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总统结束了他们一年半的感情后，莫妮卡几乎已经崩溃了，可是她的家人和朋友却松了一口气，她们想，经过了这么久，她们的莫妮卡终于可以放下这段感情，去寻找真正属于她的人了。
在过去一年来，玛西娅使尽了各种招数，想要让女儿放弃这份可望而不可及的感情。为了让女儿扩大她的社交圈子，多认识一些老实可靠的单身男人，她替莫妮卡在各种社交团体中报了名，还邮购了各种关于征婚交友的小册子。她甚至为女儿买了本书，上面专门谈到了人们应该怎样从一段不能自拔的感情中走出来。所以，当母亲发现莫妮卡开始和道格·威利，一个35岁的小政客交往时，她感到极其高兴。可是没过几天，这段关系便无疾而终。
莫妮卡迫切需要朋友的开导与关心，可是令整件事情雪上加霜的是，她的好友正在纷纷离开华盛顿。她最好的朋友凯瑟琳·奥尔黛·戴维斯搬去了东京，现在她们之间的沟通只能通过互发电子邮件进行；内莎·迪曼·埃布兰德之前住在纽约，相对来说离莫妮卡还算近一点，可是最近又搬回了洛杉矶。这意味着，除了阿希莉·雷纳斯，在华盛顿她已经没有一个好友。
连莫妮卡的亲人们都正在离开华盛顿。1997年夏天，她的母亲准备搬去纽约，因为她发现自己孤独了这么久的生命里，终于出现了一个可以重新让她心跳加速的男人，她想住得离这个男人近一点。前不久玛西娅刚刚出版了她的第一本著作，《三大男高音的私人生活》，书上讲述了卡雷拉斯、多明戈和帕瓦罗蒂的人生经历，在这本书的首发仪式上，她认识了彼得·斯特劳斯，一个富有而且很有魅力的纽约民主党人。这年9月初，玛西娅便搬到了第五大道旁边的一个小公寓里暂住，现在，只有莫妮卡一个人住在那套水门大厦的公寓里了。
当然，莫妮卡还有她的黛布拉姨妈，可是黛布拉毕竟还要料理家事，不能经常从弗吉尼亚州赶来听莫妮卡诉说她的心事。事实上，黛布拉非常清楚，莫妮卡仅仅有她还是远远不够的，她不能给莫妮卡太多建议，也无法做一个道德方面的导师，她能做的无外乎是当一个共鸣箱，莫妮卡可以将所有心事全都说给她听，而她只会表示对莫妮卡的同情，并不会做出任何判断和批评。黛布拉觉得事到如今，有她没她已经没有多大分别，莫妮卡毕竟还是需要自己从这件事中走出来，所以她去华盛顿的次数也就越来越少。莫妮卡却根本无法领会亲友的用心，她只是觉得自己孤独无助，连一个听她说话、为她出主意的人都找不到。
母亲懂得女儿的苦闷，也知道她有多么孤独，她非常担心莫妮卡的情况，她说，“我一直想方设法想要转移莫妮卡的注意力，我们当初的想法很简单，要么说服她离开华盛顿，要么让她认识别的男人，只要她不再沉迷于这件事上就好。我们曾经劝说她搬到纽约，和我一起住，我们还跟所有朋友打听，问他们是否可以给莫妮卡介绍些年轻的好男人，我还挖空心思，想要劝她参加各种社交活动。你知道，以我的个性，我只能想着让她不要在那段感情上纠缠不清，想让时间冲淡这一切痛苦。所以我常常对她说，我们一起出去旅行吧，我们去参观博物馆吧，我们去参加这个派对吧，诸如此类。”
莫妮卡却一头扎进了死胡同里。尽管碰到了那么多障碍和曲折，莫妮卡仍然想找到一份工作，无论做什么，只要能回到白宫就好，只要她能靠近那个她深爱的男人就好。她的心意在1998年8月6日，在大陪审团前作证时说得很明确，当时她说，“这一点，我也曾反复对总统澄清过。对我来说，将他留在我的生活中，远比……远比弄到一份工作要重要得多。”如果有可能，莫妮卡甚至愿意毫不犹豫地做一份薪水比现在更少、职位比现在更低的工作，只要可以让她重返白宫。事实上莫妮卡本来就对金钱没有多少感觉，她的工资虽然一直都不高，可她从来不觉得自己需要钱。莫妮卡走上了一条充满绝望的道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她不断为自己的境遇感到失望、愤怒和抑郁。与此同时，她仍然对总统抱着一线希望，她认为他还有可能回到自己身边，她拿当年与安迪·布莱勒在一起的经验作例子，当时安迪也曾经不止一次要跟她分手，可是后来，哪一次不是他主动找到她，说要与她复合的呢？只要，只要她有办法重返白宫，她就有把握不断见到比尔·克林顿，到时候他肯定会重新发现他是多么爱她、需要她。
5月底，就在克林顿要求与莫妮卡分手前几天，她又得到了一个新的工作机会。白宫国家安全理事会正缺少人手，如果她成功得到了这个机会，就可以直接为国家安全顾问桑迪·伯格工作。这份工作不仅可以为莫妮卡提供种种机会和挑战，而最让她感到兴奋的是，她将有机会与桑迪·伯格一起搭乘空军一号，那可是总统的专机。莫妮卡对这个工作感到了极大的兴趣，而特里普又在一旁煽风点火，一再跟她说，凭她的资历，她肯定会是这个工作的不二人选。
就在总统与她分手后一周，5月30日，莫妮卡参加了一次面试。莫妮卡想起他曾经告诉她，只要她是在应征白宫的职位，就一定要事先通报贝蒂·库里，好让他们心中有数。她还想起就在一个星期前，他曾经那样深情地向她承诺，他们还是朋友，他会尽全力帮助她。这确实是莫妮卡一个很大的问题，她从来不会怀疑他对她说过的一个�字——�对她来说，只要是他说的话，就意味着是一种极大的承诺。基于这种种信念，莫妮卡给他的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却失望地得知，总统和贝蒂·库里现在都不在。
在她接受了国家安全理事会（简称NSC）的第一次面试后，6月的第一个星期，她设法联系了白宫人事主管玛莎·斯科特。自从3月份起，总统曾经数次向莫妮卡提起，他已经将她的事情全权委托给了斯科特，而且告诉她，他与斯科特是老乡又是同学，她一定会非常留意莫妮卡工作的事情，可是斯科特的助手竟然冷冰冰地告诉莫妮卡，斯科特从未听说过莫妮卡的名字，这让莫妮卡的心一下子坠到谷底，她感到极度震惊。
又一次，莫妮卡与生俱来的悲观情绪和不安全感，使她对斯科特的回应感到非常沮丧。之前，正是基于对总统无条件的信任，加上她自己也不清楚，总统是不是已经将斯科特当作自己人，对她说过了他与莫妮卡之间的事情。因此莫妮卡从未主动联系过斯科特，心甘情愿地相信，总统和斯科特肯定一直在为她工作的事情操心。可是现在，斯科特竟然说她完全不知道有莫妮卡这样一个人！莫妮卡开始怀疑，总统所作的承诺是不是都是假的，他是不是根本就不想让她回来，好完完全全堵上她的嘴。这种想法让莫妮卡难以承受，她不愿意这样猜想，可又不能不从最坏的角度来怀疑那个她曾经如此信任的男人。
先是被人抛弃，后又发现这个人竟然有可能欺骗自己，莫妮卡痛苦万分。加上华盛顿现在对于她来说，几乎可以称之为一座完全陌生的城市，找不到一个对她知根知底的好友，莫妮卡发现，现在她只能求助一个人，只有这个人可以安慰她、鼓励她：琳达·特里普。1997年夏天，莫妮卡的母亲已经搬去纽约，而且开始计划与彼得·斯特劳斯共同生活，莫妮卡越来越依赖特里普。
两个女人反复讨论着克林顿，她们不断听着总统的每一通电话、每一句留言，分析着他曾经说过的每一个字。莫妮卡变得非常病态，她觉得自己正在从总统简单的一句说话中体会出微言大义。（后来他对她说，他没有想到莫妮卡竟然会那样重视他所说过的话，从他的这句话来看，莫妮卡是将她的希望搭建在一片摇摇欲坠的沙土基石上。）特里普鼓励莫妮卡找总统算账，凭什么他可以耽误她，阻止她回白宫？他曾答应她在1996年11月，大选结束后就把她弄回白宫，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动静？特里普说，她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件事拖了这么久还没有一个结果，白宫每时每刻都在创造着就业机会，总统竟然花了这么长时间，依然没办法给她解决工作，这实在是“荒谬之极”。
