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观察》诞生的历史背景
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人，曾经有一段时间特别注意把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以“代”来划分，从康有为、梁启超算起，中经毛泽东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1］。这种思路对于清晰地理解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成长有一定启发意义，但这种以“代”划分的方法有失于笼统。因为在每一代知识分子当中实际上明显地存在着不同的思想倾向和追求目标。比如在“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中，如果单从活动和生活的时间概念上着眼，我们会把鲁迅、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作为一代知识分子来对待，但如果细察，我们会发现，在这同一代知识分子当中，他们中的每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间所信奉的思想来源是有巨大差别的。这个明显的事实提醒我们，在观察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思想历程的时候，必须以他们当时所信奉的某种思想和追求目标来判断他们所处的具体位置，否则对于整个知识分子的总体评价可能会离他们的实际思想不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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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470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版。
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在中国整个思想文化发展的潮流中，有两种思想特别值得注意。一种是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激进革命主义思潮，他们一般都主张革命，非常推祟苏联的革命实践。另一种是以胡适为代表的主张改良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一般地倾向于走欧美国家的道路。从这两种思想文化潮流主要代表人物的留学背景考察，主张革命者以留日的为多，主张改良的以留欧美的为多［2］。这一背景极富启发意义。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与留学生制度的设立有很紧密的联系，在整个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以对传教士和留学生所带来的影响给予特别注意。如果我们把留学背景和每一种文化思潮在中国的传播联系起来考察，就会大体上发现留学背景在这种思潮代表性人物身上的集中体现。在留日和留欧美的问题上，从中国二十世纪初叶的经济状况上分析，留日的人数要相对多于留欧美，因为日本是中国的近邻且有语言上的联系［3］。而留欧美的一般为中国东南沿海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富家子弟，所以留日的学生天然地带有低层贫民的倾向，而留欧美的学生则带有中产阶级的特征。从留学生的数量上看，留日的学生要比留欧美的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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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拙文《试析中国现代作家的地域分布特点及留学情况》，山西《晋阳学刊》1991年第3期。
［3］舒新城编《近代中国留学史》第46页，上海文化出版社1989年4月影印本。
［4］舒新城编《近代中国留学史》第46页，上海文化出版社1989年4月影印本。
留学生制度的形成，自然也带来了学生归国之后社团形成的基本倾向。以留学国家为基本标准，无论是社团还是刊物，大体是以留学的同学为基本范围的。
