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材高大的维农·乔丹属于那种彻头彻尾的华盛顿都市权威，一个朋友目录里有总统——包括比尔·克林顿——和其他权贵朋友的律师。从他专门定制的衬衫到言语谈吐，一切的一切都彰显着阶层和品位，即使自认时尚品位出众的莫妮卡·莱温斯基也对他印象深刻。事实上，当1997年11月5日她第一次和乔丹见面，讨论工作前景时，她认为他比总统还要令人望而生畏。

见面的一个月前，乔丹出现在莫妮卡的“雷达”范围内。10月6日这个充满宿命意味的日子里，琳达·特里普扔给她一个炸弹般的消�息——�她已经被列入了白宫的黑名单。两个女人在讨论莫妮卡去纽约工作的愿望时，特里普提到了乔丹这个名字，他是“搞定先生”，除了是Akin、Gump、Sreauss、Hauer&Feld等华盛顿法律事务所的合伙人外，还出现在无数重量级公司的董事会里。

那会儿，莫妮卡依然完全信任特里普，后者也还扮演着一个关心她、支持她的好朋友的角色。“我一生都需要你。”她告诉莫妮卡，催促她离开华盛顿，鼓励她向总统要求一个新工作，比她现在五角大楼的那份收入更高，甚至嘲笑莫妮卡6万美元年薪的目标实在太低。当莫妮卡在给总统的一张留言中谈到，她希望能得到一份级别G12或G13（低级）的政府工作时，特里普告诉她能有更好的工作。

莫妮卡希望从总统那里得到两样东西，一个道歉和一份工作。她在一次电话聊天中告诉特里普，他应该承认“他也有份搞砸了我的生活……如果我还打算再和一个已婚男人——特别是一个总统——搞上一段，那么就杀了我。”

除了信任特里普，莫妮卡听说她不可能再在白宫工作后的第一反应，就是打电话给贝蒂·库里，希望能和总统讲话。不幸的是，他当时正和以色列总统一起晚宴，不能接听电话。所以，在特里普的支持下，她给他写了一封短信。这也是她给总统一系列信中的一封，发泄着她的不快、愤怒和对他们那段关系的期望，他曾经许诺了如此之多，可是付出却如此之少。在这张纸条中，她说最近这段时间自己肯定没希望重返白宫了，因此希望能和他见一面，讨论她的工作问题。她的语调很悲伤：“英俊的先生，过去几个月来你一直在疏远我，摒弃我。我不知道原因。是因为你不再喜欢我了，还是你害怕了？”

第二天，10月7日，她把信快递出去，然后再次打电话问贝蒂她何时可以见总统。当贝蒂回答说只能和总统打一个电话时，莫妮卡非常愤怒，脱口而出：“我受够你们俩了。我不想再和你说话，你把我整整晾了一年，现在我想请你滚蛋。”贝帝非常平静地听完了这些冒犯的话，没有什么不快的表示。到了下午，她打电话给莫妮卡，表示晚上总统会给她电话，还强调说如果总统愿意见莫妮卡，无论多晚她都会到白宫安排，并且亲自把她带进白宫。

“我不清楚他是否会打来电话。”莫妮卡回忆说，“要么就打来，要么就彻底玩完。就算在感情还没有结束时，在夜晚入睡之前，我也总是无法预料他是不是会打电话给我。我一直醒着，望着钟，几次突然哭起来。太痛苦了，这不是他的错，他根本不知道我在承受多大的折磨。我终于尝到了惩罚的滋味——头脑不清醒，或者缺乏逃避感情的力量，就会陷入可怕的境地。”

幸好，这次总统的电话来了，10月10日凌晨2点30分。那么晚了，她还想不顾一切冲到白宫去见他，不过他用夜太深的理由拒绝了她。“你不可能总是顺着自己的意思来，所以别冲着我发火。”这是一段序曲，之后是他们之间最漫长最凶狠的一次争吵，就像莫妮卡说的那样，整整90分钟的“咆哮比赛”，“他太生气了，肯定气得脸都紫了。”

她一直在哭，他则冲她吼叫，完全不理会她对自己工作的抱怨，也不在乎她对白宫那段时光的怀念。更糟糕的是，他居然在吵架中说出这样的话：“如果我早知道你是这样的人，我肯定不会和你发生关系。”对莫妮卡来说，这是他说过最刺人的话，她当时觉得自己“伤心透了”。

她告诉他，当1996年4月她发现自己即将被转送五角大楼时，多么希望他能干涉一下，让她留下。不过，她说：“我不想把你卷进来，选举更为重要。如果我有什么麻烦，我都自己耐心去解决，我没有要求什么。我是一个好女孩，相信你的承诺。”她的话没缓和什么气氛，总统嗤之以鼻，重重地回击道：“如果我早知道那么麻烦，肯定一开始就打住了。”

他继续大声咆哮，那是他愤怒时的习惯。“我能想到的一切，除了你，就是你的工作。每天早上醒来，我一想到这些就心中不安。除了你和你的工作，我的生活空空如也。我拥有的一切，除了工作就是这份困扰，我和你是一起的。”莫妮卡把这段出人意料的情感表白，理解为他支持她在白宫找一份工作，虽然现在一无所获，但这并非他的过错。他们都发泄了自己的不满，重新冷静下来，谈话回到正常的轨道。在总统挂上电话之前——那时是凌晨4点——他答应会帮助她在纽约找份工作。