1997年6月9日前后，在玛莎·斯科特办公室受到冷遇和奚落后，莫妮卡百感交集。在特里普的“帮助”和催促下，她给总统写了一封措辞尖锐的留言，上面写道，假如他真的对她重返白宫工作一事深表关切，就应该帮助她得到这份工作。这条留言看来是起到了一点效果。因为没过多久，玛莎·斯科特就主动给莫妮卡打来电话，并且为她的“疏忽”而表示道歉，她说，她本人刚刚做了个手术，回办公室没多久，事情太多，所以忽视了莫妮卡。
这是一次友好的交流。斯科特说，她其实早就知道莫妮卡了，可是她的助手工作粗心大意，没有整理好莫妮卡的资料。有趣的是，在对大陪审团作证时，斯科特否认了总统曾让她替莫妮卡找工作的说法，她仅仅承认了一点：就在她与莫妮卡通电话前一天，贝蒂·库里曾给她打来电话，贝蒂说她的一个年轻朋友不喜欢五角大楼的工作，请斯科特帮这位朋友留意一下白宫的工作机会。
几天后，6月16日，莫妮卡在斯科特办公室里见到了她。在这次面试中，斯科特对莫妮卡本人的兴趣显然超出了她对对方工作经历的兴趣。斯科特向莫妮卡询问了很多关于她与总统之间关系的问题，并且问她为什么会离开白宫。莫妮卡只好编造了一个听起来很纯洁的故事，她说，她与总统之间确实非常友好，这让白宫里的一些高官，尤其是伊芙琳·利伯曼觉得很难接受，他们认为她的举止“不合常规”。斯科特同时还对莫妮卡为什么这么急于回到白宫也表示出了极大兴趣，尤其是莫妮卡曾经反复表示，她愿意在白宫做薪水和职务更低的工作。在斯科特看来，五角大楼无论如何不能算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地方吧，至少，那里的停车位就比白宫多。
莫妮卡不希望斯科特问她这么私人的问题，尤其是那些与总统有关的问题。6月17日她在给凯瑟琳的电子邮件中写道，“我觉得很郁闷，那些问题根本就不是她应该问的……”虽然她接受了国家安全理事会两次面试，并且上了最终的甄选名单，可是，莫妮卡最终还是没能得到这份工作。她打电话向斯科特问及此事，可是斯科特却表现得非常无辜，后来，斯科特将这次谈话称为她有生以来“最晦气”的一次谈话。在电话里她告诉莫妮卡，不仅国家安全理事会的工作已经被别人抢先拿到了，而且她回到白宫的另外两个机会也已被人捷足先登。这两个职位在白宫的政治术语里称为“借调”，也就是说，将人员临时借调到白宫的某个部门，待到时机成熟，有可能会将他们转成白宫正式工作人员。
之后，莫妮卡给凯瑟琳·奥尔黛·戴维斯发了封电子邮件，她在信中表现得迷茫，思维很混乱，让人感觉她甚至有可能想不开寻短见。在信中她说，“今天我才知道，我没有得到NSC的那份工作……我觉得我应该彻底放弃了。我不知道自己该如何是好。我觉得我这个人真是麻烦，一会儿说这个，一会儿又会完全改变主意。”
凯瑟琳当然支持莫妮卡放弃这一切，重新开始的决定。两天后她回了封电子邮件，写道，“莫妮卡，你的电邮让我觉得很难过。我为你所碰到过的这些波折而伤心。我给你的意见是，你真的应该趁这个机会彻底放手，如果不这样做，你的面前就仍然会充满阴云，而且你的心情也不可能好起来……我不希望你像现在这样不开心，我真的希望你可以放开这一切。”
这次会面后，莫妮卡仍然给斯科特寄了封她自认为“装腔作势”的感谢信，可是事实上，斯科特所说的话使得莫妮卡心中疑云密布，她在想，在过去的这三个月里，总统是不是一直在骗她，莫非他从来就没有为她找过工作？安迪·布莱勒曾经对她说过谎，曾经无数次地欺骗过她。比尔·克林顿也是这样的人吗？
无论莫妮卡奔向哪里，哪里的大门似乎都重重地在她面前关上。
6月24日，莫妮卡给贝蒂·库里写了封信，她诉说了自己与斯科特那次令人失望的会面，并且表示总统不愿意见她，这令她非常痛苦。同时她向贝蒂透露，斯科特似乎在不停追问她与总统之间关系的问题，希望贝蒂重视斯科特的这一举动。莫妮卡没有在信中提起的是她对斯科特与克林顿的怀疑，同时她相信斯科特并不适合帮助自己找工作。在这封信的最后，她写道，“贝蒂，我觉得非常沮丧和难过。我特别不明白，为什么他要故意对我装聋作哑，为什么对我的遭遇没有一点反应，为什么要故意拉开与我的距离。他为什么不理我了？我根本就没做什么错事啊……我永远不会做任何伤害他的事情……我真的很迷惘，不知道该怎么办。”
6月29日，在琳达·特里普的鼓动下，莫妮卡又亲笔写了一张字条，送给总统本人，她想要说服总统见自己一面，与她一起讨论一下找工作的事情。在信中她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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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英俊先生：
我真的需要与你讨论我现在的情况，我们之间有五个多星期没有联系了……请不要对我这样残忍。我觉得自己是被利用，而且用完就被扔在一旁，我觉得我成了一个无关紧要的人。我明白你有多么辛苦，可是，我只是想跟你说说话，找一个解决的方法。最后一次，我乞求你（开始她在这里写道，“从我内心深处”，可后来又被她自己涂掉了），星斯二晚上我可以简短地与你见一面。
有一点值得注意，这封短信中，“我觉得自己是被利用，而且用完就被扔在一旁，我觉得我成了一个无关紧要的人”这几句话，是特里普加上的。
第二天，莫妮卡给贝蒂·库里打电话，贝蒂只是简单地告诉她，现在总统太忙，没法抽时间与她见面。从这一刻起，莫妮卡开始陷入疯狂，她说，“这时我真的觉得很愤怒，我已经完全不理智了，那时候的我只能像一个臭虫一样缠住贝蒂。”有一次，莫妮卡甚至在电话里对着贝蒂大哭，好在贝蒂是个非常镇定而且富有同情心的女人，她在电话里慢慢安抚了莫妮卡的情绪。更让莫妮卡感到屈辱的是，她后来才得知，在给总统写信的次日，她给贝蒂打电话，总统当时竟然就站在贝蒂身后。贝蒂安慰她说，总统会在一两天后给她打电话，可是他始终没有联系莫妮卡。
好友凯瑟琳虽然远在千里之外的东京，她还是敏感地体会到了朋友的情绪，7月2日她又给莫妮卡发来电子邮件，焦急地劝说她离开华盛顿，她写道，“莫妮卡，现在我真的为你感到担心。我还是觉得，你应该离开这个地方，至少不要再在政府部门工作了。我感觉你已经处在了危险中，你的心理状态非常不对头。我感觉你现在非常非常痛�苦……�我不能不为你担心。”
给总统写了那封短信后，莫妮卡耐心等待了两天，当她意识到总统仍然不愿意理睬她时，莫妮卡勃然大怒。7月3日，莫妮卡早上一醒来，就决定再给他写一封信，将自己的想法原原本本告诉他。这封信她写了整整三页纸，开头的称呼也不像原先那样亲热，改成了生硬的“亲爱的先生”，在信中，她批评他食言，答应为她在白宫找工作，可过了这么久都没有兑现，同时还愤怒地讲述了自己在玛莎·斯科特那里受到的冷遇。她并没有想到要威胁他，可是为了让总统重视她的来信，她还是提醒他注意，她在1996年4月离开白宫时，是众人公认的“好女孩”，同时暗示他，父母已经再三追问，不明白为什么她没办法回白宫，假如被他们逼急了，她也只好向父母承认他们的这段关系。现在莫妮卡的解释是，“我只是想让他明白，不给我帮忙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她还第一次向总统提出了另一种可能，假如她真的没办法回白宫，那么，总统至少可以帮助她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找一份工作。她回忆说，“这封信里，我确实说了一些很过分的话，但我所说的一切都是出于真心。我告诉他，他现在给我的感觉很像是我的母亲，和她一样，他也是一个鸵鸟，碰到问题时从来不肯大胆面对，而是一味地将头埋进沙子里。我还在信中说，如果他不想让我回白宫，就直接对我说实话。”最后在信中她写道，她是一个听任自己的心声做事的人，之所以还会给他写这封信，这是在给他最后一个机会，允许他补偿以前犯下的过错。