从较为狭窄的意义上看，我把胡适作为中国第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我主要留意现代，所以不从严复算），以《现代评论》和《新月》作为他们活动和言论的基本范围。我对这第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评价是：虽然在中国社会的每一次变革中都能听到他们的声音和见到他们的活动，但由于他们所主张和追求的目标是以人类的基本价值（自由、理性、公平）为最终目标的，是一种长期行为，所以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因为当时的中国社会无论是传统还是现实都很难完全接纳这种东西，但这并不能构成他们的局限，作为知识分子（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尽了他们的天职，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他们当年所主张的一切，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失去价值，而且恰恰是他们的这种思想在严密的禁锢下，成为整个中国知识分子的主要思想来源。在二十世纪的末叶，当曾经在中国社会变动中夺取了政权的某种思想力量日益没落和为人遗弃的时候，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和价值取向，成了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源泉，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思想力量的最后胜利者，因为他们代表的是人类文明共同的追求目标。《观察》的诞生可以视为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的关键时刻所做的一次最大努力。虽然它在艰苦的环境中努力抗争了不到3年时间，但它的影响是巨大而长远的，它的精神可以说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而这一代知识分子恰恰又正是中国各个学科中的创始人或最有创见的学者，虽然1957年和1966年埋葬了他们中的许多人，但他们的知识分子品格仍在影响着他们的弟子和门徒，绝不仅是在事业、知识上，而是整个精神品格上。无论是《观察》创办者，还是聚集在《观察》周围的人们，他们的一切努力都可以视为第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传统的延续。储安平在1946年写给胡适的一封信中说：“在先生的朋友中，比较了解我亦最鼓励我的，大概要算陈衡哲先生了。我和孟真先生往还甚少，但傅先生也给我许多指示。我希望这个刊物能得到许多前辈的支持和指教，慢慢的发展稳固……”［5］。在中国第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胡适、傅斯年可以说是典型的代表。他们既有稳固的专业范围，又格外关心民族的前途和国家的发展，都曾以自己的方式参预过政治活动，堪称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胡适的情况已有很多研究者给以评说，傅斯年当年敢于冒死向蒋介石弹劾孔祥熙、宋子文，也完全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在具体的政治行为中最起码的良知和责任。作为一个刊物，《观察》时期，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抓住了在中国最后的一次发展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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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卷第168页，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3年版。
二、《观察》的诞生经过
《观察》1946年9月1日在上海创刊。《观察》为周刊，16开本，每期6万字。由于《观察》的主编储安平是迄今为止极少的几个末获平反的右派之一，所以中国目前关于储安平和《观察》的研究极少，除了1957年在批判储安平时，常涉及到《观察》之外，对于《观察》的研究是很不完备的。
