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初，储安平在《观察》出满24期以后，曾给胡适写信约稿，并把他创办《观察》的目的告诉了胡适。储安平创办《观察》的目的，是希望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后来《观察》的发展和一贯风格，确实也保持了中国自由主义的精神，尤其是它在1947－1948年所开展的关于“自由主义者往何处去”的讨论，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讨论虽然是在《观察》没有任何号召，没有严格组织的情况下进行的，但在断断续续发表的有关“自由主义”在中国命运的文章，确也造成了一定声势。这次讨论，可以看做在国共两党冲突日趋激烈的时刻，一群一切以国家和民众利益为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客观公正的良知发出的最后呼吁。这次和几乎同时发生的关于“中国的出路问题”及关于“内战”的讨论，都充分显示了40年代末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强大的团结力量和深远的历史眼光。由于这几次讨论在以往中国现代史研究中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或者即令偶有提及，多数也以单一的党派立场，对这些讨论做了否定性的评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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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参阅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编《中国现代史》下卷第370－372页。
关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时有的人称为“自由思想分子”，“自由主义分子”“自由分子”等等。《观察》对此一直比较留意。在创刊不久的第七期上，就发表过萧公权的论文《说民主》［2］。萧公权在这篇阐释民主概念和历史的文章中，对自由主义的历史进行了考察。随后不久发表的邹文海的《民主政治与自由》一文［3］，也对自由主义的含义和真话进行了分析，并回答了一些对自由主义的批评，似乎没有统一的称呼，至于对于自由主义的理解，则各有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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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观察》第2卷第7期第3页。
［3］《观察》第1卷第13期第9页。
如果仔细追溯在《观察》上展开这场讨论的源头，可以找到储安平在1947年第2卷第2期上发表的《中国的政局》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储安平对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地位，承担的责任等问题进行了专门讨论。这篇文章发表后，当时远在美国的陈衡哲给储安平写了一封信，在信中，陈衡哲详细谈了她自己对于“自由思想分子”的理解和评价。
陈衡哲认为，中国自由思想分子的传统精神，是道义的而非利害的，对于当时许多人希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联合组党来参予国家事务的呼声，陈衡哲很不以为然，她认为，问题在于政党既然必须借重权力方能发挥力量，那么自由知识分子组党，则也必须借重权力，用利害来维系他，而这种做法与中国自由思想分子的传统精神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她觉得，政党这条路是不易走通的，至少在最近的将来不可能，因此自由思想分子的力量也不能以组织政党来发挥。
那么自由思想分子究竟该如何生长呢？陈衡哲以西方的文化尺度来衡量自由思想分子，她得出结论：“（一）略等于英国的反对党，而缺少组织。（二）略等于英国及美国的新英伦区域的知识分子，立于文化道德及思想的领导地位。（三）略等于欧美的教士，立于道德的领袖地位，但缺少维持生活的薪资。”通过以上的比较，陈衡哲认为自由思想分子在中国的目标，不妨是看向英国的政党，但这又“远水不救近火”，所以自由思想分子在目前的使命还在于思想道德方面，以精神上的领袖为限。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陈衡哲希望国内的自由思想分子，纠正好人不管闲事的恶俗，培养“雅量”与“大我”的人生观，并造成稳重清洁的舆论环境，使主持公道的人，可以得到社会上道德力量的支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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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观察》第2卷第12期第23页。
《观察》在1947－1948年间集中刊发大量有关“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文章，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当时中国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正值壮年，在抗战胜利以后，斗志正在旺盛时期，尤其是宪政和民主的思想深入大部分知识分子心中，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力量的不断壮大，已成为在国共两党政治势力之外的主要力量。第二个原因是国际势力。特别是美国政府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未来的成长所给予的厚望，可能也在精神上使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获得了鼓舞，特别是马歇尔在离华前发表的声明中曾预言：“此种问题之解决，自余视之，须使政府中及各小群之自由分子获得领导权，此种人物颇为优秀，惟无政治权力以运用其控制力量”［5］。