她将信放在一个大号信封里，上面写着“P先生收”，“P先生”是莫妮卡与总统之间的暗语，指的就是“总统先生”（译者注：英文里总统的第一个字母就是P）。然后她在白宫的北门，将信递给了贝�蒂·�库里。这一次总统的反应倒是很快，几个钟头后贝蒂就打电话给莫妮卡，让她在次日上午9点半到白宫来。第二天是7月4日，美国独立日，在这一天，美国各地都会放烟花、举行各种庆祝活动。
终于在她的各种手段下，与总统见面了。但很快，威利的麻烦使特里普变成了她最危险的朋友，总统正在感受到强大的威胁。1997年8月初，《新闻周刊》刊发了威利与总统性骚扰案的文章。特里普作证说，当威利走出椭圆办公室时，她“衣衫不整，脸上泛着红晕，嘴上的口红不见了。她看起来非常慌乱、快乐而且喜气洋洋。”这段话足以证明总统和威利之间确实曾经单独会面，可却与她受到总统性骚扰的说法互相矛盾。
他从办公室里走出来，冷冷地看着莫妮卡，目光从上扫到下，然后才喊她进去。正准备走进里面的书房时，贝蒂小声地对莫妮卡说了句，“记住——无论如何都不要哭。”然后她便回到秘书办公室，让总统与莫妮卡单独说一会儿话。他们坐在原先熟悉的位置上，总统坐在他的大摇椅上，莫妮卡则坐在他右边一把黑色的转椅上，接着，他用责备的语气说，“我有三件事要说给你听。第一件事，威胁美国总统是一件不合法的事情。”莫妮卡立刻愤怒地反击说，“我根本没有威胁你。”“第二，”总统根本没有理会莫妮卡的辩解，继续自顾自地说下去，莫妮卡注意到他的声音听起来很紧张，“你寄给我这样一封信。”莫妮卡第二次打断了他的话，她问他究竟有没有将这封信从头到尾读完，他回答说，他只看到第一段，就把它给扔了。他没有说他的第三点意见，而是对自己的前女友发表了一篇措辞激烈的演讲，他说他根本就不应该用那种态度跟他讲话，他说他确实曾经帮助过她，他说她根本不应该将这种极端的情绪写在纸上，他还说她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感恩。莫妮卡则反唇相讥，同样说了一长串话数落他的不是，其中问题的核心还是他没有帮自己找到工作。说着说着，她就完全忘记了贝蒂的叮嘱，流下了眼泪。
见到女孩子流泪，总统好像一下子心软了，他向她走近，然后开始拥抱她，轻抚她的头发，低声说着，“你不要哭了，好吗？”她紧紧依偎在他身旁，将头枕在他的肩上，正在缱绻之时，她却突然发现外面有一个花匠正在干活，于是她建议总统换一个地方。他们走到了浴室附近，他倚在门上，紧紧搂着莫妮卡，然后对她说，“莫妮卡，你得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控制你自己，因为你这样一闹真的会吓坏人。我了解你，可以劝你控制住情绪，可是别人碰到这种情况会怎么想？比如贝蒂，如果她现在看到你这样，你该怎么解释？”
他们开始渐渐放松了下来，轻声地说着话，他仍然用手揽着她，轻轻抚摸着她，这让莫妮卡觉得很浪漫，也让她体会到了总统对她的感情和需要。她说，“这一刻，在他的怀里，我体会到了从未有过的满足，这种感觉支撑着我走过了接下来的好几个月。他是那种可以让你感到满足、感觉安慰的男人，至少我是这样觉得的。”他不断对她甜言蜜语，赞美她的美丽，为她描绘未来的一副美好前景，还适时地向她抒情，他说，“我真的希望能有更多时间和你在一起。”莫妮卡回答说，“也许三年后就可以了，”她的潜台词是三年后，他将不再是总统，到时他就应该会有更多私人空间和时间。他的回答却并不那么令她满意，他说，“我不知道，也许三年后我会独自一个人。”接着，她开玩笑似的描绘了他们在一起的前景，说，“我觉得我们会是一对好组合，”他对此的回答是，“没错，可是你也得想想我们的年龄差距，等我到了75岁时，也许每天得有30次小便，到时候我们怎么办？”她坚定地说，“我们总会找到解决的办法。”听到这句话，他微微笑了一下。
莫妮卡谈到了他的婚姻，在此之前，这个话题几乎是他们之间的雷区，她告诉他自己的想法，“我知道这不关我的事，可是我认为你和你妻子之间存在着一种感情，这种感情也许是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了。可是另一方面我也觉得，她看起来实在太清醒、太强悍了。你是一个其实非常需要爱和关怀的人，而且绝对应该得到这些，可是她却不可能用一种纯粹的方式爱你、体贴你。我想，其实这个世界上你最爱的不是她，而是你的女儿。”
现在重新说起这次谈话，莫妮卡说，“我只是将这么久以来，自己对他的感觉说出来而已。童年时说谎的记忆，宗教带给他的罪恶感使他会感觉，他不配拥有快乐。他有过一次又一次婚外情，这使他觉得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有一种满足感，他反而因此而不安，觉得自己不配享有这一切。迪克·莫里斯（克林顿的前政治顾问）就曾经说过，总统一方面拥有
‘星期六夜晚个性’，也就是说，他会像周末锐舞派对那样，疯狂地沉溺于他的欲望；另一方面他又拥有‘星斯日上午个性’，他会在星期日早上去教堂做礼拜，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忏悔。我很同意这种说法。”
这天的见面是一次激烈的情感碰撞，让莫妮卡感觉更加困惑，在他描述了她的美好前程后，她又一次地对他寄予厚望。那天下午她见到了朋友阿希莉·雷纳斯，对她说了这次见面的事情，她还对朋友强调说，在她的心中她依然相信总统是爱着自己的。现在她才明白，其实她永远都不会明白他的话，以及他说这些话背后的原因，她说，“除了他本人，没有人真正明白他说这些话的意思。他是惟一知道事情真相的人，那就是，他从来都不会说一句实话。”其实，那些比莫妮卡·莱温斯基明智的人，他们早就已经注意到了比尔·克林顿的性格，民主党议员鲍伯·克里就曾经这样评论过，“克林顿是个异乎寻常出色的骗子，异乎寻常得出色。”
在她离开总统办公室前，莫妮卡对她谈起了凯瑟琳·威利的事情。莫妮卡一直很担心这桩事件，因为琳达·特里普前不久还告诉她，那个记者，迈克尔·伊斯科夫还在不停地窥视她，想要从她那里挖掘到更多信息。莫妮卡担心自己如果不事先警告总统，一旦这件事东窗事发，总统会对她感到失望。在此之前，她也跟特里普谈过这个问题，特里普鼓励她将此事通报总统。于是，莫妮卡对总统透露，她在五角大楼的一个同事最近被一个《新闻周刊》的记者缠住了，他在调查关于凯瑟琳·威利的事情。莫妮卡试探着说，她不想让他遇到跟琼斯
案类似的麻烦，她自己猜测，假使能给凯瑟琳·威利一份工作，也许这件事情就可以得到很圆满的解决。