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除了戴晴在1988年写过一篇《储安平和党天下》的报告文学，其中涉及到了一些对《观察》的评价外，再就是从《观察》到《新观察》的元老林元在1987年初写下了《从〈观察〉到〈新观察〉》一文，较为全面地回顾了《观察》的历程。1945年，储安平和他曾在上海光华大学的同学著名报人张稚琴在四川重庆办了一个名为《客观》的杂志。这是一个八开的周刊，16页，除广告占去一部分篇幅，每期约可以发6万余字的文章。曾与储安平一齐共过事的报人冯英子说：“《客观》实际是《观察》前身，因为它的重点在于评论”［6］。林元则认为：“1945年11月，储安平先在重庆办过一个《客观》周刊，受到重庆知识分子读者的欢迎，《客观》其实是《观察》的前身。后来，储安平先生感到《客观》虽由他主编，但不是主办，很多事情有诸多牵制，便考虑另办一个刊物”［7］。这种认为《客观》是《观察》前身的说法实际上来源于储安平。储安平在谈到《观察》的诞生经过时曾说过：“在精神上，我们未尝不可说，《客观》就是《观察》的前身”［8］。因为《客观》从刊名上过渡到《观察》，即可看出一点二者的渊源关系。况且两个刊物又都是由储安平主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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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冯英子《储安平的〈客观〉和〈观察〉》，见《编辑记者100人》第41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85年3月第1版。
［7］林元《碎布集》第395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2月第1版。
［8］储安平《辛勤·忍耐·向前》，《观察》第1卷第24期第3页。
《观察》的诞生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希望通过刊物来参预国家政治生活的强烈愿望。《观察》后来的实践也证明了这种参预的价值和作用。由于《观察》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超然态度创办的，所以它能够在具体政治具体态势的评价中，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地进行畅所欲言的自由评说，体现了知识分子在事业之外对社会的关心。对于《观察》的诞生储安平说［9］：
但在《客观》出版的时候，我们获得各方面的鼓励。特别是许多前辈，
他们都是自由思想而保持超然地位的学人，他们鼓励我们继续在这一方面
努力。许多朋友和读者也一致惋惜《客观》的夭折，希望我们继续努力。
在这种鼓励下，我们渐渐计划自己来办一个刊物——不仅刊物的立场、
态度、水准等，能符合我们的理想，并且这个刊物机构在办事上也能多少
贯彻我们的精神。［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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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储安平《辛勤·忍耐·向前》，《观察》第1卷第24期第3页。
从储安平的叙述中我们能够大致想象到未来《观察》的基本风格，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刊物。
1946年1月6日，《观察》的第一次发起人会议在重庆召开。会上决定了刊物的名称，缘起及征股简约。对于这个刊物生命能。否维持，当时储安平他们笼统地建立在两个基本假定之上。一、国内拥有极广大的一群自由思想学人，他们可以说话，需要说话，应当说话，而当时国内却还没有这样一个带有全国性的中心刊物，假如自己能够确是不偏不倚，秉公论政，取稿严格，做事认真，则能获得各方面的支持。二、中国的知识阶级，绝大多数都是自由思想分子，超然于党争之外的，只要刊物确是无党无派，说话公平，水准优高，内容充实，刊物可以获得众多的读者。储安平在筹备《观察》之前所做的这个基本分析是符合当时实际的，特别是他认为中国的知识阶级大部分都是自由思想分子这一判断，可以说为《观察》日后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论坛作了力量上的估计。另外，储安平一直认为今日中国极需要有这样一个刊物，这个刊物可以使一般有话要说而又无适当说话地方的自由思想学人，得到一个说话的地方，有了这样一个刊物，就可鼓励一般自由知识分子出面说话，而他们所以要提供这样一个说话的场所，正是因为他们深信，真正的自由思想分子的意见，对于中国的言论界有一种稳定的力量，而这种稳定的力量正是当时中国所迫切需要的。