马歇尔作为西方的政治家在国共调停宣告失败以后，对当时自由主义分子的分析，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是公正的，特别是他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政治中所应当占的地位寄于厚望，从理想的意义上看，这是具有远见的。但马歇尔毕竟是西方政治家，在国共调停时刻，他基本上是以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来推断双方的政治态度，这就注定了他的调停不可能成功。从某种意义上看，马歇尔在中国的失败，可以看做是两种文化冲突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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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天津《大公报》1947年1月9日第3版。
就在马歇尔发表离华声明不久，杨人楩便在《观察》上发表了关于《自由主义者往何处去？》，成为这次《观察》论战的主要文章，其后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争论，多数是围绕这篇文章展开的。
杨人楩在其文章中首先从自由主义本身作为一种和政治生活有关的态度，分析了它在近代的演变过程。他肯定自由主义的目的在于要求自由，而“自由”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东西，而是人类生活所必须的条件，人类对于自由的追求，依时地而不同。自由是促成人类进步的动璃，进步需要创造，所以自由具有创造性。他认为自由主义虽是不满现状的，要改变现状以求进步，所以自由主义者常常是政治上的反对派。自由主义含有消灭暴力的道德使命。
杨人楩还认为，自由主义是世界性的，可以深入任何一个国家，当然也可以深入中国，显然是针对那种认为自由主义不合国情的调停而言的。杨人楩甚至认为五四运动就是自由主义的运动，而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进步分子事实上就是自由主义者，至少是与自由主义的精神相吻合的。
杨人楩通过对西方自由主义精神的考察，认为在目前现状下，只有“停止内战以安定人民生活，重人权崇法制以奠定民主政治，反复古尚宽容以提高文化水准”，才是真正自由主义的生活态度。
那么谁是今日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呢？杨人楩肯定地说，惟有不满于现状而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才是，这种知识分子就是共产党所谓的“小市民”“小资产阶级”。他认为，抗战以来的艰苦生活，使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劳苦大众没有什么距离，并能和他们打成一片，这群穷苦的知识分子，是能够代表人民的，并能根据人民的要求而提出进步的要求。他说：“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为数并不少，只是不曾构成一个有力的组织而已”［6］。杨人楩认为自由主义无论对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格格不入的，国民党及共产党都是与自由主义者对立的，“共产党则根本否认自由，其干涉之严密更有甚于国民党”［7］。这与储安平在《中国的政局》中对国共两党的分析评价完全一致。对于自由主义，掌握政权才能发挥作用的看法，杨人楩与陈衡哲的看法无异，他也认为：“在野亦能同样起作用。”杨人楩和陈衡哲一样，作为熟悉世界历史的史学家，在讨论关于自由主义向何处去的时候，都非常明显地以西方自由主义的发展作为参照系。在回答自由主义向何处去这一问题时，杨人楩以非常坚定自信的口吻提醒执政者：“即使不愿接受自由主义，也不宜消灭自由主义。第一，要消灭自由主义必须用暴力，凭借暴力的政权即可遭遇到凭借暴力的抵抗；自由主义是弃绝暴力的，唯有保全自由主义的精神，始可防止暴力。第二，自由主义之被消灭只是暂时的，使用暴力亦不足以保持静态，不如容许反静态的力量而使其能在动态中求进步。第三，自由主义之消灭虽只是暂时的，但此一暂时的打击可能阻遏民族文化的进步。第四，民族创造力因自由主义之暂时消灭而消灭，则人民将无力量阻遏可能发生的灾难，则更无力来恢复灾难以后所应有的民族自信”［8］。自由主义可能是件感觉头痛的东西，然而为着保全促进民族文化，为着消灭暴力，稍有眼光的执政者，必须忍受着这一点点头痛，而允许自由主义存在。杨人楩的忠告，在近半个世纪后依然有着振聋发聩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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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观察》第2卷第11期第3－6页。
［7］《观察》第2卷第11期第3－6页。
［8］《观察》第2卷第11期第3－6页。
杨人楩在《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一文发表后，又在《观察》上写了《关于中共往何处去》，这是他在发表《国民党往何处去》之后，另给储安平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杨人楩重申了他对自由主义的看法，特别是在目前对中共应采取的态度。杨人楩认为，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原是有距离的，自由主义者彼此见解不同，因而距离的长度也有不同。自由主义所以反共，并不一定基于个人的恩怨与好恶，而是由于一种独立的认识。任何政治上的主张与理论，无法使每一个人都接受，必然会有与之对立或相反的主张与理论发生。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对立的，它就是在这种对立中显示其存在价值，它并不要消灭共产主义。杨人楩的这篇文章主要是针对共产党在内战中所承担的责任而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对其进行批评的，他认为：“自由主义者是无法赞同内战的，假使他不能阻止内战，至少不应助长内战”［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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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观察》第3卷第10期第11－12页。