10月11日，周六，那天是克林顿结婚22周年。因此莫妮卡接到贝蒂要她去一趟白宫的电话时，非常惊讶。那会儿只有早上8点30，她马上推迟了和弟弟在纽约见面的计划，去见总统。9点半过一点，她到了白宫，被带进椭圆办公室。风暴过后世界恢复了平静，总统语调温和地告诉她，他挂了电话之后才意识到，其实自己根本不清楚她到底想要什么。

莫妮卡站在那里，和他隔着一张餐桌，告诉他自己想去纽约，因为她母亲生活在那里。而且水门公寓已经被出售了，她必须在10月底前搬出去。这个消息并不完全是真的，但是鉴于他为她在白宫找工作时的拖沓表现，她认为有必要撒一点小谎，这回她可不想把这又演变成一个长期计划。她还讲到需要白宫里某个人提供些工作指导，和几个可能的工作岗位——联合国，或者他朋友维农·乔丹能帮她找个私企的职位。“好主意！”总统对后一个提议更感兴趣（其实，莫妮卡在几天前和特里普的谈话中才想到这点）。

这是一次轻松的见面。莫妮卡描述自己的工作计划时，他亲切地微笑着。当她不再侃侃而谈，发现他正冲她促狭地笑着，不禁问道：“有什么好笑的？”他回答说：“没什么。只是看着你很开心，过来，我们拥抱一下。”莫妮卡的回忆略带几份忧伤：“这是我们感情生活中，人们绝不会强调的那部分，如此具有感染力，如此温柔，如此亲切。他总是这样温柔可爱，我们之间总是禁不住相互吸引，即使分手在即。”她离开前，下周将出访南美的总统要她交一份“工作意愿”，以便他回国后研究一下。

莫妮卡满怀着对她“爱人”的爱意和温暖离开了白宫。那天的晚些时候，她到了纽约，流连于跳蚤市场为他寻觅一件圣诞礼物。她知道他正在收集白宫纪念品，特意为他淘到了一件只售10美元的刻着白宫的玻璃镇纸。她的慷慨甚至压倒了预算，还为他花重金买了一个昂贵的古董雪茄架子。

整个周末她都在考虑自己的前程，发觉自己其实不想在联合国工作，那地方太像白宫了。因此，当她给总统发送“工作意愿”时，明确表示她改变主意，不想去联合国了，强调她的工作兴趣转移到了PR（公共关系），那个让她觉得“富有挑战、激情和兴趣”的领域。

太晚了。这次总统一改作风早早采取了行动，告诉贝蒂他想给莫妮卡安排类似联合国的工作。在他出访南美期间，人事部门主管约�翰·�泼迪斯塔——他曾经帮助莫妮卡申请重回白宫——向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比尔·理查德森简单地提了一下，让他给贝蒂的一个朋友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安排一份初级工作。

10月底的一个周末，莫妮卡接到一个女人的电话，要她“接听理查德森大使的电话”。她后来回忆，大使是个“开心家伙”，声音温和：“嘿，我是比尔·理查德森。我知道你想到我这里工作。”谈了几分钟后，他们约定在10月31日面谈。挂了电话，又困惑又恼怒的莫妮卡打电话给贝蒂，说她想和总统谈谈最近寻找工作中的麻烦，想知道他是不是想直接把她送到联合国去。

总统的电话真来了，这次没有歇斯底里的尖锐言辞。根据莫妮卡的描述，他们享受了一次“甜蜜的”谈话，她告诉他自己不想在联合国工作，他回答说“我希望你有所选择。比尔·理查德森真是个好人。”他还承诺会找乔丹好好聊聊，“维农不在市里，不过我会尽快和他谈谈。”

然后他们就开始交换黄色笑话——这是莱温斯基的强项——大多关于犹太人。莫妮卡说了一个：“为什么犹太人喜欢倒着放黄片？这样他们就可以看到妓女给钱了。”总统也说了一个：“当你用一个苹果和一个犹太裔美国公主干，会得到什么？一台不听你使唤的苹果电脑。”他们还为她最近发给他的那批下流E-mail而大笑不已。当他们准备挂线时，她说了一句“我爱你”，然后马上意识到这么轻松的谈话里，这句话显得太沉重了，急忙加了一句“这个傻瓜”。

直到10月30日，她和理查德森大使约好面谈前一天，她才和总统再次通话。随着这大日子临近，她越来越紧张，所以打电话给贝蒂，问总统是否能指导她面试的正确方法。他告诉她肯定能表现良好的，为了不让她过分担心，他还表示，那些相信她有背景的白宫人，会让大使对她的能量产生错误的印象。

他们结束交谈时，她问总统能否戴上她送给他的万圣节别针，他答应了。第二天，她高兴地看到总统在一次访问学校的讲演中，专门提到自己在衣服上别了个别针，来代表万圣节。一个孩子问能否送给他，不过总统拒绝了，“是我的一个朋友送给我的。”

不过，在和特里普一次奇怪的谈话后，莫妮卡面试前的紧张情绪不减反增。当她表示自己会在她的水门公寓和大使见面，特里普暴跳如雷，叫了起来：“如果你要去那酒店房间，除非我死了，他们想引你上钩。”出于保护和关心，她反复强调莫妮卡为了预防可能的危险局面，应该要求将面谈安排在酒店餐厅。