《观察》是纯粹的同人刊物，资金集股汇成。有些作者和工作人员也是股东。股东每年分红，还赠送股份给一些对刊物有较大贡献的作者和职工。在中国现代史上，《观察》差不多可以说是最后的同人刊物，在《观察》之后，似乎再没有这样允许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由创办刊物，自由议论国家生活的事了。同人刊物的消失，是近50年来中国文化界缺少活力的根本原因，言论的阻塞，舆论的一律，使整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丧失了说话的权力，虽然相当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1957年以自己的良知和勇气试图夺回这种天然的神圣权力，但他们都以悲惨的结局结束了自己抗争的生涯，对言论自由权利的根本剥夺，使真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无法向大众传播自己的思想，无法向腐败政治制度提出抗议和建设性的意见，同人刊物在中国的消失，使一切腐败的行为失去了一种有效的制约，社会正义良知我不到传播的媒介。对新闻和舆论的绝对控制在长时间内消磨着多数人的意志，甚至有可能使多数勇敢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现实面前变得沉默起来。
由于《观察》是同人刊物，是一群怀有强烈理想主义精神的人在支撑，所以，它一创刊即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观察》的最高发行量达到了105000份。每份刊物平均总有几个读者，据估计它的实际读者约在百万人以上。费孝通曾说：“《观察》及时提供了论坛，一时风行全国。现在五六十岁的知识分子很少不曾是《观察》的读者。”冯英子说：“《观察》已经在上海出版了，而且很快受到了读者的欢迎，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有较大的影响。应当说，从《观察》的出版到后来的被迫停刊，这个刊物一直是办得比较成功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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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985年《新观察》35周年纪念册，转引自林元《碎布集》第397页。
作为受过西方文明洗礼的储安平，深深懂得一份刊物在国家生活中起的重要作用。在1946年的环境中，储安平能够把《观察》设计为一个周刊，这在今天的读者看来是难以想象的。不仅是周刊，而且储安平要让这份刊物成为全国的一个有影响的论坛。当时广州、武汉、昆明、重庆、西安、北平、台湾等地均有航空版。发行深入到广大的内地城市，乡镇直至边疆省份的辽远部落。《观察》每周六出版，一到发行的时候，上海的报摊前就有读者排长队购买。它的读者阶层，主要是大中学校的教师、学生、公务人员，文艺工作者、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军队里的将领士兵及蒋政权里的高级官员，当时立法院长孙科便是长期订户。
《观察》的成功与储安平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储安平在办《观察》的时候有这样几个特点很值得今天办刊物的人深思。第一，储安平把《观察》的宗旨定的非常明确，把读者对象也想的非常具体。《观察》是代表自由思想分子的刊物，它的读者就是知识分子，储安平还明确说过，中学生不在《观察》的读者考虑之内。第二，储安平有强烈的在中国传播自由思想的理想主义倾向和恪尽职守的敬业精神。他能多次设法求得像胡适、傅斯年、任鸿隽、陈衡哲这样一些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健将的支持，而且能够团结和他年龄相仿的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观察》的78位撰稿人中，有相当一批是和储安平年龄相仿的同时代人，这是需要一点胸怀的。第三，储安平作为刊物主编，目标远大，视野开阔，在《观察》的撰稿人中，除了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专家外，还有一批像任鸿隽、戴文赛、陈维稷这样一些从事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专家。第四，储安平同时也能注意求得当时政府内一些文职官员的帮助，让他们来撰写介绍国家有关方面情况的文章。
在研读《观察》的时候，今天的每一个读者除了为《观察》所倡守的客观、理性、公平、自由等基本精神所倾倒外，对于储安平对刊物的认真态度也肃然起敬。在《观察》前5卷中，每到出满24期，储安平都要亲自执笔详细撰写一篇一年来《观察》的总结报告，这种总结报告从刊物宗旨、水平、作者、读者直到经营发行情况，都非常详细，读后令人感动。对于为什么要办《观察》及在办刊过程中的种种情况，1947年储安平曾给胡适写过三封信，其中第一封信是了解储安平的重要资料，现照录如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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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卷第168页，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3年版。
