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的推移，“文革”和反右这样的历史事件将成为许多历史研究者关注的对象，由于这两次事件的重要性，有关这两次事件的专题研究将成为相对独立的专门学科，比如“文革学”和“反右学”的研究，现在有了许多成果，国内外已有一批学者在从事这方面的努力。随着档案的逐步解密，各种历史真相开始浮出水面，随着开放程度的加深，越来越多的禁区将被冲破，这些都为历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在日益开放的研究空间中。我以为除了客观条件的变化外，研究者自身在如何使用“文革”、反右中的资料上，也面临着一些问题。比如关于这两次运动中许多知识分子的检讨性文字，由于是在强烈恐惧心理和外在压力下所做出的，他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些知识分子的真实心理，是需要慎重对待的。还有从1949年后，由于不断的政治运动，许多知识分子不仅检讨自己，而且糟蹋自己的师长、朋友、前辈、自己的母校、自己供职的单位，这些文字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历史研究者在面对这些史料时，不应当取一种简单的态度，他们有责任辨析或以理解的心情分析出这些东西产生的历史环境，有必要指出这些出自知识分子笔下的文字，恰是一个时代政治文化的集中体现。如果忽略此点，由于时间的推移，将使后人难以分辨这些文字产生的特殊历史条件。现在许多外国学者研究“文革”和反右时，常常简单地依靠已公开的文字资料，并以此为据推断许多事件，这些研究在身临其境的中国人看来，就觉得很隔膜。比如在50年代先后两次批判胡适的高潮中，当年胡适的许多朋友、同事、学生们写的那些文章，就不能单纯地以文字来推断是非，到了“文革”时期。情况就更复杂了。当年许多学者是为了生存的需要才说了那些违心话的。《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刘潞、崔永华编，自印本）中收了“文革”初范文澜的两封信，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恐惧心理。“文革”之初，范文澜受到康生和陈伯达的批评后，他在给刘大年的一封信中说：“请你助黎澍同志加强批评。愈过头愈好，不过头，别人会来补的，那就麻烦了。”（224页）同时在另一封给刘大年和黎谢的信中又说‘‘请毫不容情地加上自我批评的文字，愈过头愈好。请你站在敌对者的方面，尽量抨击，不大大抨击，将来自有人出来抨击，那就被动了。这一点务请采纳为幸！”（235页）范文澜是去过延安的史学家，延安的经历不可能不对他有影响，再加上50年代的许多政治运动，在“文革”初期，他早已能够从保护自己的角度来看待自我批评了，这与其说是趋从，倒不如说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特殊历史环境中学到的求生智慧。那个年代的检讨性文字，也许确有真诚的，但我以为，多数人是把它作为过关的一种保护性办法，从范文澜的那些说法中，我们能感受到他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