莫妮卡觉得她朋友太坚持己见了，不过没有怀疑她的动机。其实，特里普的坚持是她和迈克尔·伊斯科夫陷害莫妮卡和总统的计划的一部分。伊斯科夫安排了另外一个《新闻周刊》的记者坐在餐厅里，假装只是另一个客人，他会看到莫妮卡和理查德森坐在一起，这样就证实了特里普的猜测——总统正在滥用权限，为女友安排政府工作。

莱温斯基与比尔的“搞定先生”关于工作的见面。这个女人已为工作或者回到白宫的问题而陷入疯狂的臆想中。她正在被命运，或者一个可怕的神秘之手，推向理想的牺牲品。减肥成功的特里普，在她的衣橱里发现了那件沾有总统精液的蓝色衣服。而后来特里普甚至试图去偷这件衣服。当然，莱温斯基却认为，“这段衣服插曲是整件丑闻中最令人羞愧的事情，真是恶心。”

也就在这段时间，葆拉·琼斯的律师团收到来自一个女�人——�相信是特里普——多个匿名电话，声称他们应该传召莫妮卡和特里普。10月早些时候，琼丝律师团刚拿下两次关键判罚，声势大振，他们被授权可以质询总统，了解他和其他女人的“性关系”，还能指出任何被发现有问题的人。

莫妮卡浑然不觉这些法律进展和特里普的马基亚维利式阴谋，只是担心她只有联合国这

样惟一的工作选择。她的面试进展得相当顺利，和大使见面后几天就得到了一个在联合国美

国代表团内的低级职位。

她还是牵挂着没和维农·乔丹见上面，就给贝蒂发了张催促信，表示了自己对在联合国工作的疑虑，还想见一见克林顿的“搞定先生”。贝蒂打电话给莫妮卡，让她和乔丹的秘书联系并安排见面。莫妮卡照着办了，和乔丹的面谈约在11月5日。

没见乔丹之前，莫妮卡对总统的律师朋友所有的了解不过是他和克林顿打过许多次高尔夫，在非裔美国人族群中地位卓著，是一个出了名的“搞定先生”。直到很久以后，她才发现他一个最好的朋友正是彼得·斯特劳斯，两人已经认识了二十多年，而斯特劳斯正是她未来的继父。

对于和律师的见面，莫妮卡即使不说害怕，起码有点紧张。一开始他那严肃的眼神和沉默寡言的态度就让人望而生畏。他问她到这里找他有什么事，她再次搬出那套“香草”故事，讲述自己离开华盛顿的愿望，向他解释自己希望能重返白宫，不过几个高级官员，比如埃夫林·里贝曼并不喜欢她。“哦，她也不喜欢我，没什么好担心的。”乔丹微笑着说。这样他们大概谈了20分钟，他说道：“好吧，我们切入正题，我会帮你在纽约找个工作。”又神秘地加了一句：“你的来头很大啊。”这句话让莫妮卡觉得之前他和总统有过谈话。最后，他们约定两周后再度见面。

第二天，莫妮卡给乔丹写了张感谢信，上面写着“我知道我们的朋友对你充满信心，真令人高兴。”她对这个华盛顿律师的个人魅力可是倾倒不已，告诉凯瑟琳·奥尔黛·戴维斯“这一辈子都没遇见如此的人物”，不过乔丹明显对她不怎么感冒。事实上，他后来告诉大陪审团自己根本不记得那时和她见过面。这种遗忘，被独立检察官肯尼斯·斯塔尔归结为乔丹没有把为莫妮卡寻找工作太当回事。斯塔尔根据这个想法推导出一个结论——只有当莫妮卡卷进葆拉·琼斯案，并要签署那份书面陈述后，乔丹才真正想帮助她找工作。不过，当斯塔尔把全副精力都投入到调查乔丹在莫妮卡寻找工作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时，现实生活中，他只是她兵工厂里又一件武器，只有在她的自我臆想中才卷入了第一线。

还有许多人因为莫妮卡的工作问题而经受责问，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玛西娅·刘易斯。自从她9月搬到纽约后，就不断吹嘘着这城市的好处，怂恿莫妮卡也搬过去。所以不难理解，当10月份莫妮卡决定结束这一切，她母亲位于第五大道的公寓里肯定是欢声一片。

一旦莫妮卡下定决心去纽约，她母亲也不再需要遮遮掩掩，采取措施，不给她什么回头路。她联系纽约的朋友，看他们是否知道有什么空缺，还找到一个职业顾问马里林·乌尔曼帮着为莫妮卡寻找工作。10月初，莫妮卡和乌尔曼见了一面（她为总统买白宫镇纸的同一天），在过去的一年里，她学到了一件事，就是再也不能依赖别人的同情心了，即使是总统的。她和华盛顿的朋友，还有NBC负责五角大楼报道的记者一起讨论了在媒体全职工作的可能性。她甚至还申请了一个主持人ConnieChung身边的工作，不过她最终没得到这个岗位，因为有人早已通过内部关系霸了那个位子。

这段时间，她母亲知道莫妮卡每向前迈一步，就是离华盛顿和总统远一步，就一直不懈地鼓励她。回想那段时光，玛西娅说：“就我所知，她决定离开华盛顿就是一个胜利，这意味着她放弃了对总统不切实际的幻想，知道那段关系没有前途，只会毁灭自己。”

