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许多人都注意到王瑶的学术道路，尽管大家承认在王瑶的学术道路上有许多曲折，但他还是在特殊的环境里，以自己的才华在学术界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与王瑶比起来，陈旭麓的学术道路更令人感慨。陈旭麓与王瑶大体上是同年人，但在新时代里，王瑶学术道路比陈旭麓的似乎平坦，无论怎样曲折，王瑶在学术界的地位是得到确认的，而陈旭麓的学术道路则颇为坎坷。由于文学的特殊性，知道王瑶的人多，而知道陈旭麓的人少，作为中国近代史专家，陈旭麓的学术道路同样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陈旭麓已经逝世10周年了，他的影响还没有超出专业领域，但他的经历却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陈旭麓是1918年生人，比王瑶小5岁，他们那一代学者，从年龄上说是越往后越坎坷，也就是说，如果1949年前能在学术上确立自己的地位，以后的变化是一种情况。对于这部分人来说，由于已经成名，他们的转变和对新时代的适应，相对不很急迫，如果不是外在压力过于强大，他们的转变不会很快发生，由于已有的学术地位，他们不急于为成名而去改变自己。但对于那些在学术上显示了才华，而尚未确立自己学术地位的青年才俊，时代的转换使他们已有的学术训练不能正常发挥，而学术冲动与学术环境不相适应时，由于无法改变学术环境，只有让学术冲动来适应学术环境。王瑶50年代初写出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很能说明这个问题，50年代初，在学术界显然是未成名的学者比成名的学者更有学术冲动，陈旭麓的学术道路也有这样的特点。

1949年以前，陈旭麓已在学术上初露才华，他24岁就写出了《初中本国史》，40年代末，陈旭麓的写作热情很高，他给当时的《观察》、《大公报》、《展望》、《中建》等报刊写过时论，在陈旭麓的写作生涯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从这时期的许多言论看，陈旭麓的思想大体属于自由主义一脉。可以他发表在《观察》周刊第2卷第21期上的《我们向哪条路走？》为例。这篇文章写于1947年夏天，当时陈旭麓只有29岁，这篇文章发表在《观察》的“专论”专栏中，排在第二篇，是很显要的位置，而当时《观察》的编者储安平根本不认识陈旭麓，在介绍作者的时候，特别注明是“投稿”。这虽是一篇时论，但从文章的气势和分析的细密上，可以看出陈旭麓的学术个性，他分析问题的全局眼光和善于从综合中看出历史走向的学术风格，已具雏形。请看如下一段议论：

同时知识分子中的不少自由主义者，知道这个社会要“变”’也

希望“变”，彻底地“变”，却有一个共同的观念，以为不要用流血

的革命方式去“变”，想用改造的方法完成不流血的革命任务。这不

是不可能，英国的工党执政以后，正想用不流血的革命来挽救资本主

义的危机，似乎已经收到了相当的成效。但是移植到中国来，是否也

能收同样的效果？何况中国两个武力集团的对立，怎样使他们放下武

力，和舟共济的改造社会？由近来局势的发展，除非上帝给我们好好

的安排。

陈旭麓在这篇文章中希望中国能走和平的道路，但也表现出了急迫的心情，“只要能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不问其为剿灭或革命，阵痛之后，即可获致安详的局面，则战争亦有所希望。”不过大体来说，陈旭麓当时的立场，还是自由主义的。这个样子的陈旭麓走进了新时代，学术冲动依然强烈，虽然新时代对他过去的学术训练已有制约，但作为一个刚在学术上显示了才华的青年，他的学术道路刚刚开始，他努力想确认自己。读《陈旭麓文集》，一个强烈的印象是五六十年代，当多数前辈学者沉默的时候，陈旭麓的写作热情却很高，从1949年10月起至1965年8月，陈旭麓共在当时的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了59篇论文（含几种小册子），70年代初，他还有两本书出版。陈旭麓“文革”中的曲折，虽有一定偶然性，但与他没有停止写作的经历是分不开的。这是他的幸运，也是他的不幸。由于早年的学术训练，陈旭麓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获得了公认的成就，但他晚年的心情并不顺畅。从他给学生的信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说：“你关心我的职称一事，我已味同嚼蜡。亦视之如鸡肋，早已不愿问闻。但最近听说系里和校部将连同申请招收博士研究生上报，事情到底怎样，我一任其自然，决不向任何人乞求，亦不欲为此事与他们再说一句话。古往今来这种排斥的事情太多了，也实在太下作了”（《浮想偶存》547页，华东师大出版社）。“一月间在西安评审带博士的会，因有人作梗，我未获通过。现有几个与会人打抱不平，刘大年也在说话，将于五月国务院评审委员会上提出重评。结果如何，不可知。我以泰然视之”（同上555页）。以后的事，我不很知道，但由此可以想见陈旭麓晚年的心境。关于陈旭麓的学术道路，以后人们可能还会发生兴趣，他也是那种本来可以在学术上大有成就的人，但因了时代的关系，他的收获与他的才华也是不成比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