杨人楩的文章发表后不久，李孝友即以《读〈关于中共往何处去〉兼论自由主义者的道路》一文以回应。
李文基本上不赞成杨人楩的观点，他认为杨文所言自由主义者与共产党之间的对立与距离并不是不存在缩短的可能。李文在历数了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简略历史后，倾向于认为，杨文所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道路，未免脱离中国实际和现世空间，李孝友说：“如果脱离中国空间与时间的背景，未能深刻了解中国的社会，而欲论列中国自由主义者的道路与使命，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10］。李孝友认为，目前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正遭双重的苦恼。一方面受全世界两大潮流“自由”与“平等”的激荡，一方面又有中国特殊的国情。并指出，历史交与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课题有二，一是摧毁封建社会，二是使每个人的个性得到完美的发展。就自由主义与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来看，这两个课题中的前一个工作，自由主义与共产党并非格格不入，但后一个工作二者见解悬殊，各异其趣。李孝友认为杨文所谓自由主义者与共产党不能妥协，似乎言之过早。他认为，促成中共造成承认异己尊重异己的民主风度，与发扬个性冲淡党性的温和气氛是可能的。但必须是在真正的和平到来以后，他的根据是：“大半出身于中产阶级的中共，我相信他们会接受自由主义者善意的批评，每一个自由主义者应当有这种希望，同时也应当有这种信心”［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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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观察》第3卷第19期第7－9页。
［11］《观察》第3卷第19期第7－9页。
半个多世纪中国历史的发展证明，在对共产党的评价上，杨人楩更深刻而有远见，在和平到来之后，中共并没像李孝友认为的那样，有容纳异己的雅量，中国近半个多世纪的社会变动，被杨人楩说中了。不过李孝友在文章中对内战问题的看法与杨人楩并无差异，他也期望中共能够回到政协道路上来，不到最后绝望关头，不诉诸武力。
李孝友文章之后，早年曾是中共党员的施复亮也在《观察》上发表了《论自由议者的道路》参加论战［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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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观察》第3卷第22期第3－5页。
施复亮在他的文章中没有批评杨人楩及其关于自由主义者的意见，而是集中阐发自已对于中国前途的看法对自由主义的理解。施是主张走中间派的政治路线的。施复亮认为，假如中国当前政治斗争的结果，只有两种可能的前途，不是殖民地化的法西斯蒂的前途，便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前途，那么自由主义者只有选择后一个前途而不能有所迟；可是从当前的国内外形势看，上述第一个前途绝无实现的机会，第二个前途也还很少有实现的可能。“在最近的将来所能实现的前途，恐怕还只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资本主义的经济”［13］，对这条道路的实现，施复亮认为自由主义者应负极大的责任。然而，中国历史的发展，没有被施复亮言中，他认为不可能的那个前途，恰恰在很快就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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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观察》第3卷第22期第3－5页。
施复亮本人对于自由主义的理解是，自由主义若必须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承认自己是广大人民中间的一部分或一份子，以广大人民的利害为自己的利害，以广大人民的要求为自己的要求。这大概是针对当时自由主义者过分看重个人自由而言的。他还说：“自由主义者在国民党统治下应当努力争取‘自由’，在共产党统治下也要有勇气争‘自由’；但他争取的应当是多数人的自由，不应当是少数人的自由。只有这样，‘自由主义者的道路’才是正确的道路”［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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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观察》第3卷第22期第3－5页。
施复亮毕竟是曾直接参加过政治活动的人，对政治的运作有切刀身的体会，所以他在文章中，对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过分高估知识和理性的力量有委婉的批评，认为这是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屡屡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他看来，政治的矛盾是“力量强弱之争”，谁有力量，谁在政治上就有发言权。