除了帮莫妮卡和乌尔曼搭上线，玛西娅还寻求未婚夫彼得·斯特劳斯的帮助。晚秋时节，斯特劳斯亲自找到老朋友维农·乔丹，还询问了他社交圈中其他的人物，比如著名的酒业巨头Seagram的主席埃德加·布罗夫曼。“我找了一堆我们认识的人物。”斯特劳斯回想道：“问他们‘需要一个年轻貌美、想离开白宫的小姑娘吗？’”他强调说，他的朋友乔丹每年都会给六七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安排私企的工作，不过他同时也承认，就莫妮卡这个问题，他和乔丹的私人交情、总统的影响力，都会让这律师更加出力。

其实，莫妮卡的圈子都觉得，总统的帮助都是她该得的，既然她因为和总统的关系丢掉了白宫的工作，那么在敷衍了她一年后，他该像个体面人那样给她另找一份工作。她的姨妈黛布拉评论说：“我们都觉着总统该帮她找个工作，这合情合理。所以，当他开始行动，帮她搞定问题时，我们都觉得太棒了。”这个观点也一再得到她朋友的支持，凯瑟琳·奥尔黛·戴维斯就说：“当她决定离开华盛顿，远离那一切，我非常高兴。我不觉得总统帮她寻找工作有什么大不了的；每个人找工作时都会得到点帮助。”

不仅是莫妮卡的朋友、家人希望她搬去纽约，特里普也强烈建议她应该离开华盛顿。虽然知道特里普就是泄露凯瑟琳·威利的源头，还有她突然的举止变化，这些都让莫妮卡有点不安，但是她依然相信她，依赖她。如果有先见之明，莫妮卡或许那时应该质问特里普什么是真正的友情，不过忠诚是莫妮卡最主要的性格之一，她做不出那样的事来。

特里普建议她，给白宫里的总统和贝蒂寄东西时，可以通过更便宜有效的快递公司，莫

妮卡以为这不过是友情又一次的流露。其实，特里普又一次在堆砌的笑容背后暗地使坏。她推荐的公司属于戈德伯格家族，他们后来给迈克尔·伊斯科夫提供收据及其他文件，这成为莫妮卡和总统亲密关系的铁证。

然而，一些零碎的迹象提醒着莫妮卡。她开始和特里普不断争吵，后者好像有意挑起争端，然后暴跳如雷。莫妮卡有时惊骇于她的所作所为，“这时我可以看出她是如何睚眦必报之人。”她回忆说：“因此我就拍她马屁，我担心她可能会将那个关系公之于众。我真正害怕的是，如果那事发生了，那么总统就知道我把我们的恋爱故事告诉了别人。”

莫妮卡陷入了这个痛苦的问题，脑子里开始盘算对付“最坏可能”的计划。如果特里普真的把事情曝光，莫妮卡决定自己去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一口否决特里普的说法。如果需要，她甚至会说是她自己编造了和总统的所有绯闻，去接受公众随之而来的辱骂和嘲讽。

在莫妮卡的鼓励下，这一年特里普的长期减肥计划非常成功，她的体重明显下降，可以穿上莫妮卡几件偏大的衣服了。因此，为了庆祝，莫妮卡在9月邀请特里普去她的水门公寓，从她所谓的“肥衫衣橱”里挑几件衣服。当她们打开衣橱，挑选合适的衣服，莫妮卡向朋友展示了那件现在已然臭名昭著的沾染精液的蓝色衣服。

她根本不像有些说法那样，把保存的那件衣服当作战利品或证据，只是自从2月以来她一直穿不了。莫妮卡的体重一直波动很大，当她再想套上那衣服，发现根本扣不上纽扣。她是一个不怎么在意个人整洁的年轻女孩，又必须时刻注意自己的钱包，没理由在根本不会穿的情况下马上把衣服送去洗，那是浪费金钱。不过到11月，她瘦下去了，又可以穿那件衣服了，因此决定感恩节那天穿着去旧金山参加父亲家的晚宴。莫妮卡总是担心该穿什么衣服——过去是，现在也�是——�特别是这个场合，她所有的堂姐妹都很苗条，这件GAP牌的蓝色衣服也是纤长漂亮，因此她决定送去干洗。

这时，她犯下生命中最大的一个错误，11月16日她把这件事告诉了特里普。后者知道这衣服可能会是将来一个确凿无疑的证据，拼命劝莫妮卡改变主意。特里普录下的她们的对话证明她是如此处心积虑，甚至设下圈套让莫妮卡去陷害总统。她激动地警告莫妮卡别去动那件衣服，“现在，我只想告诉你，前面还有漫长的生活道路，我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你也不知道。我希望你还是保留着那衣服，或许未来有用得着的地方。”

她还说她有个从事基因指纹方面工作的表哥，曾经告诉过她只要用一根弄湿的脱脂棉签，就能轻易地在干的精液中提取DNA样本。毫不为奇，这个所谓的“表哥”也根本不是那回事，他叫马克·福尔曼，1995年O·J·辛普森案中被指控有种族歧视的那个侦探，现在是卢西安·戈德伯格的客人。特里普不甘心失去这么重要的证据，极力劝说莫妮卡“为了自己的安全起见”，把衣服放在塑料袋里，和自己的首饰一起保存。当莫妮卡迷惑不解这么做的原因的时候，特里普说了句不祥的话：“我只是多一句嘴，脑子里面总有一种可怕的感觉。”

