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没人把我划入知青作家的行列。有时候谈起来,对方便无一例外地怀疑着:你也去过兵团?我说岂止去过,我是真正的最低层,干最苦的差事。对方依然满脸疑惑。
后来我才知道,这疑惑并不因为我显得多么年轻,而是我身上缺乏某种痕迹,某种那个时代所特有的知青痕迹。这种缺乏大概是因了我当时的不投入。或者说,是与生活本身的一种距离感,这距离感来自我的性格——我似乎从小就是个很自闭的孩子。
所以当我看到大腕儿作家们所描写的兵团生活,总有些茫然:难道这就是我曾经历的一切?又有几分羡慕:原来那时还有那么美好的爱情,为什么独我得不到上帝的宠爱呢?
几十年过去了。我不知道我该算做上帝的宠儿还是弃儿。我只是向前走着。我努力去享受生命而不去思索终极意义。
第一次出远门:行程三千六百里
去黑龙江的时候,正当十六岁的“花季”。
在照片中我看到自己当年的尊容:松松垮垮的一身蓝制服,短辫子,白边“懒汉鞋”,当然,胸前还有一枚毛主席像章。瘦弱,苍白。没有任何“花季”的意象。连“花骨朵儿”也算不上。
早就想远离家庭,自认为是上山下乡成全了我,所以刚刚宣布了去兵团的名单,我便匆匆去销了户口,回来后才告诉家里人。别人犹可,父亲听后陡然色变。后来听母亲说,他长吁短叹了一夜,彻夜未眠。我听罢并没什么反应,只是悄悄告诫自己,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要动摇。那时我常常看《前夜》、《牛虻》、《怎么办》一类的书,对十二月革命党一类的人充满崇敬,最讨厌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可惜的是,我骨子里实际上是个儿女情长的人。
那时家里很清贫。父亲虽是教授,无奈养活一大家子人,大学毕业的母亲早早便退了职,变成一个爱唠叨的家庭妇女。从小,我只穿姐姐穿剩的衣裳。这回出远门儿,母亲亲自陪我去买衣物,我已经很满足了。收拾行装的时候,心里想着一种未知的新生活,暗暗地激动着。
离京那天的场面很壮观,值得载入史册。北京站红旗飘扬,大红语录牌上俨然写着: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车站上人山人海,摩肩接踵。当高音喇叭里传出“知识青年同志们,你们就要离开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希望你们在屯垦戍边的战斗中,为人民立新功!……”的时候,车上车下哭成一片,颇有生离死别之感。
因为有戴红箍的工作人员阻拦,家长们被挡在列车的白线之外。这更加重了悲壮感,真是哭声直上云霄。奇怪的是我始终流不出眼泪。大概当时只有我和一个绰号“老齐头”的女孩没哭。父母远远地向我招着手。痛哭失声的母亲大声嚷着:“快看看你的钢笔是不是忘带了?!”这时火车已经鸣笛,我忽然发现人丛中有卖冰棍儿的,于是示意父亲帮我买根冰棍儿,父亲买了整整一盒,请戴红箍的人转交。火车开动了,我捧着那盒冰棍儿,清清楚楚地看到父亲的泪,这才感到心的痛楚。过了天津,大家已经摆脱悲痛开始玩“敲三家儿”,我却忽然意识到这一去就是三千六百里之外,想回家可不那么容易了。想到这个,心里涌出一股极大的悲伤,眼泪差点落下来,心情沉闷,后来吃盒饭的时候又受了凉,到了傍晚便开始呕吐,两天一夜的火车我吐了一天一夜,眼前不断出现父亲含泪挥手的一幕,火车则以震耳欲聋的单调声响向北疾驰,渐渐地,刺骨的严寒笼罩了我的整个身心。
第一战役:水里捞麦子
当车轮终于停止转动的时候,我模模糊糊地看见进来两个农民打扮的人,一式的黑棉袄裤,腰里别着烟袋锅儿,都是弯曲的罗圈腿,一个个子高些的自我介绍说:“我是咱一营二连的指导员,叫张国泰。”又指指旁边的瘦小个子:“他叫陈方,是副连长。”顿时整个车厢鸦雀无声地呆住。——临来时军代表曾介绍这里的连级干部是现役军人。
我幸运地成为连干部第一个关注的人,因为张指导员紧接着说:“听说有个病号,坐牛车走吧,其余人步行。咱这疙瘩穷,也缺医少药,大家伙儿将就着点儿吧。”于是我被大家推出来,指导员看看我,又看看连长,嘟囔了一句:“咋这么小呢,谁把自个儿妹妹也带来了?”
好不容易到了连队,只见天苍苍野茫茫之中屹立着四排砖房,背景是一片黑土地。进得房中,只见两排光秃秃的大通铺,尽头是个装手提包的壁角。从那天起,来自五个城市的三十八个女孩子便挤在了这两排大通铺上。
正值9月。因为是农忙季节,仅休整了一天便下了地。下地前连里向新战士做了动员,是另一位副连长,绰号“大喇叭”。“同志们,今年是十年未遇的特大涝灾,前两批来的同志都表现非常好,已经在没膝深的水里捞了好几天麦子了,希望你们向他们学习,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打好麦收这个大战役!……”
清晨,集合号吹响了。我们走向那片黑土地。太阳像一团朦朦胧胧的红雾悬在地平线上。有人起头唱《兵团战士之歌》。“沿着田野,沿着群山,铸起那钢铁的战线,英雄的队伍阔步向前,去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啊,光荣的生产兵团,英雄的生产兵团。当年开发过南泥湾,革命传统代代传。一手持枪去战斗,一手握镐来生产;毛泽东思想哺育我们,永远战斗在反修的最前线,战斗在反修的最前线!”……大家和着,那场面很悲壮。
果然是在没膝深的水里捞麦子。但是气氛很热烈,红旗招展,不断地有啦啦队鼓劲儿,人也便像疯了似的往前赶,好像命都不顾了。奇怪的是我即使不顾命也追不上人家,跌跌撞撞地在后面跟着,机械地挥动着镰刀,一会儿工夫,整个儿人都让汗水湿透了。连里的指标是一人一天包一根垄,那一根垄,是整整十四里长啊。
中午是老牛车送饭。因为涝灾,面粉都变得又黑又黏。馒头看上去像是一团泥。还有菜汤,一种说不出的味道,后来知道是炊事班在值夜班时打翻了煤油灯,煤油流进了菜汤里。
收工后,全排的女孩子们都瘫倒在床,一动也不想动了。大家很快就知道,这一切不过是刚刚开始。
青山之行
我们所在的那个县城叫德都,又名青山,而我们连队的前身则是个劳改农场,叫二龙山屯。从刚来的那天起我们便向往着去一趟县城。麦收之后终于如愿了。
头天晚上大家便准备好。主要的目的自然是拍照片。离京前每人发了一套“行头”:一套军棉衣裤,一件军棉大衣,来了以后又发了一双黑色棉胶鞋。那时全民都有尚武风气,只要是草绿色的,大家便引为骄傲。谁知到了连队之后忽又接到通知,说是这套“行头”是卖不是送,因此需要每月扣除一部分工资以还债。仅军大衣便是三十六元,这笔钱在当时不能算做小数,因此大家怨声载道。好不容易把钱还完,又赶上连队放假,自然想出去转转,拍张穿军大衣的照片,也不算白交了那三十六元钱。
