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莫妮卡的自信心升到了顶点——总统又与她恢复了联系，她的减肥计划实施得很成功，她已经彻底甩掉了安迪·布莱勒留下的阴影，并且，她终于有希望回白宫工作了。她还相信自己找到了一个真正的好朋友：琳达·特里普，她认为她是一个对华盛顿的政治生态环境了如指掌的厉害角色，她将帮助自己打开白宫的大门，重新牢牢占据总统的心。当1997年的新年到来时，莫妮卡希望自己开始一段精彩的新生活。很不幸，她的乐观情绪并不能维持多久。
这确实是件很奇怪的事情。1996年12月初，当总统终于给莫妮卡打来电话时，她竟然极好地控制了自己的情绪，两人谈话的气氛少有的轻松愉快。她甚至心平气和地向他谈起了她与托马斯——那位五角大楼工作人员——之间三个月的恋情，并且告诉他，他们两人已经分手了，不过她并未提起堕胎的事情。他说，“要是当时我能在那儿就好了，我会拥抱你，让你不再难过。”她说，当时他的声音听起来非常甜蜜而又脆弱，他告诉她，他思念着她，说话时的语气就好似在这6个星期以来，他从未与她割断联系一样。
接着，莫妮卡又做了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当他邀请她去白宫时，她竟然婉言谢绝了。她告诉他，自己即将进行一场旅行，要先后去洛杉矶、波特兰和夏威夷三地，事实上，她在第二天清晨就将踏上行程。他们于是开玩笑说，到了夏威夷，莫妮卡应该寄一张明信片给他，上面会印着穿着比基尼的漂亮姑娘，而且莫妮卡得把明信片寄给贝蒂·库里，免得别人眼红将明信片偷走。他们谈了很久，当中聊着聊着，总统竟然睡着了。莫妮卡没有与总统约会，可是，她却在波特兰的行程中安排了一项额外的活动：与安迪·布莱勒相会。
她已经有一年多没见过安迪·布莱勒和他的妻子凯特了，可是他们常常在电话里说几句。这对夫妻都喜欢和莫妮卡通电话，因为可以从她那里听到不少白宫里的绯闻。她刚去白宫工作不久，就对他们说起了总统的一桩桩情史，并且念出了一长串总统绯闻女友的名字。还有一次她对凯特说，白宫里有一个工作多年的女人，别人都叫她“护膝”，这个女人与总统有一腿。这些话只是莫妮卡随口乱说，但在后来却使她处于很不利的境地。
她还给布莱勒夫妇寄过很多小礼物，这些小玩意儿大多是从白宫的礼品店里购得的，其中就有一张总统的签名照。当莫妮卡在法制办公室的通信部门工作时，她还寄给安迪·布莱勒一封感谢信的复印件，这封信由总统亲笔签名，是他写给一位议员的，而这位议员的名字也叫安迪。布莱勒很喜欢莫妮卡开的这个小玩笑，将这封信用大头针钉在他办公室的黑板上。莫妮卡的这些行为当然并不是出自什么险恶用心，如果一定要给她加个罪名，也只能说她的做法不大合适，可是当她的丑闻曝光时，这些小事情却足以成为致命伤。
当她还在安排着在波特兰的短暂行程时，布莱勒几次给她打来电话，焦急地询问她是不是确定会来，看起来在两人分手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倒是完全颠倒过了，现在，莫妮卡终于成了两人之间的主导者。除了布莱勒的请求，莫妮卡也有自己的理由，促使她要单独与他见上一面。
在接受了人工流产手术后，莫妮卡一度非常害怕与别的男人上床。她希望假如自己真的与某个男人做爱，那个人会是一个她知根知底的人，了解她、让她拥有安全感，会敏感地体察到她的反应，一旦她觉得不舒服就会立刻停止。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来到波特兰后，她又一次与布莱勒上床——这是他们之间最后一次发生关系。这一次，莫妮卡的感觉很好，她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相信今后自己可以尽情享受性爱，无需为任何生理上的恐惧而担忧了。莫妮卡带着对安�迪·�布莱勒的温暖感觉离开波特兰，她清楚地意识到了一点，布莱勒再也不可能影响和控制她的生活了。从此以后，这个人再也无法伤害她。
后来，莫妮卡还和安迪·布莱勒在电话中聊过天，他承认在这一年多来，他确实还在与别的女人约会，现在他觉得自己与凯特的婚姻已经走进了死胡同，他想离婚，然后和他的这个新女友在一起——这一切都让莫妮卡坚定了当初她对布莱勒的怀疑。布莱勒还对莫妮卡说，直到现在他才意识到莫妮卡对他有多重要，他要为之前他的所作所为道歉，现在，他认为莫妮卡是一个他非常看重的好朋友。
在经历了这一切后，莫妮卡终于恢复了一些自信，她也知道，现在或许是她看起来最好的时候。她在夏威夷将皮肤晒得黝黑，而且瘦了不少，事实上，她从未像现在这么苗条。这一点没有逃脱总统的眼睛。那年12月中旬，在白宫的圣诞舞会上，他们曾经匆匆见过一面，第二天晚上，他还在参加另外一个社交活动时，抽空跑出来给她打了个电话，在电话里他不住地赞美她，“我只是想要告诉你，你昨晚看起来真是美极了。”他还告诉她，他给她买了份圣诞礼物，那是他去新墨西哥州的爱伯克奇市时，在一家店里一眼看中的一枚帽针，他说，他想要在圣诞节前就把这份礼物送给她。
可是圣诞节的那个周末，他们终究还是没法按照事先约定的那样约会，莫妮卡确实有几分失望，好在她还可以看到总统，一次她与母亲一起看演出《胡桃夹子》，切尔西·克林顿在这场演出中有几段舞蹈表演。总统当时与妻子坐在一起，正当他准备离去时，他发现了莫妮卡，向她微笑。这种简短的碰面，以及他在她电话答录机上留下的只言片语，支撑着莫妮卡脆弱的心灵。1997年1月，在华盛顿特区肯尼迪中心举行的53届总统就职舞会上，两人又一次相逢，那一天，莫妮卡在人群中耐心地守候了五个小时，只是为了见他一眼。他终于看到了她，对她作出了“我喜欢你这件礼服”的嘴形，在这场舞会上，他始终在看着她，对她微笑。
