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严格的历史事实上看，《现代评论》和《新月》与《观察》是没有什么直接联系的。因为《现代评论》和《新月》既没有与《观察》有任何承传关系，它的编者也不是同一个人，但如果我们不计较具体的历史承传关系，而从整个精神气质、文化品格以及对自由主义理想的追求上考虑，那么我们就会看出《观察》与两个刊物在其文化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我们甚至可以说，《观察》在很多方面是借鉴了前两个刊物并有所创新的。《现代评论》和《新月》诞生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和末期，而《观察》出现在40年代中期，其间已经过了差不多20年的时间，这个时间上的差别是令人深思的，它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将近20年的时间中，自由主义思想仍然有顽强的生命力，虽然这期间来自革命的“左派”力量不断强大不断给自由主义思想以各种形式的打击，但信奉这种理想的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还是在不断地追求着自己所认定的目标，这种自由主义思潮的力量在《观察》时期曾非常活跃，聚集在《观察》周围的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思潮的争论和不同理解，构成了本世纪4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中的一场主要论争，尽管这场论争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并给予恰当的评价。
为了详细考察《观察》与《现代评论》及《新月》的关系，我觉得有必要把这两个刊物的大致情况做一简单介绍。
《现代评论》是一个周刊，综合性刊物。1924年12月13日在北京创刊，是一部分曾经留学欧美的大学教授创办的同人刊物，署“现代评论社”编，实际由陈源、徐志摩等编辑，现代评论社出版发行，主要撰稿人有王世杰、高一涵、胡适、陈源、徐志摩、唐有壬等，出至1928年12月29日终刊，一共出版209期，另外有三期增刊。第1进138期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印刷，此后各期由上海印刷，16开本。
《现代评论》主要刊登政论、时评，同时也发表文学作品和文艺评论，该刊“时事短评”专栏以及其它一些文章，广泛述评国际局势和中国现实的政治、军事、经济状况。在文学方面，它刊登的理论文章主要介绍西方的文艺观点，反对“革命文学”的倡导。该刊发表的文学作品占有很大比重，主要作者有郁达夫、凌叔华、废名、老向、沈从文、蹇先艾、汪敬熙、张资平、杨振声、胡也频、刘大杰等的短篇小说，另外还有闻一多、徐志摩、胡适、朱大丹、王独清、刘梦苇、饶孟侃等人的新诗，还有少量的剧本，其中“新月派”作家早期作品占突出地位。
《新月》文艺月刊，新月社主办，1928年3月10日创刊于上海，为十八厘米见方的异型本。1933年6月1日出版第四期第七期后终刊，共出版四十三期。该刊的编者、发行者经常变动：创刊号至二卷一期由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编辑，二卷二至五期由梁实秋、潘光旦、叶公超、饶孟侃、徐志摩编辑，二卷六七期合刊号至三卷一期由梁实秋编辑，三卷二期至四卷一期由罗隆基编辑，四卷二期、三期由叶公超编辑，四卷至七朗由叶公超、潘光旦、梁实秋、邵洵美、余上沅、罗隆基编辑；创刊号至四卷一期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发行，四卷二期至终刊号由北平新月书店出版发行；从第三卷开始就不能按期出版，三卷和四卷一期均不署出版时间，四卷二期到终刊，虽又注明出版时间，但与实际发刊时间常不一致。
《新月》月刊发表有关社会政治问题和哲学、史学、语言学方面的学术性论文，但绝大多数篇幅是刊登文艺作品和评论以及外国文学的翻译。其所刊创作以新诗成就较为突出，形成了以讲究格律、追求意境、注重技巧为特点的“新月诗派”，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陈梦家是主要代表，在现代文学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外，沈从文的小说，陈楚雄的剧本，也较有特色。
《新月》月刊撰稿者多达170人左右，不全属新月派，政治与文学倾向也不尽一致；在新月派作家中，政治与文学倾向也不尽相同。