那时已是深秋,到处一片萧瑟景象。风已冷得刺骨。我们距县城三十八里,没有车,便学当地的老职工,截了一辆拉砖的卡车,一路咣当着迎风而去。
这小小的县城使我想起电影《龙须沟》的场景。刚下过雨的地里到处一片黑泥,寥落的几家小店铺肮脏阴暗。我们到惟一的一家照相馆照了相。每人两张:一张全身,一张半身,都借了带五角星的栽绒帽。一周之后寄过来,确实有人照得很好。但我的那张却是闭着眼,脸似乎也有些浮肿,无论如何不能算精神。
那天我最关心的是吃。当时青山到处卖一种油酥糖饼,确实很好吃,我们每人都买了不少。中午,我们在小饭馆里吃饭,那还是到东北后第一次吃上米饭。那大米饭好吃极了,雪白香糯,嚼在嘴里口感极佳,余香满口。菜是茄子肉片、烧豆腐和猪肉炖粉条,都是极大的块,极多的油,虽然烹调技术不敢恭维,总算是吃到一次正经的炒菜。
在东北的五年间我只去过一次青山县城。至于糖饼,倒是托人买了几回,不知为什么,总觉得味道不如第一次好。
女生排众生相
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脱离了学校还叫“男生”“女生”。总之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大家都习惯于这么叫。关于排的划分大概是很讲究的。那时的“阶级观念”很强,加上形势十分严峻(此问题后面再详谈),因此分为“持枪排”和“农工排”,“农工排”实际上又分两个档次,我便被分在那最低一档的排里,叫做“女生七排”。
七排有三十八个女孩子。按照三个女的一台戏的说法,应该说是够热闹的。排长陈叔丽,天津老高二学生,二十二岁,瘦削精干,前额上过早地长出几道很深的皱纹。她的确很能干,要求别人也很严格,不通融,眼睛又尖,嘴又厉害,从不饶人。因此时间一长,民愤极大。剧排长高晓明却十分可爱,101中的六九届毕业生,一个高个子的北京姑娘。据说,她父亲是驻瑞典的大使。不过她身上没有丝毫干部子弟的气味,非常朴实、人缘儿极好。一班长绰号“外婆”,上海人,据说出身不错.人也很有些小聪明。二班长绰号“万吨”,取万吨水压机之意,因为太胖。不过公正地说,她胖得并不难看,一张娃娃样的脸还跟经得起端详,她是双鸭山知青,干活十分泼辣,吃得多,吃相又不那么十分好看,因此很让秀气的上海姑娘们瞧不起。三班长王河燕是北京工人的女儿,长得憨憨厚厚,干活时很能下死力气,只是很有些倔脾气,但奇怪的是她不管有多么生气,从来不会用大声说话,说话总像耳语。而四班长秀英虽然取了一个小刀会漂亮女首领的名字,长相却实在不敢恭维。长长的脸按小豆子的话说是“够十五个人亲半个月的”,她也是北京六九届的,但是看上去像是长我一辈,后来才知道她小学时曾连降两级。
有几个姑娘怪怪的。很有特点:第一位就是北京姑娘张鸿眉。那时干部子弟仍然扎堆儿。鸿眉一副来头不小的样子,小矮个儿,大头,最奇怪的是她虽比我们大不了几岁,看身段神情,俨然已是成熟妇人。看她的脸,有一种特殊的美,一双很大的眼睛,一半都被长长的睫毛遮蔽着,永远都从睫毛下看人;她的嘴,生动,美丽,性感,总是艳艳的,能讲一口纯熟的吴依软语。据说她出身于一个影视世家,这在当时,是很有些神秘感的。后来又听人说,她在京时便有一个小圈子。她大概是其中的皇后,永远神圣不可侵犯。那些高高大大的男孩子都乖乖对她俯首称臣。来到这里不久,她又恢复了皇后气派,总有人前呼后拥地服侍着,她从不进食堂打饭,从不去连部领工资,从不去井台打水,就连干活时也总是把头脸捂得严严的,生怕晒黑了。而日常需要的一切,自有人去安排,她只消使个眼色,或者努努嘴,一切就全有了。
第二位是上海姑娘陈新美,远远看去俨然一位美人,在那个时代算是打扮得很出色的了,经常穿一件当时很时兴的闪光劳动布外衣,孔雀蓝的毛线钩花领子衬出雪白的脸,艳红的唇,且身材十分婀娜。近看稍差一点,因为有满脸的雀斑,一双近视眼虽大却不明亮,翘起的小嘴巴里隐隐看见两颗大门牙,尽管如此,新美仍然算是相当出色的。与鸿眉不同的是,新美非常能干,扛二百斤的麻包上跳板是常事,连最棒的男生也不得不服。
乔小华乔小林是两姐妹,却有很大的不同:姐姐小华墩墩实实,一副劳动妇女的样儿,妹妹小林却是北京城里有名的圈子(女流氓),长了一双笑眼,并不漂亮,却很有经验。几年之后因为与双鸭山青年袁平做爱被当场抓住,成为全团名噪一时的人物。再就是大云子和小豆子。大云子叫王凤云,个头比旁人高出一头,满脸的壮疙瘩,会唱许多“黄歌”,据说也是“圈子”一流人物,辈分比乔小林还大。小豆子虽身高一米四六,却生了一副妇人态,一扭三道弯儿,笑起来声音有如一串乐谱儿,丁丁冬冬的带劲。虽是小个儿,谁也不敢惹她,其泼其辣无与伦比,要起嘴皮子来大云子乔小林之流也要甘拜下风。
对面是女生六排。持枪排。漂亮人儿居多。头一个是二班长沈小冬。真正的天生丽质,一张白里透红的桃花脸,嫩得连汗毛也看不见,水汪汪一双眼清澈见底,顾盼生辉。真真儿是唇不点而含丹,眉不画而横翠。这样的美人儿却是不爱红装爱武装,于美丽中更有一股英气,性格也很泼辣(关于她的泼辣后面还要提及)。其次是申五一。五一皮肤黑黑的,一双大眼睛总喜欢执著地盯着人,高鼻梁和秀气的嘴唇都显示出一种聪慧和高贵。她不爱多话,性格倔强,有点男孩子劲儿。比她更像男孩子的是北京姑娘孙勇,旗人。一张俊俏的脸,一开口就是莺声燕语,却生就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人称假小子。此外还有北京李燕、上海李燕等等都是人尖儿,各有特点。
这些女孩子的青春无一例外地留在了这片黑土地上。
军事演习
公元1969年的冬天,黑龙江大雪封山,冰天雪地。到处都是一片战备的狂热。毛泽东的语录“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写在了连队的土墙上。动员会开了几次。几乎每个人都相信战争就在今冬明春打响。
我却是个例外。很奇怪,或许我脑后真的长有反骨,每当所有人都相信什么的时候我却总是产生质疑。每天的早请示晚汇报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时候,我都是只张嘴不吭声。成天背的是“备战备荒为人民”“准备打仗”,心里却有个声音发出相反的呐喊:打不起来,肯定打不起来。
终于,夜半的紧急集合号吹响了。“快!同志们!全连紧急集合!”陈叔丽和高晓明几乎同时从铺上跃起,“五分钟之内打好背包,马上到外面站队!”
