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舒芜先生的长文（见《新文学史料》1997年第2期），我是别有一番感慨的。这篇长文是舒芜先生给自己的文集《回归“五四”》写的后记，也是作者的自传。这是一个知识分子一生坎坷命运的回忆，其中有许多发人深省的东西。

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人，近年常谈起冯友兰先生的经历，认为他经历了一个实现自我，失落自我，晚年又回归自我的过程。像冯友兰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在他同时代的知名学者中，无疑是有代表性的，如汤用彤、陈垣、金岳霖、贺麟、钱端升等等，虽然个人的命运不同，但在由旧到新的历史中，从目前已知的材料中，大体都有共同的一面，这共同的一面大体上可以说就是他们中的另一个代表陈寅恪所不选择的东西。这一代学者不管后来命运如何，他们在过去已成就了自己的事业。研究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这代人固然是一个耀眼的群落，但就个人的命运而言，他们呈现的是另一种悲剧。我在阅读舒芜先生的回忆时，有几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在脑中浮现，冯友兰他们是一代，中间储安平、费孝通、王瑶他们又是一代，在这两代知识分子中，又可按那个时代流行的说法，每代人中，又有左面的和右面的。虽然当年的人生道路有别，但在命运的悲剧性方面，又可说是殊途同归。在他们这两代人之后，更有一类人的命运充满复杂性，这就是舒芜这一代知识分子。

舒芜的经历，在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显示了另一种更深的悲剧。这一代本世纪20年代出生的知识分子，在获取知识的最佳年龄，差不多没有赶上什么好时候。舒芜的经历在同时代人中又有特殊性。舒芜出身世家，从他以后做出的学术成就看，他本来是一个在学术上早熟或者说早年求知渴望特别强烈的人。但舒芜这样有才华的人，却由于种种特殊的原因，没有能够进入当时的大学读书，他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自学成材的学者。舒芜的未能进人大学，自然有个人的原因，但也有那个时代的特殊背景。舒芜是一个有强烈追求自由民主气质的人，可以先设想一下，如果具有这种气质的舒芜，在那个时代能进入当时中国著名的学府，先去接触真正具有自由思想的那些教授，那么他对自由和民主精神的理解就会和后来不一样。按舒芜的年龄（1922年出生），他是能赶上这个时代最后一批自由主义学生的行列的。而舒芜在自己求知欲最强烈的时候，却在当时的安庆中学遇到了表兄姚圻，舒芜说：“我从他那里，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当时，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风行，可以说是一代青年学马克思主义的入门书。姚圻带来的书里面，却无此书，而有苏联米丁著，沈志远译，中山文化教育馆出版，厚厚一大本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我第一本读的就是它。此书很不好读，却强烈地吸引了我，觉得这真是博大精深、严密完整，使整个世界井然有序地呈现在眼前，为任何圣经贤传所未有。我努力啃了一两遍，自以为有所得。进而读了姚圻带来的其它马克思主义的书，更进而自己跑书店，搜读各种马克思主义以及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理论纲领政策的书刊。”当时舒芜还读了徐懋庸译的一本斯大林的传记，“这是我读到的第一本革命领袖人物传记，使我对斯大林佩服之至。”

