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旧人旧事》一书中曾写过一篇关于张东荪的文章，这之后，又陆续看到一些资料，由于各种人说的张东荪都是自己了解的一面，所以关于张东荪的形象也就各异。对于一个历史人物，人们有不同的看法和评价，这是常事，但具体到张东荪来说，人们之所以各执一词，却多是因为关于他50年代初的经历本身就没有人能说清，而这种说不清楚，并非由于资料的缺乏，实在是因为有关的档案至今尚未解密。张东荪出事在1951年，距今已40多年，按《档案法》30年解密的规定，本也应该能够供研究者查阅，但我们现在还没有这样的条件。为什么一件本来很容易说清楚的事情却一直说不清楚呢？这很给研究历史的人留下了想像的余地。

千家驹在他的回忆录《七十年的经历》中单列一节专说张东荪案件，据千家驹说：“我曾受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托，整理张东荪的叛国材料，并起草民盟开除他的报告书，因此得以见到全部档案材料和张东荪的亲笔信件，故对诸案经过知道得比较清楚。事隔多年，虽文字上可能有所出入，但基本情节相信是不会错的。”（该书214页）根据千家驹的说法，他算是处理张东荪案件的直接当事人之一，那么他所记述的张东荪事件是有一定可靠性的，但千家驹1986年写作的这本回忆录是有局限的，或者说是有偏见的，比如他说：“原来张东荪不仅历史上一贯反共，还当过汉奸，不过自己不出面，做汉奸的幕后军师而已。”（213页）这种说法，显然是把当时为了糟踏张东荪而使用的各种未加证实的材料当作结论了。事实上，在敌伪时期，张东荪坐了6个月日本人的监狱。他的这一段经历，1947年出版的《观察》周刊曾连载过他自己写的《狱中生活简记》（2卷13—17期），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至于张东荪在过去和共产党的关系，人们也很清楚，至少在抗战胜利后，作为民盟的负责人之一，他曾多次与中共打过交道，如果他“一贯反共”，1949年也就不会成为中央人民政府的委员了。张东荪在北平和平解放过程中，作为傅作义与中共谈判的中间人，也是人所共知的，他可以说是为北平和平解放立过功劳的。1949年1月1日，中央军委关于与傅作义谈判的6点方针的电报中就明确说：“惟我们希望傅氏派一个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偕同崔先生及张东荪先生一道秘密出城谈判。……如张东荪出城不能保守秘密，则张可以不出来。”（《北平和平解放前后》55页，北京出版社）另一封关于与傅作义谈判中应注意的问题的电报中，也多次提到张东荪：“因为傅作义派人出来谈判，具有欺骗人民的作用，并有张东荪在场，故我们应注意运用策略。……使张东荪看了认为我方宽宏大量，完全是为保全平津人民的生命财产而出此。……如张东荪不愿久待，即可派车送他来中央所在地，并派人妥为照料。”（同上58、59页）千家驹回忆录中提到张东荪的事，有些是当时压力下有人随意揭发的，有些是张在压力下所做的检讨，多数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但由于张东荪的历史档案不公开，所以干家驹的回忆被很多人引述，因而也造成了对张东荪的误解。

关于张东荪事件的主要内容，千家驹的回忆是这样的：“据王某招供，当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开会时，张东荪送了一份名单给美国国务院，凡他认为将来可以与美国合作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他都做了记号。有的是双圈，有的单圈。又当我国政府决定抗美援朝时，他把消息透露给王某，并叫他赶快离开北京去香港。凡此种种，人证物证俱在，这是现行反革命的罪行，是通敌卖国的行为。”（213页）目前，有关张东荪事件的回忆都没有引述原始文件，这给这桩历史事件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近有唐振常先生、吴小如两先生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写过回忆张东荪的文章，但对他的判国罪，无一说得清楚。张中行在《负喧琐话续编》中也有一节忆张东荪的文字，对此也语焉不详，为什么这些同时代的人都说不清当时的情况呢？可见这是一件秘密审理的案件。《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中对张东荪的介绍是这样的：“张东荪，原为燕京大学教授、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抗美援朝时，因出卖国家重要情报，—被免去政府委员职务，但从宽处理，不逮捕法办，并照发工资，随后民盟中央决定开除他的盟籍。”（该书422页）毛泽东文稿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具有一定的权威性。这个介绍中，只肯定了张东荪在抗美援朝中这一件事，而排除了像千家驹回忆中有关给美国国务院送名单并做记号的说法。吴孝武先生在关于张东荪的一篇论文中认为，据张东荪的亲友回忆：“此案的关键人物是一个同时为美苏服务的双料间谍王志奇。王在解放以后常去张家，但张对他不欢迎，曾劝他马上离开中国。张在政治上缺乏经验，他当时在燕大，常到城里开会，就随便把文件置放在其长子张宗炳家中，有一次刚好被王志奇看到。王后来被捕，事情就牵涉到张。张亦承认自己于此事有责任，自责不已。”（《中国文化》第10期210页）虽然张东荪亲友的说法也未必绝对可信，但比起其他人的说法，似乎较为合理。由于档案没有解密，我们也就只有推理。出事的时候，张东荪已是64岁的老人，说他主动给美国特务提供情报，没有什么前提。也不合张东荪一贯的为人行事的原则，王志奇无意中看到有关材料是可能的，但出事以后将此事扩大为张东荪主动提供是不近情理的。对张东荪的遭遇，吴孝武的判断是：“张在解放战争期间曾鼓吹中国做美苏桥梁的外交政策，并认为中国今后要工业化，必须在更大程度上依靠美国而不是苏联。因此，他对中共后来的‘一边倒’政策有所保留。”吴孝武认为这是引起对他怀疑的原因。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我们不妨把眼光再放远些。

