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创刊以后，每出满24期，要由编者储安平写一篇详细的总结报告，为论述便利，我在以下的论述中以“报告书”称之。

在《观察》已有的历史中，储安平共写过4篇“报告书”，第5卷由于中途被国民党查封，所以空缺，第六卷为复刊后《观察》，由于基本方针已变，所以例行的“报告书”也自然消失了。现存4篇完整的“报告书”分别是：

第1卷报告书《辛勤·忍耐·向前·本刊的诞生·半年来的本刊》

第2卷报告书《艰难·风险·沉着》

第3卷报告书《风浪·熬炼·撑住》

第4卷报告书《吃重·苦斗·尽心》

从“报告书”题目的连续性，可以看出储安乎是将“报告书”作为《观察》的一种风格连续下去的，这些“报告书”绝非一般应景式的总结，而是极其客观、严肃认真地向读者报告刊物的经营状况、发行情况以及编者所遇到的一切苦衷和想法，这些“报告书”是研究《观察》最有说服力的第一手材料，也是研究储安平本人思想历程极为重要的资料。

作为一个笃信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储安平在选择创办《观察》的时候，有过极为周密的考虑，他最终选定以办刊物为自己终身的事业，是在强烈的理想主义精神支配下所做的严肃选择。

储安平在三十年代初即创办过《文学时代》，后来做过《中央日报》副刊的主笔，抗战时在湖南做过《中国晨报》的主笔，一生的事业与报刊结下不解之缘。抗战胜利后，他在重庆创办《客观》周刊，迈开了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言论政的第一步。我在本书的前面曾提到过在创办《观察》之后，储安平曾给胡适写过一封信，这封信是在大年三十夜写的，由此可见储安平对《观察》的感情。在储安平的理想中，有一点非常可贵的精神，那就是他时时处处强调立言与行事的一致性。在记述《观察》创刊的时候，他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平常有一种基本的理想，即立言与行事应当一致。假如一个言论机构，在纸面上，它的评论写的头头是道，极其动听，而这个言论机构的本身，它的办事原则和办事精神，与它发表的议论不相符合，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极大的失败。假如我们主张政府负责而我们自己做事不负责任，要求政治清明而我们自己腐化，这对于一个怀有高度理想的人，实在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痛苦”［1］。储安平在《客观》周刊已初有影响的时候，毅然决定另立门户，创办《观察》，主要原因就在于《客观》只由他主编，而不由他主办，看到此事难有前途，所以他才果断放弃了《客观》周刊。从储安平在第一卷“报告书”中所阐述的《观察》创办经过中，我们能够强烈地感觉到储安平不仅在政治主张上信奉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就是行事也时时以西方精神来严格要求自己。冯英子在《回忆储安平先生》一文中曾说过，储安平一生最高的理想是希望自己能办一份类似英国《泰晤士报》那样的报纸，靠言论来影响政府的决策，这个梦想缠绕了储安平整整一生，他的事业由这个梦想始，也由这个梦想终，储安平是一个极富浪漫精神的理想主义者，他的深远见识来自于对这种理想的执著追求，他始终认为自己所信奉的理想主义，可以在自己的手中变成现实。我们不能说储安平是天真的，因为《观察》在他手中存在近三年时间，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极其成功的。储安平作为一个成功的新闻工作者的价值，远没有为人们所认识，他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言论参预政治的一个成功实践者，储安平是一个在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上有过成功尝试的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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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观察》第1卷第24期第3－7页。

《观察》的“报告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年终总结，而是充满灵性、富有思想和创见的报告，虽然它是就某一具体时期刊物的整个情况而言的，但在其中，我们可以感到一个自由灵魂的跳跃，他是自由的，他是没有任何束缚的，他可以讲自己想讲的话，努力把整个刊物的一切都详细报告读者，在报告书中，储安平每卷都做了极其认真的工作，他不仅统计了《观察》的读者分布，以地域分别报告，而且以行业分工为界，将《观察》的读者群详细地统计并报告给读者。