施复亮在对国共两党的评价上，有自己独特的观点，他认为国民党不等于欧美各国的资产阶级政党，共产党也不等于苏联或其它国家的共产党，所以不能完全用欧美的眼光来评价这两个党，无论好坏都应当根据目前的事实。与李孝友的观点一致，他也认为只有在内战彻底停止，和平真正到来以后，才会有真正的民主，“希望国民党统治区域实现真正的民主固然是一种空想，要在中共统治区域内实现广泛的民主恐怕也是一种奢望”［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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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观察》第3卷第22期第3－5页。
施复亮认为决定中国前途的力量，不仅是国共两党，还有自由主义者和国共两党以外的广大人民。他在文章的最后对自由主义的前途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自由主义者，可能不是革命者，但必然是民主主义者。中国民主政治的实现，必然有待自由主义者的努力。只有自由主义者，才能自由批评‘异见’同时充分尊重‘异见’。只有自由主义者，才能始终坚持民主精神来从事民主运动，解决政治问题。自由主义者的这种努力，在个人方面也许要归于失败，但在民主政治的促进上决不会失败，尤其在民主政治的教育上更不会失败”［16］。这确是对自由主义精神的深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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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观察》第3卷第22期第3－5页。
在施复亮文章发表之前，《观察》在它的《观察·文摘》专栏中转载过朱光潜为《独立评论》写的一篇社论，题为《自由分子与民主政治》，在这次关于自由主义的讨论中，朱光潜这篇文章是有份量的。朱光潜与杨人楩、陈衡哲、储安平等人对于自由主义的理解基本一致。他认为，自由主义不属于一个政党，只保持一个中立的超然的态度。他说：“他不参加一个政党，有时因为他要专心致志于他的特殊职业，没有工夫也没有兴趣去做党的活动；有时也因为他觉得有党就有约束，妨碍它的思想与行动自由，而且他也看到在党与党的纷争中，一部分人如果能保持一个中立超然底态度，那对于国家社会有健康的影响”［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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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观察》第3卷第19期第20页。
朱光潜认为，既然为自由知识分子，就不应该有组织，因为有组织就得遵守共同的信仰和纪律，因而难免“党同伐异”“阿其所好”，这与自由分子的精神是背离的。他认为，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应当仇视自由分子，因为自由分子如觉得某一党某一问题是正确的，值得同情的，那自由分子肯定会成为它的朋友。因为自由分子是站在全体人民福利一边，是以公正的态度为民谋福利的。因而他说：“自由分子是政党的清化剂”［18］。是在野党与在朝党冲突的一种缓冲。自由主义者是国家至上的，决不会以党派利益而妨害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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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观察》第3卷第19期第20页。
朱光潜对于自由分子在中国的地位的评价是：处在夹缝中，左右做人难，“在朝党嫌它太左，在野党嫌它太右。”都以为它是眼中钉，恨不得拔去。他在文章的最后写到：“我难说在三十年乃至五十年的未来，中国真正的民意还要藉社会上少数优秀底自由分子去形成，去表现。假使这一部分人被逼得终归于没落，民主政治的前途恐怕更渺茫。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值得各方人士关口重考虑一番”［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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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观察》第3卷第19期第20页。
《观察》的这场讨论持续了近两年多的时间，可以说从《观察》创刊到被国民党查封，这个讨论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
在杨人楩的文章发表以后，还曾有潘光旦就当时刚刚开过的世界自由主义大会发表的《自由宣言》写的一篇长论《读〈自由主义宣言〉》［20］，文章侧重于从本意上阐释自由主义的原则和基本精神。接着郑慎山发表了《释LIBERAL·LIBERLISM》一文，从“自由”和“自由主义”的概念上说了自己的理解，并对张东荪《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一文中所始用的概念谈了不同意见。后张又在一则读者来信中发表了一封表示不同意见的信。这两篇文章着重谈了对于“自由”“自由主义”概念的来历和在西方的基本含义，没有过多涉及当时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地位及出路，所以就不多介绍了［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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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观察》第4卷第3期第3－6页。
［21］《观察》第4卷第6期第5－6页，张东荪来函《观察》第4卷第8期第2页。
