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二年，最初，吴王（首府武昌）孙权派于禁的军事总监（护军）浩周（浩，姓）、作战军政官（军司马）东里衮（东里，复姓），晋见曹魏帝曹丕，代他表达真心诚意，言辞极为谦卑恭敬。曹丕问浩周等：“孙权是不是可以信赖？”浩周认为孙权一定臣服，东里衮则认为孙权一定不会臣服。曹丕对浩周的话，大感喜悦，认为是真知灼见，所以封孙权“吴王”，再派浩周到吴国。浩周对孙权说：“陛下（曹丕）不相信大王会派儿子入京（首都洛阳）担任侍卫（人质），我用全家百口人命担保。”孙权感动，涕泪交集，沾湿衣襟，而且指天发誓。可是，浩周返回首都洛阳后，孙权的儿子却没有来，只一味花言巧语，左推右拖。曹丕打算派高级咨询官（侍中）辛毗、政务署执行官（尚书）桓阶，前往吴国跟孙权盟誓，催促人质上道。孙权推辞，不肯接受。曹丕这才发现他上了孙权的圈套，大为愤怒，打算讨伐。刘晔说：“孙权刚刚获得胜利，上下一心，而且有江河湖川相阻，不可能仓卒之间，把他制服。”曹丕不信。

九月，曹丕命征东大将军曹休（时驻寿春）、前将军张辽、镇东将军臧霸，率军出洞口（安徽省和县南长江渡口）；最高统帅（大将军）曹仁（时驻合肥〈安徽省合肥市〉），率军出濡须（安徽省含山县西南）；上军大将军曹真、征南大将军夏侯尚（时驻宛城）、左将军张郃、右将军徐晃，包围南郡（湖北省江陵县）。吴国建威将军吕范，率五个兵团及江防舰队，抵抗曹休；左将军诸葛瑾（时驻公安）、平北将军潘璋、将军杨粲，增援南郡；裨将军朱桓，据守濡须，阻挡曹仁。

吴王（首府武昌）孙权因为扬越一带蛮族还没有完全征服，有心腹之忧，乃谦卑的上书曹丕，请求准许他改过自新，说：“如果我的罪行不蒙赦免，一定不容许我存在，我当呈献国土人民，投奔交州（广东省、广西省及今越南北部），直到老死。”又写信给浩周说：“打算代儿子孙登，向皇家求婚。”又说：“只因孙登年纪还小，打算派孙卲、张昭，护送孙登同时入京（首都洛阳）。”曹丕报书说：“我跟阁下，大义已定，岂愿劳师动众，远临长江、汉水？孙登早晨上道，我晚上便召回大军。”

孙权拒绝，谈判决裂。孙权（本年四十一岁）遂改年号黄武，沿长江布防（改年号就是不奉正朔，不再使用曹魏帝国的年号。在年号制度之下，这就是独立宣言，吴王国出现。但因中国历史上有三个国家名“吴”，史学家只好在国名上为他们加上花草，称孙权的“吴”为“东吴”〈因在东方之故〉，以区别“吴”〈战国时代〉跟“南吴”〈小分裂时代〉。历史发展到此，三国时代正式开始）。

曹丕自许昌（河南省许昌市东）御驾亲自南征，撤销郢州，恢复荆州（分割荆州，本用以封孙权；孙权既叛，已无必要）。

十一月十一日，曹丕抵达宛城（南阳郡郡政府所在城）。曹休在洞口，上书说：“我愿率领精锐，像老虎一样，跃步江南。使用敌人的粮秣军资，一定传出捷报。如果我不幸丧生，也请陛下不要挂念。”曹丕恐怕曹休迫不及待的南渡长江，用驿马车传递命令，禁止前进。高级咨询官（侍中）董昭正好在旁边，说：“我看陛下忧容满面，莫非是担心曹休渡江？现在，渡江攻击之事，事实上谁都不愿冒此危险！即令曹休有这个雄心壮志，形势也不允许他独断独行，必须得到将领们的支持。像镇东将军臧霸等，一个个财既富有，官又尊贵，已没有更大的企图，唯一的希望是终其天年，保守官位俸禄而已。怎么肯甘心把自己投入危地，以求侥幸？假如臧霸等不能挺进，曹休豪气一定沮丧。我认为，即令陛下下令他们渡江，他们也会犹豫拖延，不见得便奉命唯谨。”不久，长江忽起暴风，东吴王国建威将军吕范船舰的锚链缆绳，一起吹断，船舰被暴风吹到曹休营寨之外，曹休斩杀及俘虏近千人，东吴军溃散。曹丕得到报告，下令各军渡江；各军不能立即出动，而东吴援军船舰，已经抵达，集结残兵败将，退回江南。曹休命臧霸进击，不能获胜，将军尹卢战死。

东吴建武将军孙盛，率一万余人，进驻江陵中州，作为南郡外围据点。

二二三年，春季，正月，曹魏帝国上军大将军曹真，命左将军张郃，攻击东吴驻屯江陵中州军队，大破东吴军，遂占领江陵中州。

二月，曹魏帝国最高统帅（大将军）曹仁，率步骑兵混合兵团数万人，攻击濡须，声称打算先攻击东方的羡溪（濡须东三十公里）。东吴裨将军朱桓，分出一部分军队，增援羡溪防务；刚刚开拔，曹仁即直扑濡须。朱桓听到消息，急下令前往羡溪的援军折回，但已来不及，曹仁大军已经到达。当时，朱桓手下跟全部战斗部队才五千人，各将领心里恐惧，朱桓解释说：“两军交锋，胜利或失败，在于将领是否卓越，不在于士卒人数多少。各位认为：曹仁行军作战，比我朱桓如何？《兵法》虽然指出：‘客军加倍，主军减半。’但那是指平原战斗，没有城垣可以据守，或者双方战力相等。而今，曹仁既不是智勇之人，加上他的士卒胆怯恐惧，千里跋涉，人困马疲。我跟各位共同守卫这个高墙大城，南靠长江，北靠山陵，以逸待劳，用主动控制被动，正是百战百胜的局势。即令曹丕亲自前来，都不必忧虑，何况曹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