从报告书中，我们不仅能够了解储安平本人的思想状况，而且通过他翔实公布的读者情况，可以深入了解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思想状况。储安平在第1卷的报告书中对当时中国的知识界有清醒而客观的评价。这种认识是他创办《观察》的基本前提，也是《观察》后来产生巨大影响的基本保证。储安平认为，当时国内已经拥有一批广大的自由思想学人，他们可以说话，需要说话，也应当说话。他还认为，中国的知识阶级，绝大部分是自由思想分子，超然于党争之外。在此判断上，储安平认定，《观察》确应当是无党无派的，说话公平，所以能够得到广大知识界的支持。他认为，像这样一种工作，有以全副精力努力的价值。中国需要这样一个刊物，这个刊物可以使一般有话要说而又无适当说话地方的自由思想学人，得到一个说话的地方，有了这个刊物还可以鼓励一般自由思想学人出面说话，而他所以要提供这样一个说话的地方并鼓励大家说话，实是因为他深切相信，这种真正的自由思想分子的意见，对于当时中国的言论界实具有一种稳定的力量，而这种稳定的力量正为中国所极需。

储安平在第1卷报告书中始终强调《观察》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刊物，而自由思想的主要精神就是容许各人陈述各人意见，他认为目前最需要的是“自由”与“宽容”精神。储安平在整个《观察》时期，在言论的客观上，在识见的宽容上是有非常杰出表现的。《观察》的言论能够体现出自由知识分子的真正声音，与储安平的这种风度是分不开的。

储安平自己认为他所做的工作是一种影响思想的工作，他有自己的基本原则，以这种原则为基准评论国是，同时他所做的又是一种言论工作，而非组党工作。在这种信念下，储安平对于热心组党的人颇有微词，他认为“在中国现行局面下，党派的林立徒然增加政治的紊乱”［2］。他很赞同当时张东荪在《士的使命》一文中的观点，那就是士的使命在干政而不一定要执政。干政就是一种舆论的做法，而“执政”则是一种组党的做法。在此认识上，《观察》无意组党，所以没有具体主张，也无意去担任组训青年的工作。储安平想做的是：“一种影响思想的工作，这个工作是替‘国家’做的，不是为‘我们’做的，我们绝无意思要本刊的读者成为我们的‘群众’。我们的目的乃在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因为我们认为替国家培养这种‘种子’，就是替国家培养元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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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观察》第1卷第24期第3－7页。

储安平在报告书中显得极有风度，无论报告财务还是本社同人的福利都很坦诚，绝无遮遮掩掩。尤其是对于自己，要求更是严格。在报告书中，他还专门报告了自己在办《观察》时期的活动情况。他说：“在过去的半年中，本人从未参加任何政治的集会或活动。此事包括着两个原则：一、一个刊物要维持它超然的地位，这个刊物的编者必须是真正绝对超然的，二、我们这个刊物是全国自由思想分子的共同刊物，这个刊物所代表的理想是全国自由思想分子的共同理想，这个刊物绝不应成为编者个人活动的工具。大家支持这个刊物是为了要支持这一个理想，而非支持任何个人；任何个人都不该利用这个刊物以达到他为了他私人利欲的目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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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观察》第1卷第24期第3－7页。

《观察》报告书所体现的为国家建设做长远考虑的理想是一贯的，在第2卷“报告书”中，虽然所说多为具体的刊物经营编辑情况，但这期报告书依然表现出储安平一贯的风格。他始终告诫读者，《观察》不仅是一个无党的刊物，而且也是一个无派的刊物。是一个独立而无任何党派的民营刊物。在经济上，《观察》的发行数是足以证明它可以自给，而无需仰求外援。储安平非常自信，对于《观察》的成功他有自己的评价，那就是办刊物不一定要靠津贴，刊物本身是可以靠发行自给的。储安平还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不要消极，一面争取更大的目标，一面在自身的范围内切实奋斗。政治的改革是一个方面，社会的充实又是一个方面，两者是并行的，互为辅助的。他希望各方面的有识之士，大家鼓舞起来，沉住气，在本身的岗位上努力，以充实国家的生命。

