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今年四期上有陈诏先生一文《拾得旧梦祭于伶》，内中有一处说到周扬。陈先生说有一次于伶和他谈起周扬，于伶说：“胡风反革命案件平反后，文艺界有很多人谴责周扬，闹到他的家里。周扬在无法说清楚的情况下，只得拿出一封信给大家看，总算获得大多数人的谅解，才使事态平息。原来周扬在这个位子上也受到不可抗拒的压力……”

对于想了解周扬思想历程的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如果有朝一日周扬的那封信能够披露，将使当代文化史的许多问题豁然冰释，这不仅对周扬本人极其重要，就是对当代文坛的许多是是非非，也是至关重要的。但对于伶提到的这个细节的可靠性，我却有一点疑问，简单陈述如下，如果能由此引出更多关于周扬情况的资料，那是笔者最大的心愿。

第一，从于伶所说的情况看，周扬对自己在胡风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早有心理准备的，这一判断大体符合复出后的周扬一贯所持的忏悔态度。但疑点也由此而来，从胡风事件到丁玲、陈企霞事件，周扬都是关键人物。如果于伶的话是可靠的，那么说明周扬一开始就对这些事件有不同看法，他后来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某种压力。我们假设存在一种所谓的“压力说”。但了解50年代这两件事的人，大概不会同意这种压力说，至多能说有压力这个因素，而这不能说明周扬行为的无奈。因为周扬与他们的矛盾是由来已久的。

第二，如果周扬手里真有一封信，那么他在世的时候，有可能通过各种渠道透露出来，因为这是关系他历史中所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但我们现在没有见到有关这方面更可靠的资料（也许笔者孤陋寡闻）。再说，经过“文革”这样的劫难，周扬的往来信件如何保留下来的，而周扬又是如何特别保留了那份关于他人格的信件，这些都需要有个合乎逻辑的说明，不然这给做历史研究的人留下太多难题。

第三，“周扬在这个位子上也受到不可抗拒的压力……”这句话能否成立？我以为也值得怀疑。周扬当时的位子是中宣部副部长，按一般逻辑，这个位子上的人所受到的压力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中宣部部长，二是中宣部以上的中央。根据这个前提，周扬手里的信是谁写给他的呢？如果是来自高层，这似乎也没必要。因为根据当时的情况，高层不是什么压力，而是命令，只有执行的可能，而这样的信或批件，至少周扬在世的时候，已经有可能公布了。假如是毛泽东的信或批示，党中央在三中全会以后，对毛泽东晚年也做了历史评价，这都不成其为需要隐讳的事，而事实上，大家也不会认为那么大的历史事件，是周扬一个人就可以造成的。那周扬手里的信会是什么人的呢？对周扬来说，比他小的人不会成为压力，比他大的人虽然是一种压力，但那样的压力又不是什么可以保密的东西。毛泽东为胡风的事都给《人民日报》写过案语，这是人所共知的，但如果周扬说在胡风案件中是受到了毛泽东的压力，显然又说服不了找他闹事的那些受害者。于伶说及周扬的这个细节，很有可能被研究周扬历史的人作为一个重要旁证引用，但如果不见到周扬所说的那封信的原件，这些说法就都是传闻，使用的时候，是需要取一种谨慎态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