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下半年，以《观察》为主要阵地，曾进行过一场关于“中国出路”问题的讨论，直接和间接卷入这场论战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很多，其中尤以梁漱溟、张东荪、樊弘为主，另外，费孝通、谷春帆、郭叔壬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这场讨论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重要的印迹，但以往几乎所有中国现代史都对这场论战作了否定性的评价，我认为这是很不公正的。

为什么会对这场以知识分子发起的论战作否定性的评价呢？其深刻的根源在于从1949年后，我们评价往日历史有一个荒唐的逻辑，那就是不顾及当时的历史事实和知识分子对国家对民族的赤诚之心，而一味地以党派的立场，以是否同一个将要夺取政权的政党所持的理论一致为基本的判断尺度，只要有利于夺取政权的，即给予高度评价，反之即斥之为反动、倒退、不现实等等。这种对历史的态度长时期以来混淆了许多理论问题，也导致了年轻一代对历史的无知和轻信，如果不是专门研究者有深入阅读原始材料的耐心和勇气，许多被误解了的历史不知还要被遗忘多少时日。

对于《观察》时期所开展的这场关于“中国出路”问题的争论，我持如下态度：首先我们必须设身处地地回到当时历史条件下，以宽容和理解的胸怀去对待每一个知识分子发出的呼声；其次，我们应当想到他们毕竟不是在具体的政治运作中起决定作用的人，作为知识分子，他们在国家面临分裂、内战连绵不断的情况下，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热情，以自己对东西方文化的了解，坦诚地讲述自己对国家前途的看法，虽然后来很快发生的历史剧变没有能按照他们所想的那样进行，但这绝不能成为他们的历史错误，书生论政，要紧的是讲出自己的良心话，而不是以投机的心理，审时度势，违心地迎合势力强大的一党一派，在近半个多世纪以后，当我重新从尘封的历史中去捡读他们当时所发出的那些议论时，我的第一个感觉是他们是那样地爱着自己的国家。希望她强大，希望她能健康地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这一批知识分子以自己的学识，独立思考，坦陈己见，时时处处体现了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天然的对国家对社会所抱有的巨大责任，如果我们不计较某一具体理论在短暂历史中的偶然得失，那么我要说，他们当时的议论是极富远见的，从人类发展的长时期上考察，最终有生命力和讲出真理的是他们。另外，对于这场争论，虽然它是在中华民族关键的历史时刻，一批知识分子对时局的具体评价，但我们在评价这场争论时不能完全把它作为政治斗争的一个侧面来看待，因为这场讨论是自发的，每一个参与争论的知识分子只有自己的学术背景，而无什么党派的政见，在很大程度上，我愿意把这场争论看作是一场自由的学术论争。

这场争论是由梁漱溟一篇文章引起的。

1949年7月，梁漱溟在《观察》第3卷第4、5期连续发表了《预告选灾，追论宪政》的长篇文章。

梁漱溟的文章首先触及了辛亥以来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个最敏感的问题，即宪政。这可以说是近代以来久存于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一块心病，从当时历史情况看，作为知识分子，没有一个人不认为宪政是一个好东西，但好东西是一回事，好东西能不能在中国生根则又是一回事。从理论上讲梁漱溟也认为宪政是好，但不适合中国国情，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中国知识分子很长时间。一般说来，凡是留学欧美；详细研究过欧美宪政理论的人倾向于宪政可行，而沉浸在中国传统文化，又对中国乡村政治结构有较深了解的知识分子，对宪政的实行持怀疑和抵制态度。概括地说，倾向于宪政可行的知识分子多从长远的文化发展着眼，而不计较宪政实行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令人不安的行为；反对实施宪政的知识分子，一般比较注重当时的现实，过分看重中国特有的历史条件。我以为主张实行宪政的知识分子是理想主义者，而反对者，多为现实主义者。从长远的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看，理想主义者是值得敬重的，从当时的具体国情看，反对实行宪政的知识分子又应得到理解。

梁漱溟文章一发表，很快引起争论，也说明当时知识分子对于宪政问题比较关心，而各人有各人的理解。梁漱溟在文章的一开始就力陈他曾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及《乡村理论建设》中多次阐述过的观点，他认为：“中国需要民主，亦需要宪政，不过民主宪政在中国都要从其固有文化中发挥，而剀切于当前事实，不能袭取外国制度”［1］。接着梁漱溟详细回顾了近五六十年来中国政治改造运动的历史，认为宪政在中国的失败根源在于太被动而缺乏自觉。梁漱溟不仅认为欧美宪政在中国行不通，就是苏联的党治在中国也不行，他始终认为新的政治制度建立，还是要依靠他的乡村建设理论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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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观察》第3卷第4期第5－10页。