适之先生：
我们创办《观察》的目的，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
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并使杨墨以外的超然份子有一个共同
说话的地方。我们在筹备时候，曾请陈之迈先生转求先生，赐予支持；
之迈先生事忙，或者未获代致我们的诚意。去夏，先生返国，许多朋友鼓
励我晋谒先生，我始终未欲冒昧从事。因为先生离国多年，这几年中，也
正是中国社会上诡诈最多的一个时候，我们自己虽然抚心自问，是真正无
党无派的，但先生何能相信？先生对于一个不为先生所熟知的刊物，决不
会给予任何关切与支助。所以我认为假如那时冒昧晋谒，徒然偾事。《观
察》创刊迄今，忽忽半载，目下第一卷二十四期即将出完。我们曾按期寄
给先生，请求指正，从过去二十几期中，先生能得到一个大概印象：这确
是一个真正超然的刊物。居中而稍偏左者，我们吸收；居中而稍偏右者，
我们也吸收，而这个刊物的本身，确是居中的。过去各期内容，尚有许多
缺点弱点，总因我们能力有限，人力不够，力与愿违。从筹备时候算起，
我已花了整一年的心血，全力灌注在这个刊物上。在筹备时候，要集款，
要找房子，要接洽撰稿人。刊物出后，买纸，核账，校阅大样，签发稿费，
调度款项，都是我的事情。在最近的五个月中，我没有一天不是工作至十
二小时之多。一方面稿子不够，一方面要顾到刊物的水准，一个人独立孤
苦撑持，以迄于今。所幸我自己有此决心，能以长时期来经营这个刊物，
以最严肃认真的态度从事，长线放远筝，三五年后或者可有一点成就。在
先生的朋友中，比较了解我亦最鼓励我的，大概要算陈衡哲先生了。我和
孟真先生往还甚浅，但傅先生也给我许多指示。我希望这个刊物能得到许
多前辈的支持和指教，慢慢的发展和稳固，我现在正着手计划第二卷的方
针。我写这封信给先生，是想以最大敬意请先生俯允担任《观察》的撰稿
人。
先生对于这个请求，自须加以考虑，不致轻诺。但是先生或能想到，
在滔滔天下，今日到底有几个人能不顾一己的利益，志私从公，献身于一
种理想，尽心尽智，为国家造福。到底有几个人，能这样认认真真，实实
在在，做人做事。当我在筹备本刊最艰苦的时候（去年春天，股款迄难筹
足），南京方面约我几次，我都未加考虑，因为今日之士，太慕功名，太
希望从政，但是我觉得一个有为之士，他应当看得远，拿得定，做他最好
的，以尽忠于他的国家。刊物出版以后，我除了我寓处、社里、学校三处
之外，任何集会不参加，任何人不周旋，这就表示，我不以这个刊物为私
人进身之阶，不以这个刊物为活动的根据。今日中国需要者，就是有浩然
之气的人，我们请求先生俯允担任《观察》的撰稿人，是为对于我们的鼓
励，并非要先生鼓励我个人，而是鼓励并赞助我们这种理想，这种风度，
这种精神。后辈需要得到前辈的道义责任，因为我们共同努力者，乃是一
种有关国家福利的事业。兹掬最大诚意，并坦率陈述一切，如承，进进先
生俯允，刊物幸甚。我们并想求先生为第二卷第一期写一篇文章（二月十
五日前掷下），希望是个大题目，以便排在第一篇，用光篇幅，并为号召。
如何之处，伫候赐教。专肃，即请大安
后学储安平敬上
一月二十一日，农历大除夕
三、《观察》的停刊
《观察》1946年9月1日在上海创刊后，至1947年2月8日出满第24期，是为第一卷。1947年3月1日出版第二卷，至1947年8月9日出满第24期，是为第二卷。1947年8月30日出版第3卷，至1948年2月7日出满24期，是为第3卷。1948年2月28日至1948年8月7日出满24期，是为第4卷（第23、24为合刊）。1948年8月28日至1948年12月25日出满第18期停刊，所以《观察》第5卷只出了18期。为什么《观察》出到第18期后无法再出版了呢？因为这一年《观察》遭到了国民党的查封。
据《观察》杂志社的林元回忆，1947年10月25日出版的第三卷第9期刊载了储安平写的专论《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这篇文章由于批评了美国前驻苏驻法大使蒲立特的对华政策，并激烈地批评了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引起了国民党的不满，为此中统特务还光顾了储平安的寓所。1948年7月，蒋介石在“御前会议”上决定同时查封南京《新晚报》和上海《观察》及另一家通讯社。消息传出，南京《新晚报》便遭受永久停刊处分了。但面对这种情况，储安平没有被吓住，他在7月17日出版的《观察》第4卷第20期的头条位置上发表署名文章《政府利刃指向〈观察〉》，文章历数国民党对言论的管制，据理力争，显示出了储安平一贯的态度。文章如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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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观察》第4卷第20期第3－4页。