在这次《观察》的争论中，张东荪写了许多文章，他的观念也是独特的，首先张认为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今天已成为过去。张东荪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与他对整个资本主义的历史评价有关。在40年代，张东荪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评价是首先看到了它没落的一面，他认为“全世界的资本主义正要推车撞壁之时”，张东荪当时过于看重资本主义国内的贫富不均，对外的愈趋于侵略。他在自由与平等之外，引进了生产的概念，这可能与张东荪早年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关。在文章中，张东荪特别推祟苏联的计划经济，并说；“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救命汤”［22］。“用计划经济以增加生产遂使社会主义站得住，这乃是苏联对于人类的一个无上贡献”［23］。可能是有感于经济的落后，在四十年代的自由主义者当中，在经济上许多人是推祟苏联的，至少是肯定其在经济上的成功。这种错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的某些幻想。我认为张东荪在他的文章中有将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割裂开来的倾向，他或许已经隐隐约约感到“社会国有计划性而有些呆板，则我们尚留一个绝对活泼的田地在其旁”［24］。这个绝对活泼的田地即是张所主张的“文化上的自由主义”。他认为：“社会的计划性只为了生产，总是有时间性的；一个计划完成以后必须增加。所以社会的一时固定是一种不得已的事，亦并无绝对的可怕。但却必须在固定中留有一个变化的活力可以发生的余地。这就是文化方面的绝对自由。我主张在这一方面使养成良好的自由传统充分培养个人主义的良好习惯，此即我所谓补习中学功课是也。本来在西方也是自由主义的根底本在于文化。文化上没有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绝无法建立自由主义。中国今后在文化上依然要抱着这个自由精神的大统。文化上的自由存在一天，即是种子未断，将来总可发芽”［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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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张东荪《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见《观察》第4卷第1期第3－5页。
［23］张东荪《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见《观察》第4卷第1期第3－5页。
［24］张东荪《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见《观察》第4卷第1期第3－5页。
［25］张东荪《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见《观察》第4卷第1期第3－5页。
在这场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讨论中，张东荪能敏感地将偏重于自由主义精神在政治方面的价值引申到文化上来，确是非常有见地的。但在文化上的自由一面，张东荪似乎有些理想化了。他以为计划的社会与文化的自由可以并存且互不妨碍，这未免有点天真，中国1949年以后的历史证明，计划的社会除了导致文化上的专制以外，实在不可能使自由的精神得以存在。
1948年10月，杨人楩又发表了《再论自由主义的途径》一文，算是对一年多来各种对自由主义批评的反批评，在这篇文章中，杨人楩保持了他一贯的自由主义立场和对自由主义概念的理解，并回答了一些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当时对于自由主义的批评集中在两点上，一是有人指责目前的自由主义之所以难以实行，主要在于国人的知识水准低下，得不到民众的支持，会自趋没落，杨人楩对此的认识是，这种指责没有什么道理，像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也不是一般人民所能读懂的东西，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不得不以口号来刺激人民，以使人民相信。而自由主义却在努力以理论与事实来说服人民。二是许多人指责自由主义在当时国共冲突激烈的情况下，是一种可以两面讨好的东西，这种左右夹攻式的批评，引起了信奉自由主义的人的强烈反感，杨人楩便说：“假使自由主义者是投机取巧的，那么，在这动荡不安的局面中，顶好不推出具体的主张，更不必表明与国民党或共产党之不同的看法”［26］。从情理上讲，说自由主义者两面讨好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还有一种人认为自由主义者是逢人皆骂，自许超然，杨人楩则强调自由主义者是以理服人，他们不相信骂人是一个有效的工具。三是对于有人认为自由主义是中间路线或第三路线的看法，杨人楩也作了回答。他继续发挥他以往对自由主义是创造历史动力的说法，他认为历史在不断地变，自由主义本身的要求也在不断地变，它是代表一种进步的力量，所以它总是与进步的势力合流，当某种势力不再求进步的时候，它便会与之分手，并指出进一步的前进的目标。自由主义始终是走在前面的。始终不满于现状而要求进步，所以它始终为掌权者所厌恶。四是还有一种认识是说自由主义者一面讨厌旧秩序，一面害怕大革命，他们代表小市民阶级的利益，害怕共产革命破坏他们的优裕生活，这种心情使他们拒绝流血的革命，而选择改良主义的道路。因为是改良主义，所以他们信奉英美式的民主，忽视经济民主，在当前的情况下，一碗饭比一张票更有价值。针对这种“吃饭第一”的观点，杨人楩以知识分子的良知，从人类文化进步过程中政治民主的重要性出发，指出这种观点的狭隘性，他说；“千万不能放弃这一张票的要求；否则民主要和我们隔得更远”［27］。杨人楩在对自由主义的理解上之所以受到别人的批评，综合起来看，原因出在许多批评者过于考虑眼前的现实政治，而杨人楩则是从知识分子的立场，着眼于长远的人类进步，所以冲突自然是难免的。