呼啸的寒风一下子冻结了人的思维。大伙都呼噜呼噜地往前跑,于是我也跟着往前跑。多么像一群被驱赶着的胡羊!我冻僵的思维里忽然蹦出这么个念头。胡羊。呼噜呼噜。没有目的,没有方向。
“同志们,我们刚刚获悉苏修空投特务已在附近着陆。”副连长大喇叭的声音在朔风里飘响:“我们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抓住外国特务,保卫祖国边疆!……现在,目标,北河套,跑步前进!”
我全身的弦儿都绷紧了。苏修特务?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矇眬的睡意一下子消散了!从小就受到的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在起作用了!一股热血在心头萌动。我拼命地跑,不断用笨拙的大棉手套揩去挡住视线的白色冰霜。狂风奋力地掀起厚厚的积雪,然后把它们扬向整个世界。塞满乌拉草的棉胶鞋踏出一个个黑洞洞的大脚印,然后,又迅速被大雪湮没了。
突然,脚下一滑。我忽悠一下落下去。是个松软的大雪坑。还没来得及出声,积雪就没过了我的胸口。我拼命抓住一根老树的枯枝。
“卧倒!”狂风刮来断断续续的口令。
我仰起头,看到夜空中并排飞过三发照明弹。
“喂,已经喊继续前进了,你怎么还不起来?要冻僵了!”
一个苗条的黑影,一步蹿到跟前。压低的栽绒帽子下面,是两道秀丽的燕翅般的黑眉毛。
是高晓明!我得救了。
东北的大烟儿泡真叫冷!那是一种刻骨铭心的严寒。仿佛五脏六腑都冻得凝结在一起,连语言动作也冻僵了似的变得迟缓。前几天,气温竟低达零下五十二度!就连最不把老天爷放在眼里的大喇叭也下令停工一天。这天凡是外出的人脸上都冻起了大泡。戴口罩的就更惨了。一揭口罩,竟生生能揭下一层皮!几天后,化脓流水,奇痒难熬,不少人脸上都留下了暗褐色的瘢痕。
“喂,是七排副吗?”一个黑影挡住去路,听声音正是大喇叭。
“是我。什么事?”
“你马上集合女知青,到连部开批判会!”
“?!”
“快点!刚才一排一班的林杰把我给打了!这件事性质严重,要马上处理!”
“林杰?不可能!到底为什么?”
“今晚是连里布置的军事演习,事先没通知各排,目的是考验大家。我化装成外国特务蹲在八号地桥墩子底下,没想到一排一班那帮愣小子,妈了巴子的!黄朋上来就把我给揪住了!林杰左右开弓,打了我好几个大嘴巴子!……”
看到他那气急败坏的样子,我忍不住扑哧一笑。
“笑啥?一点阶级感情也没有!”大喇叭瞪了我一眼,“依我看,这是林杰搞阶级报复,谁不知他爹是驻外大使?哼,里通外国……”
“副连长,我觉得你这么讲毫无根据!我敢保证,林杰肯定不是故意的,大家都是出于对苏修特务的义愤,这可以理解……”
“高晓明同志,你不要总是袒护你们北京青年,你……”
“这根本不是什么袒护!”晓明的声音朗朗的,在风雪里特别好听,“你应当有点涵养,我觉得为这件事开批判会,只能降低连干部的威信!”
“那……他就白打我了?”大喇叭像刚遛完场的马似的呼呼直喘粗气。
“你就当他是打苏修特务呗!”晓明咯咯笑起来,“反正开批判会,我们七排不参加!”
那次批判会没能开起来。不过,后来大喇叭还是报复了,因为一件别的事。
秃子队
冬天过去了,春天来了。灌木丛绿了。水泡子上面的冰层融了,露出了寒冷而美丽的蓝色。
春风里、兵团战士们在播种,送粪,踩格子。姑娘们用各色纱巾把脸裹得严严的,远远望去,像是黑色沃土上盛开的报春花。
在整个漫长的严冬里,我们没有煤烧。大喇叭说让大家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战胜严寒。开始大家还在簌簌发抖中背顺口溜:渴时想想上甘岭。饿时想想老红军;冷时想想罗盛教,热时想想邱少云。可后来想谁也没用了,屋里的冰柱已挂了满墙,每天都面临着冻死的危险。没办法,只好去雪地里扒豆秸烧。消耗一大堆豆秸只能烧开一壶水,因此喝开水成为我们最大的奢侈。有几天,井冻了打不上水,只好喝些半开不开的雪水。每个人的嘴唇都干裂着,最无奈的时候,甚至有人喝过涮尿盆的水。喝水尚且如此,盥洗就更成了大问题。几天不洗脸是常有的事。洗头洗澡就更别想。有跟老乡家熟的,耐不住就到老乡家洗一回。一个冬天下来,不少人长了一头的虱子。于是以高晓明和沈小冬为首,九个美丽的女孩都剃成了秃子。这在当时的兵团成为轰动一时的事件。
天气渐暖之后,女孩的秘密渐渐败露了。譬如有一回,我和晓明出去办事,晓明刚刚摘了帽子,便有小孩子跟在后面起哄:一男一女笑嘻嘻,赶快拿出照相机,喀嚓一下没照好,露出公鸡和母鸡!……晓明气得回头大喝一声:“公鸡是你爹!”