梁漱溟的这篇文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国民党选举闹剧的愤慨，但整篇文章则在于从学理上讲述宪政在中国为什么不能实行之原因，他的理解是既然不能实行，则不必强行。

梁漱溟的这篇文章能见出自己的性格，他对自己的理论抱有绝对的自信，他说：“廿年来，我对于中国问题解决，是有一整套主张底，并不止政治制度一项”［2］。梁漱溟是一个有个性的知识分子，他对西方文化有了解，但对中国文化更自信，特别是他搞过乡村运动，对基层的社会生活更有深刻的体察，另外，他是一个试图把自己的理论用来解决具体问题的知识分子，读他的论著，总给人一种感觉，他在寻求知音，寻求能够实施自己理论的政治操作者，这也是为什么梁漱溟曾经一度处在政治漩涡中心的缘故。在他不能兼济天下的时候，他便退出政治中心，著书立说，独善其身了。梁漱溟是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具备传统知识分子几乎所有的美德，大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被人称为是中国最后一个儒生。曾有人指出，梁在政治上很幼稚［2］，这也体现了梁漱溟作为知识分子的本色。梁漱溟一生曾有异常活跃的时候，但在这篇文章中却透出了自己内心的孤独，他说：“我怀此见解主张，既二十年，虽曾埋头工作于乡村，顾未得高明之士，唱和于学术界。自愧不学，尤苦无友，怅梁前途之艰难，不知何以负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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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观察》第3卷第4期第5－10页。

［3］参阅艾恺著《梁漱溟传》中译本第290页，湖南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版。

梁漱溟的这篇长文是以引用张东荪《理性与民主》一书中的一段话为结束的，他认为张东荪有些意见与他颇为相近，很快张东荪即在《观察》第7期上发表了《我亦追论宪政兼及文化的诊断》一文，阐述自己的观点。

张东荪的文章不是与梁文商榷，而是由梁文引发出自己的观点，在宪政问题上他基本同意梁的观点，但这种同意是态度上的相同，而在解释上却有不同的地方。他认为，宪政在中国难以实行固然与中国文化的特性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存在一种“特殊的势力”，这种“特殊势力”常常利用选举来谋私利，而这“特殊势力”的产生又与中国文化的特性有关。

张东荪在文章中提出了他“甲橛”和“乙橛”的观点。他说：“最近《大公报》专栏上有费孝通者一篇《行政基层的僵化》的文章，其中有一点颇得我心。他认为中国政治轨道有两个，一是自上而下的；另一是自下而上的。虽然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等用语容易导人于误解，但事实上，确有这样两橛的分别。所以我特别避用这些容易误会的名词，而只把上一橛名为甲橛，把下一橛名为乙橛。甲橛是皇帝的政权与官僚的政治。乙橛是乡民为了地方公益而自己实行的互助。这种互助并不是完全政治性的，乃同时包含宗教、家族、慈善等方面，就中尤以社会方面为多”［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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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观察》第3卷第7期策3－6页。

张东荪观察到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人民对土皇帝的受不了实基于全国性的皇帝”［6］。他认为，后世儒家无不采道家其主要之点就在于想用种种方法和希望在甲橛下仍保留乙橛，不使甲橛完全把乙橛吞没了。由此他认为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都是旨在保护乙橛。从这样的观点看，他始终认为儒家在历史上可以说尽了他的使命，他们总是想在甲橛吞并乙橛的压迫过程中设法抵抗。他说：“中国古人（先儒）没有人主张把皇帝废除，这决不证明他们是为皇帝张目。因此，我对于儒家的看法和现在时流论客很不相同。我以为儒家在历史上说得好些是功多于罪，说得坏些亦只是功罪参半，而断不可认为完全是罪人”［7］。接着，张东荪以甲橛和乙橛的观点，比较了中西文化的差异，他认为西方多是“民族国家”而中国则是“天下式国家”。民族国家把甲乙橛打成一片，成为一个一元的。而凡民族国家所有的制度和办法搬到天下式国家来，除了助长政府的权力，使其对人民更加高压和榨取以外，没有别的，而毛病就出在中国文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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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观察》第3卷第7期第3－6页。

