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为什么，接到赵晋华女士的约稿，就忽然想起我的朋友贺桂梅关于“水落石出”的说法。去年6月一个炎热的日子，世界杯即将拉开战幕之际，贺桂梅来到我家为《羽蛇》做访谈。她说：“……90年代有点水落石出的味道，能够看出80年代有哪些东西获得了一种力量，能够在任何时候都保持自己。……”当时，我刚刚买了两只绿鹦鹉，它们好奇地看着她，发出意义不明的啾鸣，仿佛咿呀学语又很不成功的孩子。

汉语内涵的丰富的确可称为世界之最。与“水落石出”意思相近的还有“大浪淘沙”，“大浪淘沙”之后方有“水落石出”，不过前者是指逝去的，而后者则是留下的。我们可以试想，被海洋或者河床雪藏着的石，在水的不断击打下，偶尔发出昂贵的声音。那正是孤独本身那种痛苦的高贵、残酷的美丽，它需要坚忍，需要沉潜，需要把一切浮华置之度外。

毋庸讳言，新时期文学更多关注的是社会问题。新时期文学有一个大的社会语境，也就是批评家们所谓的“巨型话语”，那是从一段悲惨历史中接踵而至的神话。80年代的人们充满了创造历史的热望，每个人的倾诉似乎都必须与时代精神重叠，否则，我们就无法听到他的声音。新时期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旗帜下给予了中国文学一种全新的想象：在这里，把自我设想成了历史的主体，却因缺乏主体话语而使能指与所指、主体欲望与个人记忆无法弥合。

于是水下的石便开始悄悄发出个人化的呼喊与细语。

毫无疑问，不敢拷问自己的灵魂、审视自己内心的作家不是真正的作家，但是，如果一个人只是写自己，那么即使他是一口富矿也必定会被穷尽——新时期文学留给了我们一个两难困境，但同时也给了我们一种新的提示：找到一个把自己的心灵与外部世界对接的方法，这样可以使写作不断获得一种激情与张力，而不致于慢慢退缩和萎顿。这就是所谓第三条道路——我们在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卡尔唯诺、罗伯格里叶及一些当代作家身上发现的那种穿越时间与空间、虚构与现实、上帝与魔鬼、此岸与彼岸的本领。这种穿行使他们达到了一种出世与人世间的自由转换，这样，他们就可以把渴望自由与逃避自由这两种人类需求的主动权把握在自己手中。界限的消失使貌似对立的两极融合在一起，就像埃舍尔的画，一对僧侣上楼，另一对僧侣下楼，但是你忽然发现上下楼的僧侣实际上是同一队人。又如巴赫《音乐的奉献》，利用“无限升高的卡农”——即重复演奏同一主题，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进行变调，使得结尾最后能够平滑地过渡到开头。这样的小说可以更加复杂、多义、混沌，因而也更容易抹去虚幻与现实相接的所有痕迹，使它们浑然一体，看不到契合点，充分展示无限的多样性与可能性，如同美丽的珊瑚触角一样，全方位地向无限延伸。

当“巨型话语”的大潮逝去，我们忽然发现埋在水下的石已经变得多姿多彩，风姿迥异，令人惊喜。

世纪末的黄昏终于来临了。多元化导致的多极分化使文学之石分裂成万千碎片，但它们依然坚守在纯文学的河床深处，因为潮流的洗刷而更加纯粹。

文学是有希望的，正如埃来娜西苏所说，“希望”正是对写作的另一个命名，这一命名将把我们载向我们自身无法达到的境界，它的纯粹，它那象征性然而又相当具体的力量，它的宿命感，使它成为世上最美丽的语词，然而它并非语词，它只是一声叹息，或许还是一声遗憾的道白。希望，或许就是新时期文学留给我们的全部。

“水落石出”，一个多么好的譬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