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曾经影响甚大的《观察》开始被人遗忘，尽管由它而来的《新观察》还存在，并且在当时中国同类型的刊物中它还是比较能说真话也受到读者欢迎的，而且它一直保持了它的半月刊形式，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以半月刊形式存在的刊物已不多见。

《观察》的被遗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共对这个刊物的态度，或者说反映了对整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态度。八年抗战，五年内战，被战争的硝烟搞得疲惫不堪的中国人渴望安定，渴望和平，渴望能在平静的日子里建设国家，强大民族。国民党的专制和腐败深深地伤害了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心，他们开始向“左”看，他们无论在理智上对共产党作怎样的评价，但在情感上，在与国民党的对比中，多少把新希望寄托在了一个新执政党身上。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由于过分强烈的民族情感，使他们在共产党崛起的时刻，放松了对这个执政者本质的认识，也许是轻信吧，他们以复杂的心情回到新政权的怀抱中。然而，他们很快就失望了。1949年以后，对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打击莫过于言论自由的废止，他们在国民党时期曾经享受过自由办报、自由办出版社、自由地批评政府的权利，虽然不断遭到粗暴的干涉、查封，但毕竟没有完全把言论的渠道堵塞。但1949年以后，这一切都消失了。接踵而来的肃反运动，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批判胡适，使多少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开始怀疑自己所做的选择，这一切大概与他们曾经怀抱的理想大相径庭。特别是对胡风的批判。胡风本是一个左倾的共产党人，但未经本人同意，公开刊布个人的私人信件已属不可理解，更进而以此定罪，怎么能不激起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反感呢？1957年，虽然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在未识破共产党的“阳谋”的情况下讲了真话而惨遭不幸，但也必须看到，在1949年以后不到10年的时间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对共产党的所作所为表现了强烈的不满，他们要求更大的自由和民主，要求同人出版社，要求批评和监督政府的权利。他们不曾想到共产党会把事情搞成后来那样的结局，因为他们是善良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言论政，即使有所过失，想必共产党也能够理解，国民党时期以言论政，他们至多也只能把你的嘴堵上，总不至将人身的所有权利都剥夺吧？然而，他们想得天真了，后来的结果，使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何以遭受如此灭顶之灾，但这一切恰恰发生了，差不多20年后，他们才重新获得做人的权利，然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经失去了最宝贵的年华，有很多人已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反右”的罪恶不在于它具体地迫害了一批知识分子（当然这也足以构成其千古之冤），而在于摧残了“士气”，摧残了知识分子勇敢地批评社会、监督政府的勇气。“反右”的结果使中国整个知识阶层在很大程度上选择了以沉默来抗争的方式，而放弃了主动出击，大胆批评政府的权利，直到今天，这种烙印还深深地影响着一大批年轻的知识分子。虽然我不否认整个知识分子当中也有相当多的败类，是他们紧跟权贵，落井下石，使大批正直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受难，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一个靠武装斗争和严密组织起家的政党，对于民主的恐惧，这种恐惧的心理根源在于对自己所施行的一切的绝对不自信，对民主的恐惧是贪权的必然结果。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像《观察》这样曾经宣传中间路线，走第三条道路的刊物，自然也就不会有什么好的命运。

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对曾经存在过的报刊在专业之外享有广泛声誉的大概就算是《新青年》了，其余的文化刊物基本已不再进入研究者的学术视野。自由的学术领域也受到整个意识形态的控制，学术研究中选择的自由随之丧失，我们看不到曾经存在过的历史，除了大批判，就是对自己往日事业的肉麻吹捧，这是《星火燎原》和《红旗飘飘》的时代。

《观察》被人不断提起，不断引证的时候，是1957年夏天储安平放言“党天下”之后，为了寻找储安平反党的历史根源以证明他一贯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以便从中发现储安平的劣迹。在1957年的夏天中，对《观察》的详细评论大概要算《光明日报》的前主编常芝青了。他曾写过《“从联合政府”驳储安平》［1］。《从储安平——〈观察〉看民主的个人主义新闻观点》两篇长文，对《观察》做了完全否定性评价，属于大批判式的。1957年以后，《观察》基本完全被遗忘。1978年以后，各种综合专业性辞书中一般也不收《观察》这个条目，即令收入，也多数做了否定性的评价，至多是在否定之后多少肯定它对国民党腐败政治的批评。为了给希望了解这方面情况的研究者提供一个基本思路，我从几本常用的辞书中抄出有关《观察》的条目，并略加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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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别见1957年8月16日《光明日报》头版和1957年12月1日出版的创刊号《新闻战线》第9－29页。

1983年出版的《简明新闻学词典》这样介绍《观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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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余家宏等编写《简明新闻学词典》，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出版的刊物。宣传“民主个人主义”和第三