总统想了一会儿，然后向莫妮卡证实，威利曾在上周找到了椭圆办公室行政主管南希·亨内奇，可是她说的情况与莫妮卡不大一样。威利当时说，迈克尔·伊斯科夫在不断追踪她，并且请亨内奇告诉她该怎么处理这件事。莫妮卡立刻判断出威利这是在说谎，因为她很清楚，早在三月间，威利就已经接受了伊斯科夫一个非正式的采访，而且还向对方提供了几个目击证人的姓名，其中就包括特里普。莫妮卡坚定地告诉总统，威利这是想两面讨好，因为她明白自己的指控并不能站得住脚，她在五角大楼的那位同事已经对《新闻周刊》的那位记者表示，威利并没有受到总统性骚扰。总统并没有向莫妮卡表明，当时他究竟有没有对威利上下其
手，只是简单地说，威利根本就不是他喜欢的那一类型，因为她的胸部那么扁平。
总统不知道的是，莫妮卡刚刚走出白宫，就将这次她与总统谈话的全过程都告诉了特里普。特里普似乎只关注一件事情，那就是总统是否知道她的名字，当她猜想总统已经知道了自己是谁，立刻显出了非常激动的神情。莫妮卡说，“现在我才知道，原来她也喜欢总统。很明显，她对他怀有一种非常秘密的感情，一方面，她想要进入我的生活，另一方面，她又嫉妒我与总统之间的亲密关系。”事实上，在向大陪审团作证时，琳达·特里普也曾厚颜无耻地声称，之所以她被赶出白宫，就是因为总统喜欢上了她，第一夫人因此大吃其醋。
就在几天后，在距离美国3000英里外的地方，莫妮卡再一次与总统相遇。他们一起参加了在马德里召开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莫妮卡是五角大楼代表团的成员之一。他们一起参加了美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晚会，在晚会上，莫妮卡不断与总统交换着会心的眼神。莫妮卡觉得很开心，这让她想起了过去与总统调情时的那段快乐时光。当她还在西班牙开会时，琳达·特里普打电话告诉她，凯瑟琳·威利的故事出现在了一个叫“德拉吉报告”的网站上，这
个网站是由马特·德拉吉做的网站，上面全是些下三滥的谣言。很明显，威利丑闻正在开始慢慢升温。之后，莫妮卡还先后随代表团出访欧洲其他国家，包括匈牙利、乌克兰和保加利亚。这次旅途结束时，她觉得自己已经累坏了，可是刚一回到家她就接到了贝蒂·库里的电话，让她去白宫见总统。
莫妮卡憧憬着这次相见，她想，既然独立日那天与总统相见，他们在一起说了那么多动情的话，而在马德里的时候，他们又进行了几次性意味浓厚的挑逗，也许现在总统与她分手的信念已经不像原先那样强烈了。7月14日，刚刚与总统见面，莫妮卡就失望地意识到，总统并不打算与她旧情复燃。她又为总统准备了一件小礼物，那是她在布达佩斯买的一个小玩意儿，一个木刻的字母B，也就是总统名字比尔的缩写，有趣的是，这个字母里面还刻着一只青蛙。在将礼物送给总统后，莫妮卡发现他对她的态度依旧很冷淡，很生疏。他们走进了附近的南希·亨内奇的办公室，莫妮卡坐在沙发上，总统则坐在椅子上，在莫妮卡的一再要求下，他才不得不坐到了莫妮卡的身边。
没有一句含情脉脉的前奏，总统直接切入正题，他问莫妮卡，独立日那天她说到的五角大楼
的同事，是不是就是琳达·特里普。莫妮卡承认正是她。于是总统告诉她，凯瑟琳·威利的律师这周曾经打电话给南希·亨内奇，他表示《新闻周刊》的记者伊斯科夫已经知道了威利与亨内奇接触的事情，并且指责白宫有意泄密。总统觉得很奇怪，因为只有四个人——他本人、亨内奇、威利和莫妮卡知道这件事，伊斯科夫是怎么弄到这条新闻线索的呢？他因此推测，肯定是莫妮卡将这件事告诉了特里普，然后特里普又把此事转告给了这名记者。莫妮卡承认了，可是她却撒谎说，当初她跟特里普说这件事时，曾经强调她是从贝蒂·库里那里听说的，而并不是总统亲口告知。总统于是若有所思地问莫妮卡，“你信任这个女人吗？”莫妮卡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同时她还特意对他说，特里普相当崇拜他，甚至还在办公桌前摆着他的照片，听到这里，他满意地点了点头。之后总统让莫妮卡尽力说服特里普再次与布鲁斯·林赛联系，与她一起讨论一下，究竟怎样妥善处理这起事件。莫妮卡向总统表示，她会尽力一试，但又强调说可能会有些难度，因为上次特里普曾经受到过林赛的羞辱，而她又是一个非常骄傲的女人，可能不大愿意再与林赛说话。
回过头来看这次谈话，莫妮卡说，“每个人都觉得这是一次意味深长的谈话，他们从中找到了无数例证，证明总统正在妨碍司法公正，他正在想方设法让我作伪证。这真是个天大的笑话。当时凯瑟�琳·�威利还根本没跟琼斯案扯上半点关系，我们并没想要影响案件审理，只不过是要避免《新闻周刊》刊登对总统不利的文章，仅此而已。”
可是，从那时起，莫妮卡已经对琳达·特里普产生了警惕，她怎么可以向伊斯科夫泄露
信息呢？当两人当面对质时，特里普承认她确实曾经与伊斯科夫谈过话，可是否认她泄露了威利打电话给亨内奇的事情。容易轻信别人的莫妮卡这次也学乖了，她并没有向特里普提起7月14日与总统谈话的内容，只是力促她再次与布鲁斯·林赛联系。
特里普听从了莫妮卡的建议，与林赛取得了联系，林赛建议特里普与克林顿的律师鲍伯·贝内特当面好好谈一谈，毕竟贝内特正在负责帮总统处理琼斯案，希望得知更多跟案情有关的细节，林赛安排好了特里普与贝内特律师见面的日期，时间定在了7月底。很明显，特里普对与贝内特见面一事感到相当紧张，因为担心自己的长相不大赏心悦目，她还特意去做了一次头发，然后见了她自己的律师科布·巴赫。最后，特里普向林赛表示，她的私人律师建议她保持中立，不要被牵扯进琼斯案，因此她不同意与贝内特见面。
莫妮卡气坏了。特里普既然为政府工作，她自然应该替总统效劳，她的职务就决定了她根本不可能是中立的。莫妮卡更不能理解的是，在伊斯科夫撰写的关于凯瑟琳·威利事件的文章中，特里普竟然出面发表了她的证词。
事实上，《新闻周刊》同样为了伊斯科夫的这篇文章提心吊胆，因此迟迟不敢刊登，直到7月底，琼斯的律师传唤凯瑟琳·威利，他们心头的一块大石头这才落地，他们认为，琼斯律师的这一举动足以证明威利与总统性骚扰案件的关联，于是，1997年8月初，这篇报道在《新闻周刊》上刊出。在这篇文章里，琳达·特里普作证说，当威利走出椭圆办公室时，她“衣衫不整，脸上泛着红晕，嘴上的口红不见了。她看起来非常慌乱、快乐而且喜气洋洋。”这段话足以证明总统和威利之间确实曾经单独会面，可却与她受到总统性骚扰的说法互相矛盾，1998年3月，在接受电视新闻节目《60分钟》采访时，威利还继续坚持她被总统性骚扰的说法，并且在节目中详细阐述了整个过程。
后来，克林顿总统否认了一切性骚扰的指控，他说，当时威利来见她时情绪很激动，因为她表示当时急需要钱，请求总统为她安排一份可以发薪水的工作，当时他们规规矩矩地坐在椭圆办公室餐厅的桌子旁边，在他们说完话后，他确实拥抱了她一下，也许还亲吻了她的额头，但是仅限于此，没有其他举动。莫妮卡觉得总统的这番解释是可信的，她说，“现在我仔细研究威利事件，觉得其中有很多疑点。无论如何我都不会相信，总统怎么可能放任她那样走出椭圆办公室？也许她的口红确实被擦掉了，毕竟喝口水口红也会掉呀，可是说什么衣衫不整，这怎么可能？完全不可能。事实上，当我们在一起时，我们一直都很注意形象。每次离开他的办公室时，我都会在桌子上留一个空的减肥可乐瓶，这可以让旁人误认为我们之间纯属朋友关系，并不是什么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莱温斯基正在帮助永远让她受到伤害的犹大朋友特里普，在《新闻周刊》刊文认为她的人格不值得信任的文章后，莱温斯基甚至帮她写了一封抗议信，“不管椭圆办公室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确有其事，知道这件事的，只可能是两位当事人。”最为讽刺的是，直到莫妮卡本人的丑闻登上了各大媒体头条，《新闻周刊》才刊登了特里普的这封抗议信。