1949年以后，张东荪虽然成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委员，但就张一生的主张和性格看，他是主张干政而不参政的。他认为“士”在社会上发清议作争谏，才能把一个社会的清明之气唤起来（《士的使命与理学》，《观察》1卷13页）。张东荪是一个有独立品格的知识分子，而且他从过去的时代中走过来，在新的环境里并没有立即与新时代融为一体，这就导致他和新时代许多方面的冲突。张中行说张东荪“根据我的印象，他也是惯于快言快语，得天不厚的一位”（《负喧琐话续编》24页）。他的好友俞颂华早就说过：“他是彻头彻尾的一个自由主义者，他有独特的见解与主张，他喜欢独来独往，特立独行，而不愿受任何拘束的。对于什么政党的所谓铁的纪律，他是感到头痛的。”（《俞颂华文集》320页，商务印书馆）以张东荪的思想和性格推论，50年代初，以他那样身份参政的人能掌握多少国家情报和机密呢？在张东荪看来，他所知道的那些事也许根本就不是什么情报，这也就是旧文人在新时代的不适应。

叶笃义在他的回忆录《我与民盟》中说过一件事。上海解放后，罗隆基将回北平时，司徒雷登约见过他一次，托其向周恩来传达这样的口信：中国如能放弃“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他可以向美国政府建议给予中国政府几十亿美元的支援。罗隆基到达北平之后，在未传达这个消息之前，听到陈铭枢已经向周恩来做了相同的传达而遭到周的斥责，于是他就放弃了这个念头。后来美国驻北平总领事克乐伯（Clubb）回国的时候，罗隆基同张东荪两个人约克乐伯相见，叫他见到司徒雷登告诉这个经过。所谓“以民盟来做美国和中共之间的桥梁”这一主观幻想至此彻底结束了。”（《文史资料选集》增刊第2册第30页）根据这一细节推断，张东荪对于后来的外交政策应该不至于太书生气，但也许是年老而无法改变自己的个性，他终于还是按自己的想法去办事了。叶笃义就说过，解放之初张东荪就不写文章表态，叶劝他，他说：我要保持我沉默的权利。可以想见他的性格。

张东荪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最早被新时代抛弃的人，这是他的不幸，但也是他的幸运，以他那样的思想背景和性格特征，躲过1951年，还能躲过1957年吗？

1952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三反”运动中对北京市高等学校的情况曾有一个批示、在批示中他说：“看来除像张东荪那样个别的人及严重的敌特分子外，像周炳琳那样的人还是帮助他们过关为宜，时间可以放宽些。”（《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422页）1952年8月7日，毛泽东约见梁漱溟，谈话完毕后，梁受张东荪之托，向毛泽东求情。梁漱溟说：“张的为人聪明特出，久在学术思想界享有高名，与我相熟数十年。北京城的解放，张亦是奔走内外之一人。1949年建国，组织中央人民政府，列居60名委员之一，殊‘不料他亲美，惧美（这时他是美国人办的燕京大学教授），竟受一特殊间谍的诱感，甘心为美国务院作情报，窃以政府会议文件密授之。此特务被捕，供出其事，张内心慌乱，如醉如狂，寝食俱废。我对张‘既恨之，又悯之’，虽无意为之求情，亦愿探悉主席将如何处理。”毛泽东回答说：“此事彭真来向我详细报告了。彭真要捉起他来。我说不必，这种秀才文人造不了反。但从此我再不要见他，他再不能和我们一起开会了。想来他会要向我作检讨的，且看他检讨的如何吧。”（《梁漱溟先生年谱》第206页，广西大学出版社）张东荪后来是如何检讨的，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好像是一种宿命似的，当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个一个都倒下了。1948年，张申府因在《观察》上发表《呼吁和平》，被开除出了民盟，1951年张东荪又出了那事，之后的运动不断，仔细一想，整批倒下的都是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