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初，当胡适在《新月》杂志上进行人权与约法论争时，储安平还是一个20岁的青年，虽然这时的他以资历和学识还没有资格卷入这场论战，但《新月》及胡适等人的自由主义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那时他还只是个文学青年，但由于对自由主义精神的强烈向往，16年后，作为一个成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储安平开始了他一生最重要的活动阶段：《观察》时期。
1946春天，储安平匆匆搁下在重庆办了约半年的《客观》周刊，奔赴上海筹划《观察》的出版。这时的储安平从年龄上看，正是38岁，精力充沛，已经成为一个满怀自由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这时的储安平，已经从英国留学归来，思想深受着费边主义的重要人物拉斯基的影响。整个抗战期间，他在湖南，在重庆分别做过报纸主笔，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到来，使正在壮年时期的储安平开始一展他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理想：这个理想就是以言论政，靠言论的力量来影响政府的决策，“我们平日的职业，就是议论政事”［1］。与储安平抗战期间一起办报的冯英子曾回忆说，储安平一生对办报办刊有极高的热情，他一直想办一张类似英国《泰晤士报》那样的报纸［2］。五四以后，凡信奉自由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一般有这样几个特征：一是留学欧美的教育背景（可以理解为不仅是抽象地理解西方的社会制度，而且有直接生活的体验），二是年轻时期对文学有高度热情（可以理解为对人生、对社会有强烈的表达欲望），三是在文学之外有相对稳定的专业（可以理解为他们不是空发议论的政客），四是在政治上追求欧美的政治制度，在精神上信奉自由主义的价值标准（可以理解为他们设身处地地比较过两种制度的差异后作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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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储安平《政治失常》，《观察》第5卷第13期1－2页。
［2］冯英子《回忆储安平先生》，山西《黄河》杂志1994年第2期第76页。
由于这样的特征，使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有一种特别容易联合的条件。四十年代执著于自由主义理想的青年一代，早期都或多或少地与胡适有过各种各样的来往。他们有较高的学术水平，但对于政治又抱有热情，所不同的是他们的热情不表现在具体直接的政治活动中，而是在道义和言论上。当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无论是中间偏左或中间偏右的人，对于政治的态度都有相似的一面，在批评国民党腐败、支持学生运动，呼吁停止内战等重大问题上，都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差异只在于实现自己的理想时应采取的方法。《观察》在创刊的时候，能将各类知识分子都聚集在一起，大体反映了储安平本人的一种人生态度，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很明显是中间偏左的。
储安平不同于他的前辈胡适、傅斯年等人，在政治上的一个特征是他没有直接介入任何具体的政治活动，也许当时的储安平尚未获得什么社会声望，还没有资格进入政治家的视野。但从储安平当时的许多言论看，他在不介入具体政治活动这一点上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有资格有条件介入也不介入，这是他比他的前辈胡适、傅斯年、张君劢、梁漱溟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更令人深思的一面。储安平的关心政治，是希望以超然的姿态，以理性公平的立场对国事发表意见，他的理想是作一个有资格批评一切政治势力的言论代表。所以他在《观察》的发刊词中明确宣布：“这个刊物确是一个发表议论的刊物，然而决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3］，在整个《观察》时期，它的言论确实体现了储安平的追求，是保持了独立发言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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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储安平《我们的志趣和态度》，《观察》第1卷第1期第3页。