秃子队闹的笑话层出不穷,直到引起全连男女知青的一场大战。
春播时节换班吃饭。申五一借调到机务排帮忙,急着吃完饭去接班,一头扎进人头攒动的卖饭窗口,伸长胳膊把碗塞进去;“仨馒头,一个汤!”
“哥们儿,排队嘿,夹塞儿买肉吃了不好受哇!”
一只硬邦邦的大手一把抓住五一的肩头。
“干什么?!看清楚点儿!要什么流氓!”五一可不是好惹的!她有一张著名的利嘴。黑皮肤,尖下颏儿,一剪了头发,和男孩子一般无二,难怪猴子认错了人。
“你他妈说谁啊?”猴子是一排一班的,叫侯二生,也是全连拔尖儿的小伙子,哪吃过这个亏?特别是当着众人,更不能灭男子汉威风:“谁让你剃秃子,你们这帮女的真他妈给北京人丢脸!呸!”他用筷子使劲敲着碗,“这年头儿的事儿真是瘸子屁股——邪了门儿了!”
一排的几个男知青跟着起哄。
“你说话嘴干净点儿!”五一急了,“我落着你这纯粹是皮球掉在汤锅里,说你是混蛋你还满肚子气!”
轰的一声全笑了。猴子恼羞成怒,竟动起拳头来。两个人撕掳在一起,一时间,劝架的,看热闹的,说怪话的,食堂里乱成一片。
直到黄朋进来大吼一声:“猴子,你吃错药了?跟女的打什么架?!”
猴子虽然气得满脖子紫筋,可还是辨得出班长的声音。他撒开手跳起来。“班长,她……”
“废什么话?!干活去!”
“慢点儿走,一班长!”晓明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了。她紧绷着脸,声音十分严厉:“今天的事,你回去要处理!男生动手打女生,这在全连还是头一次!这个风必须刹住!侯二生必须向申五一道歉!”
“七排副,事情没这么简单吧?”黄朋居高临下,连看也不看晓明,“难道你们排申五一就没责任?还是大家都做点自我批评吧!”
说完,他拎着手提饭盒扬长而去。整个食堂的男知青像是听到什么号令似的,不约而同地跟在他身后,呼啦啦地走了。猴子还回头冲着晓明一笑。
“不像话!”晓明怒气冲冲:“我马上向连里反映这件事,姓侯的不当众道歉,这事儿没完!”
秃子队的所有姑娘都义愤填膺,直挺挺地站得像一支支上膛的枪。
从那时起,晓明和黄朋再不说话,全连的男女知青也互不理睬了。
两次住院
在兵团,有好长时间我都是在病中度过的。我的胃本来不大好,到了寒冷地带就更加胃酸过多。一年到头似乎没什么真正感到舒服的时候,重病却有两次。第一次的直接起因来自家里寄来的包裹。我把香肠分给众人,却惟独我吃之后上吐下泻不止,最后终于被送至团部医院。第二次更严重一些,据别人后来告诉我,当我被背上二八车的时候,手指甲已经乌紫,平时要好的女伴已经在哭,认为就此再也见不到我了。
但我的生命力实在很顽强。譬如第一次住院,不过是到团部刚打了一针便缓了过来。打针的是个男护士,也是知青。101中的,个子很高,总穿着一双大皮鞋,老远就听见动静。我当时处于半昏迷状态,清醒过来之后,我觉得很难为情。我从小在一个封闭的家庭环境中,朋友很少,几乎没接触过什么男孩子。上学之后就更自闭了。那时北京学生严格地分男女界限,男女生之间根本不说话。因为身为少先队副大队长,与男生队干部谈工作时竟然用写纸条的办法——“不敢大胆开展工作”——几乎每次提意见时辅导员都这么说。
可我对那个男孩的感觉很好。他也很关注我,虽然不怎么说话。每天每天,他总是很守时地来看我。本来我以为他对所有人都这样,后来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他对有些人很防范,对我却很例外。大约是因为当时我看上去比同龄姑娘小很多吧。病友们也都略去我的名字,“小孩儿小孩儿”地叫我。
第二次住院没再见到那男孩子,听说是走后门儿当了兵。病房里的人却依然叫我小孩儿——是两个同龄的东北姑娘。对我,她们倒是满热情,可两个人之间却像乌眼儿鸡似的,恨不得你吞了我,我吃了你。
“告诉你,小范可不要脸了!双市有名的烂菜花儿!你知道,她和刘大夫……”高个儿的小彭趴在我耳边叽咕。
所谓刘大夫其实是个本地的男护士,小眼黄牙,一副獐头鼠目的样子。不知哪点值得姑娘们争来夺去。
矮个儿的小范常常穿着内衣在病房里走来走去。我真佩服她的御寒能力。
小彭的皮肤又糙又黑,可她也有笼络刘大夫的办法。每天在杯子里泡一个酸梨——据说凉水泡酸梨是刘大夫最爱吃的东西。
“刘大夫,小心酸倒了你的槽牙——槽牙倒了可不好镶哇。”每当小彭用“兰花指”捏着削好的酸梨把,羞羞答答地塞给刘大夫的时候,小范便在病房的另一头叉着腰,嚷着。
“我牙倒了,你着什么急!”刘大夫的声音比酸梨还酸十倍。
于是,小范冲过来,一面用拳头摇他,一面用最动听的声音发着嗲:“该死该死!坏刘大夫!”
于是,小彭那黑糊糊的眼眶里便像要喷出火来。
一大半夜,我被一种奇怪的声音惊醒了。悄悄把被子打开一道缝——小范床上一张男人的脸!我差点叫出声来。但我立即认出是刘大夫,与其说是用眼睛,还不如说是用感觉。我看到那姓刘的正抓着小范的两个乳房使劲揉捏。
我用被子死死捂住脸。我还只有十六岁!未诸世事,却先目睹了这么一场丑剧!我只想哭,想失声痛哭。
凌晨时分,刘大夫拿着一支体温表走到我床边。我大被蒙头,不理不睬。
“小姑娘,快试表吧。”狼外婆似的声音。
一只被尼古丁熏黄的手握着体温表伸过来。我抬手一挡,体温表悄然无声地碎了。
刘大夫勃然大怒:好你个不识抬举的!你个小北京油子!你就这么金贵!好,我们这庙小装不下你这大菩萨!你走吧!今天就给我走!假条儿也休想让我给你开!
