑地看着我，嘘出了一口烟，说：“怎么搞的，都搞了谁？男人嘛，敢做敢当是不是？”过一会儿他又说：“要不要抽支烟？”我点点头。我很想抽一支烟。拿钢笔的胖子走过来把一支烟插在我嘴里，给我点上火，一边劝我说：“好啦，现在说吧。”我用心地抽着烟。但是烟并不能缓解我的头疼，也不能使我耳朵里的声音消失。中年警察说：“你烟都抽了你还不说话？”我说：“我头疼。”
中年警察又笑了起来。他总是动不动就这样笑，看起来似乎很开心。他说：“这确实是头疼的事，又看毛片，又乱搞男女关系。这都是自由化思想在作怪，现在知道头疼了吧？说吧，怎么搞的？我们慢慢来，一个一个来，好吗？”
我说：“你们问我看毛片的事吧，我到这儿来是因为看了毛片，跟我画画有什么关系呢？”我说着说着喉咙又堵住了，像谁往那儿塞了一把又干又硬的草。我大声地咳嗽起来，咳完了又说，“你们不应该问不相关的问题。”
中年警察说：“我们怎么问还用你教？再说这是不相关的问题吗？毛片和女人，是不相关的问题？她们在什么情况下脱的衣服？你是不是一边看毛片一边脱她们的衣服？是不是？嗯？你又是怎么跟她们搞的呢？嗯？”
我说：“我不知道你们说什么。”
我的白背心变成了灰背心，裤衩像一块抹布，浑身又脏又臭，那些肿块和青紫都分不出来了。最让我难受的是我的嘴。我紧闭着我的嘴。因为嘴臭，所以我就不断地朝墙上吐痰。后来我又朝窗外吐痰。从窗外斜看出去是一个大门，门外是大街，可以看见人和车辆。我数着来来去去的车辆，大约数到五十几辆的时候就睡着了，醒来后我又接着数，数着数着又睡着了。我就这样打发着时间。
一天下午，他们对我说，你实在不说就交罚款吧。我问罚多少？他们说五千。我一听就懵了。我一个月才七八十块钱，一年不过千把块钱，到哪儿去给他们弄这五千？我好说歹说，嘴唇都磨出泡来了，他们才勉强给我降到三千。他们说你一个画家，三千总拿得出吧？我说那你们要先让我出去，否则我哪有钱给你们？他们说出去是不行的，你可以打电话，叫亲戚朋友送来。我说我想想吧。我想了一个晚上，把能想到的人都想了一遍，最后想到了洪广义。想到了洪广义我很犹豫，洪广义是我初中同学，那时候大家都叫他包子，我们住的隔着一条街，常在一起玩，但大家都很久没有联系了。我对他们说，我想到了一个人，可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帮我。他们说那你打电话呀。我说我不知道他的电话，只知道他是一家什么大酒店的老板。他们说老板？是谁？我说他小名叫包子，大名叫洪广义。他们说，哦，洪广义呀，我们给你找我吧。过了一会儿他们跑来说，电话给你打通了，你自己去说吧。
我对着话筒喂了一声，便听到洪广义在那头笑。我觉得我脸上火辣辣的，这么多年没联系，突然打一个电话，叫人家拿钱来赎你，这怎么开口呢？他要是问起来，怎么好说呢？洪广义在电话里喂了两声，说，徐阳是你吗？我讷讷地说，包子呀。洪广义嗬嗬地笑了，震得我的耳膜一跳一跳。他说哎呀徐阳，多久没听到你的声音啦。我咬咬牙打断他说，包子，你有没有三千块钱？洪广义没问为什么，他是不是已经知道了？他说你等着吧，我马上让人把钱送过去。大约在下午四点钟左右，我见到了那个送钱的人，是个又高又瘦披着一头长发的女人，眼睛很大，在窗口站了几分钟，隔着铁窗栏对我说，我们洪总问你好，叫你有空过去坐坐。我说谢谢。我当时非常尴尬，窝着背蜷缩在一个角落里，把双臂弯在腿膝上，企图遮住一点什么。我看见她嘴角往上翘了翘，分明想笑，又忍住了。我这副样子好笑吗？我冷着脸说，你走吧，过两天我会去还钱，会当面感谢洪广义。
站在联防办门口，我像个被关押了几年的人一样，抬眼环视着天空，双眼湿漉漉的。我问他们，“现在我还是流氓吗？”他们说：“不服是吧？还想再罚五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