尽管在新年里，他们之间的联系依然非常少，可莫妮卡的自信却在慢慢回升，她说，“往常当我准备去参加某些活动时，我都很难挑选合适的衣服，我常常会把衣服扔得满地都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很胖，穿什么衣服都很难看。现在，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可以穿上好看的衣服，而不必考虑我的身材了。这让我如释重负，觉得一下子好像整个人都变得无比自由。”
更让莫妮卡兴奋的是，进入1997年1月，她回到白宫的希望以及她与总统之间的关系，看
起来都在一步步好转。圣诞节前，她听说白宫里最不喜欢她的那个人，伊芙琳·利伯曼将在新年被调离白宫，前去执掌美国之声电台网。这个消息让莫妮卡认为，她重返白宫最大的障碍已经被人清除。因此，在一二月间与总统通话时，她跟他几次提起回白宫的事情，他的态度也很积极，表示他会跟总统事务主管鲍�伯·�纳什提起这件事。
她还看到了其他迹象，预示着自己心愿即将达成。圣诞节后，她去白宫看贝蒂·库里，顺便给白宫的老同事和老上司们送来了一些圣诞礼物——知道克林顿喜欢解谜，她为当时不在华盛顿的克林顿买了一套以福尔摩斯探案集为蓝本的游戏——莫妮卡跟贝蒂说起，她有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重返白宫。看起来，贝蒂完全知道这件事，她答道，“我知道，当你离开白宫时，总统跟我说过，说我们应该在大选后把你弄回来——他说你是个好孩子。”
现在，莫妮卡认为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总统和贝蒂的话给予她希望，她那位巫婆导师——琳达·特里普则在对她施展着甜蜜的催眠术，她回忆说，“特里普成了我的私人日记本，我遇到了任何事都会向她倾诉，我会毫不设防地与她探讨我的每一点想法与希望，我渐渐发现，无论去做任何事情，我都想先去取得她的支持，她紧紧控制住了我。接下来的几个月，有好几次我都打起了退堂鼓，对自己说，‘算了吧，我得到的已经够多了，不如现在见好就收。’可是特里普却会在我耳边不断地念叨，‘不行，你要继续，你应该得到更多东西。’而且她说的往往都会应验。这真是一段非常非常病态的关系。”
回过头来看她与特里普之间的关系，莫妮卡解释说，之所以她会如此信任和依赖特里普，是基于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她的堕胎事件，她年轻没有阅历，她在五角大楼工作不顺心，也没多少朋友，而且她与总统之间的联系也慢慢变少，她迫切需要一个可以倾听自己心声、为她出谋划策的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当时几乎所有关心她的人，包括她的母亲、姨妈和所有好友，都始终坚持让她离开华盛顿、离开总统，重新开始她的新生活，这种说法她可以理解，但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只有一个人在不断鼓励着她，劝说她一定不要放弃总统，这个人就是琳达·特里普。
在此之前，莫妮卡已经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会在每次总统打电话给她或是与她相见时，记录下当天的日期和细节，1997年2月，特里普不断对莫妮卡说，她现在应该重新检视这些日记，这样，她就一定可以从中找到克林顿打电话给她的规律。她甚至还鼓励莫妮卡将自己与总统之间的联系做成一个详细的数据表。现在莫妮卡才意识到，原来琳达·特里普在这件事中如此积极，是别有用心。
总统本人暧昧不清的态度，在1997年表现得最为明显，他曾经几次试图为他们之间的关系画上一个句号，却发现自己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肉体上，都无法离开莫妮卡。他的负罪感与他对她的欲望不断进行着交锋，他作为政治家与丈夫的身份，又与一个单纯的男人身份产生了尖锐的对立。2月28日，莫妮卡穿上了一件GAP牌的蓝色裙子参加了总统电台谈话节目。这件衣服是她刚刚从干洗店取回来的，如今，没有谁不知道这条裙子与总统精液的故事。
很快，莫妮卡在新年里刚刚培养的一点希望就烟消云散，她的生活里重新布满了绝望与怀疑的疑云。等了那么久，她还是没有看到回白宫工作的一丝前景，她的失落与日俱增，更让她在希望与失望中沉沉浮浮的，是一班白宫工作人员的态度，没有一个人对她说过半句实话，而是不断地搪塞她、欺骗她。母亲已经观察到了这一点，她这样形容那些人的伎俩，“莫妮卡一直信任着他们，相信他们正在想办法，为她争取重返白宫的机会。没有一个人告诉她，她根本就不可能回来。他们就是在玩弄她，或者互相之间踢着朋友，这个人叫她去找那个人，那个人又会让她去问这个人。”