“我不要假条,现在就走!”我反而坦然了。
那时我虽然还处于某种混沌状态,但心里确确实实有个准则:被掠夺的一代人,什么都可以失去,但不能失去正直和纯洁。作为人的正直和作为一个女孩子的纯洁。
遥远的北河套
出院之后,我的身体越来越坏,后来发展到每天凌晨4点泻肚的地步。厕所距宿舍百米开外,我必须顶着寒风百米冲刺,往往来不及穿更多的衣服,只在内衣外面裹上军大衣,但黑龙江的冬天实在冷得难以想象,那风像尖刀一般从大衣的缝隙里钻进来,刺得全身剧痛,现在回想起来我依然毛骨悚然。这样持续了整整四个月,人瘦成了一根竹竿,自觉求生无望,索性洒脱了一些,不再注意排长的脸色什么的,也不再像初来时那般玩命干活儿。那时我常常悄悄写一些诗,或怀念友人,或怀念家乡等等。譬如有这么一首诗:挥泪别朋九月了,金风瑟瑟霜叶红。相对无言强欢笑,回眸一望泪溶溶。……写了很长,大概有七十多行,写时很动感情。每天的早请示晚汇报虽然依旧,我的思想深处却早已产生背离的危险。我深深地怀疑上山下乡的意义。怀疑曾激起我们热情的一切不过是一场骗局。这种想法日趋成熟,成为埋在我心中的一个巨大的秘密,即使在斗私批修的时候也决不吐露分毫。
不知从何时始,风变暖了。阳光变成一片片金色的流苏。美丽的水泡子,白晃晃,蓝晶晶,唱起昔日的歌。灌木丛在风中沙沙作响,发出和声。每一棵树里似乎都流动着新鲜的血液,旧的、枯萎的一切沉沉睡去,新的、有活力的将开始呼吸。
夏锄大会战开始了。
北大荒的太阳竟然也很毒。全身都像被火烧着了似的。这一锄下去,连龟裂的土地也蒸发出炙人的白烟。每一粒灰尘都可能随时爆炸。我不停地揩去挡住视线的汗水,这是苗,那是草,别搞错了。
“我们这次提出的口号是:大雨小干,小雨不干,不下雨拼命干,宁肯死在地头上,也绝不死在炕头上!”昨天,大喇叭在誓师大会上念决心书。
“对,活着就要拼命干,死了埋在黑龙江畔!”全连打雷般的声音。
我强睁被汗水浸红的眼睛朝前看,漫无边际的沃野,有许许多多的红点点在远方飘动,那是一排一班的红旗。送饭的老牛车将缓缓走向那里,中午的饭又吃不上了。
我后面只剩下全连闻名的后进战士大云子。“你这么玩儿命干吗?悠着点劲儿,他们也不能把咱们吃了!”
大云子脸上的厚粉被汗水冲成了道道细沟,她怪模怪样地笑着。竭力不露出左边那颗金牙。
“怪不得人家都说你嫩得一掐冒水儿,真是个小可怜儿!我要是有你这副小模样儿,早到陈发根那儿泡假条儿去了!那小子见了漂亮小妞儿就压不住火儿!”
“你少瞎说!”我拉着长锄拼命往前赶,大云子在一边笑弯了腰。
“嗬,还挺正经哪,告儿你,别瞧现在男男女女都装正经,不出两年,哼!”大云子掏出块花手绢擦汗,脸上的粉被汗一浸,显出一种难看的青灰色,“瞧这老阳儿,真受不了!这两天晒得都脱皮了!不成,我得找陈发根开假条儿去!”
看着大云子汽油筒似的背影,我想起大喇叭在做动员报告时说过的那些让人肝儿颤的话。“一人一天包一根垄,包到头儿!谁也不许接谁!过去俺们连有这种情况,这给某些同志造成了一种依赖性!都吃一样的大(火查)子饭,咋不能干一样的活哩!……到不了头,哭也得给我哭出来!”
远远的哨声。全连都在吃饭了。可我被拉下这么远!……前面的凹地里,隐隐约约像是个水缸,哦,是的,每隔四里路有个水缸,说不定还剩半缸清水呢。不,就是浑点儿也没关系。就是掺着毒药我也认了!
走到了,我欠起脚尖儿趴在缸沿儿上看——空了。只剩下一口掺着泥沙的水底子,还不够猫喝的呢。只好把水缸翻倒,像只狗似的钻进去,趴在那儿啜着,舔着,泥沙卡在嗓子眼里也不在乎。眼睛被汗水杀得又涩又痛。
这时。呼悠悠的热风一下子转了向。天边那朵乌云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云层里,响起一阵阵低沉的闷雷声。我的头发被一股骤然的强风高高掀起,紧接着,又被突如其来的暴雨淋得透湿。
我机械地锄着,一刻不停。不断地用舌头舔去流到嘴里的咸滋滋的雨水。身上的衣服变成一层冰凉沉重的铠甲。一阵大风,我的上下牙齿不由自主地磕碰起来。
天渐渐黑了。
北河套,你太遥远,太遥远了!
地头批判会
夕阳的最后一缕余辉洒向黑土地的时候,我终于锄完了十四里。迎接我的,竟然是一个地头批判会。
排长陈叔丽首先发言:“有的人哎,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出身剥削阶级,又不注意思想改造。在劳动中怕苦怕累,依赖性强,对连里的规定阳奉阴违……而且,小小的年纪就思想复杂……”
我觉得像是坐在一个闷罐车里,周围是一片嘈杂的喧闹声。我记起很久以前的一个中午,我梦见自己走进一个奇异的世界,周围奇形怪状的留声机发出不谐和音,醒来之后,我发现自已被冷汗湿透了。
一个接一个地发言,他们的嘴一张一合,好长时间我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看着陈叔丽那慷慨激昂的样子,我蓦然想起麦收时壁报上曾登过两封家信。一封是上海姑娘刘月琴的“反动”家书,另一封是陈叔丽的革命信件。
“青年们普遍想家,到处一片哭声。”月琴写道,“这里的医疗条件很差,听老同志讲,前些时候有四个青年因为拉痢疾,无药治疗而死。这儿的水缺钙缺碘,容易得大骨节病,特别是体弱的。妈妈,请您给我寄来一点钙片和维生素吧!来这儿以后,连里没放过一天假,庄稼多(占地七千多亩),人手少,所以每天的活都很重很累,这里的伙食简直无法下咽,馊菜,冷馒头,还蒸得半生不熟,黏黏糊糊,上星期,竟然让我们吃了一次豆猪肉……”
听说这封信是刘月琴写完了又撕碎扔在地上的,可不知怎的被洞察一切的陈叔丽截获了,竟花了一晚上时间拼贴好,交到了连部。
陈叔丽的革命家信被抄成漂亮的长仿宋,作为鲜明对照放在这封信旁边。
“……今天是伟大祖国成立二十周年的光辉节日,在这举国欢腾的大喜日子里,我们边疆儿女挥动红彤彤的红宝书,千言万语涌心头,心潮激荡喜泪流,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敬祝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元疆!万寿无疆!