莫妮卡根本不打算保留这个纪念品，只想着穿这件衣服，因此没有全信。特里普改变了策略，后来两人在办公室聊天时，她再度否决了莫妮卡穿这件衣服的计划，说她觉得莫妮卡穿这件衣服显得太胖了，建议她换一件试试。这招有用多了，非常注重仪表的莫妮卡决定听从建议，把那衣服留在了衣橱里。

然后，事情还没完。就这段时间，莫妮卡和特里普有了一次很奇怪的谈话。她们在办公室里聊天时，后者突然说自己缺钱，想去卖几件旧衣服换点钱。她说有个朋友正好想买她那天穿的衣服，问莫妮卡自己能否去她的水门公寓借一件毛线衫和外套顶两天。莫妮卡就说陪她一块回去，不过特里普不答应，说自己去就行了，免得麻烦她。莫妮卡还是要陪她回去，说不习惯自己不在家的时候让别人进去，不过特里普非常坚持，还说莫妮卡这是不信任朋友的表示。最后，特里普出于自尊放弃了这个要求，困惑不已的莫妮卡也继续工作了。

只有当丑闻发生后，《新闻周刊》报道说特里普和戈德伯格有个有趣的计划，要去偷那件沾染精液的衣服来作为这段关系的证据，她才意识到特里普的隐蔽目的。毫不出奇，莫妮卡一点也不觉得这计划“好笑”：“这段衣服插曲是整件丑闻中最令人羞愧的事情，真是恶心。”

即使特里普的背叛完全公开化之后，有个谜团也一直没有揭开，甚至少人问津：她的行动在多大程度上，是受到她和以下人士的关系所驱使——右翼的戈德伯格、《新闻周刊》记者伊斯科夫，还有通过他们联系到的由富有的反克林顿组织投资的葆拉·琼斯律师团？虽然表面上，她把莫妮卡的东西录音是因为如果——仅仅是如果——她被传召担当琼丝案的一个证人的话，她自己也被鲍后·贝内特指控撒谎。

她干的可不只非法录音那么点事。给莫妮卡和大使的见面制造麻烦，快递，还有试图偷窃那件沾染精液的衣服，是否都是一个大阴谋的一部分？这些看似独立的事件正能体现葆拉·琼斯律师们的指�控——�克林顿用工作交换性服务，也符合伊斯科夫需要的“公众要素”，这些是否仅仅是一种巧合？

11月12日，总统打电话来时，特里普恰好在莫妮卡的公寓里过夜。丑闻曝光后，她再次

给出了不真实的描述，暗示这晚电话打来时她正在莫妮卡身边，听到了她朋友的说话。事实上根据莫妮卡的陈述，她睡在另一间屋子，根本听不到。

这周早些时候，莫妮卡焦急等待和乔丹的面试结果，也担心这个事情会像她的白宫工作那样吊在那里，就给总统留了消息，让他打电话给她。她的焦躁情绪也受到特里普的影响，后者老是鼓励她要不断奋力争取，搞得她又急又气。这段时间，她的情绪不断左右摇摆，既渴望离开华盛顿，又为想到以后没有机会再见总统而心痛不已，还有因为无法再在白宫工作的遗憾。

总统打电话前两天，莫妮卡给他寄了便条，想和他在老兵日（11月11日）见一面。她还加上一段恳切的言辞，希望引起他的注意。“三周前，我要你注意我最近的经历，和我保持联系，不过我现在依然只能徒劳地写着便条。我不是傻子，知道这世界正在发生的大事更重要，但是我并不认为自己在无理取闹……日子太艰难了，我努力处理如此多的事务，无人倾诉。我现在需要你，不是一个总统，而是一个男人。请你做我的朋友。”

这次的午夜长谈，总统态度和蔼。他告诉她椭圆办公室的主行政主管南希·亨内奇第二天正要处理希尔基金的财务问题，她不在的时候，莫妮卡可以来找他。他还问她是否能带点贝蒂忘记买的药过来。

期待会面的那天，正是标准的喜忧参半。不出所料，亨内奇出了白宫，没人会找麻烦了。所以莫妮卡按照安排，打电话给库里，要她安排一个合适的时间，因为她自己还要摆平五角大楼那边。库里放了她鸽子，说总统正在打高尔夫，她之前也没空和他讲这事。

莫妮卡不仅买了他要的药，还有专门对付感冒的锌片糖。这不是她第一次送他糖。一次，她送他一些“回忆胶丸”，其实是一种果冻软糖，还附了张“药方”：“吃一粒就能想起你看到我时有多么开心，再吃一粒就能想起我有多么漂亮。”类似的事还有几次。下午，她把那些药交给贝蒂，留在了白宫。然而随着时间慢慢流逝，她逐渐不耐烦起来，对贝蒂明显的搪塞也越来越愤怒。

最后，刚入夜，贝蒂打来电话，说总统因为她没有给他们安排见面而大发雷霆，让莫妮卡马上到白宫。因为这样的见面越来越需要隐蔽，莫妮卡到白宫的经历就像一部B级片里的场景。库里要莫妮卡先到白宫停车场里找到她的车，在那里等她。可是莫妮卡到那里发现车锁着，只能淋着雨，站在车边，拉下帽子盖住了脸。最后，贝蒂终于出现，带她溜进白宫，为了不被看她不顺眼的人发现，她们飞奔过走廊，冲到总统后书房时已经上气不接下气。总统的这位秘书显然不希望有人知道后书房有人，所以莫妮卡只能不开灯，在黑暗中等待。她边等待总统，边在黑暗中摸索，幼稚地以为能打开书桌抽屉，却发现锁着。上一次在这个房间，她因为放有自己送他礼物的一个包被随便扔在那里而沮丧，现在那包已经不在了。