舒芜40年代初到当时国立中央政治学校当助教，这所学校虽然有许多自由主义的教授，但学校本身是类似于国民党的中央党校性质的，而且在战时对学生和教授的思想管制很严。

舒芜本来是一个具有自由主义气质的人，但这种气质在未经系统了解自由主义真话的初期，特别表现为反抗专制和追求个性，如果在这个时期恰有一种以反抗专制为特色的学说盛行，具有自由主义气质的青年人是很容易产生共鸣的，就是说具有那种思想倾向的青年，特别容易为某种思潮中表层的反专制所吸引，而看不清那种思潮本身所具有的无可摆脱的专制倾向。这不是舒芜本人的过错，而是那一个时代青年的普遍特点，或者说青年本人并没有错，他们本来就是以反专制的精神投入社会运动的，至于他们曾经信仰过的思想后来变成什么，当时他们不会知晓。也许有人会说，假使舒芜进入了当时的著名学府，接触了大量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会不会就成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历史自然没有假设，更何况就是在当时的著名学府中，也并非所有的学生都接受了自由主义思想。但舒芜作为一个具有自由主义气质的青年，他是从自身特殊的经历中形成自己的学术思想的，他本来不是一个穷得非要造反的书生，而是在知识的浸润下，逐渐产生了对现存秩序不合理的反抗情绪的。舒芜总结自己当时的学术思想有几个基点，即一反儒学，二尤反理学，三尊“五四”，四尤尊鲁迅，五信马克思主义，六尤信马克思主义与“五四”精神一致，七反法西斯，八尤反蒋介石政权的封建法西斯。从这个学术思想的脉络中，我们可以概括为两个字即“反抗”，这是那个时代的主要精神，至于靠什么反抗，反抗了以后又怎样，依赖反抗的思想武器本身是否也会值得反抗？他们还未深思。这种以反抗为基本思想特征的倾向，遮蔽了许多东西，舒芜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在初期实际就埋下了种子。

也许是偶然，也许是必然，可以设想，如果40年代初期，舒芜遇到的不是胡风，而是像胡适、储安平或其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那舒芜也许就会是另一个舒芜了。因为在舒芜的同时代知识分子中，也有仅比他大两岁的殷海光。尽管最终胡风和储安平的结局是一样的，但舒芜一生中，似乎是命运在安排，总让他和另一种思想倾向强烈的人接触。1949年前夕，舒芜总结说：“我虽然还继续努力，可是越来越发现权威方面所解释的马克思主义与我所理解追求的马克思主义，实在不可调和。我越来越感到力微效寡，虽然仍在撑持，但内心的困惑，流露为失败主义的情调，胡风所看到的就是这个。”当时的舒芜如果能够一直困惑下去，并最终能够由困惑而怀疑，那舒芜也不会再糊涂下去。他在新时代表面的繁荣面前，或者说在随后而来的压力面前，就连困惑和怀疑也不敢有了，悲剧就这样发生了。

舒芜的经历使我想到一个人获取知识的时候，最好能有一个好的环境，多样东西放在面前，由你自由选择，尽管这个自由选择实际上是由选择者的气质和经历决定的。但由于是自由的选择，总是真实的，而且坚守和放弃都是自然发生的。舒芜悲剧的深层原因，我以为，是他与最初接触的思想资源只有表面的亲和性，而实质上相异。但由于他在选择的时候，没有另外一种思想资源参照，结果就饥不择食。当然一种思想资源最终为多数人选择，自有它的道理，并非三言两语能说清楚，但一个人在青年时代最先接触什么思想资源，对他后来的人生道路总是有影响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因为人的知识背景多是在青年时代形成的。所以在获取知识的问题上，恐怕真也存在一个先后的问题，今天比较开明的老人，我们差不多都可以从他的经历中找到那为什么开明的思想源头，要么是大学的教育，要么是留学的经历或者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偶然相遇等等。而这些经历舒芜没有。

舒芜先生在总结他一生的时候，有一段话说得极好，他后来在学术上的成就，也是这种思想的结果。他说：“我解放以前自以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当时就为权威所否认；解放后我用毛泽东思想来衡量自己，也达到‘那的确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结论，与权威者达成共识。解放后，我自以为学到了的毛泽东思想，却又一步一步把我学成了‘右派’，学成了‘反革命集团起义人员’，真是‘读书越多越反动’。回来一看，原来我根本没有学到任何马克思主义，曾经自以为信马克思主义并信其与‘五四’精神一致只是自作多情。马克思主义究竟是怎样的，我其实毫无所知。”一个学者晚年的成就不是建立在多了点什么上，而是少了点什么，这很让我们惊奇。就思想而言，舒芜先生后期所努力的只是从最初的思想中抛弃什么，而曾经抛弃了的“个性解放”，他还大致能够寻回来。绕了一大圈，他又回到了起点上，这就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