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周刊社成立后，除了出版《观察》周刊外，还出版“《观察》丛书”。

储安平是一个极有事业心的人，在创办《观察》周刊的时候，他确是将这项工作作为一件长远的文化事业来做的，他的愿望是希望能在中国培养一点自由的种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成长做一点基本工作。储安平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除了具备我们通常理解的一般自由知识分子所具有的胸怀、知识和品质，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他不是一个书斋型的学者，除了对学问的研究，他对于办报纸、办刊物这样的事业都有执著的追求。他在20多岁的时候，即出版过小说集，后又做过大学教授，照理他完全有资格作一个纯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型的学者，即在思想上保持绝对超然和独立，但对于具体的社团活动和具体文化事业的操作则又缺乏热情。储安平在中国第二代自由知识分子中所以成为一个特殊的典型，就在于他能够为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有一块生长的田地，甘愿舍弃自己在学术上的进一步发展，全身心地投入文化建设事业，储安平有这方面的才能，又有这方面的热情和宽广胸怀，所以在40年代末，《观察》才能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重镇。储安平是一个有清醒头脑和良好判断力的知识分子，他懂得自己所从事事业的价值和意义，他在《中国的政局》末尾曾说过；“我们这一代，大概也已注定了是一个‘牺牲自己为后代造福’的时代。然而我们可以牺牲自己，而不可以不为后代造福”［1］。这种博大高远的理想主义精神，不但体现在整个《观察》周刊上，也体现在同时出版的“《观察》丛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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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观察）第2卷第2期第8页。

“《观察》丛书”，虽然不属于《观察》周刊的范围，但它和周刊是搭配平行的，成为《观察》社的两大业务，并同时引起了读者的关切。据储安平在一份报告中说，他们出版丛书有几个动机：一是周刊只能刊载短文，而且多数是有时间性的，所以要出丛书，以便容纳有系统、字数较长的著作。二是有许多作者有出版物出版，而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出版人，所以他们愿意担当这个任务，为许多作者服务。三是当时一般出版界比较消沉，大家很少出书，而《观察》周刊略有盈余，《观察》既然不以盈利为目的，所以愿意以周刊的盈利来帮助丛书的出版，同时也给读者增加一些精神食粮，为消沉的出版界增加一点生气。

《观察》丛书前后一共出了16种，分别是：

张东荪《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

潘光旦《政学罪言》

吴恩裕《唯物史观精义》

费孝通《乡土中国》

吴世昌《中国文化与现代化》

储安平《英人·法人·中国人》

朱自清《论雅俗共贪》

何永信《中国在戥星上》

费孝通《乡土重建》

萧乾《红毛长谈》

樊弘《两条路》

费孝通·吴晗等《皇权与神权》

王了一《龙虫并雕斋琐语》

周东郊《新疆十年》

潘光旦《估生原理》

储安平《英国采风录》

14位作者，都是《观察》的主要撰稿人，除樊弘、朱自清和王了一没有列在《观察》封面下连署的“撰稿人”中外，其余都是。

《观察》丛书出版后，受到各方面读者的好评。各位作者对于《观察》出书及时、印校认真以及支付版税迅速等都表示满意。《观察》丛书成为当时很畅销的一套书籍，今天看来，这些著作多数也成为研究每一位作者不可不读的重要资料。这套丛书多数再版，甚至连印四版，行销都在三千册以上，像张东荪的著作，一个月内销完五千册，在当时出版界萧条的情况下，确实很难得。

《观察》丛书，基本上都是集子，新写的很少，这可能是由于当时动荡的环境和生活的不安，使许多学者难以安下心来写作系统的著作。储安平在当时也非常清楚这点，可当他设法改变的良好愿望尚未实现的时候，《观察》周刊即受到查封，丛书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虽然这套丛书的销路很好，但由于当时纸价的原因，对《观察》社来说，还是要赔本的。储安平说：“在业务上虽然是赔的，在精神上却是有收获的”［2］。足见这位理想主义者的远大眼光和胸怀。另外，丛书出版后，引起读者的广泛好评，许多读者投书《观察》，希望发表书评，但储安平是受过西方民主精神熏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避嫌，他明确规定，《观察》周刊绝对不发表任何《观察》出版社出版书籍的书评。虽是小事，但也可以见出储安平身上所体现出的真正民主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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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观察》第4卷第24期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