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放学回家的路上。

刘小男看到一个疯老婆子，她蓬头散发、衣服破烂、脚上趿拉着一双破鞋，她嘴里不断地念叨着：“秋生，秋生……”刘小男走近一看原来是刘玉兰，于是就抱住她的胳膊喊道：“黄妈妈，黄妈妈……”但黄妈妈只顾念叨：“秋生，秋生……”对她的叫喊毫无反应，她只好扶着黄妈妈住前走，她在黄妈妈的念叨声中想：“秋生哥到哪里去了呢？黄伯伯到哪里去了呢？黄妈妈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呢？我怎么才能把秋生哥哥找回来呢？”她扶着黄妈妈走到家门口以后说：“黄妈妈，到我家里去吧！到我家里去吧！”但黄妈妈对她的叫喊依然不理睬、没有反应，她继续念叨着秋生的名字往前走去，刘小男只好放开她的胳膊、看着她离去，直到看不见她的身影以后才回到家里。

以前，刘小男每次放学回到家里都要喊道：“妈妈，我回来了！”然后凑到刘芳身边和她说一会话、帮她干一会活，但她这次一回到家里就躺到床上哭泣。

“男男，你怎么啦？谁欺负你了？”

“我要去找秋生哥哥！我要去找……”

刘芳清楚地记得刘小男曾说过秋生帮助她学习的事情，但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听她提到过秋生，时隔这么多年以后怎么又提出要找秋生了呢？秋生在什么地方呢？怎么才能找到他呢？她想到这里以后问道：“男男，你知道秋生在什么地方吗？你怎么才能找到他呢？”

“是呀！秋生哥哥在什么地方呢？我怎么才能找到他呢？”刘小男重复了刘芳的问话，讲述了她见到刘玉兰的经过以后说：“黄妈妈好苦啊！”

“你先把黄妈妈叫到我们家里来，让她先和我们一块住，等打听到秋生哥哥在什么地方以后再去找他好吗？”

“我明天就去找黄妈妈好吗？”

“好吧！你明天就去找黄妈妈吧！”

从此以后，刘小男一有空闲时间就到处转悠、寻找黄妈妈、打听黄秋生的消息，就这样过了两个多月以后，她虽然没有见到黄妈妈的踪影，但却有了秋生的消息：“有人说在广州见过秋生，有人说在宝安见过秋生，还有人说看见秋生上了去广州的火车……”

就是这些信息把刘小男带进了寻找黄秋生的梦乡，她在梦中南下广州找到了秋生，她和秋生一块找到了黄妈妈……正是这些梦幻使刘小男走上了南下广州寻找黄秋生的道路。

1973年初春的一个星期天，天下着濛濛细雨，天气阴冷阴冷的，刘小男趁刘芳外出买菜之机，她写了一张字条放在床上就奔上了寻找秋生的旅途，她乘火车到广州以后又搭乘汽车到了宝安，她到宝安已经身无分文，只好沿路乞讨着寻找秋生。由于旅途劳累，加之风餐露宿，她到宝安没几天就病倒在汽车站里。

刘芳买菜回到家里不见刘小男的身影，感到很奇怪，她想：“她到哪里去了呢？她……”她就这样从白天念叨到晚上，到晚上还不见刘小男回来，她感到问题严重就到处寻找，外边找不到就回到家里来找，最后在床上看到了她留下的字条，只见字条上写着：“妈妈，我去找秋生哥哥了，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

“不辞而别！不辞而别！不辞……”刘芳拿着刘小男的字条不断地念叨着，她在念叨中突然在脑子里浮现出男男沿街乞讨的情景、浮现出男男露宿街头的情景、浮现出……这一个又一个可怕的情景，使她急忙收拾好行装、锁好门追赶男男去了，她到广州一出火车站就在出站口的醒目位置见到一张寻人启事，上面写着：

秋生哥：

黄妈妈病了没有人照顾，她躺在病床上不断地念叨着你的名字，她要我出来找你，让你和我一块回家去照顾她！

亚男1973年3月20日

刘芳看到刘小男贴的寻人启事以后高兴极了，她在高兴的同时想到：“寻人启事能说明什么呢？它除了说明男男到过此地之外还能说明什么呢？”她满脸愁苦地面对寻人启事问道：“男男在哪里呢？男男在哪里呢？”

她正面对寻人启事发愁的时候，忽听背后有人问道：“这位大姐，莫非是与这张寻人启事有关吧？”

听到门话以后，刘芳转过身来对问话人仔细打量了一番，只见他：年龄五十多岁，头戴一顶鸭舌帽，身穿一套打了补丁的蓝色中山装，脚穿一双露出了脚趾的解放鞋，他虽然穿着朴实但仍不失其知识分子的高雅气质。她对他浑身上下打量一番后，感到有些面熟，再经过细心回忆以后以一种肯定而带疑问的口气问道：“你是林老师吧？”

