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书生气又发作了-逝去的年代

国内近几年出版的关于钱钟书研究的书很多,我见到就买了,时间一长,就积攒下一大摞,最近我集中翻了一遍,忽然生出一点感想。

现在国内外研究钱钟书的,以学术为主,即多数研究者的着眼点在于钱钟书的小说、诗词和他的学术论文,这当然是很重要的,但研究一个学者,如果光注意他的学术而忽视他的思想,时间久了,这样的研究总会越走越窄的,特别是像钱钟书这样经历了这么多风云变幻的学者,他的经历本身,就是一部丰富的当代历史。

前几年,我在一篇研究《观察》撰稿人的论文中,就想把钱钟书作为同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类型看待,可惜由于当时所知材料有限,未能深入下去,但对于钱钟书作为一种知识分子的类型来研究,我觉得还是能够拓宽钱钟书研究的视野的。国内已出的几本钱钟书传记,似乎也未能从这个角度出发,写出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特经历。李洪岩《智者的心路历程》有所涉及,但还没有着意为之。

我一直以为像钱钟书这样的知识分子,如果能够深入他们的内心,在大量资料的支持下,剖析出他们内心的苦恼、无奈和最终的生存方式,这对深入了解中国知识分子是很有帮助的。

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治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等的学者,似乎总不如治史学的人看得透。看得深,当然这只是一个大致的说法。就说政治选择,一般推论,那些治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的学者,应该在理论上对政党、国家这些东西有更深切的了解,看过去这些学者写的文章,他们也都是极犀利、极清醒的,但纸面上的深度并没有融入自己的行为。倒是那些治历史的学者不一定有超过这些学者的理论深度,但判断起事情来,似乎总比另一类学者高明。比如胡适、傅斯年、钱穆、姚从吾、毛子水、陈寅恪这些做史学研究的人,比冯友兰、金岳霖、贺麟、钱端升等人,在许多事情上,还是更有决断。虽然历史的复杂性远不似这样简单,个人的处境和选择中有许多偶然因素,诸如个性、当时的处境、朋友的位置还有家累等等,但历史研究总是由结果推断原因,这样一想,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就更具有某种色彩了。

钱钟书这样的学者,现在看来,他的选择是充满矛盾的。以钱出身清华和留英法的教育背景,我们不应该推断出他现在的结局,因为一个人的理想是由他们的教育背景决定的。从政治理想上说,钱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但钱本人对他同时代那些知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又多数看不上眼,读过小说《围城》和《猫》的人都是有这种感觉,也许这与钱钟书的个性有关,也许与他父亲曾告诫过他不要做徐志摩、胡适之一类的新派人物有关。我总觉得钱钟书看不上他同时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还不光是自视甚高的个性,更有深刻的东西。当时自由主义的许多知名人物,在政治理想的追求上固然代表了多数人的意愿,但这部分受西方文化影响较重的人,在做人这一条上似乎未能完全和他们的理想相一致,而钱钟书对此有更高的理想,即一个人说和做应当是一回事。尽管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理想很诱人,但由于钱钟书很了解他们的生活,特别是个人生活,以他的道德衡人,那些人自然就不入眼,至少当时他们许多人在个人私德上,钱钟书是有自己看法的。钱是1910年生人,在自由主义人物中,如果不算严复、梁启超那一代,直接从胡适这一代算起,钱是第二代的人物,在这第二代的人物中,钱是受中国传统道德影响较重的一位,可以说他是较看重做人的道德的,这一点钱和陈寅恪很像。吴忠匡曾说“文革”中钱给他写信即言:“郭章二氏之书,几乎人手一编。吾老不好学,自安寡陋,初未以之遮眼;第则庶几能得风气,足于多闻后生竞走趋矣。章文差能尽俗,未入流品……”这是钱看到《柳文指要》后的感想,当时他对郭、章二人均有反感,他也从未遵父命去看过章行严,因为他们所为,不符钱钟书的道德观。一般说婚姻问题上很能见出一个人的基本道德观,至于是因为有这样的婚姻才导致那样的道德,还是因为有这样的道德才产生了那样的婚姻,各人可以有各人的看法,但钱对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偏见,肯定有他们个人婚姻选择上的随意性这一因素。