条道路，对国民党内战政策也有所批评。储安平主编。1946年9月1日创刊

于上海，1948年12月24日停刊。其前身为《客观》，1945年11月——1946

年4月在重庆出版。

《中国革命史辞典》这样评价《观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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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洪武等主编《中国革命史辞典》，档案出版社1988年3月。

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刊物，1946年9月1日在上海创刊，周刊，主编储安

平。前身为《客观》杂志，该刊标榜坚持“不偏不倚”的政治路线，经常

登载一些不满国民党的言论通讯，要求“自由、民主、进步、理性”，但

也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该刊对国民党统治地区反对美蒋反动派的进步

学生运动采取了某种程度的同情态度，但又认为青年学生容易“偏狭冲动”。

1948年12月24日，被国民党政府勒令停刊。

《中华民国史辞典》对《观察》的介绍稍为详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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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尚海等主编《民国史大辞典》，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9月。进入90年代以后，有关中华民国史的辞书中对储安平和《观察》的评价有所改变，基本持一种较为客观的态度，只引事实，不加评价，如陈旭麓、李华兴主编的《中华民国史辞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前身为1945年11月在重庆出版之四开本《客观》周刊。1946年9月1日

在上海改名，由储安平主编。观察周刊社发行。以“独立的、客观的、超

党派的”刊物自诩，主张本“民主、自由、进步、理性”放言论事。内客

有专论、特稿连载、科学丛谈、观察通讯、文学、艺术、戏剧、音乐、书

评、出版、转载等。撰稿者有王芸生、伍启元、蔡维藩、冯友兰、张东荪、

卞之琳、潘光旦、张印堂等。1948年12月25日出第5卷第18期后被迫停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49年11月1日在北京复刊，至1950年5月

出第6卷第14期后终刊。

《民国史大辞典》以两个条目介绍了《观察周刊》和《观察》：

宣传“第三条道路”的代表性刊物。1946年9月1日在上海出版。储安

平任主编。其前身是《客观》杂志。此刊的作者主要是一些资产阶级自由

主义的知识分子。《观察》周刊创刊时宣称他们“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

思想分于”，“背后别无组织”，“无党无派”，是个“发表政论”而不

从事政治活动的刊物。该刊物经常刊载一些不满国民党统治的言论通讯。

要求“自由、民主”，但也反对共产主义与共产党，刊登对共产党与解放

区的片面的甚至是歪曲的报道。《观察》周刊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反对美蒋

的学生运动采取了某种程度的同情态度，但又认为青年学生容易“偏狭冲

动”。该刊在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广泛流传，起到了一定的

影响。

另一条解释为：

抗战胜利初期出现的一种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倾向的刊物。

周刊。1946年9月1日创办于上海。主编为储安平。主要撰稿人大多是资产

阶级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该刊在刊登不满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同时，亦对

共产党及解放区作了一些片面甚至歪曲的报道：在对国统区学生反蒋的爱

国民主运动表示同情的同时，又称学生易“偏狭冲动”等。该刊自称大体

上代表一般自由思想分子，不属任何党派。1948年12月24日被国民党政府

查封。

引述资料是繁琐的，而且我知道我所能见到的资料也极其有限，但我希望读者能够注意我的这个思路。因为1949年以后，中共对待历史的方法是这样两种：一、从自己固有的意识形态出发，对于自己不利的东西进行批判，二、对曾经存在过的东西视而不见。《观察》在1949年以后的命运即是如此，对它的批判远比对它的遗忘要持续的长久，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使得许多曾经存在的事物在寂寞中被封闭起来。通过以上所引述的1949年以后中国文献中出现过的《观察》，人们可以从中思考这个曾经产生过巨大影响（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的刊物，在1949年以后被遗忘的大致情景。《观察》和储安平被人重新提起和能够给予正确评价是1985年以后的事。最初是出现在几位往日朋友的日记和年谱中。

储安平在青年时期，喜欢文学，所写多为散文、小说和对外国文学的介绍性文字。《鲁迅日记》1929年6月21日记有：“寄安平信并稿”。这个安平即储安平。安平作为笔名，《观察》时期也用过，但极少。《鲁迅全集》日记注释有关于储的简略介绍，说储是“《奔流》、《北新》的投稿者”。鲁迅当时在上海主编《奔流》，储曾投过稿，所以有此记载。储后来未在《奔流》上发表过文章。《北新》发过3篇。最早的即是《布洛克及其名著——〈十二个〉》，为一篇介绍性的评论。文章末尾署写作日期为“二八之春，某日下午”。这期《北新》是1928年5月16日出的，储尚不足20岁。

1936年，储安平在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本小说集《说谎者》。他在书前的自序中说：“最后，我得感谢家璧，这一个集子的能够出版，全赖他殷勤的鼓励和督促。”当时储不到30岁。