林老师是刘芳大学时的物理老师，从1957年至今他们师生一直未见面，相隔十六年以后彼此都有些不敢相认了。林老师看到刘芳以后，感到面熟但不敢贸然相认，本想离去但见她满脸愁苦地站在寻人启事前面，一种为人排忧解难的助人精神，使他走到她背后问她与寻人启事的关系。

他们师生相认以后，林老师问道：“你怎么站在这张寻人启事前面发愁呢？”

刘芳、魏冬明、戚小艳都是林老师的高足，林老师被打成右派以后他们都为他鸣不平，林老师怕影响他们的前程，就劝告他们不要为他说话免得落到他的下场。由于这层师生关系，再加上刘芳在人生地不熟的广州希望得到林老师的帮助，于是就将真实情况告诉了他。林老师一边听她的介绍，一边在心里想：“秋生到广州已经六七年了，他很可能跑到香港去了，在国内是找不到他的。”他本想把他的想法告诉她，但他抬头看了看周围感到车站说话不方便，于是就对她说：“你两眼一摸黑到哪里去找哇！还是先到我家里去休息休息，我们商量以后再说吧！”

“林老师，你家不是搬到北京去了吗？怎么又搬回广州来了呢？”

“是呀！我家是搬到北京去了，可那是你记忆中的事情，你们毕业以后我全家搬到农场去了……”林老师向刘芳介绍了他家的搬迁过程以后说：“我现在是单身一人，在北京、农场和广州都没有家了！”

“师母呢？”

“你师母不适应北方农村生活，我们一搬到农场她就得了风湿性关节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她陪我挨斗因心脏病突发而死亡！”林老师说到这里，他声音便咽再也说不下去了。

“林老师，你要保重，要节哀！”刘芳本想多宽慰他几句，但因她从林老师的悲哀中想到了她爸爸的不幸，想到了魏冬明、戚小艳、郑光明、刘春风的不幸，想到了自己的不幸，她不但不能安慰林老师反而跟着他呜咽起来。共同的遭遇和不幸，使他们都很难向对方掩饰内心的痛楚，他们就这样怀着各自的悲痛、共同的遭遇向前走着，一直走到了林老师弟弟林一民家里。

就在他们快要走到林家门口时，突然听到邮递员在身后喊道：“林一民电报，”林老师转身向邮递员走去拿电报，他把电报拿在手里看了以后笑了。

听到邮递员的叫喊以后，林一民也从屋里出来拿电报了，林老师把电报递给他说：“你看多巧哇！你二哥的车次变了，我没有接到他倒把我的学生接回来了，”他说着向林一民介绍说：“一民，这是我的学生刘芳。”

“刘大姐你好，请屋里坐！”

宾主坐定以后，林老师看着刘芳问道：“秋生是什么原因从家里跑出来的？”

“1967年底，造反派把冬明当着特务抓起来了，他们派冬明的学生黄秋生看押他，黄秋生看不惯造反派的行为，他既无力反抗，也不敢反抗，更不愿意忍受造反派给他造成的精神折磨，于是就在公安局抓冬明的那天夜里他们一同逃到广东来了。”

“他们已经逃到广东六年了！”林老师想了想说：“他们是不是到宝安找孙玉民去了？”

“冬明在学校里和孙玉民的关系很好，他往广东跑很可能是找他来了。”

“宝安的孙玉民？”林一民看了看林老师，又看了看刘芳说：“我认识孙玉民，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就跑到香港去了，他们那个地方的人基本上都跑到香港去了，如果说冬明大哥和秋生到广东来找他的话，他们肯定也跑到香港去了，你要在国内找到他们是不可能的了。”

“我也认为他们跑到香港去了，刚才在车站里因为不是说话的地方，我没有把我的想法告诉你，我看你还是先找到男男，把真实的情况告诉她劝她回北京去！”

刘芳连连点头赞同的同时自言自语道：“我到哪里去找男男呢？我到哪里去找男男呢？”

“从你在路上讲的情况来看，男男在北京打听的情况是比较符合实际的，要找也得沿着她对你说的路线去找，不过你对那个地方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通，你怎么好找她呢？”林老师停了一会说：“我陪你一块去找吧！”

“你身体不好，你在家养病吧！路不熟悉我可以问，语言不通我可以用笔写，这点困难还是可以克服的。”

“刘大姐，你一个女同志出门在外多有不便，我陪你去吧，遇到什么问题，我也好给你壮一壮胆呀！”

“刘芳，一民在家里也没有什么事情，就让他和你一块去吧！”

“刘大姐，就让一民陪你去吧！”林一民的妻子谢一娇插话说：“大哥在家里经常念到你们，你们现在正在困难之中，如果这点忙帮不上就没有我们能帮忙的地方了。”

刘芳见林老师和林一民夫妻都这么说，而且态度也很诚恳，她也感到一个人到宝安却有很多不便，于是就说：“那就麻烦一民小弟了！”