……每天早上,太阳还没起身,起床号就吹响了。我们披着朝霞,踩着露水,迎着东方冉冉升起的红日,……看我们的广阔天地,黄的是麦子,红的是高粱,新翻的土地黑油油……
战争也许就要在今冬明春爆发,前方的战士需要粮食,我们要做好充分思想准备。……爸爸来信嘱咐我的话我一定注意,越是在政治空气不浓的地方越是要注意改造自己……我想我们一定能用自己的双手,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两封信公布出来之后,月琴一个人深夜跑到八号地去撞康拜因,还是林杰把她救了。
“说呀,你平时那么能说会道,那么会讲故事,怎么今天卡壳了?”平时笑眯眯的“外婆”不冷不热地说。
我依然在发呆,不大相信眼前的事实。如果说我有一种什么抗拒的本领的话,那么就是一种对现实的视而不见。我的脑子经常会脱离现实而飞到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当时就是。我忽然想起了一首歌,一首童年时的歌。“六月六,狗洗澡,河堤柳梢知了叫……”这大概是因了我的眼睛一直盯着北河套那蓝色的水泡子,很想跳进去洗个澡,于是想起了“狗洗澡”。
批判会结束了。在深浓的暮色中大家往连队走去。我依然落在最后。脑子里不断重复着同一旋律,后来,我不由自主地唱起来:六月六,狗洗澡……声音很大,在辽阔的静谧的田野里很好听。前面有人回头看我,她们大概以为我疯了。
鬼故事
冬闲时候,我们三班倒做颗粒肥。每人拿着个木棒子,在转动的大铁筒上有节奏地敲打着,为的是肥料不粘在铁筒上。转着转着便有人提议:我们讲故事吧。于是大家每人讲一个故事。久而久之,姑娘们终于发现我讲的故事最精彩,而且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于是我在排里威信大增。每天都有人求着讲故事,尤其是上海姑娘李敏、刘月琴等人,更是视故事为命,不听一个晚上便睡不着。
我讲故事倒是确有些渊源的。自小学一年级开始,每次班会老师都让我到讲台上去讲故事,而她则坐在我的位子上休息。开始时我不过是讲爸爸讲过的那些童话,可日子久了,故事都倒空了,为了不让同学们失望,我只好现编故事,慢慢地,竟能编得很圆,滴水不漏。这,大概就是当作家的前奏吧。
自那时起我的境遇竟有了很大改观。为了听故事,姑娘们帮我洗衣叠被打饭钉纽扣……我简直变成了一个专业故事员。那时的夜晚常常停电,我们便把家里寄来的腊肉和地里捡的黄豆炖在一起,炖上满满一锅汤,姑娘们围得里三圈外三圈,轮换着喝汤听故事。这大概是我们去兵团后最惬意的事了。当时风行关于“梅花党”和“绣花鞋”的故事,各种版本很多,我现编的“徐氏版本”很受欢迎,因为有结尾。有一天,我正在大肆渲染绣花鞋里那种神神鬼鬼的氛围,突然停电。周围的人一下子似乎变成憧憧鬼影,我本是想吓唬别人的,倒先被自己吓住,惊叫一声,扑上炕去,谁知我这一声惊叫立即引起连锁反应,大家惊叫着做鸟兽散,在黑暗中有人踢翻了水盆,叮咣乱响了一阵,接着又有人亲眼看见一个黑影从壁角蹿出,更加重了恐怖的气氛……直到第二天天亮,才发现某人的水盆里泡着一只巨大耗子,大家又惊叫起来,感叹报应不爽。后来刘月琴出来承认她昨晚在饼干上撒过耗子药,大家才灵魂归位。
到了第二天,一切又从头演过,日复一日,兴致勃勃,连排长陈叔丽也加入了听故事的行列,尽管时不时地做一些“迷信”、“瞎编”之类的批评。
大喇叭挨耳光
初到连队时,连排领导们进女宿舍从不敲门。有一回,鸿眉正在擦身,连长推门就进,大家“呀”的一声,幸好北京李燕反应快,一侧身挡住了鸿眉,才赢得了喘息时间。鸿眉暴跳如雷,穿上衣服便冲到连长面前讲理,后来索性用上海话大骂起来,骂得几个上海人都为之咋舌。连长自觉理亏,拂袖而去。六排姑娘沈小冬等过来打听,都为鸿眉鸣不平。
几天之后,大喇叭又如法炮制了一回,恰恰撞上了沈小冬。沈小冬倒没那么啰嗦,大叫了一声:你出去!大喇叭还没反应过来,她的一记耳光便干巴利落脆地扇将过来。那一声震天动地,六、七两排同时听到,我们立即拥到六排门口,看见大喇叭正捂着脸站在那儿,沈小冬一张桃花脸绷得紧紧的,柳眉倒竖,杏眼圆睁,裹着个棉制服在呼呼喘粗气。
这样的局面不知僵持了多长时间,后来大喇叭终于反应过来,指着沈小冬大喝一声:你好厉害!咱俩看看到底谁厉害!大怒而去。大家都为沈小冬担心,小冬自己倒十分坦然,“无非是批判会之类的,他敢开,我就敢让他当众下不来台!”后来还真没开成批判会。第二年,沈小冬走后门当了兵,连里很痛快就放了人,大家都说和那一记耳光有关。小冬一走,六排走了好几个人,于是六排与七排合并了。
挽救“失足青年”
果然如大云子所说,两年之后,连里男女青年开始交往了。随着交往的加深,开始有了被称做“爱情”的东西。但是这个词在那个年月绝不代表一种美好。倒是恰恰相反,好像与作风不正、甚至流氓一类的词儿很贴近。
乔小林和袁平是连里头一对尝禁果的。也是合该倒霉,恰逢那时师里正派了两个管理员来连队蹲点。一位姓曲,一位姓李。两位管理员堪称中国扫黄的鼻祖,对此等事情深恶痛绝,于是大会小会不断地批斗,甚至劳累一天之后还开会直到深夜。有一天,三班长王河燕开会回来,软软地倒在了炕上,问她,她脸色苍白地说:“什么叫卵子?”说得小豆子捂了嘴咯咯地笑。
大约曲李两位是负责补上生理卫生课的。一个月下来,开会者们变得心事重重。乔小林倒像是没事儿人一样,显然是经过修炼的。那位年轻些的曲管理员,常常到排里来转,可惜那时张鸿眉沈小冬一流的人物已经走掉,没人再敢扇他的耳光。偏有那贫嘴呱舌喜欢在领导面前讨巧的爱跟他穷逗。他越发得了脸,更频繁地来,直到发生了“吴玉事件”,团里派他去处理,他才又兴致勃勃地走。