对于看重现实政治斗争得失的人来说，指责自由主义的种种理由似乎也不无道理，但从终极价值和进步的观点看，则未免过于狭隘。杨人楩及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处的地位不是没有清醒的认识，他们都知道组织起来或参加某一政党对现实的政治会更有力量，但自由主义者的坚强信念，却使他们把组织的力量看得过于透彻，以为一旦进入党派，难免受制于严格的组织和纪律，而这与自由主义的精神是不相符的，他们都懂得在当时国共两大势力对立的局面中，最现实的态度是“择一而事”，要两面讨好是不可能的，而两面不讨好又是最不现实的，最聪明的办法“是暂时保持缄默，待机而动”［28］。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能够在一时的得失之间，靠着他们的知识和科学精神，坚定不移地按自由主义的信念行事。对于自己的选择，杨人楩说：“自由主义者不致因遭受打击而放弃其信念，在追求进步的工作中，能时时表现其力量，假使有人说自由主义是违反时代潮流的，那么等着时代潮流来考验吧”［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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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7］［28］［29］《观察》第5卷第8期第3－5页。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真正能经得起考验的还是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信奉的价值，虽然在这场讨论后不久，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潮流，很快即为新的执政者所扼杀了，但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却依然保留了独立的价值。
在这场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讨论中，《观察》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张东荪写的《知识分子与文化的自由》。张东荪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曾在《展望》周刊上写过一篇《告知识分子》的文章，《观察》也曾转载过。张东荪主张，知识分子在今天的大转变局势下不必害怕。他以一个纯粹知识分子善良的愿望推测未来，料定将来无论有何种政治上经济上的大改变，而知识分子自有其始终不变的重要地位，但看知识分子是否了解自身的使命。倘若知识分子真能了解自身的时代使命，不但不必害怕被人清算，而且还能造成比今天更好的光明前途［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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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观察》第4卷第14期第19页。
当时相当一批大学教授有一种忧虑，他们恐惧将来的变化会使学术自由与思想自由完全失掉。张东荪认为这是一种误会，一种杞忧。张东荪认为一些知识分子只把学术作为谋生的手段，“而没有把自己的灵魂与学术打成一片”。具体到当时的现实是张东荪察觉到知识分子有分化的趋势，他们已没有抗战和政协时期的凝聚力了。所以张东荪特别强调文化上的自由主义，即保持学术和思想的自由。张东荪对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形成的知识分子精神有深刻的理解，他的理解今天依然具有启发作用。他说：“中国接受西方文化虽只短短将近五十年，然而却居然在思想界文化界中养成一种所谓LIBERALMIND。此字可译为‘自由胸怀的陶养’，乃是一种态度，或风格，即治学、观物，与对人的态度或性倩，亦可说一种精神”［31］。张东荪认为这种精神不是随便可以得到的，是积若干学养后方可达到的。他觉得当时中国文化界已有这样的风度。怀疑的精神和批评的态度，在当时接受西方文化的人们中已经萌芽。“为时虽然不太长，幸而对于这个精神却已植了一些根基。虽然有待于将来的更发扬光大，却不能不说已经有了萌芽。为了将来发展科学，为了中国在世界文化有所贡献，这一些萌芽是必须保全下去，千万摧残不得的”［32］。张东荪是一个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人物，他说：“我个人对于中国学术自由的前途不是悲观的。因为我始终相信人类的知识一经开放，便无法退回到蒙蔽的状态。中国在这数十年中居然已养成这样的自由思想的风气，谁也无法再压倒下去。所以我们的任务还是如何把它发扬光大，总要比现在更自由些。对自由风气的不能保全，却不必担忧。我个人在生活方面虽愿意在计划社会中作一个合乎计划的成员，但在思想方面却依然嗜自由不啻生命”［33］。在这场讨论中，张东荪的观点是很耐人寻味的，他作为知识分子，由于自己所受的教育，他对计划的社会抱有理想的色彩，但这种信仰并没有妨碍他对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执著追求，虽然他与许多自由主义分子有分别，但在追求文化上的自由方面，他是不遗余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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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2］［33］《观察》第4卷第14期第19页。
《观察》这场讨论，随着它的停刊而结束了。但这场讨论所提出的问题，思考的深度并没有随着《观察》的消失而失去其意义，半个多世纪后，我们重新回顾这场讨论，简直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因为我们发现，我们今天面临的现实，所存在的问题，依然和当年一样，为了追求学术和思想上的自由，中国几代知识分子都作了他们所能作的努力，虽然结果不甚理想，但其精神却感人而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