在梁、张的文章之后，经济学家樊弘在《观察》第3卷14期上发表了《与梁漱溟张东荪两先生论中国的文化与政治》一文。樊弘认为，梁张两人提倡的是通儒政治，而这是行不通的。他从经济学的观点分析了中国经济特征之后指出：“为什么民主政治在中国屡试而败呢？就是因为中国永远停滞在农业的阶段，无论任何的阶级都不敢在维持土地生产力一点上，有舍君主而取民主的必要，中国的工业发展到今天，始终没有造成一个可与地主阶级对抗的资本家阶级。因此，中国的民主政治不为旧社会所竭诚拥护”［8］。他认为，中国的民主问题要看将来中国的工业是否走资本主义的老道，如果是，中国自然需要民主，如果不是，也不就是完全不需要民主，而是不需要具资本家阶级领导的民主了。他预言：“中国今后还有一个劳动万能的时代。今后中国的建设需要由中国有计划的集体劳动来领导，同时中国的民主政治亦需要这个伟大的有计划的集体劳动来领导”［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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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观察》第3卷第14期第5－8页。

与樊弘文章同时，梁漱溟又写了《略论中国政治问题——答张、费二先生》，对于张东荪的文章和费孝通发表在《大公报》上的《再论双轨政治》一文进行了答辩。梁漱溟认为张费二先生在许多方面误解了他的意思，然后又逐条阐释了自己对政治的看法［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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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观察》第3卷第14期第9－11页。

樊弘文章发表之后，张东荪又写了《敬答樊弘先生》一文。首先声明自己从来没有主张过通儒主政之说，然后指出他与樊弘看问题的态度不同。他认为，一种政治理想由于人们或一部分人有此需要而使其得以实现，是一件事，而这个政治理想本身是否合乎人类幸福，又是一件事；这样在思想就形成了两种情况．，一种重现实，一种重理想。注重现实的以为一切都是由现实推演而成，高谈理想的以为必如此如此为算为好，其弊在于绝尘而奔。但注重现实也难于说清为什么会有进化。张东荪认为，两者都趋于极端，都有毛病。

张东荪认为，我们不能说停留在农业中的中国人对民主有不迫切的需要，未即全体努力推动它，却不能说中国人不认识民主是一个好东西。就是乡下不识字的百姓，如果告诉他民主的道理，他也会明白民主比专制好。对此张东荪说：“所以我们还不能说农民不要民主，而民主只是资本主义制度而有的。我个人对于民主看法是分两种：一是把民主只认为是一个理想，一个原则。一是把他分作一种制度。制度当然是由理想而模制的，但实际上因为情形不同，不但总和理想相差，并且各地因环境而有不同的实现。至于理想亦不是完全凭空而来，当然有种种因素与影响，现在不必细加讨论”［11］。在文章的最后，张东荪指出樊弘所说的集体劳动在中国也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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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观察》第3卷第16期5－6页。

张东荪的文章刊出后，樊弘立即又发表了《我对于中国政治问题的根本看法——最后答复梁漱溟先生和张东荪先生的指教》一文，樊弘认为，任何有益于大众的物质幸福的政治主张，其所以不能实行，多半不是由于这种理想缺乏哲学的根据，而是由于他与特权阶级取得的收益方式相违背。他认为梁漱溟系统的政治理论是由少数高明深睿的哲学家来制出一个救国大计，而用这个救国大计，只可由少数人讨论，不能付之多数表决。在樊弘看来，近代的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家，都必须首先对于特殊阶级表示态度，他说：“假如说一个人的关于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的言论，是极力主张或拥护被压迫的各阶级联合起来，以流血或不流血的手段，推翻压迫阶级的，那么我便觉得这种主义大有实现的余地，我所谓的被压迫的阶级是指那些在取得收益的方式上与特权的或压迫的阶级立于对立地位的一切的阶级。假如说，一个主张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人不去主张或拥护被压迫的阶层，或不是主张这些在取得收益的方式上与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站在同一战线上的各阶层，必须一起联合起来，推翻被压迫的阶级的，那么，我便敢说，他的政治主张，无论说的如何好听，但因他不能推翻特权的阶级的统治地位，其结果一定是不能实现的”［12］。作为经济学家的樊弘，在思考中国的政治问题时，很显然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是主张以阶级的观点来分析问题的，这或许也正是他与梁漱溟张东荪分歧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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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观察》第3卷第18期第5－6页。