吴玉原也是我们连队的,中学时和我一个学校,是校宣传队的主力,她和一个叫石芳芳的女孩合作演出《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她唱石跳,真是天衣无缝,常常把大家感动得涕泪横流。吴玉后来进了团部宣传队,又调到广播室当播音员,许多人羡慕得不得了。可是万没想到,“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就是因为当了广播员,竟酿成了一场大祸。
广播室只有她和一个绰号“烂酸梨”的男人,有一天,趁着没人,那男人强奸了她,事情就这么简单,可是却在全团引起轩然大波,材料发得遍地都是,而且写材料的人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把整个强奸过程写得纤毫毕现,不厌其详。全团的人差不多人手一册,快赶上“老三篇”了。这样的压力对于一个年轻姑娘来说当然不堪忍受。可惜那时太小,很多事情不懂,其实真应当在她最危难的时候全力地帮助她。她被折磨得只剩了一口气,离开兵团的时候,她妈妈来接她,头发在一夜之间白了。后来,她上了石家庄的一家纺织厂当工人,一直过着离群索居的日子,再没回过北京。
差不多在“吴玉事件”的同时,连里也出了事儿:一天深夜紧急集合搞军事演习,连干部们查铺时发现一排一班的林杰的半导体仍在铺上,打开一听,正是莫斯科“和平与进步”广播站在播音。这下可坏了,林杰因为偷听“敌台”的罪名而被全师游斗。斗臭之后回连负责扫厕所。寒冬腊月,天气寒彻骨髓,我们常常看见林杰在用镐头凿厕所里屎尿结成的冰,凿一下就要偏一下头,以免那冰碴儿子把脸刺破。那时因为歉收,连里一直吃粮票,林杰如此大的劳动量,粮票却只有大家的一半。我们看不过去,都攒了粮票集在一起,由高晓明悄悄送去。每月我剩的粮票最多。
一年之后,林杰走后门当兵了。离开连队时他已骨瘦如柴。
南京之歌
当年,在许多知青歌曲中,有一首叫做《南京之歌》。
毫不夸张地说,《南京之歌》覆盖了整整一代知青。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金色的扬子江畔,有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
迎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是我那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啊……前面的道路是多么渺茫多么漫长,沉重的脚步深陷在偏僻的异乡……”
每天每天,我们扛着锄头去上工,心里在哼着这首歌。这首歌的旋律使人心里流血。后来,我们又听到了关于歌曲作者的传说……
据说他叫任毅,南京知青。文革前是个多才多艺的学生。绰号“11号”(11号是钠,化学元素中最活跃的一种),文革中他下乡到江苏农村,创作了这首《南京之歌》。这首歌曲调悲怆,正好与当时的知青心态相符,于是不胫而走,传遍了大江南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凭着一首“南京之歌”,任毅走遍天下也不愁衣食。然而万没想到,莫斯科广播电台播放了这首歌。并且重新配器,采用了男声小合唱。苏联把它叫做《中国知识青年之歌》。此事后不久,任毅被捕了。
当时传闻很多,我们那儿的说法是:作者被枪毙。赴刑场的时候,他的女朋友赶到,两人抱头痛哭之后,女的在男的之前喝毒药而死。讲述人讲得有凭有据,不由人不信,信了之后就更颓丧。《南京之歌》的确有涣散人心的作用。
那时,凡不经过营连排三级批准就回家探亲以“逃跑”论处。1970年之后,逃跑的人越来越多。有一天,北京李燕接到一份电报,上写“父患结肠癌速归”,李燕哭了一通,立即去请假,回答是大忙季节一律不准假。晚上,李燕把我叫到上铺,商量如何逃跑的事。当时鸿眉小冬她们已走,我便成为李燕惟一可以信任的朋友。商量了好久,最后决定第二天清早走。第二天,大家还在梦乡里的时候,我俩便起了床,到外面很顺利地截了一辆“二八”车,一直把我们拉到团部。我们买了一张中午的火车票,李燕向我借了五十块钱,我摸摸兜里只剩了十二块,于是倾其所有请她吃了一顿饭,她说这是她到兵团以来吃到的最好的饭,后来她走了,我们俩都流了泪。
几天之后,全连开了批判大会,我成了包庇“逃跑”者而成为被批判对象。我孤零零地站着,全身发冷。照例地,我听不清发言者们的话,心里只想着李燕或许此时正在医院哭呢。后来很奇怪地,我觉得气氛有点不大对头,好像男生排的一些人对陈叔丽的发言有意见,乱哄哄地吵了起来。大会草草结束。回到排里,无论是发言的还是没发言的,大家都在发呆。后来,不知是谁起头唱了《南京之歌》,众人都跟着唱起来,声音越来越大,男生排也响应起来,那种悲怆和无奈流露出极度思乡的情绪,很多人都哭了。
最近才知道,《南京之歌》的作者并没有死,他三次陪绑杀场,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最让人感叹的是在摇滚乐风行的今天,《南京之歌》竟重新配器变成了摇滚乐。九死一生的作者听到自己作的这首歌竟有恍如隔世之感。也有朋友认为这纯属侵权,怂恿他打官司,但他最终没打。事隔十三年之后,《南京之歌》变成面目全非的东西,这真是一个中国式的黑色幽默故事。
至于李燕,很久之后才知道,她的父亲根本没有患病,她家里帮她联系了一家工厂,她回去不久就上了班。她给我来了封信,后来就杳无音讯了。
传达“九一三事件”中央文件
在正式传达文件之前,连队里早就在悄悄传递着一个骇人的消息。有一天,三班副严晶慧把我叫到一边,十分神秘地在我的手心上写了一个“黄”字,悄声告诉我:听说他出问题了。我问:是黄永胜?她点点头,然后又在我手心上写了一个“林”字,说:他,好长时间没出来了,你注意到了吗?我点点头,那样子完全是在做地下工作。没过多久,连里正式传达文件。那一天,全连都齐了,连平时从不开会的小媳妇们也都来了,大家都敏感地感觉到,要有什么大事发生了。