库里没有通知总统莫妮卡在后书房，他还在椭圆办公室里工作。因此，他最后只能见她短暂一面，马上就要赶去参加为招待墨西哥总统埃内斯托·塞迪略举办的正式晚宴。她只来得及把那个古董式白宫镇纸给他，还开玩笑说口交前咀嚼ALTOID薄荷糖有不少益处，最后他离开前两人匆匆吻别。

热烈兴奋的等待，不满的愤怒，一出闹剧，这天最后以失望收场，莫妮卡非常无精打采。现在她不会再让总统在白宫安排工作了，没了这个负担，她觉着他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她这个朋友兼过去的情人。她在五角大楼里用自己的电脑给总统写了一封信，里面谈到自己的沮丧：“我不想让你认为，我没有感激你现在为我所做的一切，如果没有这一切，我可能现在就在精神病院了。但是我也被这随之而来的失望、挫败和愤怒耗空了。”然后细想他们过去匆匆的会面，她继续写道：“我需要的你所有的安慰，不过是看看我，抱抱我，或许这个要求太过分了。”

她的经验告诉她，保持亲密接触是维持他们关系的钥匙，最后她决定，与其送另一封信给总统，不如把想说的话录在磁带上给他。在磁带上她不仅表达了自己的感受，还为他设计了如何不引起怀疑来和自己约会的方法。她甚至建议某个晚上去白宫剧院看电影，那他们就可以趁黑溜出去找些乐子了。

莫妮卡录了两个版本，11月20日，她在电话中把这两个版本都放给特里普听，而特里普当然把她热恋中的朋友的每个肉麻的句子都录了下来。当特里普听她录下来的磁带时，她对于莫妮卡的嗓音记忆犹深，后来评论说“她的声音像梦露一样狐媚”，毫无疑问，总统肯定喜欢跟她进行电话性爱。就像特里普许多其他评论那样，这句点评和录音带的谈话内容无关，而是用来向别人证明莫妮卡和总统的真实关系。

第二天，周五，11月21日。清晨，莫妮卡把放有她录音卡带的包裹交给快递公司，送给库里，焦急期盼着总统的回应。想到上周的混乱情形，她催促库里把东西快点给他。莫妮卡整天都在打电话，可是总统一直没有收到她的私人录音，她每打一次电话就更加不安，还哭了起来。终于，晚上7点，他收到了邮件，不过叫贝蒂告诉她，自己太忙了，这个晚上没空见她。

不过同时，莫妮卡在和总统的一个手下巴亚利·内尔维斯交谈时，打听到总统正在和埃斯金·鲍尔斯一起看电影——除了有参谋长在场，简直就和她在录音带里设想的一模一样。愤怒气恼之下，歇斯底里的莫妮卡打电话给贝蒂，叫她别让总统打开装有录音带的包裹。她一边啜泣，一边告诉他的秘书：“我再也受不了了。”然后一下挂断电话。深夜，这位秘书出于关心，打电话过来看莫妮卡是否冷静下来了。不过她的安慰根本不能让愤怒的女人平静，莫妮卡告诉她：“明天我就告诉父母，不想再跟你们发生什么关系。我不能再忍受这一切了，感谢你对我时好时坏的那些时光。”

她的评论就像字面上那么不真实，对莫妮卡来说从未真正想过告诉父母，无论何时她都知道应该保持沉默。莫妮卡只是觉得总统在她面前占尽便宜，她只想着报复他，让他明白他们的关系如何影响了她的生活。前一个月，她在和安迪·布莱勒的一次短暂交谈中就同样谈到这个问题，她告诉他自己依然无所适从，伤痕累累。

在给贝蒂打电话的中间，她还打给特里普以寻求安慰。特里普自然录下她的每次啜泣，每句伤心话。莫妮卡后来回忆说：“这次谈话中，我在电话边的呜咽哭泣后来在全世界广播，供世人评点，这是整场噩梦中最痛苦和羞辱的一段往事。”

更晚的时候，莫妮卡又打电话给特里普，表示自己将为之前的言行向贝蒂道歉。没想到对方的反应出人意料，特里普说如果她打电话去，连白宫都会觉得她是个疯子；而且她也会为掺和到这起事件而难过。她接着给出了最后通牒：如果莫妮卡向贝蒂道歉，她将永远不再和她说话。然后狠狠地挂断电话。

莫妮卡面临着痛苦的两难境地，无论选什么都会失去一个朋友。最后，她选择了正确的道路，给贝蒂打电话。贝蒂接受了她的道歉，并且保证尽可能让即将出访范库府的总统在感恩节给她电话（最后他没打）。