对于樊弘的答辩，张东荪很快又发表《关于中国出路的看法——再答樊弘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张东荪主张，在苏联和英国两种类型之外，还有一种类型即战后东欧几个国家实行的所谓新民主主义。他认为中国可以吸纳在这个广泛的类型中，并说捷克是最合乎理想的标准。接着张东荪比较了东欧民主和苏联的不同，他说：“第一在政治上是不仅有一个党（如苏联），而是多党并存，只是因联合而执行一个统一的政纲。第二在经济上是容纳混合的方式。有些是私人资本，有些是国家资本，有些是合作经营。至于土地则实行合理的再分配。我以为如果把这几类当作原则，这都是中国今后所当取法的，尤其我所赞成的是学术自由纯采西洋文化的传统的自由空气”［13］。张东荪在文章的最后声明他不愿争论下去，他认为一个书生来谈政治，最好还是态度要斩钉截铁地光明，固然不要顾忌，却亦不要投机。他希望大家能求同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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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观察》第3卷第23期第3－4页。

张东荪的文章之后，《观察》关于中国出路问题的正面交锋似乎已经平息，但并没有结束。后又发表了当时远在美国的郭叔壬的《宪政和中国文化》一文。这篇文章虽然不是以论战的方式参与论争，但所发的议论是由论战本身引起的。文章在论战中似乎有点总结的味道，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观察》编者的某一倾向。郭叔壬认为，宪政政治是一种生活情态，生活情态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体，所以宪政初行之际，不宜陈义过高，只要我们能有这个制度，则总胜过我们没有这个制度。如果大家能够脚踏实地，就问题的本身想解决问题的方法，则假以时日，这个制度终有一天会为大多数国民所接受的。而且宪政的推行，我们不能期望成功于旦夕，更不能因为有人把持，便根本怀疑这个制度的本身，而放弃推行这个制度的努力。认真讲，我们必须把这个制度的理想，贯注于我们人民的实际生活，濡染浸淫，使这个制度能够变成我们文化的一部分，纵有错误，我们可以不断地修改，时间一长，自然有水乳交融的一天［14］。不难看出。这是一个从长远文化建设着眼的理想主义者的回答，作为一种文化预设，这种思路是富有远见和实事求是的，时间越长，越能见出这种思想的可贵之处。《观察》关于中国出路的争论最后以1948年4月10日樊弘在第4卷第7期上的一篇名为《只有两条路》的文章而结束。樊弘在这篇文章中认为中国在经济上、政治上、人道上、哲学上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反动的路，一条是革命的路。“反动的路，在把政权放在剥削者阶级手内，但以剥削者阶级自动的放弃他们的政权，或自动的限制他们自己的剥削，可以增进人民的福利。耶稣、孔子和今日的教授者们倡导的第三条路便是这一条路。”“革命的路，在把社会上剥削的阶层联合起来，向剥削者阶层以和平的或战争的手段，夺取政权，根绝或限制剥削者剥削的权利，以保障被剥削者的生命、健康与自由。”由此樊弘认为中国只有两条路，更没有第三条路。樊弘在这场争论中给人的印象是他以一个经济学家的面貌出现，而缺少那种纯粹知识分子从长远考虑文化建设的目光，所以他的多数观点都是着眼于眼前的现实，他甚至主张不惜以“战争的手段”夺取政权，这就与知识分子的功能相去甚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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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观察》第4卷第3期第6－9页。

自樊弘文章之后，《观察》没有再继续争论这个问题，但关于这场争论的余波还在持续。1948年7月张东荪的《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一书作为“观察丛书”之一出版。在本书中他明确而系统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的观点在往日《观察》文章中多有表述，给人印象深的还是他以一贯主张的“以增产而求平均”反对“以再分配而求平均”的主张，另外，他反对暴力革命，认为“历史上的革命几乎无一不是牺牲太大而代价不足偿其十分之一”。张东荪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将要发生巨大变化的历史时刻所贡献出的理性思考，在近半个多世纪以后，仍然具有启发意义。作为知识分子，他是尽了他的天职的。

关于这场讨论，当时的《世纪评论》、《时与文》及新创刊的《新路》等刊物都有文章发表，由于本章的主要目的是考察《观察》时期的争论，所以对于《观察》之外的有关争论就不再涉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