这种互相推诿的策略，似乎也被总统使用得恰到好处。他会先告诉她，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结束了，然后没过几天，他又像没事人一样继续给她打电话，或者与她见面。他的这种行为也许只是无心之举，可是他确实是让莫妮卡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他们的关系并没玩完，他们的故事会有一个美好的结局。在这些日子里，凯瑟琳·奥尔黛·戴维斯一直密切关注着好友的一举一动，她早就发现，总统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会害了她痴情的朋友，她说，“我一直非常尊重克林顿，所以我才更加不明白，为什么像他这样的人还看不出，他的所作所为会彻彻底底地毁了她。他曾经试图与莫妮卡分手，我们都在私下里叫好，觉得这才是正经人应该做的事情。可是没过几天他又给她打电话，然后他们的关系又这样保持下去。他不断地吊着她的胃口，这简直是在让莫妮卡受刑，他从来没有主动对她说，‘我们之间的事情已经结束了，如果我们再打电话，你的将来就会被我葬送。’”
总统本人暧昧不清的态度，在2月份时表现得最为明显，总统曾经几次试图为他们之间的关系画上一个句号，可是他却发现自己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肉体上，都无法离开莫妮卡。他的负罪感与他对她的欲望不断进行着交锋，他作为政治家与丈夫的身份，又与一个单纯的男人身份产生了尖锐的对立。
二月初，他们曾经长时间地讨论过这段感情。开始时莫妮卡表现得很开心，她告诉他翻
看情人节那天的《华盛顿邮报》，在那里，她为她的“英俊先生”留下了一段爱的信息，这段话的开头引用了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诗句，“我借着爱的轻翼飞过园墙，因为砖石的墙垣是不能把爱情阻隔的；爱情的力量所能够做到的事，它都会冒险尝试。”
总统很欣赏莫妮卡的才情与细腻的感情，可是他还是又一次告诉她，他们应该分手，他很诚恳地说，他不想去伤害她，“你曾经被那么多男人伤得那么深，我不想像你生命中的其他那些男人那样，我不愿意去伤害你。”他的这段话让莫妮卡感到，他其实知道她在情感上有多么脆弱。可是他并没有搁断电话，事实上，谈到最后他们竟然又进行了一次电话性爱，接着他答应会再给她打电话。
情人节那天，莫妮卡与母亲在伦敦，可是她一从伦敦回来，就去了白宫找贝蒂·库里。贝蒂告诉她，上周她曾打电话找莫妮卡，从贝蒂的话中莫妮卡推测，她不在的时候总统应该找过她。后来贝蒂又给莫妮卡打电话，邀请她参加2月28日进行的总统电台谈话节目。为了参加那个节目，莫妮卡穿上了一件GAP牌的蓝色裙子，这件衣服是她刚刚从干洗店取回来的，如今，没有谁不知道这条裙子与总统精液的故事。
那天总统谈话节目中，包括莫妮卡在内，一共只来了7位嘉宾，自始至终莫妮卡只想着一件事，呆会儿总统会不会与她单独相处一会儿。当电台节目录制完毕后，客人们与总统一起合影，接着总统让她去贝蒂·库里的办公室，他有东西要给她。不幸的是，总统助理史蒂�夫·古�丁也在场，他忠心耿耿地保护着总统，不愿意让他在这些琐事上浪费一秒钟。莫妮卡从贝蒂那里得知，古丁甚至还专门起草了一份文件，要求禁止这位前白宫实习生单独与总统共处一室。可是显然贝蒂是个非常机灵的女人，她并没有理会古丁的要求，带着莫妮卡走过椭圆办公室，然后一起来到了总统的私人办公室。接着贝蒂找了个借口离开了办公室。终于，这里只剩下了总统和莫妮卡两个人。
10个月来，莫妮卡第一次与她的“英俊先生”独处。他们刚刚走进他的小书房，她就急促地要求，“快来吻我。”可是，他却比以往更加谨慎，他并没有吻她，而是小声劝她，“你需要等待，我们只能等待。耐心点，耐心点。”然后，他递给莫妮卡一个小盒子，上面装饰着金色的星星。她打开盒子，看到里面就是那枚他说要送给她的圣诞礼物——一个蓝色的玻璃帽针。气氛变得有一点尴尬，他一边说，“这是送给你的。”一边将一本书塞进她的手提袋里。可是莫妮卡想要看个究竟，她又将书从包中取出，发现那是一本惠特曼的《草叶集》。莫妮卡感动莫名，“这是我最珍视的礼物，对我来说，这本书极其重要。”酷爱诗歌的莫妮卡觉得，总统是要通过诗歌要她表达自己的感情，从这本书中，她发现了彼此之间的真爱。
带着这种浪漫而感动的情绪，他们慢慢走到了他的浴室，整间内室中最隐蔽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又开始了一次“鬼混”。将近一年来，他第一次吻了她，可是却又猛地将她推开，说，“听着，我必须要告诉你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必须非常非常小心。”
可是，他们却无法抵抗对方的身体，他们的动作愈发缠绵。像往常一样，莫妮卡为他口交，而他在口交进行到一半时，再次将她推开。莫妮卡告诉他，她想让他达到高潮，真正完成这次性爱，可他却说，“我不想彻底迷上你，也不想让你彻底迷上我。”可是莫妮卡并不愿意理睬他的理性，她轻轻告诉她，她“非常喜欢他”，然后两人紧紧相拥。最后，有史以来第一次，总统让她彻底完成了这次口交，他的一部分精液在激情中，滴在了她的那件GAP牌的蓝裙子上。对莫妮卡来说，这次做爱是他们关系中的新篇章，她相信，只要这种亲密的感情可以继续维系下去，总有一天，他们会像所有情侣一样，正常的做爱。在过去，他始终对她保持防范，起先是说他还不十分了解她，后来又借口说做这些让他感觉有罪。这一刻，在1997年2月28日，莫妮卡终于知道，他已经非常信任自己。
当晚莫妮卡出去吃饭。作为一个生活乱糟糟的女孩，她并没有仔细将这件衣服放进洗衣篮，而是随手就将它塞回到衣橱里。一直到她又想起穿这件衣服时，才注意到了裙子上的一点点污渍。她并不能确定这些污渍是否来自总统的馈赠，可是她确实跟内莎和凯瑟琳开过玩笑，说如果他是个负责任的男人，就应该为她支付这件裙子的干洗费。