储安平在《观察》时期写下了许多重要的文字，比如每卷的报告书及其它一些言论，我已有专文评述，这里只涉及他在《观察》时期的时评。储安平在创办《观察》之前已写出了《英国采风录》和《英人法人中国人》两本专著，从这两本介绍比较性的专著中，我们可看出储安平对英法的政治制度是做过深入研究的，他认为那种政治制度是值得中国学习的。作为个人，储安平不仅在政治上信奉英国那一套，而且在为人处事，工作作风上都明显地带有英国人办事的作风和效率［4］。体现在他的政论文章中，更是严格以理性为判断事物的出发点，以公平为尺度，凡事都要分清是非而不计利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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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可参阅冯英子《回忆储安平先生》一文。
储安平的《观察》政论大体上可以分为三部分：一是对国民党腐败政治的批评。二是对学生运动的同情和支持。三是对言论自由价值的维护。四是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态度。
《失败的统治》是储安平为《观察》写的第一篇时评，在这篇文章中，储安平首先指出国民党二十年的统治是一场“失败的统治”，储安平是以欧美政府的正常运作来比较国民党的失败的。他力陈二十年来国民党统治下国家在一切方面的毫无所成，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是“只知以加强‘政治的控制’来维护其既得利益的政权”［5］。他大声疾呼：“要挽回党的颓局，当前的执政党必须赶快改变作风，换条路走，下大决心，大刀阔斧做几件福国利民的大事，以振人心。二十年的时间不算短；二十年的历史说明单靠消极的政治控制维护不了既得的政权；这条路走不通，越走越近死路。”［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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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储安平《失败的统治》，《观察》第1卷第3期第3、4页。
在储安平批评国民党政府的这部分时评中，表现了储安平在政治上的态度和他极强的逻辑推理能力，他是完全以一个超然独的姿态，毫无顾忌地对现政权发表议论的。在近半个世纪后，我每读他的这些时评，依然感到很激动。’储安平所处的时代是为他所特别痛恨的，但在这个时代里，他还能够独立办一份《观察》并以自由的心灵对国事发表自己独立的见解，这一点已是现在的知识分子想也不敢想的事了。
作为时评，一般来讲，当历史发生变化，人们对具体事件不再抱有兴趣的时候，这些时评的价值也就只剩下历史价值了。有对历史发生兴趣的人才会重新翻检。但在读储安平《观察》时评时，我却感到这些时评好像是为今天而写的，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时评，让人产生这样的感觉，真是让人难以相信。
储安平的《观察》政论是很有感染力的，文字也好，1949年后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能再写出这样的时评，不是后来者没有识，而是没有这样的条件。单说储安平的心态，就是后来知识分子难以想象的。人只有在没有顾忌，完全敞开独立思维的状态下，才能保持心境的平和与文思的泉涌，丧失了这样自由的心境，思维的空间必然狭小，写出的文字也很难体现出独特的性。1949年后，几乎没有人能以自由的心态对国家发表独立的看法，所以也可以说政论这种文体也消失了。只有毛泽东的一些政论还能让人感到有独特的语言和思维，因为他是无所顾忌的。
当时对于民社党参加国大。事朝野多有物议，对此储安平发表了《论张君劢》一文，他在文章中畅论自己的看法，并同时阐明了作为政治活动的一些基本规则，从中可以看出这个深受自由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的风度和气质。他认为，实行民主政治不能没有良好健全的舆论，我们既要求有一个有风度的政治，我们就得先希望有一个有风度的舆论。在政治上，各有各的立场，各有各的看法，我们可以冠冕堂皇地反对他人，批评他人，但我们仍然尊重他人。论政的人与从政的人都须度量宽大，心平气和［7］，我们今日从政也好论政也好，必须把私人的感情丢开［8］。类似的言论，还体现在储安平几乎所有的时评中。他的时评从语言上看不可谓不激烈，甚至有这样的话：“七十天是一场小烂污，二十年是一场大烂污，烂污烂污，二十年来拆足了烂污”［9］。“美国苏联没有一个是好东西”［10］。但从文章的逻辑和气度上看，是平静的，说理的，反映了储安平一贯论政的风格：理性、公平、平心静气，据理力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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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储安平《论张君劢》，《观察》第1卷第19期第4页。
［8］储安平《论文汇新民联合三报被封及大公报在这次学潮里所表现的态度》，《观察》第2卷第5页。
［9］储安平《一场烂污》，《观察》第5卷第11期第1页。
储安平论政是以公理和法治为基本出发点的，在《政治失常》一文中，他批评政府市政改革的失败，同时对当时政府赋予傅作义：“以后华北军政各事，傅氏可以全权处理”的权力也据理力争。认为这“侵犯了司法的完整，也是违宪的”［11］。在储安平看来，政治失常是可以理解的，但失常也要有一个失常的限度。他认为要讲法治，就要尽量使制度法律化，人迁就制度，制度不要迁就人，不要因人立制，因人授权［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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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储安平《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观察》第3卷第9期第3页。