当《新闻周刊》刊登了有关威利的报道后，鲍伯·贝内特律师指责特里普是一个“不可信任的女人”，这让特里普感到很愤怒。此外贝内特还指责说，在这一年年初，有一个人写匿名信通知琼斯的律师，他们可以在凯瑟琳·威利身上挖到更多线索，现在他已经得到证实，这个人就是特里普。
虽然特里普觉得自己的人格遭到了极大侮辱，她还是觉得很兴�奋——�她还从来没有受到这么多的注意。曾经和她打过交道的作家经纪人卢西安·戈德伯格之子乔纳表示，此时特里普已经把自己当成了一个主角，她相信在这样一部戏里，只因有了她的存在，这部戏才能得以发展下去，乔纳说，“她没有想到，伊斯科夫竟然会使她牵扯进如此大的旋涡之中，对此，特里普既兴奋，又害怕。她觉得现在全世界人都在看着她，而且她踌躇满志，相信到时莫妮卡事件曝光后，她就能再一次站在舞台中央。”
莫妮卡对特里普的所作所为并不满意，可她仍然是一个忠诚的朋友，她担心特里普会因为自己的轻率之举而丢掉五角大楼的工作。从五角大楼的内部管理备忘录中就可以看出，特里普在这里的名声简直糟糕透顶，人们公认她举止粗鲁、而且极难相处，在工作时根本没法与她合作，而她与莫妮卡共同的顶头上司，肯·培根对于她的行为也相当不满，当年白水事件发生时，特里普也一度对媒体发表过非常不合适的评论，当时他就已经警告过特里普，今后如果她再对媒体发表只言片语，就一定要在事先通知他。莫妮卡在这种充满敌视与怀疑的气氛中，仍然全心全意帮助她的朋友，她对暴怒的上司解释说，《新闻周刊》所发表的净是些不实之词，并未征得特里普的同意。她还打电话给特里普的律师巴赫，告诉他，《新闻周刊》在没有征得他委托人的同意下，随意引用了她的话，已经造成了相当恶劣的影响，并且要求他立刻替特里普发表声明。巴赫并未向特里普核实，便照办了莫妮卡的要求。
等到特里普回到五角大楼，她向莫妮卡承认，她现在非常害怕丢掉这份工作。于是她给《新闻周刊》写了封信，抗议他们错误引用了她说的话，还将这封信的草稿拿给莫妮卡看。莫妮卡建议她修改了几处地方，还帮她找到了《新闻周刊》的传真号码，这样，特里普才得以将这封抗议信直接发给杂志社的主编。这封信的基本观点与那篇新闻其实并没有太大冲突，不过其中的一句话确实点到了要害，它写道，“不管椭圆办公室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确有其事，知道这件事的，只可能是两位当事人。”（最为讽刺的是，直到莫妮卡本人的丑
闻登上了各大媒体头条，《新闻周刊》才刊登了特里普的这封抗议信。）
还有更麻烦的事情。此时特里普仍然为贝内特对她的评论感到愤怒——竟然有人质疑她的诚实！她告诉莫妮卡，如果她因为此事被炒鱿鱼，她将要写一本“透露一切事实”的书，莫妮卡回忆说，“特里普要写书的计划让我感觉不安极了。”于是莫妮卡焦急地问特里普，她会不会在书中透露她与总统的事情，特里普，这个曾经告诉伊斯科夫，总统与一个“年轻的女实习生”有染的女人，用最诚恳的声音告诉莫妮卡，“当然不会了，我永远都不会伤害你。”
莫妮卡感觉现在的自己简直是如履薄冰，她还在为自己回白宫工作的事情而焦虑，又添上了特里普要写书的问题。7月16日，就在她与总统谈论了威利丑闻后两天，她第二次与玛莎·斯科特会面，两个人谈了约摸一个小时，莫妮卡对自己的未来更有信心了，她认为斯科特已经同意将她从五角大楼“借调”过来，就在斯科特自己的办公室工作，而且日期定在了9月1日，她回忆说，“当时我觉得，虽然这并不是一个板上钉钉的工作，可也已经差不离了。我对自己说，‘我就要回来了。’”
莫妮卡的朋友凯瑟琳·奥尔黛·戴维斯，却并不像莫妮卡这样轻信别人，她预感到一场风暴即将来临，8月4日她给朋友写了封电子邮件，信中写道，“我希望一切都好，我也希望你不要太过执着于一些虚无缥缈的事情。莫妮卡，你千万不要忘记照顾好你自己，不要一心只想到别人，却忘记了你自己的需要。”
凯瑟琳的忠告显然是对的。莫妮卡·莱温斯基的故事里，失望永远是个主旋律，这次同样没有例外。8月份玛莎·斯科特就告诉她，她可能没法得到这个借调的职位，她必须等到12月份，一直要到乔迪·托克尔森离开白宫后，她才有可能顶上她的位置。莫妮卡再一次怀疑，她始终在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上。
8月16日，当她在总统的书房里与他相见时，她又一次提起了工作的事情。这一次她本来是要送给总统一份生日礼物，庆祝3天后他的51岁生日。这还是自7月24日他们短暂相见后，他们半个多月以来的第一次见面。巧得很，那次也是为了庆祝生日，7月23日是莫妮卡的生日，他送给她一枚古董帽针，还特意将帽针装在一个小巧的木盒子里，此外，他还送给她一件瓷制工艺品，这是他从挪威买回来的。也许正因为他送的礼物这样精致，才让莫妮卡感到非常为难，因为她根本不知道他想要什么样的生日礼物。有一次，她突然想起曾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上面提到总统最近曾在巴尔的摩的一家书店里买书，他特别喜欢一些绝版书或者印数很少的书籍。于是，莫妮卡立刻开车前往这家书店，她告诉店员们一个故事，说是她叔叔的熟人跟总统关系不错，他们想买一本书送给总统，却又不知道他喜欢哪一类的图书。于是善良的店员告诉莫妮卡，总统最近对一本写于1802年的彼得大帝传记很感兴趣，这本书很贵，价值125美元，可是莫妮卡还是毫不犹豫地买下了它。
当她来到白宫时，她被带到椭圆办公室，不过总统并不在那里。她走进了内室，在一块苹果派上点燃了一支生日蜡烛，因为她知道总统很喜欢吃苹果派。接着，她取出了生日礼物，除了这本书，她还带来了一张名为《忠诚》的电脑游戏光盘，一本她读大学时的心理学教科书：《痼疾与误传》。
最后总统总算赶到，可是心情并不好。他的膝盖又受伤了，而且这两天他正忙得焦头烂额。尽管如此，莫妮卡还是设法让他放松情绪，她唱起了《生日快乐》歌，看着他打开了生日礼物。遗憾的是，当他们谈到了玛莎·斯科特时，气氛一下子又紧张起来。莫妮卡指责斯科特是在有意阻拦她重返白宫，她的情绪实在太激动了，结果总统不得不打断她的话，命令她将声音放低点儿。最后，他们总算镇定下来，总统对她有言在先，他再也不想与莫妮卡有任何亲昵举动，“我不想再做这种事，我想做个正正经经的好人。”莫妮卡发现他显得很沮丧，于是她上前拥抱他，然后给了他一个亲吻——友好而又合乎礼节的吻。总统计划去马萨诸塞州的玛莎葡萄园度假，莫妮卡已经事先得知了这个安排，于是她送给他一张卡片，祝他度过一个快乐的假期，还送给他另外一本书《恋恋笔记本》，这本书里提到了《草叶集》，也就是之前总统曾经送给她的诗集，因此莫妮卡觉得这本书显得非常意味深长。她还在这张卡片中表示，希望总统可以在玛莎葡萄园度假时，给她买一件葡萄园的纪念版T恤。
9月初，莫妮卡与斯科特进行了一次电话长谈，斯科特明确告诉她，目前白宫没有任何工作适合莫妮卡来做。莫妮卡给朋友戴尔·杨亲笔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她的失落与痛苦，1995年，莫妮卡和她的母亲在一家健身水疗会所里认识了杨，此后她们之间就经常保持通信。她在信中写道，“很不幸，当我回到华盛顿时才失望地看到，斯科特办公室里那个借调的名额已经被别人顶上了。我跟她进行了一次长谈，现在我已经很清楚，至少最近我是不可能回去工作了。我只希望，我的心脏可以更加坚强，不要因为这一次又一次的打击而破碎。”戴尔·杨认为，“虽然莫妮卡经受了无数次的挫折，她仍然相信克林顿的话，期盼着他能兑现自己的承诺。她完全是在盲目地信任着他，她竟然期待他能真心实意地对待她，就像她对他一样。”