很快，莫妮卡就将裙子的事情置之脑后。她又给总统寄去一条HugoBoss牌的领带，包裹中还附了一份情真意切的信，感谢他送给她的礼物。她仍然一厢情愿地相信，他们之间会有一个美好的结果，将他的谨慎与身体接触时的犹豫，看做是他作为总统本能的一种自我保护。
总统却并不是这么想的。1998年8月17日，在他透过录像机向大陪审团作证时，他说，“在那次结束后，我觉得很恶心。可是，我，我确实因为这是近一年来，我第一次与莱温斯基女士发生这种不正当关系的结束，又感到很高兴。我向自己发誓说，这种事情再也不会发生。
”可是就在3月12日，也就是他们上次在椭圆办公室相见两周后，贝蒂·库里打电话给正
在工作的莫妮卡，对她说，总统想要和她通话，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然后总统告诉她，她送的那条领带有点问题（莫妮卡相信他故意割破了这条领带，制造他们相见的机会），他明天就要去佛罗里达，问她今天是不是能过来一下。她立刻答应了，随后他将电话转给贝蒂，由她为这一天的会面做安排。
莫妮卡以为总统会谈起她工作的事情，可是在与贝蒂谈话时，贝蒂完全没有说起工作的事情，这让莫妮卡稍稍有些失望。贝蒂·库里是个在白宫里广受欢迎的工作人员，在与莫妮卡之间的关系中，渐渐扮演起了一个母亲般的角色，这通电话标志着，她开始充当起总统与莫妮卡之间的传声筒。由于莫妮卡已经不再拥有白宫通行证，而总统也不想让莫妮卡每次来访都被人记录在案，因此，贝蒂开始为他们之间的会面进行协调工作。可是莫妮卡却并不喜欢贝蒂出面，她觉得她是与总统之间的障碍，她想直接听到总统的声音。
他们的活动很快就进入了法律所不允许的阶段，斯塔尔报告以少有的文学色彩这样描述道，“一缕阳光刚好洒在了莱温斯基的脸上，而她正在一心一意地为他口交。一边享受着，总统一面赞美莱温斯基的美貌。”这段描述让很多人觉得非常可笑，可是莫妮卡却强调说，这次她与总统之间的接触相当亲密、浪漫而隐秘，更重要的是，他们第一次进行了短暂的性器官接触，斯塔尔报告则干巴巴地用一句话来概括，“没有插入。”
看起来，贝蒂不是他们之间的障碍，将莫妮卡与总统阻隔的，其实正是命运。就在他们准备约会前，以色列爆发恐怖主义事件，巴以冲突一触即发，总统对此表现出了极大关注。在得知这个消息后，他立刻发表了电视讲话，当时他系的领带是莫妮卡送给他的，这也正是后来他的服务人员巴亚尼在大陪审团面前作证时系的领带。莫妮卡与总统的约会就此取消。当晚，总统还是按照他原先的计划去了佛罗里达，并且与球手格雷格·诺曼一起打了一场高尔夫球。在梦里，莫妮卡看见了总统，这似乎是个噩梦，从梦中惊醒后她立刻打开电视，结果得知总统在打高尔夫球时不小心伤着膝盖。这是个很有趣的巧合，天生浪漫的莫妮卡相信，这个巧合证明了她与总统之间是多么心有灵犀。
莫妮卡立刻就行动起来，她为他置办了一个礼品包，里面装了一大堆小礼物。其中包括一张小卡片，上面一个小女孩正在跟�青蛙说，�“嗨，英俊先生。”还有一个磁石，做成总统印章的样子，可以贴在他的拐杖上；一块牌照，上面写着“比尔”，粘在他的轮椅上肯定不错；另外还有一对护膝，这种护膝她自己也在用。可是在莫妮卡幽默的外表下，她还是觉得自己很烦恼，因为她不知道在发生了一连串的意外后，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再次见面。
一直等到3月29日，她才一偿心愿，借口还是那条割破的领带。她不仅给他带去了一条新领带，还送给他满满一包小礼物，其中包括一本讲述电话性爱的小说《声音中的性》，一个心形的徽章，还有她在情人节那天登出的广告，她特意将这份广告用塑胶封了起来。又一次贝蒂·库里带她走进了总统的私人书房，然后找了个借口告辞，留给他们独处的空间。
一个淡淡的吻，突然就让他们之间燃起激情，不过此时他膝盖的伤还没好，必须拄着拐杖，这就使得他们之间的这次亲密接触虽然很浪漫，但还是染上了些许滑稽色彩。他们的活动很快就进入了法律所不允许的阶段，斯塔尔报告以少有的文学色彩这样描述道，“一缕阳光刚好洒在了莱温斯基的脸上，而她正在一心一意地为他口交。一边享受着，总统一面赞美莱温斯基的美貌。”这段描述让很多人觉得非常可笑，可是莫妮卡却强调说，这次她与总统之间的接触相当亲密、浪漫而隐秘，更重要的是，他们第一次进行了短暂的性器官接触，斯塔尔报告则干巴巴地用一句话来概括，“没有插入”。
事后他们一起坐在餐厅里，莫妮卡说，她对总统怀有一种“多愁善感”的情绪。她对他说她在不停地思念他，她梦想着有一天他们会成为单纯的“小比尔和小莫妮卡”，可以在阳光下手牵手散步。以她素有的感性，她告诉他，他们的关系让她心中的那个小女孩正在不断成长，令她的生命变得更加圆满。她也感觉到，自己正在为总统找回那个“曾经失落的小男孩”。现在，莫妮卡已经变得更加清醒理智，她说，“当我刚刚开始这段关系时，让我感到最不能自拔的，确实是他作为美国总统的事实。可是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这种感觉已经发生了变化。那时候我开始梦想着嫁给他，每天早上可以与他一起醒来，我甚至希望与他一起变老。现在回过头来，我不得不承认，这确实是一个相当愚蠢的白日梦。”
当总统与莫妮卡一起谈心时，他再次提起要让她谨慎行事。在莫妮卡与总统的整个恋情中，