南京新民报遭受永久停刊处分以后，连日南京的政界、文化界、新闻
界又盛传本刊将继新民报之后，遭受停刊处分。我们业已在多方面证实此
项传说。听说当局最初曾想一口气“解决”几个在他们认为眼中之钉的报
纸、杂志、和通信社。其后因为新民报的查封今发表以后，各方反应不佳，
所以第二个查封本刊的命令迟迟未下。政治风云，变化莫测，本刊命运，
存亡难卜；我们愿在尚未接奉停刊命令以前，对政府公开说几句话。
一、政府现在自称“行宪”，并在“行宪”以前，大吹大擂，说得一
般人心痒痒地，好像从此个国，就要换个局面。其实，上海人一句话，大
舞台对面“天晓得”！我们希望政府当局，抚心自问，你们行的到底是什
么“宪”！人身之无保障如故，集会结社之不自由如故，而言论之遭受摧
残，只有变本加厉。即以本刊而论，虽然截至今日，仍在出版，但在各地
所受迫害，可说一言难尽。或者禁售，或者检扣；经销“观察”的，受到
威胁，阅读“观察”的，已成忌讳；甚至连本社出版的“观察丛书”也已
成为禁书，若干地方的邮检当局，一律加以扣留。读者申诉，日必数起，
谅解我们的，把政府痛骂一阵，不明实情的，责怪我们何以款到而书不寄；
每读来函，如坐针毡。此种情形，不仅“观察”一家，其他同业，亦有同
样经验。我们创办刊物，献身言论，其目的无非想对国家有所贡献。国家
是一个有机体，其组织既极繁杂，其活动尤极错综，全赖所有份子，献策
献力，各在岗位，有所建树；分而言之，各尽一已之献，合而言之，充实
国家之命。政府虽是治理国家事务的一个最重要的机关，但是政府并不就
是国家；政府官吏，受民之托，出面掌政，但是政府官吏并非国家祸福最
后主宰之人。我们不仅认为执政人物，假如他们政策错误或不尽职责，可
以令之去职，同时，对于过问国事，我们坚决认为，这既是我们的权利，
亦复为我们的义务。在朝执政和在野论政，其运用的形式虽异，其对国家
的贡献是一。所以欧美民主国家，在国会里无不有与政府相对的反对党。
在一般社会上，亦无不有健全的公共舆论：如无反对党派和反对意见，亦
即不成其为民主政治。所以英国反对党的官衔是“英皇陛下的反对党”，
而英儒戴雪复称公共舆论为政治的主权者；凡此皆为欧美宪政的精义所在。
今兹政府既称行宪，不可昧於此义，若以为今日之事，可以由一二人主宰
之，未免昧於事理；而欲禁止人民议政，务使一切民间报章杂志归公消减，
万可谓糊涂太甚。抑有进者，批评政府于不忠国家绝为二事。“出版法”
上有一条，谓不得有“意图颠覆政府或危害中华民国”的记载，这种限制，
可谓滑天下之大稽。所谓：‘颠覆政府”者，亦即叫旧有的政府下台，让
新的政府上台之谓也。以言英国，邱吉尔执政时，工党固无时无刻不处心
积虑以求邱吉尔政府之颠覆，现在工党上台，保守党人又肆意攻诋，以求
工党政府之垮台，然昔日之艾德礼无罪也，今日之邱吉尔亦无罪也。再现
美国，杜威华莱士不正扯起堂堂之旗帜，以求杜鲁门之垮台乎，未闻有美
人入杜威华莱士於颠覆政府之罪者。就说中国，数月以前为“国民政府”，
现在则称为中华民国政府，此岂非旧的“国民政府”已被颠覆，新的中华
民国政府已告成立之谓乎？此“国民政府”既被颠覆矣，然则亦有人蒙颠
覆“国民政府”之罪名乎？说来说去，实在说不通。但是我们的政府，一
看见有人批评它，便脸红耳赤，度量既小，疑心又重，总以为人家要“颠
覆”它，殊不知政府人物固无不可替换者，政府制度尤无不可更改者。拆
穿了讲，毫无稀奇可言，只有那些占了毛坑不拉屎的人，才怕人家把他拉
下来，於是今天想封这家报馆，明天想封那家刊物，说到头来，还是为了
自己的私权，不是为了国家的福利，但是，既要行宪，得把国家放在第一，
一切爱国的人都有发言论政的权利，一切爱国的人都有办报办刊物的权利，
没有人可以剥夺人民这种权利。我们反对政府一切摧残舆论的行为和任何
摧残舆论的意图，我们希望政府认真检讨自己的作风，封报馆封刊物的作
风，是万万要不得的。
二、现在大家不满意政府是事实，然而政府应当平心静气地想想，你
们过去所做所为，对於国计民生，有何改善？今日所作所为，对於当前局
势，又有什么补救！今日一般国民，想到国家前途的暗淡，目睹一般子民
的流离，无不悲从中来，欲哭无泪！在这种情形之下，要叫大家不讲话，
不出悲愤之言，这是做得到的事吗？在政府里供职的朋友，或者接近政府
的朋友，平时一开口就希望我们多做建设性的建议，其动机固不能为不善，
但是请问，今日的时代是一个建设性的时代吗？请问今日政府自身，又在
做些什么建设性的工作？假如政府完全在做破坏性的工作，我们发为设建
性的言论，政府能采纳吗？又能施行吗？我们一直的态度是希望结束内战，
这难道不是天字第一号的建设性的建议吗？然而政府能采纳我们这个建议
吗？今日普天之下，皆无饭吃之民，无衣穿之民，无屋住之民，我们现在
建议，请政府给无饭吃的人以饭吃，无衣穿的人以衣穿，无屋住的人以屋
