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是张申府诞生100周年，这位在五四时期即活跃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重要人物，在历经多年被遗忘的命运之后，又有学人开始重新提起。我在本书中不可能全面评价作为哲学家的张申府，我只想从张申府与《观察》的一点偶然关系中指出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

从年龄上讲，在《观察》时期，张申府已是将近60岁的人了，他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为一代人，对储安平来说，张申府算是他的前辈。在《观察》78位特约撰稿人中，没有张申府。在整个《观察》时期，张申府只给《观察》写过一篇短文，即著名的《呼吁和平》，发在1948年10月出版的第9期头条。

这篇短文对于张申府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可以说决定了他后半生的道路。可以设想，假如没有这篇短文，以张申府的学历、学识、资历和他与中共领导人的交往（他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他的命运不会终止在一个图书馆研究员的位置上。然而历史是没有假如的。张申府的《呼吁和平》成了他一生命运的转折点，因为他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以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良知，讲出了他最应该说的话。他的悲剧命运不在于他讲错了话，而在于他讲对了。

在五四时期，由于受李大钊的影响，张申府信仰过共产主义，并译介过一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章。但张申府毕竟是一个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他虽然参与过共产党的最初建立，但他对政党的理解却执著于一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秉性，不愿在政党铁的组织纪律支配下失去个人的充分自由。1925年，在中共四大上，他能毅然退出共产党，足见其对个人自由的渴望和愿以学者身份参政的超然姿态。他后来参预“北平救国联合会”，支持“一二九”学生运动，组建民盟等政治活动，都是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而作出的选择，他不是那种愿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具体政治活动中去的人，他的思想深受罗素、罗曼·罗兰等人的和平主义影响，始终愿以超然的独立态度表达自己对战争、对和平、对一切反人道现象的独特见解，而不计较个人一己的利害得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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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申府《我对罗素的敬仰与了解》，见《张申府散文选》第511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8月版。

因了《观察》上的这篇文章，张申府被开除了民盟，并受到共产党及民盟左派领导的严厉批评。《毛泽东选集》中收有一篇《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的文章，“呼吁和平”是加了引号的。虽然没有指明这一口号的具体来历，但可以从中看出对这个口号所持的激烈批判态度。对于张申府的“呼吁和平”，很多人以为是书生气十足的议论，因为当时共产党节节胜利，淮海战役即将开始，国民党败局已定。此时提出和平的要求，正适应了国民党政权企求喘息的需要。这种评价不仅误解了张申府，而且也是以党派利益为起点得出的结论。我们何不细思一下：

以张申府的学识和他多年接触政治人物和政治活动的经历看，他不会想不到自己文章将要遭受的命运，所谓书生气十足，怕是对张申府缺乏深一层了解而得出的轻率结论，他绝对能想到自己的声音将要遭受的回应，他以一个和平主义者发出的人道呼声，不但今天看来是正确的，就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没错。我这种判断的逻辑前提是，张申府作为一个远离具体政治活动的大学教授，他不可能从具体的党派利益出发，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他只能凭自己的良知说话，至于他所说出的话在客观上对参预战争的双方哪面有利，他是不考虑的，他面对的是被战争搞得疲惫不堪的人民和丧尽元气的国家，在这样的情况下，难道要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也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才是合理的吗？我们在分清政治操作者和知识分子的根本区别之后，才能对他们的言行进行具体的评价。如果按照政治操作者的逻辑，张申府不应该“呼吁和平”而应该“呼吁战争”，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这怎么可能呢？

“呼吁和平”是一个永恒的追求，是属于全人类共同的信仰，对和平的漠视，是一个民族愚昧的表现，张申府的声音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正反映了我们对和平的陌生。对和平的追求是人类天然的向往，我们不能自己设定只有打败了对手以后才能获得和平，这种思路的逻辑前提是对方没有和平的诚意，可他们自己却忘记了用战争换取和平的代价是多么沉重。

对于张申府的《呼吁和平》，我以为我们应当持这样的看法，那就是书生论政，唯负言责。我们不应当从一时一地、一党一派的具体利益出发去评价，而应从人类文明进程的角度去分析。以党派利益判断一正直知识分子的言论，并以这种言论不符合自己的利益而对这个知识分子加以冷漠是不公正的，张申府的命运在半个世纪之后所以还在缠绕着中国许多知识分子，正是由于他悲剧命运中蕴含着中国社会中最为残暴的东西。张申府在1945年初就发出过和平的呼吁，而且是在《新华日报》上。为什么同样的声音得到的回应却截然不同呢［2］？研究张申府命运的当代意义在于：我们必须努力争取实现一个不因言论而受迫害的社会环境，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任何时候都应当以人类发展的长远目标为自己言论的基本原则，一个正常的社会绝不能因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声音不符合自己的眼前利益而对其加以迫害。在《观察》时期，与张申府声音保持一致的知识分子并非个别人，像杨人楩、董时进、钱端升、梁漱溟等等都发出过类似的声音，但他们的命运也几乎与张申府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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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申府：一个呼吁》，见孟广涵主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下卷，第512页，重庆出版社1992年1月。