钱钟书曾说过,他是一个闭门不管天下事的人,但中国的读书人,哪有真不管天下事的,这话不过是一种托辞而已。钱钟书在内心深处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可惜的是他这些东西都被现实生活无情地消磨了。

就个性而言,钱是一个喜欢特立独行的人,但这种个性最终能在一个人身上差不多完全被压抑,也可见出生存处境的严酷。钱在选宋诗的时候,就不选文天样的《正气歌》,表面看是嫌它道学气过重,但谁又能说这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抗议呢?钱给杨绛《干校六记》写的小引,看似幽默和平静,但内心里却有更深的悲愤。1988年钱钟书给《光明日报》写了一则短文《报纸的开放是大趋势》,压抑了多年的钱钟书终于说话了,可惜时间不久,他又沉默了,而这时他已到了人生晚年。这次的沉默,也意味着,除了过去学术文章中偶有自己的愤懑流露出外,钱钟书40岁以后,几乎没有再说什么自己真想说的话,而这样的机会对钱钟书这样的老年学者来说已经赶不上了。对一个学者,特别是像钱钟书这样极有个性的学者,是多么的痛苦啊!他和自己的时代表面看是达成了平衡,但在内心这种冲突又时时浮现出来。这痛苦,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或许更能感觉到。

1982年夏天,胡乔木请钱钟书为他改诗,钱钟书就真改了,对此李慎之在《胡乔木请钱钟书改诗种种》一文中说:“他(胡乔木)拿出两张纸,上面写的就是后来在‘七·一’发表的《有所思》。然而涂改批注很多,一望而知是钱钟书的笔迹。他一面给我看,一面说‘我做旧诗总是没有把握,因此要请钟书给我看一看,改一改,不料他给我改得这么多,你看怎么办好?’我说:‘这是钱先生书生气发作了。还是我来给你办一点外交吧’。”(《百年潮》1997年第2期)经过李慎之的解释后,钱钟书在给胡乔木的另一封信中才说:“我恍然大悟,僭改的好多不合适,现在读您来信更明白了我只能充个‘文士’,目光限于雕章琢句;您是‘志士仁人’而兼思想家。我上次的改动就是违反了蒲伯的箴言……”(同上)胡乔木和钱钟书是清华同学,但从目前已知的材料看,他们的友谊是在后来发生的,主动的一面在胡乔木。胡乔木最初知道朱光潜病重时曾写一慰问信,其中就提到是在钱钟书处听到的,可见80年代初胡乔木和钱钟书的友谊。‘从李慎之的回忆文章中,可以推出,胡乔木曾请钱钟书担任社科院的副院长,至少是流露过这样的意思,而钱钟书拒绝过。李慎之文章说:“我(胡)要请他看在我的面子上,给社科院撑撑场面,给社科院当个副院长。”后来钱钟书答应了,做了一个从不问事的“撑场面”的副院长。

胡乔木请钱钟书改诗,以钱钟书对世事的了解,当不会不知这为何意,是用不着费心的。在胡乔木这是礼贤下士的姿态,在钱钟书也只是一个形式而已,钱钟书当不会处理不好。但钱钟书的“书生气”还是发作了。我是这样理解的:钱钟书这样的读书人,几十年来都在一种压抑的状态下生存,对于官员有一种反弹的心理,所以尽管是朋友,但毕竟不是一般的朋友,既然有这样的机会,在不自觉中,就“书生气发作了”,看似无意,但却有足够的心理依据,中国的读书人被压抑得太久了,也要出口气,这最能见出钱钟书的个性。可以推想,以钱钟书的个性,当年让他去译毛诗和《讲话》,在内心是一种什么滋味。有的人也许是受宠若惊,而有的人则可能就是逼上梁山了,至少在钱钟书有这种意味,他绝口未提过这些事,可见他有自己的判断。中国的知识分子,就钱钟书那一代人来说,确实是值得深入研究,他们当中有陈寅恪这样的,以不合作为最高原则,有顾准这样敢于反叛的,有储安平这样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的,更多像钱钟书这样看透了而“闭门不管天下事”的,正是这些丰富的知识分子选择,构成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悲欣交替、起落交织的全部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