摆平了贝蒂，周五，莫妮卡想去安抚特里普，她们再次打起嘴仗。重要的是，这次通过电话互相发泄的不满没有被录音，或者是录了，但卡带被毁了。最后，特里普还是决定不再和莫妮卡说话，只有答录机记录着莫妮卡疯狂发来的讯息。争吵一直持续到下周一，她们上班时用办公室E-mail继续争论。莫妮卡告诉特里普，如果她想绝交，那就请便，不过她没资格因为莫妮卡不按照她的想法去做，就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她们就此不再交谈，直到12月初。回想昔日好友的行为，莫妮卡说：“即使她在偷偷录音的时候，我都以为她挂电话只是因为脾气火爆，只是因为我没按她想的去做而生气抓狂。她想搞定事情，当木偶不听令起舞的时候，她就没辙了。”

争吵……想念……重归于好……再度争吵。莱温斯基与总统的情感游戏使她陷入到自己的陷阱中。而这样一个通俗的故事的女主角，在总统陷入另一场丑闻时，她建议他应聘一个女律师去对付琼丝的指控和证据。她觉得女人在美国公众中的影响会比男人更好。她根本没意识到，不管愿不愿意，自己马上将卷入这个不断演变的传奇故事的核心，她私人的情感戏将面对一群庞大的听众，甚至比美国公众还要庞大。

当莫妮卡跟全家到西海岸庆祝感恩节的时候，基本切断了和华盛顿的桥梁。不仅因为她和特里普交恶，她还决定拒绝联合国的工作，而且早早递交了五角大楼的辞职信。她计划在12月24日离开这座让她伤心的城市。她母亲早就计划在纽约给她找一套公寓，甚至盘算起未来的室友了。所以她的燃眉之急不是一个安身立命之处，而是她还没一份工作。在西海岸期间，她设法联系到乔丹，她辞职的消息让后者感到惊讶。他要她下周再和他打电话约一次面谈，还保证会尽力帮她在纽约找份工作。

这样的故事莫妮卡听过太多次了，到目前为止都没什么指望。11月底，就在她到英国和比利时执行五角大楼最后一项任务前，她给总统写了信，说她急着想讨论一下工作前景问题，还强调她希望在12月的第一个星期和总统碰面。从欧洲回来后，她沮丧地发现贝蒂根本没把这信笺递给总统，在她反复纠缠下，总统最后收到了信，不过回信说他不可能见她，因为按照日程安排他将和自己的律师们开会。

碰巧的是，12月5日从欧洲回国的班机上，她和国防部参谋长博布·泰勒聊了起来，当泰勒说起自己将参加白宫圣诞晚宴时，她问他：“我能否当你的舞伴？”因此，派对上，克林顿总统惊讶地在迎宾通道上发现了莫妮卡。她回想说，他在向她问好前还往后捋了捋头发，好像正在约会。他拥抱了她一下，转身问泰勒：“你在五角大楼有没有照顾好她？”他依然是如此光彩照人，和蔼可亲，不过莫妮卡就是生气，气他这个周末不能抽空见她。

这时候，她还给贝蒂打了电话。后者说她第二天——12月6日，周六——要带一批参观者去白宫走一趟，还说她会争取让总统赶在律师来之前，在清晨见她一面。

莫妮卡这晚回家后，孤独忧郁。她思绪万千，种种情感交织在一起：憧憬着原本可能发生的事情，对爱情走到末路的悲伤，担心在纽约找不到工作，还有更为沉甸甸的思索：她即将永远没机会和总统单独相处，没机会再和他像和一个男人，而非总统那样说话。

一回到自己的公寓，她决定如实告诉他自己的所思所想，开始在电脑上写信。是思考，也是后悔，她试着表达对他的感情，总结他们爱情的实质：“今天，看到你是如此悲伤，因为我为你再次抛弃了我而愤怒，我只想屋里的人统统消失，只有你拥抱着我。”

她接着说自己全心全意地爱着他，每时每刻只想着和他在一起。她记得当他送她的《草叶集》点燃了她心头的火焰，让她明白他就在自己灵魂深处，而她也能感受到他的痛楚。相比那时，现在她悲伤地发现他的生活根本不需要她了。自怨自艾中，她悲叹着他们那次凌晨2点半在电话里的争吵：“我确信，你不是第一个对我有那种感觉的人，我为那糟糕的一切说声对不起。”信的最后一句是她情感的勃发：“我知道，说声再见是多么伤感，我从来没想到会在纸上说。请保重。”

莫妮卡的精神忧郁很快就打破了，第二天她打电话给贝蒂，留言说想在西南大门和她会面，给她信件和送给总统与她的圣诞礼物，如果有可能的话再见一会儿总统。当她到了白宫，看到了玛莎·斯科特，于是马上再给贝蒂打电话。一个穿制服的值班特工告诉她会带她走一走，还透出消息：总统正和他的朋友、一个漂亮又有名的CBS电视台女记者艾黎诺·芒黛尔呆在里面。

好一个和律师的会议。用了极大工夫才克制住自己，莫妮卡说：“好吧，我晚些时候再来。”然后转身就走，满怀愤怒，难以抑制：他欺骗了她，一直还在见她心目中的主要情敌。她在旁边的酒吧里发现了公用电话，就打给贝蒂，那边一接，她立马开始了长篇咒骂，后来她承认这对贝蒂不公平：“我太过分了，说给她的那些话实在是太难听了。”

她回到水门公寓后，收到了总统秘书寄来的信笺，语调哀伤，不过她不愿意回复。那边哭泣的贝蒂请求她不要激动，哀诉说如果总统知道一切就会把她炒掉的。莫妮卡在回复中坚持要和总统说话，不过贝蒂以总统正和首席检察官见面为理由拒绝了，还说莫妮卡这个状态绝对不能和总统说话。