当她从玛莎·斯科特那里得知，现在她根本无法得到白宫的工作，甚至连想都最好不要想时，莫妮卡寒心极了，一直是到贝蒂·库里寄给她一个包裹后，她的心情才好了一点，这个包裹里放了一堆小玩意，其中就有一件棉T恤，总统记住了她的话，为她从玛莎葡萄园里买了这件衣服。
现在，莫妮卡相信只有贝蒂·库里还在帮助自己，于是她不断地打电话给贝蒂，央求她
转告总统，请他打电话给她，或者与她见面，再计划一下她工作的问题。每一次贝蒂都对她说着同样的话，告诉她总统实在太忙了，或者说总统现在正在开会。莫妮卡感觉自己受到了伤害和羞辱，又一次，特里普坚持让她不要放弃希望，毫无主见的莫妮卡听从了特里普的建议。可事实上，莫妮卡其实已经身心俱疲，她很想放弃这一切。她曾经给总统写了封信，但一直没有寄出，在信中她表示，“与玛莎的谈话让我感觉很失落、沮丧、伤心而又愤怒。我不得不这样去想，或者在我上一次与你见面时，你就已经知道，她根本不可能给我安排工作，或许，这才能解释你现在为什么会这样冷漠无情。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愿意我回来，我只能理解为，你根本就不像你说的那样需要我，在乎我。”
9月12日，星期五，莫妮卡知道此时第一夫人不在华盛顿，于是她打电话给贝蒂，追问她可否在总统录制完电台谈话节目后，安排她与总统见面。她甚至跑到白宫西南大门，在那里她开始反反复复地给贝蒂打电话，哀求她告诉总统，她正在等着他。在莫妮卡等了45分钟后，贝蒂告诉她：总统与女儿切尔西有约，现在不能见她。莫妮卡回忆起那屈辱的一刻，“我在门口大哭。我觉得很愤怒，很失望。我的情绪完全不受控制了。我真是一个笨蛋，我本来应该尽早离开的，那时我的行为真是丢人现眼。”
贝蒂终于答应让莫妮卡来自己的办公室，她说，“你这样闹下去，我可真是为你担心。”莫妮卡在办公室坐下后，贝蒂用她母亲般的耐心慢慢跟她解释说，总统已经尽他所能帮助莫妮卡，可是他毕竟没办法做得那么明显。贝蒂还向莫妮卡保证说，她会尽量安排他们在星期天见上一面，为了方便他们两人见面，她本人也会在当天从芝加哥赶回白宫。
星期天，莫妮卡整整一天都躲在她的卧室里，等待电话铃声响起。她陷入了疯狂，不断打电话给贝蒂，绝望地想要见上总统一面。当等待的时间一点一点过去，莫妮卡越来越神经质。母亲刚好从纽约过来看她，她对莫妮卡的精神状态产生了深深的忧虑。莫妮卡回忆说，“当时我对自己说，‘算了吧，我已经受够了，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哭得撕心裂肺，觉得自己是这样痛苦，这样无助。我就是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做，为什么他不能直接一点，对我说出事实。”
即使是在莫妮卡最痛苦的时刻，她也没有丢掉她那种与生俱来的幽默感。星期天，她还与凯瑟琳通过电话，在电话里她开玩笑说，其实她最想要做的工作，是成为总统的着装顾问。当天晚上，她盼望已久的电话终于来了，贝蒂告诉她，她已经与总统汇报过此事，总统表示，他将指示白宫办公厅副主任约翰·泼迪斯塔专门负责为莫妮卡解决工作。在得知像泼迪斯塔这样重量级的人物都开始为自己的工作操心时，莫妮卡又看到了前方的一线希望。
莫妮卡总算镇定了点，她开始慢慢回忆起最近她与总统的几次会面和谈话，结果她突然发现，几乎每次与总统说话时，他们都会不可避免地陷入争吵。莫妮卡下决心要改改自己的脾气，为了表明自己的诚意，说明她现在的心情已经变得比较开朗，她决定给总统写一封很“有趣”的信，而且有意要将这封信弄得跟官方备忘录一样。在9月30日她写下的这封信里，开头的称呼是“亲爱的英俊先生”，落款则是一个字母“M”，也就是她名字的开头字母，信件的主题她写的是“新政”。在信中莫妮卡承诺，如果他可以让她“不带一丝危机感”地前来见他，那么，她一定会“举止端庄，而且再也不会表现失控”，她保证不再惹他生气。在信末她又补充说，她相信，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惟一一位连续四次担任美国总统的男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将他的情妇卢茜·梅瑟拒之门外。
莫妮卡又沉浸在幻想中，母亲却为了女儿而担惊受怕，近两年来，她一直看着女儿在这种痴狂中不能自拔，看着女儿的情绪时起时落，现在，她已经完全不知道该怎样帮助女儿打开心结，彻底放弃总统。陷入困境中的玛西娅不得不打电话给住在纽约的朋友戴尔·杨，请她给自己一点建议。戴尔·杨告诉了一招釜底抽薪的办法，她认为现在最直接的办法莫过于找到总统的秘书贝蒂·库里，互相以母亲的身份进行对话。如果她能说服贝蒂同意，不再帮助莫妮卡与总统之间取得联系，也许可以最有效地割断莫妮卡的一切希望——她们都相信，现在希望对于莫妮卡来说无异于是毒药，因为正是希望点燃了她的梦想，可是一旦希望落空，她注定会从虚无缥缈的云端跌下来，到时候她会伤得更深。玛西娅反复考虑了这个办法，可是她最终还是没办法鼓起勇气，拨通贝蒂的电话。
莫妮卡的朋友也在为她担心。凯瑟琳回忆说，“和她与安迪·布莱勒之间的那段情史不同，她与总统之间的关系已经令她变得疯狂，所以她根本没法回到现实中去，没法继续过正常人的生活。这件事真的让我觉得很担心、很困惑，甚至让我非常害怕，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服她。我明白，只有她彻底离开华盛顿才有可能恢复正常，所以我不停地劝她走——显而易见，这些话对她一点作用都没有。”阿希莉·雷纳斯是莫妮卡在华盛顿惟一真正的朋友，她也在写给男朋友的电子邮件中，表达了同样的忧虑与不安，她写道，“很高兴，这个月我跟莫妮卡之间都没怎么联系，因为她告诉我，现在她的心里很乱。她说这句话的神态真是让我害怕极了。”
连一贯非常镇定自若的总统秘书，也对莫妮卡的言行举止感到很惊骇。原先贝蒂一直对莫妮卡持同情态度，觉得她是个很单纯的姑娘，别人是在“恶意中伤”她，可是现在，因为莫妮卡无休止的眼泪、愤怒的话语和一刻不停的电话，她开始觉得莫妮卡确实是个“不受欢迎的人”。作为一个本性善良的人，当她建议总统不要再做任何努力，千万别让莫妮卡回到白宫时，她的内心确实充满了愧疚，可是总统却坚持说，他们一定要把这个忙帮到底。在贝蒂对大陪审团的证词中她就提到，总统此时不顾莫妮卡的疯狂，仍然坚持要她与玛莎·斯科
特继续替莫妮卡找一份工作。事实上，当他收到莫妮卡那份主题为“新政”的信件后，他就打电话给莫妮卡，答应他会与白宫办公厅主任埃斯金·鲍尔斯谈一下，争取将她尽快弄回白宫。