她一直试图让他抛弃怀疑与不安全感，希望他可以全心全意地信任她，莫妮卡反复强调说，她从来没有将他们的事情告诉任何人，她会尽全力保护他。他又提醒她注意，假使有人问她与总统之间的关系，她只能简单地回答，他们是朋友。后来甚至在他们通电话时，他也开始要求她注意说话的方式，他说他相信有一个外国的大使馆正在监听他办公室的电话，不过他并没有说明到底是哪个国家的大使馆。
贝蒂适时进来，带着莫妮卡离开了这个小书房。总统拄着拐杖，一直把莫妮卡送到了贝蒂的办公室，在她离开时，他主动上前拥抱她，然后当着他秘书的面，亲吻了她的额头，似乎是要向贝蒂强调他们之间的关系其实并非情人关系，而更像是一种父女之间的关系。接着他唱起了一首经典流行歌曲《来点温柔》，当他唱到那句“她也许很疲倦”时，他突然紧紧凝望着莫妮卡的双眸。
在这次会面中，莫妮卡将自己的简历送给总统，总统则解释说，他已经布置了很多人帮助她在白宫里找一份工作，除了之前提及的总统事务主管鲍伯·纳什，还包括总统当年读书时就认识的好友、人事主管玛莎·斯科特。看来，总统的御用兵们终于开始为莫妮卡效�力——虽�然，他们的效率始终令人怀疑。
在这次见面后，莫妮卡的心情稍稍平复了一点，可是就同往常一样，没过多久她就开始了又一轮的怀疑、猜忌和抑郁。每天她都在与自己作斗争，她想立刻辞去五角大楼的这份工作，去别的地方另谋出路；可另一方面，她又不断告诫自己，她一定要耐心，一定要听从总统的安排。她确实很喜欢而且很尊重现在的上司肯·培根，可是她痛恨五角大楼的工作，每天都需要加班，而且工作相当烦琐、枯燥，每一天做的事好像都和前一天完全没有分别。尽管如此，她的工作态度依然可圈可点，这一年还拿了五角大楼杰出贡献奖。4月她出差去了亚洲，也许在很多人眼里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美差，可莫妮卡并不这么看，这次出差她几乎将所有时间都花在了打字上，晚上则是住在不知名的小旅馆里，无聊透顶。在这次“噩梦之旅”结束时，坐在回家的飞机上，莫妮卡暗下决心，假如总统的动作还是那么慢，那么她就不得不自作主张了。
4月中旬莫妮卡刚刚踏入家门，就得知了另一桩悲剧。迈克尔遇到了一次严重的车祸。一天晚上他还开着车就睡着了，结果他的车撞到了路边，然后丢到了一个水沟里。好在迈克尔的反应还算快，就在车子爆炸前几秒中，他从车子里爬了出去，奇迹般地只受了点皮外伤。向来沉着冷静的迈克尔并没有因为这起意外而受到什么影响，反而是情绪化的莫妮卡为此担惊受怕。
这件事刚刚平息，4月的一天，她正在五角大楼工作，突然接到了凯特·布莱勒的电话，她怒气冲冲，质问莫妮卡为什么会勾搭她的丈夫。莫妮卡不想在上班时接这种电话，于是匆匆将电话挂断。之后莫妮卡越想越生气，她不明白为什么安迪·布莱勒会将他们的秘密告诉他妻子，于是又打电话痛骂安迪。安迪告诉她，他现在的情人找到了凯特，并且告诉她自己已经怀上了安迪的孩子。结果夫妻俩开始了激烈的争吵，安迪一个不小心，就说出了他与莫妮卡曾发生过关系的事情，但他表示，他们上床的事仅仅发生在当年还在洛杉矶的时候，后来就一直保持着清白的朋友关系。于是莫妮卡再次打电话给凯特·布莱勒，解释说当时她之所以会和安迪上床，只是因为她那时太胖，对自己没有自信。可是谎言很快就被凯特识穿，她找到了1997年莫妮卡寄给她丈夫的情人卡，立刻就把这张卡片重新寄回给莫妮卡，与卡片一起的，还有一封她写下的愤怒而言辞激烈的信件。
几乎可以从以前安迪·布莱勒的所作所为中，推测他将会和妻子做出怎样的解释。他对妻子说，大部分的责任都不在他，而在莫妮卡。当年他们搬去波特兰时，她还是对他苦苦相逼，哀求他不要抛弃自己。他编造的这个故事无非是要保护自己，他彻底得罪莫妮卡，莫妮卡告诉他，从今往后，她再也不会跟他说一句话。直至今日，莫妮卡对于安迪·布莱勒的愤怒都没有消除，她说，“他本来应该做个堂堂正正的责任，承担起他应该负有的责任。可是他没有，他竟然还在编织一段又一段谎言。万万没有想到，他竟然是这种人。”
在这段日子里，莫妮卡将自己所遇到的一切都悉数告诉了琳达·特里普。特里普像是一个友好的朋友那样，一会儿替她生气，一会儿又对总统的行为表示恼火，可是有一点她的态度始终非常坚决，她一直鼓励莫妮卡重返白宫。当莫妮卡已经放弃了这个希望时，她却在不断鞭策莫妮卡。莫妮卡承认她本人的弱点，“有些人可以激发你去发现自己身上最优秀的特质，特里普则刚好相反，她让我发现和展现了我身上最不堪的那些东西。我竟然可以在她的指点下，变得那么肮脏、那么阴险，我为这样的自己而感到万分羞辱。”
与布莱勒之间不道德的关系曝光后，莫妮卡原本就不安而浮躁的灵魂再掀波澜。更糟糕的是，当莫妮卡每天都在思考着怎样才能回白宫时，她的朋友兼魔法导师琳达·特里普也在旁边不停地煽风点火，使她的偏执与怨恨不断升级。特里普还向莫妮卡面授机宜，为她想出了各种重返白宫，回到总统身边的计谋。莫妮卡说，“特里普非常了解我的心思和性格，她可以巧妙地挑起我的负面情绪，鼓励我向那条死胡同一路走下去，而我的母亲和朋友却恰恰相反，她们很想将我拦腰抱住，阻止我沉溺下去。琳达让我相信，我理应得到比现在更多、更好的待遇。可是现在我也明白一点，这些坏事既然是我自己做出的，我就理应承担一切后果。”
3月，特里普告诉莫妮卡，她从一个朋友那里得知，白宫国家安全理事会办公室正准备向外界公开招聘，但她不肯透露她的这个朋友叫什么名字，只是称呼她为“凯特”。莫妮卡并不知道安理会打算征召哪方面的人员，可她还是将自己的简历寄了过去，并附上了一封简短的信件，表示自己相当想去这里工作，无论分配给她何种职务，她都将乐于效劳。
就在特里普为朋友介绍工作时，特里普还在做着另外一件事，当月，她与《新闻周刊》