住，这不是又一个天字第一号的建设性的建议吗？然而，政府能采纳之而
一一见之於行吗？再退一万步说，就说本刊三卷十三期所刊陈之迈先生所
作“中国行政改革的新方向”一文，此文曾引起国内外读者广泛的重视，
并誉为极有建设性的文字，然而该文发表以来，已八阅月矣，政府果会采
纳实行吗？政府果能励精图治，做几件富国利民的事，则又何惧乎民间舆
论之抨击；假如政府百事不为，只管自私，则又何能以一手而堵塞天下之
怨诟！今日大局日非，政权浮动，政府欲加紧其政治控制，取缔一些不利
于政府的言论，就其自私之立场言之，固未尝不近情近理，但就解决国家
之困难而言，因南辕北辙，无补实益。假如政府害怕一般社会的动乱因而
影响其政权，则政府应以有益方法，以苏民困，民困得苏，社会之动乱自
平，此与封不封报纸杂志，风马牛毫不相关。重庆抢米，是出於报纸杂志
煽动的结果吗？宁波抢米，又是出於报纸杂志煽动的结果吗？老实一句话，
今日造成社会普遍不安的就是政府；政府自身在制造社会的不安，而反将
其责任嫁移到我们言论界身上，可谓不平之至。我们不相信封了一个新民
报，再封一个“观察”，社会即能趋於安定。文汇报被封，业已一年，社
会秩序又何尝因文汇报被封而稍改善。我们在此忠告政府，你们要挽回你
们的颓局，就得全盘检讨，痛改前非，人民受你们的迫害，已经到了历史
上少见的程度，假如你们以为封几个报纸刊物就能挽回你们的颓局，那就
大错特错！
最后，我们愿意坦白说一句话，政府虽然怕我们批评，而事实上，我
们现在则连批评政府的兴趣也已没有了，即以本刊而论，近数月来，我们
已很少刊载剧烈批评的文字，因为大家都已十分消沉，还有什么话可说？
说了又有什么用处？我们替政府想一想，一个政府弄到人民连批评它的兴
趣也没有了，这个政府也就够悲哀的了！可怜政府连这一点自知之明也没
有，还在那儿抓头挖耳，计算如何封民间的报纸刊物，真是可怜亦复可笑！
我们愿意在此告诉一切关心我们的朋友们，封也罢，不封也罢，我们早已
置之度外了。假如封了，请大家也不必惋惜，在这样一个血腥遍地的时代，
被牺牲了的生命不知已有多少，被烧毁了的房屋财产也不知已有多少，多
少人的家庭骨肉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统治下被拆散了，多少人的理想希望在
这样一个黑暗的统治下幻灭了，这小小的刊物，即使被封，在整个的国家
的浩劫里，算得了什么！朋友们，我们应当挺起胸膛来，面对现实，面对
迫害，备不顾身，为国效忠，要是今天这个方式行不通，明天可以用另个
方式继续努力，方式尽管不同，但我们对於国家的忠贞是永远不变的！
储安平的这篇言辞激烈的文章发表以后，不知什么缘故，居然平安无事，直到5个月以后，1948年12月24日，《观察》才遭不幸。
从12月21日起、关于查封《观察》的消息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具体，《大公报》一天三次询问《观察》是否已经收到查封命令。23日，一家夜报终于以“《观察》封门”的标题发表了第二天由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上海市警察局、社会局派人送来的国民党内政部的查封命令［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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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林元《碎布集》第401－402页。
查《观察》周刊，言论态度，一贯反对政府，同情共匪，曾经本部予
以警告处分在案。乃查该刊竟变本加厉，继续攻击政府，讥评国事，为匪
宣传，扰乱人心，实已违反动员勘乱政策，应按照总动员法第二十二条及
出版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予以永久停刊处分。相应电请查照办理，饬缴
原领登记征送部注销。
当时储安平已离沪赴北平，找一些知识分子商量《观察》今后的命运了，在沪照料《观察》事宜的是林元、雷柏龄和笪移今。
此次查封《观察》的由头是1948年10月出版的《观察》上发表了一篇南京特约记者的军事通讯《徐淮战局的变化》。这篇文章的内容是阐述战争进行中的变化因素和所谓国军“大捷”、“共军”溃退的喜讯，报道了国军统帅部在这一战中的战术改变和新武器的大量使用，因而造成共军的“大量伤亡”以及“听说美国方面曾向当局作‘调用日本兵来应争的建议’，飞虎将陈纳德的请缨”；以及“分析陈布雷之死与翁文灏之拖”等等。蒋介石认为这篇通讯泄漏了军事秘密，以致国军在淮海战役大败，于是下令查封《观察》杂志社，追捕那个“《观察》南京特约记者”。至此，《观察》杂志被迫停刊，1992年作为当事人唐宝璋曾撰文详细回忆了《观察》被查封的情况［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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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唐宝璋《民主杂志〈观察〉封闭前后》，上海《上海滩》月刊1992年第7期第42－46页。
