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王瑶想到陈旭麓-逝去的年代

现在许多人都注意到王瑶的学术道路,尽管大家承认在王瑶的学术道路上有许多曲折,但他还是在特殊的环境里,以自己的才华在学术界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与王瑶比起来,陈旭麓的学术道路更令人感慨。陈旭麓与王瑶大体上是同年人,但在新时代里,王瑶学术道路比陈旭麓的似乎平坦,无论怎样曲折,王瑶在学术界的地位是得到确认的,而陈旭麓的学术道路则颇为坎坷。由于文学的特殊性,知道王瑶的人多,而知道陈旭麓的人少,作为中国近代史专家,陈旭麓的学术道路同样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陈旭麓已经逝世10周年了,他的影响还没有超出专业领域,但他的经历却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陈旭麓是1918年生人,比王瑶小5岁,他们那一代学者,从年龄上说是越往后越坎坷,也就是说,如果1949年前能在学术上确立自己的地位,以后的变化是一种情况。对于这部分人来说,由于已经成名,他们的转变和对新时代的适应,相对不很急迫,如果不是外在压力过于强大,他们的转变不会很快发生,由于已有的学术地位,他们不急于为成名而去改变自己。但对于那些在学术上显示了才华,而尚未确立自己学术地位的青年才俊,时代的转换使他们已有的学术训练不能正常发挥,而学术冲动与学术环境不相适应时,由于无法改变学术环境,只有让学术冲动来适应学术环境。王瑶50年代初写出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很能说明这个问题,50年代初,在学术界显然是未成名的学者比成名的学者更有学术冲动,陈旭麓的学术道路也有这样的特点。

1949年以前,陈旭麓已在学术上初露才华,他24岁就写出了《初中本国史》,40年代末,陈旭麓的写作热情很高,他给当时的《观察》、《大公报》、《展望》、《中建》等报刊写过时论,在陈旭麓的写作生涯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从这时期的许多言论看,陈旭麓的思想大体属于自由主义一脉。可以他发表在《观察》周刊第2卷第21期上的《我们向哪条路走?》为例。这篇文章写于1947年夏天,当时陈旭麓只有29岁,这篇文章发表在《观察》的“专论”专栏中,排在第二篇,是很显要的位置,而当时《观察》的编者储安平根本不认识陈旭麓,在介绍作者的时候,特别注明是“投稿”。这虽是一篇时论,但从文章的气势和分析的细密上,可以看出陈旭麓的学术个性,他分析问题的全局眼光和善于从综合中看出历史走向的学术风格,已具雏形。请看如下一段议论:

同时知识分子中的不少自由主义者,知道这个社会要“变”’也

希望“变”,彻底地“变”,却有一个共同的观念,以为不要用流血

的革命方式去“变”,想用改造的方法完成不流血的革命任务。这不

是不可能,英国的工党执政以后,正想用不流血的革命来挽救资本主

义的危机,似乎已经收到了相当的成效。但是移植到中国来,是否也

能收同样的效果?何况中国两个武力集团的对立,怎样使他们放下武

力,和舟共济的改造社会?由近来局势的发展,除非上帝给我们好好

的安排。

陈旭麓在这篇文章中希望中国能走和平的道路,但也表现出了急迫的心情,“只要能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不问其为剿灭或革命,阵痛之后,即可获致安详的局面,则战争亦有所希望。”不过大体来说,陈旭麓当时的立场,还是自由主义的。这个样子的陈旭麓走进了新时代,学术冲动依然强烈,虽然新时代对他过去的学术训练已有制约,但作为一个刚在学术上显示了才华的青年,他的学术道路刚刚开始,他努力想确认自己。读《陈旭麓文集》,一个强烈的印象是五六十年代,当多数前辈学者沉默的时候,陈旭麓的写作热情却很高,从1949年10月起至1965年8月,陈旭麓共在当时的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了59篇论文(含几种小册子),70年代初,他还有两本书出版。陈旭麓“文革”中的曲折,虽有一定偶然性,但与他没有停止写作的经历是分不开的。这是他的幸运,也是他的不幸。由于早年的学术训练,陈旭麓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获得了公认的成就,但他晚年的心情并不顺畅。从他给学生的信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说:“你关心我的职称一事,我已味同嚼蜡。亦视之如鸡肋,早已不愿问闻。但最近听说系里和校部将连同申请招收博士研究生上报,事情到底怎样,我一任其自然,决不向任何人乞求,亦不欲为此事与他们再说一句话。古往今来这种排斥的事情太多了,也实在太下作了”(《浮想偶存》547页,华东师大出版社)。“一月间在西安评审带博士的会,因有人作梗,我未获通过。现有几个与会人打抱不平,刘大年也在说话,将于五月国务院评审委员会上提出重评。结果如何,不可知。我以泰然视之”(同上555页)。以后的事,我不很知道,但由此可以想见陈旭麓晚年的心境。关于陈旭麓的学术道路,以后人们可能还会发生兴趣,他也是那种本来可以在学术上大有成就的人,但因了时代的关系,他的收获与他的才华也是不成比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