记者迈克尔·伊斯科夫进行了秘密会谈，他们是在当年特里普还在白宫新闻办公室工作时认识的。伊斯科夫曾经对葆拉·琼斯案投入了大量精力，这件案子的原告是曾任克林顿秘书的琼斯，1994年她向克林顿总统提起诉讼，指控他在3年前任阿肯色州州长时，曾在小石城的一家旅馆里对她实施性骚扰。克林顿否认了琼斯的所有指控，并且质疑琼斯的诉讼于法不容，声称一个公民根本就不能对一位仍然在位的总统提出诉讼。双方律师都仍在密切跟进着这起事件。
有一天，琼斯的律师在无意中告诉伊斯科夫，还有一个女孩也曾经历过与琼斯类似的遭遇。那是一个为民主党工作的义工，她声称自己在1993年11月份，当她前往椭圆办公室请总统为她安排一份工作时，被克林顿性骚扰。伊斯科夫找到了这个叫凯瑟琳·威利的女孩，并说服她同意接受他非正式的采访，威利说，当时总统对自己上下其手，并且在她不愿意的情况下强吻了她。她还表示，琳达·特里普可以为这件事作证。
伊斯科夫回忆说，在1997年3月，他向特里普调查威利被总统性骚扰的事情，特里普则表示，他思考的方向是对的，但这个民主党义工并不是问题的核心，现在她掌握了一条更重要的线索。几星期后他们又在白宫附近的一间酒吧碰头，特里普向伊斯科夫表示，她可以为他提供一个更加真实、更加惊人的故事，总统与一个女实习生之间的感情纠葛。
在华盛顿，拥有知识就等于拥有权力和力量。特里普得意洋洋，瞧，她现在竟然能将一个资深的《新闻周刊》记者玩得团团转。可是伊斯科夫却并没有被特里普的这个故事打动，在他看来，一个关于总统与性的故事无外乎是遵循这样一个老套路：琼斯案仍然让大家余兴未消时，正好威利适时冒了出来，再一次证明了总统好色的事实，一方面，它代表了总统在这方面的某些规律，另一方面它也将成为总统滥用职权的例证。同时，卢西安·戈德伯格也向特里普强调一点，如果她还希望出版她的那本书，就一定要搞到更多细节，而且这些故事最好可以与目前正热的新闻沾上点关系。所以特里普开始着手努力，希望让威利的故事见报，同时准备把自己打扮成知情人士的面目，在媒体上风光一下。
特里普也曾向莫妮卡说起过凯瑟琳·威利的故事，不过说法与对伊斯科夫的那套版本完全不同。在之前特里普与莫妮卡的谈话中，虽然她一直在鼓励莫妮卡努力追求总统，可是她确实曾经提到过，克林顿还曾经有过别的女朋友，但她反复说明，这些人都是过眼云烟，不值一提。特里普没有说出这些女朋友的名字，但她告诉莫妮卡，这些女人在克林顿的心目中分文不值，而莫妮卡不同，她知道克林顿爱着她，而且他们之间的感情注定会有好结果。特里普所说的这些女人，其中就包括凯瑟琳·威利。
3月，琳达·特里普洋洋得意地告诉莫妮卡，一个《新闻周刊》的著名记者去办公室找过自己，想请她对凯瑟琳·威利被总统性骚扰的事件提供资料。特里普说，当时她觉得很紧张，所以尽可能将总统性骚扰的事情轻描淡写，而只是证实，他们两人确实曾有过感情。这两个女人在办公室时深入讨论了这件事，夜里，特里普又打电话到莫妮卡家里。她对莫妮卡说，威利曾经打电话给她，在谈话时特里普曾经正告威利，指责她这是在说谎，她根本就没有受到总统性骚扰。威利则反击说，她并没有说谎，而是特里普记性有问题。问题的焦点在于一个细节，威利声称当她从椭圆办公室走出来时，衣冠不整，而且显得很不开心，这一点特里普肯定注意到了，她以此作为自己在受到总统骚扰后身心俱疲的证据。
几个月后，这场谈话的意义突然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莫妮卡与特里普之间开始出现裂痕，她们不断争论究竟当初是威利先打电话给特里普，还是正好相反。因为在此时特里普又编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她说是她主动与威利联系的，这一点可能会完全改变整件事的性质。因为如果是特里普在得知记者找到核实情况后，主动打电话找威利，这可能会造成两人之间串通证词。接下来的几个月，特里普反反复复修补着这个听来已经不再可信的故事，莫妮卡开始迷惑，她不知道应该相信特里普的哪种说法。
在特里普与伊斯科夫保持密切联系前，莫妮卡就已经从她的上司肯·培根那里学到了很多对付记者的方法。因此她不免有些吃惊，为什么琳达·特里普这样一个与传媒打了这么多年交道的人，会在伊斯科夫发问时口不择言。莫妮卡回忆说，“当时我想得很简单，我只是觉得特里普是不是突然犯糊涂了，所以才对那个记者说，总统确实会和别的女人纠缠不清。”
莫妮卡同时想到，特里普作为政府公务人员，理应向白宫报告曾与伊斯科夫接触这件事，这样，他们才可以对伊斯科夫采取必要而适当的行动。莫妮卡表示，她曾与白宫的几位官员报告过此事，其中包括椭圆办公室行政主管南希·亨内奇，另一个是白宫律师团中的成员布鲁斯·林赛。特里普曾经说过一大串与她相熟的政治人物名称，除了总统，也包括林赛律师，可是看起来，她与林赛之间的关系并不像她所说的那样亲近。
最后，特里普不得不向白宫报告，她先是向林赛写了一封书面报告，后又发电子邮件给他，表示她需要向他汇报一项与传媒有关的事件。可是非常不凑巧，由于之前特里普曾在福斯特事件中向大陪审团作证，她现在与整个白宫律师团都存在某种利害关系，出于避讳的需要，林赛不能与特里普见面。于是，林赛干脆就没有理睬特里普的报告，连电话都没给她打一个，这被向来多疑的特里普当成了对自己的蔑视与挑衅。加上莫妮卡这边，她的资料已经收集得差不多，特里普相信，反击的机会已经快要到了。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莫妮卡始终为她的工作和事业牵肠挂肚。4月中旬，当她结束亚洲之旅回到华盛顿后，她曾打电话对贝蒂·库里说，她想跟总统说两句话。整个周末，也就是总统平时与她联系最多的这两天，她一直在等待着总统的电话，他始终没有打来。接下来的那个周末，同样的事情发生了。莫妮卡想着，肯定是有什么事情不对头了，可是她左思右想，也没法猜出一个原因。
