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本来具有非常好的道德资源，比如对朋友、对师长、对异己，都有相对稳定的整套看法，这些东西影响知识分子之深已融人他们的血液中。但曾经有一段时间，经过思想改造运动，特别是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在不断的暗示中，对知识分子心理产生了巨大压力，久而久之，这压力便转换成一种内心的恐惧，逐渐地使他们最终放弃了传统知识分子做人做事的基本操守，经过胡风一案以后，知识分子的心理防线可以说是完全崩溃了。因为这一案件是以私人信件为定罪基本依据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具有象征意味，也就是说从此以后中国读书人或者说中国人已不再具有私人生活的空间，他们也不敢再拥有哪怕是一点私人生活的空间了。

这一两年，大家谈陈寅恪谈得很多，对他的精神也有了了解。但陈寅恪的精神是以退回内心为基本特征的，他的独立、自由精神的核心是向内的，也就是说他是以消极的姿态来保持内心自由的，他没有向外，也不可能向外给人以启示，所以陈寅恪的精神固然可贵，但那种完全退回内心的选择带有那个时代的保持个人节操的特点，对那个时代的恐惧他是真切感受到而且害怕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记有这样一件事：1961年，“香港陈某寄来食品包裹一，内装白糖、火腿及其它食物，先生将包裹单交给校党委全部退还。”（该书170页）这是一件小事，但细细体味陈寅恪的做法，却能感受到一个时代的恐惧氛围给知识分子心理上的压力。另一个比陈寅恪还年长的史学家金毓黻在他的日记中也记下了一件几乎和陈寅恪行为完全相同的事。他说：“余君雪曼，重庆人，早肄业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正黄季刚主讲之日，与余前后同门。前十六七年余避日寇入蜀，始与面，未几在三台东北大学同教两年。四川解放前，雪曼夫妇忽适香港，以文学艺术教人。近几年屡以所印书画小册寄余，余从未作一字覆。实因雪曼在港思想行动如何，无从知之；且祖国前途一日千里，何不回国内服务，寄居异地等于流浪，其意何居，余实不解。近几日忽又来一明信片，寥寥数语，问余健康情况，但余仍置而不复，并以此片示所内同人知之。”（《静晤室歇己》，辽沈书社版）陈寅恪、金毓黻的这两件小事都发生在胡风案之后，当时他们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但面对外间朋友的问候，居然恐惧到如此程度，可以想见这一事件给知识分子内心的伤害是多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