［11］储安平《政治失常》，《观察》第5卷第13期1－2页。
［12］储安平《国大评论》，《观察》第4卷第9期第6页。
对于当时国内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尽管政府采取了各种各样的镇压手段，但在每一次学潮之后，储安平都要发表时评，对学生运动给予高度评价。他对学生运动的看法，可以归结为这样几点：一、学生总是对的。二、教授总是劝学生读书，游行最终是没什么用的。三、当学生遭到逮捕以后，教授总是要抗议的并愿意利用一切关系保释学生。四、社会各界对学生运动总是同情和理解的。
储安平认为：“我们并不偏袒学生，认为学生每一句话都是对的，或每一件事都是对的。学生年青，富于理想，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有时不免失之过高，而且在群众的情绪下，感情亦不免容易冲动。但是从大体上说，学生常常是站在正义一方面的”［13］。这是储安平对历次学潮的基本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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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储安平《第二个闻一多事件万万制造不得》，《观察》第4卷第10期第3页。
在储安平的《观察》政论中，有三篇很值得注意，即《评浦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我们对美国的感觉》《政府应对纽约下午报的攻击采取步骤表明态度》。这三篇政论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帮助我们了解储安平及同时代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美国和苏联的态度。
第一篇文章是针对美军驻华及参加调解所发的。储安平对美国的评价是很高的，他在文章一开始对于美国在抗战中对中国人民的感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在战争时期，中国人对于美国都怀有一种广泛的好感。这种感情，包含着感激和敬佩的两种成份了。“在这次战争中，美国所充分表现了的那种令人难以相信的活力，使全世界获有深刻印象；美国男女竟然不仅仅是‘公子哥儿’，亦复为有血有汗的英勇斗士。无论是美国国内的生产速率、社会管制、团结合作，或在全球各区战场美人所表现的冲刺力，组织力，以及英勇坚毅的牺牲精神，具有超度成就，赢得全世界的敬服”［14］。就是在这样对美国的理性认识下，储安平依然对美国在华驻军和参预调停提出了批评，他对美国的态度一方面是由于对国民党二十年来腐败统治强烈不满，由此延伸到对美国支持国民党政府表示不满，也有美国军人在华的恶劣表现，但这些都是具体的表面现象，在读这几篇对美国的评论中，我明显地感到在储安平这样坚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身上，也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这种倾向甚至影响了他在判断美国和苏联问题上的清醒程度。他说：“在原则上，我们根本反对任何一个外国来过问中国的内政”［15］。他正是基于这样一个立场来看待美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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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储安平《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观察》第3卷第9期第3页。
［15］储安平《我们对于美国的感觉》，《观察》第1卷第11期第6页。
储安平在《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一文中认为：“老实说，美国和苏联没有一个好东西，大家都想牺牲他人，替自己打算，使中国成为他们的卫星，成为他们的附庸”［16］。从当时历史情形看，储安平在文章中对蒲立特访华报告所持的批评是有他的道理的。但其中明显流露出的民族主义倾向却值得人们深思，也许这正是这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身上难以摆脱的某种局限。有时候，这种局限限制了他们长远的历史眼光。在《政府应对纽约下午报的攻击采取步骤表明态度》一文中，这种意味也很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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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储安平《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观察》第3卷第9期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