“我们快点吃饭吧！”林老师说：“吃了饭以后，一娇帮助你们准备一下就出发去找男男吧！”

吃饭的时候，林老师向刘芳介绍了戚小艳、郑光明、刘春风挨批斗的情况，他说：“戚小艳的性格真是倔强得很，不管造反派怎么批、怎么斗，她就是不向他们低头认罪！”

“为什么要向他们低头认罪呢？”听林老师讲了戚小艳挨批斗的情况以后，刘芳想到了自己挨批斗的情况、想到了造反派……她颇有感触地说：“不低头认罪，就得多受罪呀！”

“我们没有罪为什么要低头认罪呢？”林老师表示赞同说：“你说得很对，不低头认罪就得多受罪呀！”

“不说这些不愉快的事情了！”谢一娇看到刘芳、林老师心情沉重、眼睛湿润，就把话岔开说：“快点吃饭吧！刘大姐和一民吃完饭以后还要赶路！”

刘芳和林一民搭乘汽车到了宝安县城，他们在汽车站里找到了男男的寻人启事但没有见到男男，于是又往前走、继续寻找。他们就这样连续走了好几个地方以后，在靠近罗湖口岸附近的一个巷道里，林一民远远看到一个躺在地上的女孩，他用手指着说：“刘大姐，你看那里躺着一个女孩，我们过去看看吧！”

刘芳沿着林一民指的方向一眼就看到了她熟悉的身影，她三步并着两步跑过去，林一民紧跟其后，他们跑过去一看正是刘小男，只见她两眼紧闭，满脸通红、不省人世，口里一会儿喊着：“秋生哥哥你在哪里？秋生哥哥你在哪里？”一会儿又喊着：“妈妈，我找到秋生哥哥了！我找到秋生哥哥了！”

“男男！男男！和妈妈一块回家去吧！”刘芳含着眼泪大声喊着刘小男的名字，但处于昏迷中的她毫无反应，站在一旁的林一民将手伸到她额头上摸了一下说：“刘大姐，男男高烧恐怕在40℃以上，还是先把她送到附近卫生所去看一看吧！”还未等刘芳说话，他背起男男就往卫生所跑去。

经过医生检查、用药以后，刘小男的高烧退去并逐渐恢复了神志。

刘小男一恢复神志就抱着刘芳痛哭，她哭诉黄妈妈的不幸、哭诉秋生哥哥的遭遇，刘小男的哭诉勾起刘芳的伤痛，于是母女两个抱头痛哭，林一民则在一旁安慰说：“你们母女见面就好了，我们还是快点回广州去吧！”他说着又背起刘小男往车站跑去。

他们到广州以后，经过医生检查、确诊男男的病已经转化成肾炎。

回到北京以后，刘小男的病又转化成尿毒症，只能靠透析维持生命，因此医生建议她做换肾手术。但无论是透析还是换肾，都使刘芳面临着难于承受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为了挽救刘小男的生命，她毫不犹豫地说：“大夫，把我的肾割给男男吧！”

“肾移植手术最好是有血缘关系，”大夫说：“你是她的母亲，如果你们的血型和配型都符合要求的话是再好不过了。”

“大夫，请化验我的血型吧，看我的血型和男男的血型是否一样？”

“大夫，不能割我妈妈的肾，我妈妈为我付出的太多了，她以后还要生活不能割我妈妈的肾。”刘小男说完以后又转向刘芳说：“妈妈，我的肾坏了只是我一个人的事情，不要因为我的肾坏了影响到你的生命，不要因为一个人的肾坏了死掉我们母女两个人！”

“男男，自从有了你以后妈妈才有了欢乐，如果没有了你妈妈也不想活了！”刘芳说：“妈妈有两个好肾，两个好肾正好我们母女俩一人一个，这样我们母女两个也好相依为命。”

“妈妈，你千万别把肾割下来给我……”

就在她们母女争执不下的时候，护士长走过来说：“姑娘，你妈妈把肾割给你是对你的爱，如果你不让她把肾割给你，让她看着你死去，这比用刀子剜她的心还难受，等你长大当了妈妈以后就体会到她此时此刻的心了。”

直到这时，坐在一旁的医生才想到他应该说什么、应该劝说她们母女的那一方，他看着刘小男说：“姑娘，你放心吧！我亲自给你做肾移植手术，只要你妈妈和你的血型和配型合适，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经过医生和护士的再三劝说以后，刘小男才同意将刘芳的肾割给她做肾移植手术。

做手术的那一天，刘芳醒过来的第一句话就是：“大夫，我的男男怎么样了？”当她听到：“动脉血管接活了”、“静脉血管接活了”、“移植的肾脏开始工作了”的时候，她紧张的心脏逐渐舒张了，当她听说“开始排尿”的时候，她高兴得留下了眼泪，并不断地说道：“我的男男有救了，我们男男有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