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人都知道，《现代评论》和《新月》之间确实有某种联系，除了两个刊物的性质和撰稿人基本相同以外，最重要的还是两个刊物所持的自由主义立场。1969年8月19日，《现代评论》作家陈西滢在给董保中的一封信中曾详细谈论过他所经历的《现代评论》和《新月》时期的一些情况，在谈到《现代评论》和《新月》的关系时，陈说：“所以你说《现代评论》是《新月》的前身，话虽说的有点道理，因他们都是自命的自由主义者，但门户不同，不容易合起来”［1］。陈西滢的评价有两个意思，第一，从信奉自由主义的理想追求上看，《现代评论》的确可以视为《新月》的前身。第二，如果离开这个整体的文化精神，则《现代评论》和《新月》之间也有不同。我的理解是，对于《现代评论》和《新月》的关系，如果从当事人的角度看，自然容易看到不同之处，但后来的研究者由于缺乏设身处地的感受，他们看到更多的是相似的地方。把《现代评论》《新月》和《观察》联系起来的思路，也是从他们所持的自由主义的理想追求上着眼的。从这个意义上看，我愿意说《观察》是完全继承了《现代评论》和《新月》的自由主义传统的。从三个刊物所设置的栏目、撰稿人及撰稿人的文化背景，刊物的风格上，把三个刊物联系在一起，是的确能感到他们之间相似之处的，而且《观察》更接近于《现代评论》。储安平曾留学英国，在《新月》第3卷上曾发表过几篇散文，徐志摩遇难后，还在《新月》上发表《悼志摩先生》，其中多处叙述到他们之间的交往，储安平本人在政治上受胡适的影响较深，在文学上受徐志摩影响，所以由他主编的《观察》，虽然是一个政论刊物，但储安平毕竟是由文学起家的人，对于文学有割不断的情份，在《观察》每期6万字的篇幅中，特意设立了《文学·艺术·戏剧·音乐》栏目，每期都发一点这方面的文章。不管我们提到的这三个刊物在技术风格上有多少相似的地方，这都不重要，1949年以前的刊物，多数有这类风格，而最本质的是在对自由主义理想的追求上，这三个刊物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为了进一步说明三个刊物的相同一面，我把这三个刊物的创刊宗旨做一详细比较，以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一点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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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西滢《关于“新月社”》，台湾《传记文学》第18卷第4期第24页。
1924年，《现代评论》创刊的时候，没有发表专门阐述本刊宗旨的文章，但发表了一则《本刊启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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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代评论》创刊号第2页。
本刊筹备，已经半载，因为种种原因，至今才获出版。同人等对于曾
允赞助本刊的许多朋友，实深抱歉！
本刊内容，包函于政治、经济、法律、文艺、哲学、教育、科学各种
文字。本刊的精神是独立的，不主附和；本刊的态度是科学的，不尚攻讦；
本刊的言论趋重实际问题，不尚空谈。凡对于本刊，愿赐佳作者，无论为
通信或论著，俱所欢迎。本刊纯为同人之论坛，而认为同人及同人的朋友
与读者的公共论坛。
《现代评论》的这则简短启事，充分显示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信奉的理想，虽然这则启事未能详细论及刊物的整个倾向，但从“本刊的精神是独立的，不主附合，本刊的态度是科学的，不尚攻讦”等语中，都能让读者感到某种受西方文化影响的自由平等理性精神。
1928年，《新月》创刊的时候，发表了一篇显然是出自徐志摩手笔的《“新月”的态度》。这篇类似于“本刊宗旨”的文章写得充满激情，它集中体现了该刊同人的胸怀，它宣称：“新月刊是独立的”。它强调除了刊物本身和同人在文艺与学术上的努力之外，没有什么组织，除了几个共同的理想之外，没有什么一致。那么他们的共同的理想是什么呢！徐志摩使用的是极富浪漫气质的诗一样的语言，但在这浪漫的激情下，我们会发现，他们的理想是追求“思想的自由”，理性的原则，用徐志摩的话说就是：“在这头骠悍的野马的身背上我们不能不谨慎地安上理性的鞍索。”“我们不能不配起，不能不奋斗，尤其在人与生的尊严与健康横受凌辱与侵袭的时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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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转引自《中国新文学大系》第19集第66－6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
如果说《新月》在她的初期还是一个比较纯粹的文艺刊物，那么到了第二卷开始，《新月》几乎又回到了当年《现代评论》的路子上去了。而《观察》正是从这变化了的《新月》上获得了更为明智的选择，一直把政治放在第一，文艺倒退居第二了。这种变化并非出于技术的原因，而是时局的变化使当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觉得忍无可忍了。1930年1月10日出版的《新月》第2卷第六、七期合刊上发表的《〈新月〉敬告读者》一文，可以看作是后来储安平在《观察》创刊号上发表《我们的志趣和态度》的前奏，两篇启事不仅内容大致相同，甚至连使用的语言都无什么大变化。我们不妨引证几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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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转引自《中国新文学大系》第19集第66－6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