赵家璧是储在上海光华附中和大学的同班同学。赵在1988年2期《新文学史料》上写有《和靳以在一起的日子》，其中引述了他1935年北上组稿的日记，在5月29日至31日的日记中记下了他在途经南京时和老同学储安平见面的详细情况，他们还一起去看望了当时在南京的小说家张天翼。特别引入注意的是赵对储的评价，虽然不便多言，但简短的注解中能见出他对储的怀念，他毫无顾忌地说了他与储的关系，并说储“反右斗争开始，被错划为右派。据说‘文革’期间已逝世”。赵的评价是很有力的，因为知情人都知道，储实际上是少数几个未获平反的右派之一。“据说”二字，可见两位老友已失去联系，读来令人叹息。

1988年3期《新文学史料》连载叶圣陶的日记《在上海的三年》。在1948年9月22日的日记中载有关于储安平的情况。当时吴晗从北平来沪，几个朋友相聚。“傍晚，至观察社，应储安平之招。”吴晗和叶圣陶虽然没有列在当时《观察》的“特约撰稿人”中，但与储的交情不错。吴晗曾多次给《观察》写稿，还在《观察》丛书中出版了《皇权与神权》一书（与费孝通共同署名，收入他的5篇文章）。叶圣陶没有在《观察》上写过文章，但他对储安平和《观察》的评价很高。在当天的日记中他写到：“储安平请客单上印有三事，别开生面：一、客不多邀，以五六人为度。二、菜不多备，以够吃为度。三、备烟不备酒。曾参观其社友工作情形，十数人方将出版之杂志插入封套，预备投邮。其出版日为星期六，而今日星期三已印就，定阅者于星期五即可收到。又以纸版分寄台湾北平两地，因而该两地与上海附近同样，可于星期五阅读。此君作事有效率，可佩。《观察》销售数至六万份，盖为发行量最多之一周刊矣。”叶至《观察》社时，已是它的尾声，不久即被国民党查封。据储安平在一份报告中说，《观察》停刊前发行量已超过10万份，可见是有读者的。陈福康《郑振铎年谱》中记载：“到上海将近解放前的一段时间，白色恐怖更加严重，几个进步期刊的编辑人，经常到星期六晚上、轮流充当东道主，每次约在跟上次不同的地点，秘密聚餐，相互交换一些有关解放战争和文化艺术界意外遭遇的信息。参加秘密聚餐的，有《中学生》编辑叶圣陶、徐调孚，《世界知识》编辑冯宾符，《观察》编辑储安平，《文艺复兴》编辑郑振铎、李健吾等。”

在储安平生前的众多好友中，对他一生不幸遭遇表示过怀念和给予正确评价的是冯英子和徐铸成。他们在80年代初期分别写了《储安平的〈客观〉和〈观察〉》、《储安平采访三条件》及《我的同乡》［5］。1985年以后，随着钱钟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普及，在有关钱钟书的研究资料中，也常有人提到钱钟书的朋友储安平及钱钟书当年为《观察》写的随笔，但令人遗憾的是钱钟书获得巨大声誉之后，我们没有看到他为储安平这位曾在兰田师院一起共事的朋友写出一点怀念文字［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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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见冯英子《报海忆旧》第53页，山西书海出版社1991年3月，徐铸成《风雨故人》第89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冯英子1993年还写了《不要回避》一文，对储安平的被遗忘表示不理解，见1993年11月30日《上海盟讯》第4版。

［6］见爱默《钱钟书传稿》第173－175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3月第1版，《钱钟书研究》第3辑第201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5月。

应当说在1957年以后，首先从正面对储安平和《观察》杂志给予高度评价的是戴晴的报告文学《储安平与“党天下”》。戴晴作为一名记者，访问了储安平生前的一些朋友，为研究者保存了一些资料，但戴晴的作品不是学术研究，所以在引证资料和一些叙述上有差错，但我们如果要讲储安平和《观察》研究，不应当忘记戴晴最初的努力［7］。在戴晴之前，钟叔河先生1986年为岳麓书社主编《风凰丛书》，将储安平的两本专著《英国采风录》和《英人法人中国人》合为一集出版。钟叔河在“出版说明”中说：“谨以新刊本书作为对这位抗战期间在湖南从事教育工作和新闻工作，在五十年代又担任过新中国出版局长的前辈知识分子的纪念。愿他安息”［8］。出语平淡，却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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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戴晴《储安平王实昧梁漱溟》，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6月第1版，此前对储安平给予公正评价的还有千家驹《千古奇冤的“章罗联盟”》见台湾《传记文学》第65卷第56页。《宋庆龄女士的“肺腑之言——1980年7月28日致中共中央建议信》，见台湾《传记文学》第39卷第2期第61页。