现在，莫妮卡在听到了这么多的承诺后，重返白宫的决心再一次被重新点燃，其实，她之所以这么坚决，一方面确实有她对事业上的考虑和追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她在赌一口气，她想证明给别人看：在被人不光彩地从白宫赶走后，她还可以回到这里，重新开始。当然，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她对总统的痴情，她说，“我仍然怀着一线希望，认为我们的关系可以回复正常，重新来过。而且你们要记住一点，他对我一直显得非常深情，满怀爱意。与此同时我还有种被人逼上梁山的感觉：我需要白宫的工作，我觉得在经过了这么多折磨和劫难后，我没有理由还要放弃，我应该拥有这份工作。”
在经历了那么多次挫败后，确实，莫妮卡对总统与其他人的许诺已经不像以往那般轻信。虽然贝蒂告诉她，白宫办公厅副主任约翰·泼迪斯塔已经全权负责她工作的事情，可是她并未接到过泼迪斯塔的一个电话。她有一种感觉，白宫里已经形成了一个秘密的小集团，其中大部分应该都是与总统过从甚密的女人，她们这帮人都是在白宫工作多年的资深人士，能量极大，正在尽全力阻止她回来。她不断地听说白宫招聘的消息，而且需要的都是较低级别的文员，她相信自己肯定能胜任这些职位，可是，每次等她与贝蒂联系，贝蒂都告诉她，这些职位都已经被人捷足先登。莫妮卡再次对总统的承诺和信用产生了怀疑，她说，“如果他不准备帮我回白宫，他就应该明确地告诉我，就说他没办法好了。可是他没有，他就这样让我抱着虚幻的希望，一直空等下去，月复一月。”
这一次，莫妮卡真的是误会了总统：克林顿确实向白宫办公厅的正副主任，也就是埃斯金·鲍尔斯和约翰·泼迪斯塔两人都交待了帮莫妮卡找工作的事情。可是为了不让事情败露，他一直是让贝蒂负责与办公厅的这两位负责人联系。结果，鲍尔斯和泼迪斯塔都以为，他们这是在帮助贝蒂的一个年轻朋友找工作，而没有想到这个女孩还会与总统有什么关系，因此都没有把这件事当成头等大事来办。
在这种绝望的时刻，莫妮卡不得不再次寻求朋友琳达·特里普的帮助与建议。可是她没有想到，她的这位朋友态度竟然发生了180度的转变。从10月份开始，特里普对莫妮卡似乎就开始满怀敌意，而且一见到她就会与她吵架。她曾经鼓励莫妮卡一定要回到白宫，可现在却对她说，她再也不应该回白宫，她应该彻底离开华盛顿，总统肯定有办法在其他地方帮她找到工作。莫妮卡一度认为，特里普是一个她可以信任的朋友，她不明白这位好友的态度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剧烈的转变，她为此很受打击。
10月6日早上，莫妮卡照常在五角大楼上班，那天特里普不需要上班，她从家里给莫妮卡打来电话，向她报告了一个极度惊人的消息。特里普说，前一天晚上她跟她的朋友，国家安全顾问特别助理凯特·弗里德里奇说过话，弗里德里奇说，她曾经听说过关于莫妮卡·莱温斯基的谣言，而且她还听别人说，这个女孩的名字已经被列上了永久黑名单，这意味着她根本不可能再回到白宫工作。莫妮卡现在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弗里德里奇能给她的最好的建议是，“离开这个城市”。
莫妮卡彻底崩溃了。坐在办公桌前，她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泪水，只能坐在椅子上瑟瑟发抖，她觉得再这样下去会被同事和上司注意到，于是她强打精神请了个假，然后跌跌撞撞地冲回家中。她回忆说，“那是我生命中最痛苦的一天。”特里普的电话摧毁了她，但也促使她痛下决心，她决定离开这里，去纽约开始新生活。
在这一天，她与特里普通过几次电话，两人共同揣摩着弗里德里奇那段话中透露出来的信息。特里普是一个多么完美的谎言家！事实上，她所说的那段弗里德里奇的话几乎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10月5日晚上她倒确实是跟弗里德里奇说过话，但她们谈话的内容跟莫妮卡一点
关系都没有。后来在对大陪审团作证时，弗里德里奇发誓说，她从未在跟特里普说过任何与莫妮卡·莱温斯基有关的话题。
特里普正在编织着一个诱捕莫妮卡的大网，而这个完美的谎言正是大网中的一条线。事实上，特里普处心积虑想要猎捕莫妮卡，而她的根本目的并不在她这个头脑简单的朋友，而是总统本人。她已经与《新闻周刊》的记者迈克尔·伊斯科夫，以及出版经纪人戈德伯格母子，在乔纳·戈德伯格华盛顿的寓所里讨论过数次她的出书大计。现在，她对莫妮卡抛出了一个谎言，目的是要试探莫妮卡，希望这个故事将因此变得更有戏剧性、更有卖点。
自从8月份特里普向莫妮卡透露，她准备写一本书，书中将谈到克林顿与女人的风流韵事开始，她就已经开始收紧了这张大网。9月份，她开始联系卢西安·戈德伯格，她对这个出版经纪人表明了自己的疑虑，她说，因为她已经在凯瑟琳·威利丑闻中发表了言论，现在，她很有可能会被卷入琼斯案，在案件中作证人。由于总统律师鲍伯·贝内特到处造谣，表示她这个人的信誉有问题，因此到时候可能没人会相信她的证词，而且肯定会影响她即将出版的那本书的销量。两个人还谈起了伊斯科夫与特里普之间的联系，特里普表示，这位记者对
莫妮卡·莱温斯基的事情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不过此时，这些人都还不知道那个“年轻的实习生”叫什么名字。
特里普对戈德伯格说，现在她觉得左右为难。如果她真的要在琼斯案中出庭作证，她担心律师会问她是否知道，还有没有别的女人与总统发生过性关系。她不希望自己作伪证，可又担心自己一旦说了实话——特里普强调，她确实是一个不会说谎的女�人——�那么，她就肯定会丢掉她那份年薪8万美元的工作，而且贝内特这个小人一定又会四处诋毁她的名誉。
在戈德伯格对FBI讲述的证词中，她表示，在听说特里普说出了这些疑虑后，她建议对方录下与莫妮卡·莱温斯基之间的谈话内容，这样，她就可以拿到证据证明自己没有说谎（特里普则否认了卢西安曾给自己这种建议）。特里普花了100美元买了一部录音机，开始了她秘密而且不合法的电话录音，因为在特里普所定居的马兰里州，私自录音是违法的。
1997年10月3日，特里普开始秘密录下她与莫妮卡之间在电话里的谈话。卢西安·戈德伯格和特里普都辩称，她这样做并不是为了给她那本书提供素材，换句话说，她并不是想要当一个奸细，而仅仅是为了出事后自保，证明她本人的清白与诚实。可是特里普没有解释一点，为什么她会制造种种陷阱和谎言，迫使莫妮卡在电话中说出一些不该说的话。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假如特里普说的真是实话，她之所以要录下与莫妮卡之间的谈话内容，只是为了在琼斯案作证人时，提供强有力的物证，那么，她就只能是在自己的证词受到克林顿律师质疑时，方可使用这些录音证据。简单地来说，这些录音材料只能在法庭上播放，而不能使用在其他任何场合。
特里普显然并没有对这些录音材料保密，事实上，就在她第一次录音后几个小时，她就将录音带播放给卢西安·戈德伯格听。比方说，10月5日星期日，在电话里，她与莫妮卡开玩笑，谈到了总统可能会吸毒，这些谈话内容显然与琼斯案并无任何关系，特里普将这段对话告诉戈德伯格时，戈德伯格表现得极其兴奋，认为又抓到了一条爆炸性的新闻。可是事实上特里普并未表明，这些话是她与莫妮卡之间在开玩笑，她描述的口气，就好像是莫妮卡向她透露了一个关于总统的秘密那样，这显然是一种误导，让人不由自主地误以为总统确有吸毒一事。夸夸其谈，将想象与事实混为一谈，这已经成为了特里普的一种本能，她不仅仅在与戈德伯格和伊斯科夫的谈话中表现出了这种倾向，而且，就连后来接受FBI和独立检察官问话时，也同样是如此。