我们回顾一下张申府讲了些什么话。

张申府在文章的一开始认为，现在呼吁和平，就像抗战前呼吁民主一样，不管一时怎样受尽了误会，但在理完全对，所以他“充分相信，必有一样的成功的前程”。张申府开始呼吁的时候，大局已经大致明了，谁正打得顺手，不说读书人了，就是一般的民众也看得分明，从当时知识界的情况看，虽然有少数不计较个人私利的知识分子仍在执著地抱着和平的希望，四处奔走，大声为和平疾呼，但对于将要到来的变化，绝非没有一点判断。这时的情形，张申府绝不会一无所知。他明白，这时呼吁和平，会“受尽了误会”，但他还是这样作了。他是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着眼点的，他的思路是：“一个国家绝无可以百年内战或百年勘乱的道理。”张申府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敢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讲出呼吁和平的话，从个人的角度讲是不明智，因为这种声音非常明显会使打得顺手的一方颇反感，如果天下一旦归于他们，自己的处境可想而知，但张申府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又不能在国家和人民面临战乱的危机时刻一切为自己的私利考虑，想一点更策略的方式，这是有背于他作为一个正直知识分子良心的，他的呼吁和平，实际就等于把自己的未来置于度外，甚至是冒生命危险的。以张申府的性格论，他是自信的，他是北大数学系出身，对哲学有极深的研究，对于眼前的利害，不会毫无判断，但他还是把自己应讲的话讲出来了，张申府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以自己正直的言论实现了自己人生的价值，他理应得到人们的敬重，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楷模，张申府是当之无愧的。因为在当时，有资格发出这样声音的著名知识分子绝非张申府一人，但多数人是沉默的，虽然这种沉默不能成为后人非议的前提，但呼吁与沉默比较，就更能显出张申府的可贵。

《呼吁和平》可以说是张申府对沉默中国的一份宣言书，我在读这份宣言书的时候，分明感到张申府呼吁和平，其实更多的指向并不在于参预战争的双方，而是对国人麻木状态的痛心疾首。他说：“一般人所以还未群起呼吁和平，也许是感到和战决于有力作战的两方，而两方现在显然还无要收兵的模样；在此情况下，呼吁和平，适足于招犯嫌忌，若伤无谓，非但于事无补，更且于已有损。”看得出来，张申府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才出此言的，他完全是以一个知识分子的深思熟虑，发出自己尽管微弱，但却不能不发的声音。

《呼吁和平》一文对知识分子有深刻的剖析和批评。张申府认为，近些年来，国人尤其是读书人，已经犯了‘一个绝大的毛病，那就是：“把是非与成败利害混在一起。且常常是只管眼前成败利害，而不管是非。”张申府认为，为国家打算，只应辨是非，而不应该计较个人的成败利害，所以他认定：“凡事，但令其是，就应该说，就应该做。”张申府对于当时中国知识界的作法是持批评态度的，他说：“可惜就在抗战之前，有些号称进步的知识分子，就已是左了怕得罪现在，右了怕得罪将来。”这样的情形造成了多数知识分子既不敢左，又不敢右，畏首畏尾。

张申府对于当时的国共双方是比较了解的，他对时局的变化绝非毫无所察，他在文章中分析道：“也许有人以为，现在有一方正打得顺手，正打得起劲，正要一劳永逸，一举而成功。在此时呼吁和平，也许转移他们的战态，必为他们所不快，必为他们所不睬，那么打得不甚顺手的一方是不是也不理不睬？其实不管谁睬谁不睬，这样说法，究竟仍是只顾成败利害，而没注意到是与非。”张申府的这些判断是出于他求真求善的社会理想，虽然很快到来的巨变有些出于张申府的意外，但这种变化的事实并不能说明张申府当时讲的话错了，无论从公理和进步的哪一个角度看，张申府《呼吁和平》的言论都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张申府不是政客，所以他不能为某一党某一派的利害说话，这就是他不同于同时代许多著名知识分子选择的重要之处。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张申府在历史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以人道的立场，以良知发出的呼吁为中国知识分子以言议政，以言参政作了一项尝试，尽管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他身上体现出的知识分子品德是值得后人深思的，至少说明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下，那些受过西方影响的知识分子完全有可能成为特立独行的人，张申府是这样，他的晚辈储安平也几乎走了一条与他相同的道路，这种知识分子身上才寄托着中国未来的希望。

张申府认为呼吁和平，应当是真正的和平，是长期的和平，是为国为民的和平，必须出于“真情、实感、仁心”而不是别有动机，别有背景，更不是为哪一作战方面“谋取喘息整补空隙时间”。张申府的这些言论被历史误解了半个世纪，当后人开始有重新理解的机会时，他已离开了这个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应该记住，在半个多世纪前，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以自己的生命启示着未来的中国人：热爱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