《观察》在出满第3卷时，由于储安平一篇《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而引起国民党的注意，一时《观察》面临被查封的危险，面对眼前的政治危机，储安平在第3卷的报告书中坦诚自己的心情，“在我们的心底里，我们有一种无可摇撼的信念，我们必须本着我们的良心，为祖国的前途努力奋斗。我们一切都为了国家，除了国家我们另无其它。请看今日天下，芸芸众生，奔波终日，究为何事？争得脸红耳赤，打得头破血流，还不是为了几张钞票，为了若干权势。可是国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假如我们每个人都在一己或一派的得失上打算盘，转念头，绞脑汁，我们的国家怎么得了？假如人人只知为私，国家的事情谁管？我们不敢妄自菲薄，随波逐流，我们有我们的理想，我们有我们的原则，我们也有我们的勇气，向前迈进，义无所辞”［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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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观察》第3卷第24期第7－8页。

储安平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观察》发生政治危机的时候，储安平对北平周炳琳等四十八位教授寄来的有关民盟事件的评论都照发不误，毫不犹豫，没有任何利害得失的考虑。他所持的原则是：生死之权操之于人，说话之权操之于我，刊物要封，听命封。这是何等的气度。储安平认为：“在这混乱的大时代，中国需要的就是无畏的言论，就是有决心的肯为言论而牺牲生命的人物！假如我们只能说些含含糊糊没有斤量的话，那老实说，今日中国言论界，担当这一部分工作的人已经很多，用不着我们再来献身言论，从事于争取中国的自由、民主、和平的言论工作。我们的编辑方针素来是主动的，我们的目的乃在改变环境，而非欲为环境所改变，尽管本刊已遭遇到政治危机，但我们既不因此事而增加我们在感情上对政府的不满，也不因此事而减少了我们在理智上对政府的批评。假如有人想扇我们，我们不会被人扇得冲前一步，假如有人想吓我们，我们也不会被人吓得后退一步。我们有我们的立场，我们有我们的尺度，无论我们所处的局势如何混乱震荡，我们必能撑住我们的舵，不使其在犹豫或张皇中失去方向”［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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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观察》第3卷第24期第7－8页。

1948年8月1日，储安平为《观察》第4卷写了“报告书”，虽然有关查封《观察》的信息传得沸沸扬扬，但储安平的态度很坚决：“我们绝对不愿因为外来的意见而改变我们的编辑政策。我们的编辑政策是独立的，不受外来干涉的。我们在商标上标明，Nonparty和Independent两字，Independent（独立）是我们的主要精神之一。而我们所以如此者，就因为我们认为：要维持完整的人格，必须保有独立的意志。这个原则是我们绝对不能放弃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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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观察》第4卷第24期第8页。

《观察》报告书所体现出的自由知识分子的精神品格，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显示出它的光彩，特别是1949年后，由于严格的新闻管制，人民完全丧失了表达自己意志的权利，在这样无声无息的岁月里，当我重新回到《观察》的氛围中，我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独立健全的人格所感动。1946年，曾任美国新闻署驻华分署主任的费正清在一篇报告中曾说过：“我们在中国培养自由主义已有百年之久。我们的传教士曾带去个人价值的信息——中国教育、新闻、银行、工业等方面的领袖人物曾学习我们的榜样。我们所知的近代中国，就是由那些借鉴我们经验的人建立起来的”［8］。储安平及《观察》在抗战胜利后的出现，可以说为费正清的判断作了一个有力的注解。曾经留学英国的储安平详细考察过英国的政治情况，并分别写了《英国采风录》和《英人法人中国人》两本书及许多介绍英国工党执政的论文［9］。超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使命，使储安平在《观察》时期成功地为自由思想的传播做了很大的贡献，作为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代表，储安平虽然没赶上像胡适年轻时那样开一代风气的历史时机，但他在本世纪40年代所扮演的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更令人肃然起敬的，他不仅在思想上信奉自由主义的理想，而且身体力行，他没有像第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那样跻身于激烈政治斗争的漩涡，也没像他同时代的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现实政治有直接介入的兴趣，他始终保持了一个独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言论政的形象，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储安平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都有待于我们重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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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陶文钊选编《费正清集）第31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

［9］见《东方杂志）第41卷18号、20号、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