她只好依靠自己的力量。4月28日，她应征白宫新闻办公室的职位。他的上司肯·培根与总统助手洛里·迈克休之间关系很熟，当他得知了这件事后，他开通地赞扬了莫妮卡，夸奖她是很“聪明、充满活力，富有创造力”。莫妮卡想要联系贝蒂·库里，好让总统知道她的计划，可是琳达·特里普却劝她打消这个念头，她坚持说，总统肯定还在为她回白宫想办法，假如让他知道了，他肯定会责怪她自行其是。特里普那句口头禅，“相信我，我对他非常了解”，让莫妮卡打消了所有顾虑。在5月1日，莫妮卡接受了这个职位的面试，虽然面试进行得很顺利，可是她最终还是没有得到这个盼望已久的工作。
最后，到了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也就是4月26日，莫妮卡终于听到了总统的声音。莫妮卡急于向总统表达她的不满，抗议总统总是不给自己打电话来，这样一个小小的不满竟然遭到了总统的强烈批评，他告诉她，现在他膝盖的伤还没有痊愈，他再也不想听到她无休止的抱怨。可是就如同之前的每一次争吵一样，在挂断电话前，他们已经重归于好，而且计划好了下一次见面的方案。
5月17日，当月几乎一直不在华盛顿的总统，又给莫妮卡打来电话。这通电话实在是打得很辛苦，因为不断地有人找总统谈公事，在谈完公务后，总统又会继续拨通莫妮卡房间的电话。他说，他本来是想打电话找贝蒂·库里，让她在第二天，也就是周六来办公室，这样他们就可以在秘书的遮掩下见上一面。可是他现在根本联系不到贝蒂，所以只好与莫妮卡在电话里聊聊天儿。此时莫妮卡的面试结果已经公布，她告诉他曾经去白宫新闻办公室参加面试，可惜未能成功。总统看来确实是被莫妮卡面试的事情激怒了，他说，“为什么你不告诉贝蒂？本来我们可以设法帮你的。答应我，以后如果你听到了关于工作的事情，就让我们知道，好不好？”
莫妮卡感觉到，总统在和她谈心时有些心不在焉，他似乎变得顾虑重重。总统解释说，二三月份他们约会时，他总是担心别人会知道他们的事情。莫妮卡现在回过头来看，觉得还是很难理解，“他总是有所顾忌，这一点都不奇怪。反常的是在三月份到五月份之间，他的态度前后矛盾，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后来，总统问莫妮卡，她是不是对她妈妈说过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莫妮卡本能地撒谎说，“当然没有了，为什么你会这么问我。”为了进一步打消总统的疑虑，她还说，她母亲甚至根本不清楚莫妮卡为什么会好端端地被人调到五角大楼，她以为惟一的原因就是总统与女儿之间的友谊。
事实当然不像莫妮卡说的那样。莫妮卡的母亲、姨妈和她的朋友们，她们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知道了这件事。当她和凯瑟琳与内莎通电话时，她甚至会给她们听总统在电话答录机上的留言。莫妮卡解释说，“我并不是要向我的朋友们炫耀什么，这只不过是我已经是在说话和行事时，都将他当成了一个普通男人。我生活的这个年代，女人们都非常亲近，而且在谈论性与感情时，态度都非常开放。我认识我所有女朋友和男朋友们，总统也不会被我们排除在外。在她们看来，他就是我的男朋友，仅此而已。而且我的朋友们对我忠心耿耿，没有任何人将我的秘密泄露出去。”
总统跟莫妮卡解释说，人事主管玛莎·斯科特已经开始关注他与莫妮卡的关系，她似乎是从沃尔特·凯耶那里听说，莫妮卡与总统的关系有些不简单，而沃尔特·凯耶正好又是莫妮卡母亲的好友，曾经帮助莫妮卡取得了在白宫实习的机会。
有趣的是，后来凯耶和斯科特曾经分别在大陪审团前作证，他们都表示虽然曾经在一起谈过话，但是从来就没向对方说起过莫妮�卡——�这就使得总统上面的解释显得有些牵强。不过在1997年2月，莫妮卡的姨妈黛布拉与凯耶共进午餐时，他们确实谈到了莫妮卡。凯耶是个众所周知的大嘴巴，虽然很招人喜欢，但特别喜欢说些闲言碎语，他对黛布拉含含糊糊地说，他们家莫妮卡的名声好像不大好，很多人说她的好胜心似乎太强了。他的话让一向最喜欢莫妮卡的黛布拉一下子跳了起来，据凯耶说，黛布拉说了很多反击的话，结果一时说漏了嘴，告诉他，总统常常会在深夜给莫妮卡打电话。这句话让凯耶的心狂跳了起来，因为他确实曾经听两个纽约民主党人分别向他提起，莫妮卡与总统有一腿。
因此，或许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凯耶本来就在白宫中有很多好友，其中一位好友是白宫西翼休息室的接待员，叫黛伯拉·席夫，而且她对莫妮卡的印象很不好，曾经向伊芙琳·利伯曼投诉说莫妮卡“举止不当”，这些印象不断累积，就使凯耶得出了莫妮卡与总统关系不正常的结论。之后，这位喜欢说闲话的保险商人又把这种猜想转而告诉了自己的其他朋友。就这样，这个消息终于传到总统的耳朵里，于是他在与莫妮卡对质时，说到了凯耶的名字。
至于总统是不是记错了这些传闻，原本这些传闻不关玛莎·斯科特的事；或者他是不是仅仅想用玛莎和凯耶的名字当烟雾弹，以此来抨击莫妮卡处事不慎，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的态度，很明显，他已经知道自己的绯闻已经被泄露，而且他开始为此而担心，他将这一切的错，都迁怒到莫妮卡身上。
