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抗战胜利后，对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有过一个短暂的兴奋时期，这时国内出现的众多周刊，充分表明了所有知识分子希望国家能在和平的局面中走上健康的民主道路，所以纷纷创办刊物阐述自己对国事的看法，储安平在张稚琴的帮助下，创办了《客观》周刊。这一时期，他以“安平”署名，为《客观》撰写“客观一周”专栏文章。

这些文章是储安平思想成熟时期的产物，他后来为《观察》撰写大量政论文章的思想，都在《观察》专栏文章中流露过，他著名的《中国的政局》一文的思想在《客观》时期已有雏形。综合起来看，储安平的《观察》政论大致有这么几个方面；一对国民党的评价，二对共产党的深入分析，三对美国的态度，四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看法，五对内战的批评。以下我着重评述对国共两党的分析，其他各点大体与同时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言论相一致。

对于当时国内的现状，储安平的评价是“一团糟”，这实际上是他后来对国民党“一场烂污”的总结性批评的另一种说法。对于国内出现“一团糟”的现状，储安平认为责任完全在国民党。他毫不保留地说：“我认为无可推诿，现在的执政党是应该负大部分的责任”［1］。抗战胜利后不久，储安平对于国民党的批评比《观察》时期的言论要温和。这时他对国民党改变自己的形象还抱有一定幻想，他在自己的文章中总是以分析和劝告的语气谈及国民党的过失。他甚至认为，除共产党外，当时的中国绝大多数人还是关切国民党的，这不是基于任何理想和思想上的理由，而是基于现实的考虑。政治是一个现实。国家政治不能没有重心，而现在中国政治的重心就落在国民党身上，国民党有这种优越的条件而没有好好利用，实在是大可惋惜的事情［2］。他分析国民党有两大病症：一是腐化，二是缺少一种高度新陈代谢的作用。这两件事情互为因果，实际是一回事。国民党统治的腐化是不可否认的，也正因为在种种腐烂的覆盖下，使许多潜在的新生力量不易成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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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储安平《一团糟的责任问题》，《客观》第1期第2页。

［2］储安平《一团糟的责任问题》，《客观》第1期第2页。

［3］储安平《国民党的病症》，《客观）第2期第1页。

基于对国民党腐败的批评和分析，储安平在《客观》时期最为成熟的思想表现在他对共产党的深入分析和理性评价，这是储安平比他同时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更为成熟的一面。

首先，储安平对共产党前途的判断是失误了，他认为：“我个人不相信共产党在最近的年月中即得政权，我认为目前的中国共产党是败事有余，成事不足”［4］。虽然在具体前途的判断上储安平失误了，但在《客观》时期，他对共产党所作的理论分析却是相当深刻和极富远见的。储安平认为，共产党有她的长处，但也有的她的缺点。共产党的主要缺点在储安平看来就是过于祟奉外邦，一味视外邦为宗旨，则不免丧失了自我的独立意识与独立人格，此处指的是共产党和苏联的关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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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储安平《国民党的病症》，《客观》第2期第1页。

［5］储安平《共产党与今日中国政治上的需要》，《客观》第2期第1页。

储安平对共产党作出这样的总体分析：他认为共产党有吸引人的地方，第一是他的社会主义。他不承认极端的社会主义能适行于中国，同时他也不相信假如共产党取得了政权，就能完全实行他的主义。储安平说：“中国人总是中国人，中国的共产党执政后，它的施政较之今日他们所揭橥者，恐将打一个大折扣，然而打了一个大折扣以后的共产党的政策，又可能相当地为中国人民所接受”［6］。储安平认为共产党有刻苦精神，这是它的可取之处，而这正是国民党的短处。就储安平个人的理想而言，他承认共产党在当时中国所获得的地位，他甚至认为“假如中国能真正实行民主，共产党在大选中可能获得的选票和议席，为数恐不在少”［7］。他对共产党的前途是这样判断的：“共产党掌握政权之迟或早，是和以后中国的执政党的政绩如何互为因果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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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储安平《共产党与今日中国政治上的需要》，《客观》第2期第1页。

［7］储安平《共产党的前途》，《客观》第4期第1页。

［8］储安平《共产党的前途》，《客观》第4期第1页。

对于共产党与苏联的关系，储安平有较强的国家至上倾向，他认为共产党的祟尚苏联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对于共产党获取政权的途径，储安平寄希望于走和平的道路而反对革命的方法，基于这样的观点，《客观》时期，储安平在涉及内战、国共两党的党争时，多次阐述过军队国家化的观点，他认为军队国家化是实现民主和宪政的起码条件，舍此则一切都不好说，因为以武力相较的争斗是难以走上民主道路的。

储安平对于共产党与民主自由之关系的分析最为深刻。他认为：“我不相信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人民能获得思想及言论等基本自由，能实行真正的民主。”储安平的理由是：凡是在一个讲究“统制”，讲究“一致”的政党的统治下，人民是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因之也不会有真正的民主的。他认为人类思想各殊，实为一种自然的人性，假如任何政党想使在他统治下的人民，在思想上变成同一种典型，这实违反人性而为绝不可能之事。而人民有无思想言论的自由，又是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有无“民主”的前题。因为假如一个人没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则他何能自由表示意见？假如人民不能自由表达意见，则这个国家或这个社会又如何能实行得了民主？

储安平受英国的影响极深，一生论政，常以英国的事例为典型，也常援引英国工党获胜的历史事实来教育国人。他对共产党不仅作了理论上的分析，而且指出他在自己统治区域的现实。据此，他质问道：“因为唯有承认人民思想及言论的自由，始能真正实现民主的政治，然则吾人以此事衡量共产党，则共产党是否能容许今日生活在共产党统治区域中的人民有批评共产主义或反对共产党的自由？假如容许，则何以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在共产党区域中出版的报纸有任何反对共产党或批评共产党的言论，或在共产党区域中有何可以一般自由发表意见的刊物？”［9］“就我个人言，共产党今日虽然大呼民主，大呼自由，而共产党本身固不是一个能够承认人民有思想言论自由的政党，同时共产党所谓的民主，是‘共产党的民主’，而不是我们所要求的‘人人可以和平地，出乎本愿，不受任何外力干涉，而自由表示其意见’的民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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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储安平《共产党与民主自由》，《客观》第4期第2页。

［10］储安平《共产党与民主自由》，《客观》第4期第2页。

储安平作为一个成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自己信奉的自由主义理想有执著的追求。在《客观》的政论中，他甚至希望：“为了达到造成一个民主的中国的目的，我们应当用种种方法以鼓励中国的中产阶级抬头，成为民主政治的干部。其中特别对于自由思想的大学教授及著作家等，应鼓励他们出面说话，建立一个为民主国家所不可缺少的健全的舆论”［11］。储安平的希望在半个世纪后的中国，依然是知识分子的热门话题，他过分早熟的对自由与民主观念的理想，给他带来了终身的不幸。储安平早年由文学而报界，又由报界成为独立的报人，终身的理想是想通过言论来影响政府的决策，受英国人思想影响过深，甚至忘了自己所处的现实环境。在大学教授这个范围内储安平的言论行事获得极大成功，但当他试图以此种思想影响政界及更多的人时，他便显得一筹莫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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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储安平《中产阶级及自由分子》，《客观》第12期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