莫妮卡愤怒沮丧，气得发抖，决定马上飞去纽约找母亲。她立刻拎了个包，搭的士去机场，到那里才发现自己没带钱包，等她回到公寓，冷静多了，头脑也清醒了。她又决定打电话给贝蒂，要求和总统说话：“我现在冷静下来，想和他说话了。”贝蒂回电过来，把她接进总统的电话。

这次，轮到莫妮卡享受语言暴力了。长达56分钟的通话，总统就像刚才的她那么愤怒：“我这辈子，还没谁对我，像你刚才对我那么差过。除了我的家人、朋友和手下，我陪伴你的时间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你怎么能搞成这样，我见谁和你无关。”

不过，莫妮卡可根本不吃这套，她指责他和芒黛尔有一腿。他反驳说：“我根本和她没有暧昧关系，她是我的一个朋友，事实上正是我撮合了她和她现在的男友。”莫妮卡则还击说，他有一次去加利福尼亚开会时，芒黛尔跟他一直呆到早上3点40，第二天也一直跟着他。“你是否觉得，我傻到会跟一个我一直玩弄的人一起出去？DoyouthinkIwouldbestupidenoughtogorunningwithsomeone?”他问道，咄咄逼人地要她的答案：“你还需要我回答这问题吗？”

总统改变了语调：“你不该对贝蒂说那些事情，你没有权利对任何人那么说话。你要见我，然后就能因为我忙着工作而大发雷霆。”“我想见你？”莫妮卡对此嗤之以鼻：“我说了我要离开你，要去纽约，想做的只是见你一面。你却始终不给我答复，真不明白有那么难吗？”

面对她的质疑，他有些不解地回答：“我倒不明白，现在理都在你那边了。那事发生后，你告诉我，一切结束时不会给我任何麻烦。”可能是下意识作祟，早就料到的莫妮卡马上回答：“麻烦？你觉得我现在给你麻烦了？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麻烦。”

就像他们所有的争吵一样，最后总能转危为安，冷静下来，总统甚至同意让她过来看他。莫妮卡根本不需要再次邀请，下午1点就又到了白宫。她早把那封写着“英俊的，再见”的信留在家里，带上的都是送给他的圣诞礼物，包括有在纽约买的那个雪茄架，一个星巴克的“圣诞老人”咖啡杯，还有最近一次去伦敦时买的一条领带。

他们见面时的气氛，和电话战争时的完全不同。坐在摇摆椅的总统大方热情，抚摸着坐到他大腿上的莫妮卡的头发。她则光彩照人，倾诉着那封信里的伤感话语。他们天南地北无所不谈，讲到他对女性的吸引力。莫妮卡说无数女人觉得他英俊潇洒，他则不那么同意，还讲了自己减肥的故事。他说自己小时候太胖了，跑得比别人慢多了，每年复活节彩蛋比赛，等他跑到终点早就没有巧克力彩蛋了。他的体重问题一直延续到整个高中生涯。“太悲伤了。”她回想说。他成功地避开了和她讨论教育改革的问题，那是她以前为他在一份备忘录里准备的。他告诉她，自己访问范库府时给她买了一份礼物，圣诞节前会送给她，他还答应给她一个圣诞节之吻。正如他所说，圣诞节时接吻是允许的。

对莫妮卡而言，一个再次见面的许诺就是一个突破，要知道前个晚上她还觉得自己再也见不到他了。她准备离开时，总统郑重地告诉她：“我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把你晾在一边，我不会抛弃你，会给你打电话，叫你来拿圣诞礼物。”他讲的话真有意思，承认他对她的糟糕处境负有责任，还暗示他们的关系还能继续。

莫妮卡情绪复杂地离开了白宫，飞去纽约和母亲度完周末。虽然还在为总统在她工作问

题上的遮遮掩掩而隐隐作痛，但是直觉告诉她这个男人是她的心灵伙伴。就像她这时写下的一段自我思考：“对我的生活而言，我不明白为何你可以对我如此时好时坏。每当我想起你用阳光布满我内心的时候，再想到你让我整天哭泣、痛不欲生的时候，我就会恶心。”

这个下午晚些时候，克林顿总统从他的律师那里知晓，一直致力于葆拉·琼斯对他的性指控案的律师们提交了一份可能的证人名单，莫妮卡的名字就在其中。至于总统为什么要在近两周以后告诉她这点，这还是个谜。

完全不知道这些新进展的莫妮卡几天后给他寄了一张有趣的卡片，上面写着：“惟一比再次看到你更让我兴奋的是，看到你全身赤裸，一手拿着一沓彩票，另一手拿着一罐奶酪。”里面还夹着一张纸片，她说要为上次道歉，指出他们争吵的原因在于他、她和贝蒂三人之间的误解。她说她更想成为他生命中快乐而非痛苦的源泉。接着她说：“我愿拿2分钱打赌，葆拉·琼斯案和我无关。”

莫妮卡仍然想着保护她的男人，她建议他除了自己的律师鲍伯·贝内特外，还应该专门聘请一个女律师去对付琼丝的指控和证据。她觉得女人在美国公众中的影响会比男人更好。她根本没意识到，不管愿不愿意，自己马上将卷入这个不断演变的传奇故事的核心，她私人的情感戏将面对一群庞大的听众，甚至比美国公众还要庞大。