这是一次没有结果的谈话，尽管他们计划在下周六见面，可是莫妮卡还是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与此同时，她又对这次见面充满期待，因为在这一年里，他们虽然仅仅在私下里见过两次，但两次见面都极其热情，无论在身体还是情感上，他们都得到了非常大的满足，莫妮卡在暗自猜测，第三次见面，他们会不会进行更加亲密、更加热烈的接触？
5月24日，星期六，是他们约定相见的日子。莫妮卡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像以往几次一样，她为他带来了小礼物，一张高尔夫球游戏光盘和一件香蕉共和国牌子的休闲衬衫。她戴着一顶草帽，里面别着上次见面时他送给她的那枚帽针。她被带到了椭圆办公室，总统如同以往一样，亲自上前迎接她，然后带她走进了餐厅，在那里她将礼物送给了他。接着，他们来到了内室，莫妮卡满心期待着，他们会和以前那样“鬼混”，共同度过短暂却又激情四溢的几小时。
可是，总统却在此时抛出了那枚定时炸弹，她的直觉永远那么准确，她觉得有什么东西不对劲，果然，这一刻还是发生了。总统说，他再也无法从他们之间的关系中得到丝毫欢愉，他想和她分手。最大的障碍是他的道德感，他觉得这件事无论是对他，抑或对他的家人都是不对的，而且他相信上帝不会容忍他做出这种事情。他向莫妮卡诉说着自己内心所经受的痛苦和折磨，作为一个已婚男人，他相信自己的这段外遇将为所有人所不容。此时，他的妻子和女儿切尔西就在附近，她们在白宫游泳池里玩得正高兴，总统却在痛苦中，向莫妮卡揭露了他灵魂深处的不安与罪恶。
总统缓缓地说，他的一生其实都充满了谎言与欺骗。在他还很小时，他就对父母亲说谎，他其实明白这种谎言将会给他带来的后果，可是他却仍然不停地说着一个又一个谎言，因为他总是觉得没有人会发现他、揭穿他。1975年，在他29岁时，他与希拉里结婚，可他的这种隐秘生活还在继续。渐渐地，连他自己都觉得有一丝惊讶，他发现他不仅在不断地欺骗别人，甚至也在欺骗自己。一直到他40岁那年，他始终过得很不快乐，他的婚姻生活并不幸福，而且他痛恨他对自己、对别人的欺骗，他的宗教信仰、他的道德感，以及他的这种天性之间的矛盾，在他心中不断交锋，使他始终处于矛盾和痛苦中。他甚至考虑过与希拉里离开，彻底远离政治，可是就在他已经下定决心时，他却第四次当选阿肯色州州长。他向莫妮卡告白，“如果我可以当一个汽车加油站的小工人，过一种诚实的生活，每天都可以坦然面对镜子中的自己，那么，我也许可以更快乐。”
人到中年，克林顿觉得自己的人生一无是处，毫无方向。他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继续与希拉里在一起，因为他认为这样做对他深爱的女儿会更好。他说，从那时起他就尽量做到最好，尽可能地与希拉里维系这段感情，他甚至还保留了一本特别的日历，每天，当他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无愧于心时，他就会在上面画一个钩。
莫妮卡深深记得那个日子，1997年5月24日，星期六，被她称为“抛弃日”。她回忆说，“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当时他的心理斗争确实很激烈，能跟我说出这些秘密，可见他压抑得有多厉害，他的心里其实也很痛苦。这让我想起了自己这么多年来与发胖进行的斗争。我真的可以体会他的感受。当然，他也说了一些分手时人人都会说的话，那些赞美我的废话，无非是想让我觉得好受点。可是那次约会，我们都动了真感情，我哭了，他也哭了。”莫妮卡还记得，总统不停地对她说，他仍然需要她，他不想让她离开自己的生活，她记得总统当时说，“如果我们只是一对单纯的朋友，我就可以堂堂正正地告诉他们，让他们下地狱。你可以继续来这里，与我聊天，而不需要担心他们的闲言碎语，因为我们之间确实没什么。我真的想让你做一切你喜欢的事情。我想让你快乐。我想成为你的好朋友，我想，我肯定能在很多地方帮你的忙。”
莫妮卡把这些话当成了救命稻草，她说，“我们结束了这次谈话时，我只想记住他说的这些好话，比如他仍然需要我，他想让我做他的朋友。他想要帮助我、照顾我。”
尽管如此，莫妮卡仍然觉得她的天已经塌下来了，从未有过的绝望席卷而来。贝蒂·库里将她从内室接了出来，因为过度绝望，莫妮卡忘了向总统提及凯瑟琳·威利正准备告他的事情。贝蒂带着她走进秘书办公室，接着，这个好心的秘书问她是不是有什么不妥，莫妮卡的眼泪立刻奔涌而出。贝蒂同情地看着她说，“你就跟我一样，没什么事能藏在心里。我从你的脸上就看出了一切。”
莫妮卡在眩晕中走回了家，她为这次约会特意穿上的高跟鞋此时有如刑具一般，狠命地折磨着她的双腿。她回忆说，“我不停地哭着，绝望极了，我竟然可以安全回过家，没有撞上一辆车，这才真是奇迹。然后我躺在床上，整个周末就没有停止过流泪。我觉得自己失败透顶，而且心里很迷茫，我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回到头来我才发现，当年的我太年轻、太愚蠢，而且太容易轻信别人了。他怎么能这样残忍地玩弄我？”
就在这次分手后三天，高等法院驳回了总统声称的根据宪法规定，平民不可以起诉他的说法。
葆拉·琼斯现在成了这部戏剧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