六排长王文路在传达文件之前反复强调要严格保密、不许记录一类的话,然后用天津口音读了《五七一工程纪要》。那文件在排里流传了一天,我于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悄悄地把它抄了下来。全连人惊得缓不过气来。传达过后很久,还有人小声在问:这文件上说的林彪,和党中央的副主席是一回事吗?终于,自那天之后,早请示晚汇报统统取消了。好像人们变得正常了一点。说两句伙食不好,骂两句连领导居然也没人反驳了。紧接着掀起了批林批孔的新高潮。一些每天敬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的人们又天天骂起了“林贼”,这种称谓的变化之快令人咋舌。而且最奇怪的是那些原来对“林副主席”最有感情的人一夜之间变成了“早有预感”的人。
但是不管怎样,“九一三事件”后,再没有过半夜紧急集合一类的事了。
场院上
麦收时节,场院上该算做第二线,却一点不比第一线清闲。
管场院的大爷姓沪,当地人都叫他老沪。清晨,我们先打扫场院,然后迎接着两队人马,一是来自团部的公粮车,一是来自地里的二八车。有一百六十斤和二百斤两种规格的麦包,过称之后就要将麦包扛到垛上,这种活一天干下来,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也吃不消。
自麦收开始我在场院干了整整一个月,每天摊场,攒场。后来终于找到一样最适合我于的活:牵马攒场。每当我去马号牵马时便有一种骄傲油然而生。而且牵马这活带有某种玩的性质,我干起来特别来劲。终于有一天,我觉得机会来了。趁大家午休的时间我把马悄悄牵到八叫地,找到一块石头翻身上马,还没坐稳就听后面大喝一声:“干什么哪!给我下来!”我一惊,棉胶鞋踢在马屁股上,马惊了之后飞跑起来。我一下子被甩将出去,那一刹那真有天地倒悬之感。结果连里第二天专门为此开会,连长在会上大喊大叫:连里三令五申不让骑马,可偏偏有人违反规定,还是个丫头!平时看着蔫不出溜儿的,敢情蔫儿人出豹子!蔫儿萝卜辣心儿!
于是我只好收敛。后来又发现粮囤与粮囤之间有许多跳板联系,而走这些跳板就像走平衡木一样好玩。我和小豆子便常常利用午休时间在跳板上走来走去,也不失为一种乐趣。但是好景不长,很快老沪就发现了我们的勾当,有一天我们正得意地在跳板上走来走去,老沪忽然出现了,对着我们气势汹汹地说:“我说怎么大白天的有耗子呢,敢情是你俩!给我下去!”那粮囤大约有三米高,我们俩竟毫不犹豫地跳将下去,把老沪吓了一大跳,当然我们的行为又挨了一顿批。
每天的摊场攒场可以重复好几遍,因为老天不能听领导的指挥,常常忽然下雨又忽然艳阳高照。有时是突如其来的暴雨。每逢那时,大家便疯了似的各自拿了木锨、挡板等飞快地把摊在场上的谷物攒成一堆堆金黄的山丘。然后几个人一起拉起大苫布把粮食盖好。
再就是粮食入囤,也是十分壮观的场景。有一天,团部交公粮的汽车走马灯似的开来,全连除重病号之外全上了场院。晓明带头儿,姑娘们也都扛起了一百六十斤重的麦包。把麦包搭起放在扛包者的肩上,叫做“搭肩儿”。而在搭肩儿者抬起麦包的刹那侧身迅速钻进顶起麦包叫做“钻肩儿”。这是很难掌握的技术。要让麦包正好立在肩背之间,这个部位可以使肩背颈腰胯均分力量,不容易出危险。钻肩儿要有敏锐的头脑,迅速的反应和准确的判断力。全连当时只有一排一班的几个小伙子精于这门技艺。
但姑娘们决不服输。晓明飞快地脱去外衣,只穿里面紧身薄绒衫。葵绿的麦包映着她红扑扑的脸,看上去很美。是猴子和黄朋搭的肩儿。晓明钻肩儿并不太好,但她硬逞能,硬靠腰的力量顶着,径直走向粮囤。三米多高的跳板,看着就眼晕,何况肩上还有一百六十斤重物!可晓明靠着一股邪劲硬是顶了上去。
黄澄澄的麦子在囤口上堆成了尖儿。在阳光下闪烁着金箔般的光彩。
姑娘们一个接一个地冲了上去。
父亲来接我回家
在家里,最爱我的是父亲。但父亲是个羞于表达感情的人,表面上,他对我们姐妹一视同仁。但是从外婆到母亲都尖锐地感觉到一种不平,这就是父亲对我的爱超过了她们所能容忍的程度。我走之后,父亲一直郁郁寡欢。后来听说我生病,父亲常常彻夜不眠,后来又得了十二指肠溃疡。再后来,当他听说我们的箱子上都写了名字,随时准备牺牲时往回运的时候,再也不能忍受了。不远千里,他来到了这座小小的德都县城。那一天,连通讯员一早便告诉我:你父亲来了,在团部呢,连里批了你一天假。我简直无法相信这是真的。后来所有的姑娘们都向我投来羡慕的目光,我才感到,真的是爸爸来了,爸爸从北京来看我了!
我对着镜子好好梳了一下头,好像刚刚发现,自己变漂亮了!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之下,病了那么长时间,竟然变漂亮了!皮肤是白里透粉、桃花瓣一般的颜色,眼睛也比以前更加明亮,那种鲜润和媚气是现在任何一个靠化妆品取胜的姑娘所无法比拟的。我当时还不明白,那其实就是青春啊。除此之外,别无解释。
所以当父亲在团部见到我时真有点喜出望外。已经是整整两年没见面了。我和爸爸都流了泪,周围的人也都忍不住哭了。爸爸含着泪说了一句:长胖了些,就再也说不下去了。他背了一个极大的口袋,里面装着交通大学的亲属们带给孩子们的各种东西。
1971年的秋天我回到家里。过了几天,妈妈陪我出去逛街。在王府井的一家照相馆我照了一张照片。二十年之后再看这照片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认为那照片上的姑娘只有十三岁。那个圆圆脸、梳刷子的小姑娘,清纯可爱,露出左侧的一颗小虎牙,在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