四、《观察》的复刊和终止
《观察》的复刊工作在1949年5月23日上海解放以后，当时林元和雷柏龄从南京出狱回到上海，并和储安平联系商量《观察》的复刊工作。这时中国的政治中心已经移到了北平，所以储安平决定留在北平筹备《观察》的复刊工作。
据林元回忆，当时领导和联系《观察》复刊工作的是代表中共的胡乔木、胡愈之、范长江、胡绳等人。1949年5月以后，储安平曾向中共请求复刊《观察》，胡乔木将《观察》的情况向周恩来做了请示汇报，周恩来的意思是说，既然有那么多的读者，当然可以复刊。这样《观察》在1949年11月1日复刊了，并由周刊改为半月刊。复刊后的《观察》出至1950年5月16日的第14期后，奉命改为《新观察》，是为《观察》第6卷。复刊后的《观察》编辑部设在北京交道门北吉祥胡同。
《新观察》的第一位主编是黎澍、第二位主编是杨赓，来自四野新华总社。原《观察》社留在《新观察》的编辑只有林元一人。《新观察》筹备时，储安平曾和黎澍碰过几次头，杨赓来了以后，储安平就完全不来了，后来储安平调任出版总署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至此，储安平完全离开了他壮年时期倾其心血创办的《观察》。
五、《观察》的消失
《观察》在国民党时期维持了将近3年，虽然最终被查封，但《观察》的精神和品格却永远留在了人们心中。《观察》持的是自由主义的中间立场，无党无派，走的是中间路线。在《观察》时期，它对国民党腐败政治的揭露和批判为当局所不容，由于共产党当时正在崛起，与衰落的国民党相比还能给人一点朝气，但在《观察》时期，储安平对共产党一直保持有清醒的认识，他在著名的《中国的政局》和《评蒲立特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等文中一直认为共产党的崛起是由于国民党的腐败养大的，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使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它失去了信心，政府腐败和无能加强了左派的力量。《观察》的言论以揭露国民政府为主，在客观上有利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但必须指出，这种对共产党的同情并非来自于对共产党本身的信仰和支持，不是的。对当时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对共产党的认识尚不能说幼稚，他们热爱这个国家，希望她强大，健康地走向民主政治的道路，这种强烈的民族感情有时使他们的理性多少受一点影响，就拿储安平来说，为了揭露国民党在经济上的失败，他甚至承认过苏联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成就，在评蒲立特的访华报告那篇文章中也多少流露出了对苏联的好感和对美国的排斥，对于这样一个比较纯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一切充满矛盾地统一在储安平身上。他在壮年时期，以自己犀利的笔向专制制度开战，然而他们的最终选择也给人们留下了很多疑点。在国民党的高压之下，他可以说冒着很大的风险抗议对《观察》的查封，然而在《观察》复刊号上，他又基本上否定了自己的过去，这其中有多少是出于政治压力？有多少是出自真诚？我们一时不好妄下结论，但在储安平转变的过程中的确有很多令人深思的东西。国民党明令查封《观察》，他敢于抗议；共产党让《观察》复刊，难道他就能那样很诚服地把思想转变过来？要知道1948年12月查封《观察》到1949年11月《观察》复刊，这其间不到一年的时间，一个成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能在这一年时间内放弃自己青年时代业已形成的理想和追求吗？储安平很快离开了《观察》，也许他已经预感到他当年所说的国民党执政自由是多的问题，而共产党掌权自由是有无的问题将要成为现实了。告别《观察》，对储安平来说也许是一种被迫的选择，也许是一种理智的表现，当年在重庆办《客观》都不愿受人管制的储安平，在一个很快变成舆论一律的环境中他还能有什么举动呢？也许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对言论管制的松懈使共产党警觉，所以1949年以后一切有关新闻、出版和传播的观念全都改变了，绝对不许私人染指新闻和出版业，这是一个意识到新闻自由威慑力的政府做出的选择，这种选择中包含了对自己政治能力的绝对不自信和对人民大众的绝对不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