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瑶青年时代就选好了自己要走的路，但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又不能走自己想走的路，对一个学者来说，这意味着什么？重新选择对青年王瑶来说肯定是无奈的。1952年，他在一份自我检讨中曾说：“后来系里在课改中课程有了变动，古典文学只剩下了三门课，而就有三位教古典文学的教授，而且资格都比我老，教新文学的又人少课多，于是我改教了新文学，但我在思想上并没有放弃了我研究古典文学的计划，因为我以为研究新文学是很难成为一个不朽的第一流学者的”（《王瑶文集》第7卷第499页，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1949年，王瑶是36岁。王瑶比钱钟书、费孝通等同出清华的学者虽然小4岁，但他和他们的区别还不在年龄上，而在社会声望上，当时的王瑶虽然在学术上已经显示了才华，但他还只是清华中文系的一个专任讲师。对那些已成名的学者来说，他们转变和重新选择所经历的痛苦，我认为要相对低于那些已经显示了学术才能但还未有建树的人。王瑶的典型意义即在于一个人将要以放弃自己整个的教育背景为代价，来重新确立自己的学术道路，如果不是割断传统，王瑶是会赴美留学的（按清华旧制），时代的转换使这一切成了王瑶的终身遗憾。
王瑶是清华研究院第12届毕业的研究生，师从闻一多、朱自清。当时王瑶32岁，他的毕业论文做的是《魏晋文学思潮与文人生活》。1946年1月29日，闻一多呈函梅贻琦校长和教务长潘光旦，为王瑶初试。初试的范围是：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通史。考试人员，当时除了中国文学系的教授外，还聘请了汤用彤、彭仲铎、冯友兰、吴晗4位。同年4月4日，朱自清再函梅、潘两位，正式为王瑶考试（见《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三（上）第112、114页，清华大学出版社）。王瑶是经过严格学术训练的人，以他治中古文学的才能和兴趣，再去做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虽是开创性的工作，而且获得了世所公认的成就，但一想到青年王瑶那么好的学术训练，而做了和这种训练关系并不密切的专业，在王瑶来说，难道没有遗憾吗？训练一个能治中古文学的专家，比之于训练一个能做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前者的要求和难度是远大于后者的。在王瑶的同辈朋友中，许多人还是佩服他的早年学术成果。赵俪生就说过，对他的《中古文学思想》、《中古文人生活》、《中古文学风貌》三书，“鄙人则深深拜倒石榴裙下”（《王瑶先生纪念集》1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王瑶能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卓然有成，靠的还是早年的教育背景和学术训练，至少他在治学的方法上有看家的本领。一个人学术兴趣的转移，固然有个人的因素，也有一些偶然的机缘，但对王瑶来说，他学术道路的曲折，更多地折射出的是一个时代对学术自由的制约。王瑶曾想过离开清华，因当时南昌大学曾请他去做系主任，“而且教的课是中国文学史”（《文集》499页）。可见王瑶对自己专业的留恋。我常常这样想：如果王瑶生活在一个崇尚“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环境里，他的学术成就要远胜于今日。我们多了一位现代文学的开创者，但却少了一位治中古文学的专家，这其中有什么值得我们深思的东西呢？朱德熙说：“我一直认为昭琛具备一个大学者应有的素质。要是环境更好一点，兴趣更专一一点，他一定会做出更大的贡献”（《王瑶先生纪念集》第13页）。
从王瑶早年的经历看，他不仅仅是一个专注于学问的人，还是一个具备现代知识分子气质的人。学生时代的王瑶，曾显示出对政治的热情，他在清华读书时，写过大量的时评。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他也是很积极的一位。但王瑶对政治的热情，是那种读书人对政治的热情，简单说就是好议论，并非想在仕途上有所求。这种对政治的热情，是王瑶那个时代读书人的精神气质。王瑶在1935年加入共产党，40年代又入了民盟。用当时流行的知识分子分类法，大概属于中间偏左的。但王瑶本人有名士气，别人和他自己都说过“很高傲”。王瑶的这种气质决定了他自己是一个不适于过党派生活的人。1948年当有人拉他加入新民主主义文化学会时，他曾说过“我听说有组织的约束性，就拒绝了”。可见他本质上还是一个祟尚自由的人。他的理想是：“一方面努力研究学问，希望成一个学者，一方面也对民主运动多少做点事情”（《文集》497页）。可以这么说，早年清华的教育背景，培养了王瑶的精神气质，如果不是后来的历史变幻，王瑶作为一个在专业之外对社会保持热情和关怀的知识分子，他所产生的影响要更大些。
在一个新的环境下，王瑶选择了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从他个人的意愿来说，他想尽量和新的时代保持合拍，但早年的教育和个性又和这种主观愿望相冲突，尽管他已经不是在完全独立的精神状态下完成了《中国新文学史稿》，但由于突然做违心的选择，他的这部新著还是不自觉地流露出曾经有过的独立思考，当时批评这部书的人认为：“这本书的根本弱点，是思想性低，没有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甚至于有敌我不分的地方，加以分析力、概括力不够，编写的态度和方法不谨严，因此就产生了一连串的错误和缺点”（《文集》507页）。今天再看这样的批评，我们应该为王瑶庆幸。这种庆幸可以表述为，在特定的时代氛围下，王瑶准备放弃自我来适应新的环境，但早年养成的客观精神已成为一种精神气质，融进了血脉中，所以总不免要流露出来。今天人们之所以看重王瑶的旧著，虽然理解它带有时代的局限，但从中依然能够感到有一个学者的真诚。王瑶自己写过长文《〈中国新文学史稿〉的自我批判》，在50年代，他也曾写过批判胡适、批判胡风的文章，在那样的年代里，王瑶说过许多违心的话。对知识分子在那种处境下的无奈选择，我认为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对侯朝宗等人应举行为的分析，很能帮助我们理解。陈寅恪说：“盖建州人关之初，凡世家子弟著声庠序之人，若不应乡举，即为反清之一种表示，累及家族，或致身命之危险。……关于此点，足见清初士人处境之不易。后世未解当时情势，往往作过酷之批评，殊非公允之论也”（该书下册1118－11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王瑶当时的处境，从他1951年写给一位向他请教文学史教学问题的人的信中可见了一斑。信中提到李辉英时本：“李辉英原曾有所叙述，今已删（政治上有问题）”（《文集》602页）。当时就是这样的处境。
王瑶到了晚年，精神气质又重新回到了他的青年时代，晚年王瑶特别怀念他在清华度过的岁月。他对清华学派的呼吁，实在是怀念他的青年时代。人们怀念王瑶，敬仰王瑶，其实是在表达对一种精神和人格的怀念。晚年王瑶以他人格的力量唤起了人们对独立精神的向往，这是他留给我们远比他的著述更伟大的力量。王瑶是很理智而清醒的人，80年代初，他在给石汝祥的信中就说过：“过去的时间不仅耽误了像我的孩子们（30岁上下），也耽误了如您我这样的中年和老年人。”（《文集》642页）痛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