读者诸君大概可以看出，自从第2卷第2期起新月月刊的面目和从前不
同了。我们接连着登了胡适、梁实秋、罗隆基几位先生的文章，于是许多
人都异口同声的说：“新月谈政治了！”不错，我们是谈政治了，我们以
后还要继续的谈。现在我们就把我们谈政治的由来及今后谈论的计划略为
读者诸君告。
我们办月刊的几个人的思想是并不完全一致的，有的是信这个主义，
有的是信那个主义，但是我们的根本精神和态度却有几点相同的地方。我
们都信仰“思想自由”，我们都主张“言论出版自由”，我们都保持“容
忍”的态度（除了“不容忍”的态度是我们所不能容忍以外），我们都喜
欢稳健的合手理性的学说。这几点是我们几个人都默认的。如今这个时局
是真沉闷，但是这沉闷，不是安静的意思，是在酝酿着将来更大的不安。
我们没有法子使我们不感到空虚时局的严重。我们有几个人便觉得忍无可
忍，便说出话来了。说出与现在时局有关的话来了。这几篇文章都是作者
个人良心上的呼声，决没有经过团体的讨论和指使。我们编稿的手续是极
简单的，有文章来便由编者阅看，只消内容是充实的，态度是严谨的，文
字是通顺的，便登出来。我们每篇文章都是作者个人署名负责。胡适之先
生的那篇《人权与约法》引起了全国人士的注意，不，全世界人士注意。
读者无意的发表了几篇文章，但是新月月刊的性质变了，赢得了许多的新
朋友。反对的声浪也起来了，这是我们认为当然的。
我们现在要有意识的定下一个编辑的计划：以后每期都希望于原有的
各种文章之外再有一两篇关于现在时局或一般政治的文章。这便是我们现
在要特别告诉读者诸君的一个消息。有几点要请注意：我们没有党，没有
派，我们只是个人用真名真姓说我们的真话。我们几个人说的话并不一定
是一致的，因为我们没有约定要一致。我们的立场态度希望能做到严正的
地步，我们不攻击私人。实际政治我们由有那种能力的人去干，我们的工
作是批评的工作。
从储安平《悼志摩先生》一文中，我们了解到储安平在20年代末期即与徐志摩认识，并且有一定的往来，由此可以推断，当时的储安平对《新月》是了解的，特别是对于《新月》所持的自由主义观点非常称赞，他后来无论在重庆办《客观》还是在上海办《观察》，走的基本上是《新月》与《现代评论》的路子。他在《观察》的创刊宗旨中一再强调［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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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储安平《我们的志趣和态度》，《观察》，第1卷第1期第3页。
我们这个刊物第一个企图，要对国事发表意见。意见在性质上无论是
消极的批评或积极的建议，其动机无不出于至诚。这个刊物确是一个发表
政论的刊物，然而决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我们除了大体上代表着一
股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外，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
我们对于政府，执政党，反对党，都将作毫无偏袒的评论；我们对他们有
所评论，仅仅因为他们在国家的公共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毋须讳言，
我们这批朋友对于政治都是感觉兴趣的。但是我们所感觉兴趣的“政治”，
只是众人之事——国家的进步和民主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权势。同时，我
们对于政治感觉兴趣的方式，只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权谋或
煽动，政治上的看法，见仁见智，容各不同，但我们的态度是诚恳的，公
平的。我们希望各方面都能在民主的原则和宽容的精神下，力求彼此的了
解。
储安平接着详细阐述了《观察》所持的“民主、自由、进步、理性”的原则，并在以后的刊物中随时标示出《观察》的“本刊传统”：
一、只要无背于本刊发刊辞所陈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四个基本原
则，本刊将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我们尊重各人独立发言，自负文责。在
本刊发表的文字，其观点论见，并不表示即为编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况之下，不刊载任何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论文。
通过以上所引有关《现代评论》、《新月》与《观察》在办刊态度上的资料，我们大概会从中看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连年波动的社会生活中所追求的理想。《观察》作为中国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主要的言论阵地，在对自由精神的鼓吹和培植上比《现代评论》、《新月》走的还要远，在保障人权、反抗专制，启蒙青年等方面所发挥的历史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