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第3期的《收获》杂志上，我读到曹禺的女儿万方写的回忆他父亲的文章《灵魂的石头》，这篇文章是曹禺去世后，我读到的最好的一篇怀念文字，当然这与作者的特殊地位有关，作为女儿，万方是理解自己父亲的，她用真诚的心灵，写出了曹禺晚年的痛苦。

在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我以为从作家的角度看，曹禺和老舍是两个让人感兴趣的人物，不光是他们在文学上独特的贡献，还在于，他们二人本身的经历就是一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历史，虽是两种结局，但内心深处的悲凉是一致的。

我曾听到一位曹禺在清华的同班同学说起过曹禺在清华的一些旧事，这位老人对曹禺在文学上的才能评价很高，但对他的个性却留有余地。我理解这多是由曹禺晚年的一些事而触发的。曹禺在晚年，做了几件让知识分子不理解的事，尽管只是写几个字，签个名之类的小事，但由于他出身清华又多年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生活的形象，让人感到有些失望，不过这失望，读了万方的文章，人们又会多少能体味到他晚年的处境，其实他晚年的内心世界是极其痛苦的。

作为一个有创造性的剧作家，曹禺在40岁前就已完成了他一生的工作，他是1910年生，之后，他的创造性就没有能再发挥出来，无论是50年代的《明朗的天》还是70年代末的《王昭君》，都让人感到这不再是当年的曹禺了。对于曹禺40岁以后的创作，他的朋友吴祖光有过尖锐的批评，意谓他是太听话了。而黄永玉的批评更是痛心疾首：“你是我的极尊敬的前辈，所以我对你要严！我不喜欢你解放以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伟大的通灵宝玉，你为势位所误”（田本相《曹禺传》472页）。晚辈剧作家沙叶新也曾直言批评过曹禺的没有主见。

对于朋友和晚辈的批评，曹禺是从内心接受的，而且他还把黄永玉给他的信装裱成册，作为对自己的鞭策，然而他内心的烦恼和痛苦，在他生前终于没有得到爆发，他在平静中怀着痛苦离去，据说他本来还要在一次重要的会议上继续扮演一个早已厌倦的角色，然而生命没有再给他这一次机会……

这许多年来，我一直在思索从冯友兰、钱端升到曹禺、钱钟书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从曹禺的身上，人们感受到的不同于冯友兰，更不同于储安平，他和费孝通有点像，但又没有费孝通那样通达，费孝通是大彻大悟，而曹禺却总在痛苦中不能自拔，这也许就是他那艺术家的本质。他要真能从痛苦中出来，扮演那个给他派定的角色，也许他的痛苦会轻一些，因为虽然不得不演戏，但在戏完了的时候，还多少有一些滑稽感。但曹禺不能，他的苦恼也就越来越深。

早年曹禺的话剧不仅征服了当时许多前辈，就是在同时代的朋友中，大家对他的成绩也是真诚佩服的。1946年，储安平在上海创办《观察》周刊的时候，曹禺和当时大批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是列在封面下的“撰稿人”，虽然他没有给《观察》写过文章，但他的思想倾向与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一致的。1944年储安平在给桂林《力报》写的一篇剧评中，这样评价曹禺：“在中国的戏剧界里，并非没有特殊的人材和特殊的剧本，曹禺及其作品就是最好的例子。我们读曹禺的作品时，我们大体上是满意的；我们觉得这是一个严肃的作家，一个走正路的作家，一个可以敬佩的作家。”

储安平是敬佩曹禺的，不光是敬佩他的作品，还敬佩他那专心剧作，不涉及其他的性情。然而这一切到了后来都从曹禺身上消失了，而且消失得那么干净。对此万方有一段话说得极好：“长时间以来，我爸爸和许多的人，他们都被告知他们的思想是需要改造的，这种对灵魂的改造像是脑叶切除术，有时是极端的粗暴行动，还有就像输液，把一种恐惧的药液输入身体里。这是一种对自由渺小卑微的恐惧，我知道这是非常严酷的事。”就个性而言，曹禺是属那种谨小慎微的人，他本人是艺术家，可他40岁以后赶上了一个不容艺术家气质的环境，在这样的时空里，他的艺术家天性被压抑到了几乎改变一个人性格的程度。也许人家正是看重了他身上懦弱的一面，听话的一面；才不断派给他各种不属于艺术家的角色的。当万方问他：“真够忙的。”他缓过点儿来，说：“就是无聊就是了，没点儿意思。”“一天到晚瞎敷衍，说点这个说点那个，就是混蛋呗，没法子。”

曹禺年轻的时候是非常自信的，《雷雨》剧本被朋友靳以压了一年之后才发表，但他也不着急，他曾对女儿万方说过；“我知道那是好东西，站得住。”但40岁以后，他的自信就逐步丧失了。他曾说过自己想做一个新人，“我要沉默，……放弃‘嘴’的生活，用脚踩出我的生活，用手写真实的人生。”然而他终于未能沉默，他直到临终前，还得应酬，对一个艺术家来说，意识到无聊的生活而又难以摆脱，这是怎样一种处境呢？曹禺说：“我痛苦，我太不快乐了，我老觉得我现在被包围着；做人真难哪！我要坦白出来，我怎么自私怎么坏，我要说心里话，说世界上任何人都不敢说的话。”这是曹禺晚年的心声，可惜我们只能从他亲人的回忆中听出，而不能听他亲口对人们诉说了。

曹禺晚年的痛苦，还使我想起了另一位和他经历很像的文化老人，他官比曹禺做得还大。我听一位接触过他的人说，这位文化老人有一次曾和他说起：我已经80多岁了，90岁以后我要开始骂人，我要写回忆录，要写出我眼中的反右和“文革”。听了这话我是很感动的。但我又略有一点担心，80多岁的老人，难到还要非等那个90岁来临吗？为什么不赶紧把自己胸中的痛苦和无奈早点告诉你祖国的人们呢？不要再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