特里普曾经向莫妮卡承诺，就算她真的要写一本“说出一切事实”的书，讲述总统与所有女人或大或小的恋情，她也不会在书中泄露一星半点关于莫妮卡的隐私，可是，这显然是个天大的谎言。9月份，在与特里普见面时，卢西安·戈德伯格基于一些个人原因，也录下了她与特里普之间的谈话，在这次谈话中，特里普兴奋地说，她要写下总统与“我的一个年轻朋友”之间发生的感情故事，记录下他们之间的“约会日期、约会次数和电话中曾经谈到的细节”，同时她向戈德伯格拍胸脯保证说，“这个故事肯定会非常非常引人注目，它绝对会让其他那些小事（比如凯瑟琳·威利丑闻）显得无足轻重、苍白无力。”听到了这番话，戈德伯格也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她建议特里普可以与伊斯科夫好好策划一下这件事，先由伊斯科夫在《新闻周刊》上发表一篇关于莫妮卡的报道，在引起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后，她们正好趁热打铁，隆重推出特里普的这本书。戈德伯格与特里普之间的谈话录音，足以推翻特里普面对大陪审团时所说的证词，在对大陪审团作证时，特里普否认她意欲“在书中透露莫妮卡的故事”。
有一点值得注意，特里普没有录下她与弗里德里奇之间的谈话，同样，当她打电话给莫妮卡，对她假传弗里德里奇透露的信息时，她也没有将谈话的内容录下来。这显然是因为害怕一旦录音，会在日后给她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揭穿她的谎言。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特里普与莱温斯基之间又进行了更多、更详细的谈话，对于这些谈话，她则悉数录下来，并按日期进行了仔细整理。
最初几天，特里普只录下了一些她与莫妮卡无关紧要的谈话，很快她就不满于此，希望刺激莫妮卡说出更加详细、更加有轰动效应的话。就在她10月6日，她开始录音三天后，在乔纳·戈德伯格位于华盛顿的住所里，她与伊斯科夫和戈德伯格母子又进行了一次会谈。在来这里会谈时，她还带了两卷与莫妮卡谈话的录音带，准备播放给伊斯科夫听。这个日期值得好好推敲一下，因为就在同一天，她打电话告诉莫妮卡说，莫妮卡已经列入了白宫的永久黑名单。
很明显，无论是特里普本人，还是伊斯科夫与戈德伯格母子，他们都极其重视此次会谈，卢西安·戈德伯格甚至特意从纽约飞到华盛顿，就是为了参加这次会议。而伊斯科夫则承认说，在这次开会前，他就曾与特里普谈过关于莫妮卡的事情。这个细节非常重要，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可靠的证据，证明特里普非常清楚伊斯科夫在写作关于莫妮卡的新闻报道时，究竟需要哪方面的材料，正是基于这种原因，她才会向莫妮卡透露那条她被列入黑名单的假新闻。
之前，特里普与卢西安·戈德伯格谈话时，戈德伯格曾经建议她将这个故事卖给那些小报，特里普没有同意，说这样做实在是“太掉价”了。她仍然想由《新闻周刊》刊登这个故事，认为这样才能保全她的名誉。可是伊斯科夫却再三跟她强调，单凭现在他们手头上的这些证据，稿件还无法刊登，因为《新闻周刊》这样一份有影响力的期刊绝不可能刊登一个单纯的性爱故事，这则新闻一定要跟政治沾边，比方说，可以证明总统违反了宪法或者法律，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刊登。他还举出了琼斯案的例子，详细跟特里普解释说，琼斯的新闻之所以会有那么多人关注，就是因为在这则新闻里，总统成了嫌疑犯。
怎样与政治沾边？这是一个问题。莫妮卡的工作成为问题的关键。假如莫妮卡得不到在白宫
的工作机会，这显然没办法毁坏总统的名声，甚至会被当作总统公正无私的例子。那么，如果总统可以在其他地方，比如纽约为莫妮卡找到一份薪水更高的职务呢？这样一来就彻底改变了整件事情的性质，而且与琼斯案有了深层次的呼应：克林顿在对女人进行了性骚扰案后，习惯于将给她们安排一份好工作，当成对她们的酬谢。琼斯的律师也可以在法庭上这样解释这两件事之间的关系：琼斯就因为拒绝了总统的性骚扰，受到了总统的报复，没能得到更好的工作；而莫妮卡·莱温斯基则正好相反，就因为她与总统有了暧昧关系，因此，她受到了总统的照顾，在事业上得到了更好的发展。
这些只是推测，但确实可以很好地解释琳达·特里普在1997年秋天的反常举动，她一向最支持莫妮卡重返白宫，并且在这件事上给她出了不少点子。可是到了这段时间，她的态度却完全变了，她开始力促莫妮卡离开华盛顿，并且要求总统在其他城市帮她找一份更好的工作。与此同时，她对莫妮卡的态度也变得非常僵硬，时冷时热。现在回过头来看，莫妮卡认为，这是因为特里普心中存有一丝不安和负罪感，这种态度的变化正是她心理发生剧变的折射。
在10月6日进行的这次秘密会谈中，特里普特意给伊斯科夫带来了两卷录音带，可是伊斯科夫害怕一旦听了录音带，他本人会涉嫌违法，因此并没有听。不过，特里普还是向他口述了录音带中的内容。当天他还要去参加一档电视节目的拍摄工作，可是在时间如此紧迫的情况下，他还是反复向特里普强调，他们要写的这个故事一定要与政治、法律沾边，而且他们必须搜集更多、更具体的证据。现在，一旦莫妮卡与总统之间的地下情曝光，每个人都会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琼斯的律师将得到有利于他们的证据；伊斯科夫将会发表震动全美国的独家新闻；戈德伯格将会有可能将这位他不支持的自由派总统赶下台；而特里�普……�特里普会得到什么东西？
一本书，当然，她会得到一本标有她大名的著作，只是，在此时这本书还根本没有动笔。我们不能不这样猜想，驱使着她不遗余力做出这种事情的，并不是什么所谓的道德感，而是更多、更复杂的情�绪——�她要报复，报复这么多年来她在学校、在家庭中所受到的轻视与侮辱；她要惩罚白宫，因为这里的人叫她骗子，而且害她的事业受挫；她要折磨莫妮卡，因为在她眼中，莫妮卡已经得到了一切，她要看着她受尽折磨。
确实，在琳达·特里普的眼中，莫妮卡·莱温斯基代表了最大的罪恶。莫妮卡很年轻、可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很招男人喜欢，同时，她还拥有那么多人的关爱，她的父母在尽全力关心着她；她的一群朋友在不断支持着她；总统，那个最有权力的人在照顾着她。这些人，他们都该睁大眼睛瞧瞧，到底是谁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9月份，在谈到特里普的这本书时，戈德伯格曾经提醒特里普注意，这本书可能会对莫妮卡产生非常恶劣的后果，她说，“这肯定会毁了她，而且你得做好准备，你肯定会失去这个朋友。”特里普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噢，我早就准备好了。我已经下决心了。”
不管特里普真实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当她按下录音机的“录音”键时，她就已经撒下了一张大网，她将要做的事，足以令总统蒙羞，也足以导致总统情人的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