［8］《英国采风录》“出版说明”，岳麓书社1986年9月第1版。此前，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5卷中，收入了储安平《中国的政局》及为《客观》周刊中“客观一周”所写的几则短论，这是49年以后相对集中收录储安平文章的资料。

学者张啸虎1944年夏天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就读，1948年他四年级时，被储安平邀请到《观察》杂志社工作，当时储安平兼任复且大学新闻系的教授。张啸虎曾写过一篇《忆储安平先生与〈观察〉周刊》的文章，他说：“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和爱国民主人士，都重新活跃起来，每当我从报刊上读到他们的言论，通过荧屏重睹他们的面容，备感亲切和欣慰，但又往往涌起一点怅悯，不禁心中默念：安平老师，您到哪里去了呢？这几年来，我一直想写一篇纪念储安平老师的文章，但究竟是‘怀念’还是‘悼念’呢？老是捉摸不定，因为我至今尚未确知他的下落，也不能断定他是否尚在人间”［9］。张啸虎这篇回忆文字对储安平的一生和他的思想倾向都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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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见《读书》1986第11期149页，还可参阅王火《学者张啸虎与＜中国政论文学史稿〉》，四川《读书人报》1993年6月2g日第4版。

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学术界开始重新发现和重视储安平与《观察》在自由主义思潮中所起的作用。

汪荣祖在《自由主义与中国》一文中认为：“更具自由主义色彩的是储安平的《观察》集团”。“储安平及其《观察》尤为自由派批评的重镇，比之当年的《新月》，批评更为广泛，更为尖锐，自由主义的旗帜也更为鲜明，又是一场自由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斗争”［10］。许纪霖在一部研究张君劢和黄炎培的专著中即留意过储安平的言论［11］，在论述1945年至1949年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参政情况时，他说：“最具权威性的要数1946年9月创刊的《观察》周刊。这份由储安平主编，标明‘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八字宗旨的时评刊物云集了一批最著名自由主义作者，以坦率、公允和智慧的笔调吸引了全国大量知识分子读者，……左右着舆论界自由主义运动的风向”［12］。沈卫威在研究胡适在《新月》时期所进行的人权与约法论争时说：“同时还吸收一个青年作者储安平——他虽不谈政治，且多是写作文艺作品，但《新月》的精神贯注了他，为他15年后创办《观察》，打下了精神基础”［13］。冯英子在《回忆储安平先生》一文中，对储安平一生的信仰有如下评价：“安平这个人，他受过英国的教育，相信英国的制度，他以为威斯敏斯特那一套章法，是一种民主，因此一谈心，他终以为这是可以效法的，他才气纵横而骄傲绝顶，万事不肯下人，其实归根结蒂他只是一个书生，当别人在引蛇出洞时，他却自投罗网，竟以身殉，这不仅是知识分子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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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杂志第2期第35、36页，1990年12月出版。

［11］许纪霖《无穷的困感》第286页，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6月第1版，另外，还可参阅孙琴安、李时贞《毛泽东与名人》下卷第870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2月版。本书虽多是资料性的，也有不确之处，但也提供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实，比如储安平的下落，本书比较全面地汇集了几种传闻。

［12］《二十一世纪》第6期第40页，1991年8月出版。

［13］沈卫威《论胡适关于人权与约法的论争》，见《民国档案》1994年第1期第97页。

［14］冯英子《回忆储安平先生》，见山西《黄河》杂志1994年第2期第76页。

1949年后，储安平基本上是作为一个报人或政治人物为人所知的，至于他在三十年代的文学创作，特别是散文写作基本上被忽视了。姜德明曾著文介绍过储安平在30年代的一项重要文学活动，即他主编《文学时代》的情况［15］。后来人们在论述“新月派”的散文成就时，对储安平的散文多数能予以关注［16］。叶永烈在一篇记述罗隆基的纪实文学中也对储安平在《新月》时期的文学创作给予评价，他认为储安平这时写了不少“文笔优美的小说、散文”［17］。1994年上海《文汇读书周报》刊载了储安平的一组散文和陈子善的介绍文字，是近年来对储安平文学生涯的一次重要评价［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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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姜德明《储安平编（文学时代）》，《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第203页。

［16］可参阅王孙选编《新月散文十八家》，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11月出版，张放、陈红编《朋友心中的徐志摩》，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7月，朱寿桐《以“感美感恋”心态走出名士传统——新月派散文的绅士文化特性考察》，1994年第1期《文学评论》。

［17］叶永烈《沉重的1957年》，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

［18］1994年6月4日《文汇读书周报》第10版。

从以上所引述的一些资料中，我们大体可以了解储安平及《观察》1949年以后的命运，值得欣慰的是随着学术研究风气的转变，关于储安平和《观察》的研究已开始引起研究者的兴趣，至少多数人已感觉到在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储安平与《观察》有其不容忽视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